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2No．1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从翻译伦理视角探讨译者伦理职责、译员培养与翻译资格认证体系”（基金编号：SXY09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11-11-08
［作者简介］吴慧珍，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翻译研究、商务英语教学；周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翻译部，从事翻译
实践工作。
回顾与反思：国内翻译伦理十年研究（2001－2010）
吴慧珍（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上海201400）周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翻译部，上海201206）
［摘要］文章对近十年（2001－2010）国内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有关翻译伦理研究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和归类，概括了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总结了该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今后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反思。［关键词］翻译伦理；综述；反思［中图分类号］
H 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9358（2012）01-0024-051引言
伦理是在人类核心价值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成的
一系列行为规范和标准，其主要功能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个体在处理本体和他者的关系时做出恰当的抉择。翻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涉及到语言、
文化、作者、译者、原文本、译本等诸多因素，各种因素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它需要伦理学的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
为这一复杂活动的主体，
需要处理“本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应该受到一系列伦理规范的引导
和制约。在我国翻译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伦理规范在翻译行业中的重要性，纷纷将翻译伦理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2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
阶段。我国的翻译研究则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经历了语文学、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三个阶段，翻译研究一直保持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国内的翻译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然而，纵观当前的翻译研
究和翻译实践，
我国的翻译领域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解构主义背景下的翻译理论摒弃规约性，体
现出更多的描述性和宽容性，给各种不正当的翻译行为提供了保护伞；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翻译市场出
现了繁荣兴旺与杂乱无序共存的尴尬局面，翻译行业亟待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翻译伦理的研
究成了必选之项。正如皮姆所言
：“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对伦理问题的讨论。
”（Pym ，2001：129）在我国翻译领域，不论是在翻译理论方面，还是
在翻译实践方面，伦理问题已逐渐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有译介西方翻译伦理的研究成果，有针对翻译
的伦理问题展开理论探讨，
也有运用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分析翻译实践问题，少数学者还提出了构
建翻译伦理学的设想。许钧（1998）是国内最早从道德层面考察翻译活动动态过程的学者，
他在《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一文中，从翻译的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翻译实践活动的多种因
素（1998：49-54）。而吕俊是国内最早开始深入研究翻译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
为理论引入翻译学研究中，使翻译伦理学成为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内容（2001：268-281），并借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提出了翻译伦理学概念（2006：271）。此后，从伦理学视角开展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内地蔚然成风。据统计，截止2009年3月，国内一共有26篇论文对翻译伦
理问题进行了研究（骆贤凤，
2009：13-17）。尽管这些文章讨论的意图、重点不尽相同，学术含量不一，但反映出翻译伦理在中国翻译界已经成了一个热门
话题（朱志瑜，2009：5-12）。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翻译伦理研究的范围及视角又出现了新的进展和发展趋
势，因而有必要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总结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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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近十年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进展情况3．1
发展概况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 ）（2001－2010）上分别
以“翻译伦理”、“译者伦理”作为关键词和主题进行检索，对近十年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翻译伦理
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统计、归类和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些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论文数量稳中有升，尤其是最近四年论文发表数量较前几年有大幅提升（见表1）。2006年之前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10篇以下，而2007、2008、2009和2010年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分别达到16篇、
19篇、22篇和54篇（见表2）。表1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发展趋势（2001－2010
）
第二，从10年来有关翻译伦理研究的论文统计
数据来看，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针对翻译伦理问题展开理论探讨、运用翻译伦理理论研究翻译实践问题、针对译者伦理及翻译行业规范化展开论述与总结、概括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①。但同时
我们注意到，
国内学者对各个领域的关注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表3）：翻译伦理理论探讨与运用翻译伦理理论分析翻译实践方面的论文大大超过其余三个领域的论文数量，这两个领域的论文数量分别达到63篇和34篇，在所有论文中的比重分别为49．22%和26．56%。此外，这两个领域的论文数量在10年中呈显著上升趋势：2001－2002年几近空白，而2010年分别达到24篇和21篇。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综述、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译者伦理
与翻译行业规范化方面的论文数量分别为1篇、14篇和16篇，在所有论文中的比重分别为0．78%、
10．94%和12．50%。下文将逐一分析国内学者最近10年在翻译伦理问题五个不同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并讨论和总结其研究成果。3．2研究内容分析
3．2．1
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对翻译伦理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1984年初，贝尔曼（Berman ）就提出了“翻译伦
理”概念。另外，韦努蒂（Venuti ，1995）、皮姆（Pym ，
1997）、切斯特曼（Chesterman ，2001）等学者均对翻译伦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2001年，译界权威杂志《译者》（第七卷第二期）推出了The Return to Ethics （回归伦理）专刊，国际译联也将“（Translation and Ethics ）翻译与伦理”定为该年度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译界掀起了译介翻
表2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论文分项统计（2001－2010）
年份综述译介理论探讨结合实践行业规范累计（篇）百分比20010000000%20020000110．78%20030020021．56%20040121153．91%20050231175．47%20060021143．13%2007027251612．50%20080311141914．84%20091112712217．19%201005242145442．19%
累计（篇）114633416128百分比
0．78%
10．94%
49．22%
26．56%
12．5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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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伦理理论的热潮。李德超、邓静（2004），康宁（2007），王莉娜（2008），刘卫东（2008）等学者介绍了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申迎丽和仝亚辉（2005）专文介绍了《译者》（回归伦理）特刊。刘亚猛（2005）介绍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理论。此外，陈瑛（2008）在《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探讨》一文中总结了五种不同的西方翻译伦理模式———对等伦理模式、功能伦理模式、对话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以及差异伦理模式。
表3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论文分项统计变化趋势（2001－2010
）
3．2．2针对翻译伦理问题展开理论探讨
在译介国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开始从理论层面展开对翻译伦理的追问与思
考，部分学者还提出构建翻译伦理学的构想。汤君（2007），孙宁宁（2003），彭爱民、张桂香（2004），陈
瑛（2007），
杜玉生（2008），朱志瑜（2009）以及孙伟（2010）等学者分析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吴建国、魏清光（2006），葛林（2007），罗虹（2008），吴志杰、王育平（2008），王克明（2009）以及于兰、杨俊峰（2010）等学者在阐明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与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伦理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持。而针对学界对于“翻译伦理”
概念简单、机械、主观的理解与挪用，王大智（2009）认为这一研究模式既不利于当下翻译伦理研究的展开，同时也给未来的翻译
伦理研究埋下了隐患，
他从“伦理”和“翻译”这两个同样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入手，对“翻译伦理”概念予
以解析并厘定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范围。此外，吕俊（2005），王大智（2005），杨洁、曾利沙（2010）等学者针对翻译伦理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多构想，引人深思。3．2．3
运用翻译伦理理论研究翻译实践问题从统计数据来看，近10年国内学者运用翻译伦
理理论开展翻译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领
域。这其中，唐培（2006）、谢盛良（2007）、范丽
（2010）、魏家海（2010）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此外，王姣、陈可培（2008），陈书妹（2009：109）等学者都从翻译伦理角度对《红楼梦》译本进行了阐释。杨振、许钧（2009）则从翻译伦理角度阐述了傅雷先生的读者观与其严谨的研究态度。而针对目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名著复译现象，吴新红（2010）指出，文学名著的复译质量有赖于翻译从业人员（特别是翻译决策人员和译者）遵从翻译伦理，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从翻译伦理角度对其他文体翻译进行了分析。吴云、潘敏（2009）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汉英广告语翻译；陈燕荣、车明明（2010）以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为指导对我国外宣材料的翻译进行分析
研究；王恒（2010）则指出，
商务文本翻译的伦理问题应以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导，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
侧重不同的伦理模式。3．2．4
针对译者伦理及翻译行业规范化展开论述
国内学者在运用翻译伦理研究翻译实践问题的同时，也意识到翻译伦理在规范翻译主体行为方面
的重要意义，并从译者职责、翻译人才培养、翻译职
业道德以及翻译行业规范化等展开深入探讨。李波（2004），黄德先、杜小军（2010），陈芙蓉、刘浩（2010）以及鲍川运（2007）等均从翻译职业化角度分析了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性。唐艳芳（2002），韩
子满（2003，2008）等学者认为，职业译者应了解翻译行业的行规以及翻译行业的职业道德，以期规范
整个翻译市场。此外，刘季春（2005），骆贤凤、陈颖芳（2008）等将研究重点集中到合格译员培养层面上，他们认为现行的翻译教育缺乏对译者责任心的培养，新的翻译教材体系应将译者伦理（译者的责任心或职业道德）纳入其中。刘连娣（2006）在介绍澳大利亚国家翻译行业协会（NAATI ）对翻译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要求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业已成熟的制度与做法。冯建忠（2007）则认为，职业道德规范应纳入我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CAT-TI ）。另外，李兰、王禹奇（2007），杨洁、曾利沙（2010）等探讨了国家翻译标准的颁布对规范我国翻译市场发挥的作用。
此外，骆贤凤（2009）、朱志瑜（2009）等学者综述或分析过国内伦理研究。4
当前国内翻译伦理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近10年是翻译伦理研究繁荣的十年，然而，繁
荣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次的问题，这主要有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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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4．1研究态度不够严谨
首先，研究对象雷同、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10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介绍切斯特曼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的论文就多达15篇左右，例如，李德超与邓静（2004），申迎丽和仝亚辉（2005），孙致礼（2007）等学者已经对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思想做过详尽而全面的介绍。然而，直到2010年，仍有学者发表类似的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没有提出任何创见。
其次，部分研究者未阅读一手参考文献。例如，《翻译对异的考验———论贝尔曼提出的12种变形倾向》（2010）一文的参考文献中居然没有贝尔曼原著的踪影。切斯特曼（2001）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一文中分析了翻译伦理四种现行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第五种伦理———承诺的伦理（an ethics of commitment）。然而，《从＜译者的任务＞到翻译的伦理》（2010）一文在摘要中指出，An-drew Chesterman提出六种翻译伦理，但在文章中却指出，“Pym、Chesterman等著名学者对翻译的伦理及其研究提出不同的见解，提出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前后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仅反映出作者的研究态度问题，也说明作者没有认真阅读原著，对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思想的理解不够透彻。
4．2对译者伦理关注不够
由于译者是实践翻译伦理的行为主体，译者的选择是一种道德选择，那么对译者道德的研究，其中包括对译者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研究应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重点（王大智，2005：44-47）。10年内有关翻译伦理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学者在译者职责及译者职业伦理方面的研究已经起步但力度有限。此外，如何规范译者职责，抑或如何将翻译伦理融入到译员培养工作中去，国内学者也关注不多。早在2002年就有学者对译员基本素质以及规范翻译市场方面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想法（唐艳芳，2002：51-54）。但遗憾的是，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缺乏连续性。2001－2010年，关于译者伦理与翻译行业规范化方面的论文总数分别只有6篇和10篇，仅占10年来论文发表总数的12．5%，远远低于理论探讨（49．22%）及实践应用（26．56%）相关论文所占比重（见表2）。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行业规范化（包括立法）对于翻译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并为此作出积极努力。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先生（2011）还提交了一份推动翻译立法、促进翻译行业健康发展的提案。
4．3理论探讨的深度有待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很多理论探讨的文章囿于理论译介，构建翻译伦理学的设想的研究甚少。例如，《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2005）一文虽然根据我国现阶段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构想，但文章的大部分篇幅是介绍国内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尊重他者———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伦理观》（2010）一文主要是介绍韦努蒂的异化伦理观。杨自俭先生曾说过：“学习外国的是为了寻找参照系，为了借鉴，而不是目的，用于建设我们自己才是目的。”（吕俊，侯向群著《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序，2006：9）因此，在借鉴、吸纳国外翻译伦理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立足国情，从学科系统建构层面对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进行构建和拓展。
4．4译本分析略显牵强
不少学者在运用翻译伦理理论对译本的语言进行分析时，说服力不强。例如，《翻译伦理观照下外宣材料翻译》、《翻译伦理观照下政治性外宣材料翻译》等文章利用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对译本展开分析，仅以个别句子甚至词汇的英译来说明译者履行了某种翻译伦理模式，显得过于牵强。正如杨自俭所言：“学懂（不走样）西方的理论不是件易事，能和我们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更难。”（吕俊，侯向群著《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序，2006：9）可见，在开展翻译实践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削足适履或机械地搬用西方翻译伦理理论。
5结语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起步较晚，但近10年来国内学者在译介国外该领域研究成果、探讨翻译伦理理论问题并运用翻译伦理理论研究翻译实践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翻译伦理研究经历了由少到多、研究热度持续增强、研究维度不断扩大的过程，但存在一定的不足。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工作，还需要广大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树立严谨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在研究方法上加强考据之功，避免重复研究、以讹传讹，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其次，在译介和借鉴国外翻译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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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构建翻译伦理学，将理论探讨与翻译实践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最后，希望更多学者能投入到译者伦理以及翻译市场规范化方面的研究中去。
注释：①．在统计过程中，对于研究内容存在交叉情况的文章，笔者按照研究内容的侧重点进行归类。
参考文献：（限于篇幅，仅列出与文章内容相关性最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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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Ethic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en Years（2001－2010）
［Abstract］A survey of the academic papers on th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ethics published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reveals the status quo and the trend of this domain in China．Meanwhile，this paper addresses major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quality and content of the academic papers on translation ethics．
［Key words］translation ethics；review；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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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课改給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十年课改可以说是风云激荡、波澜壮阔，赞誉与批评，掌声与质疑一直与新课改相生相伴。 江苏的洋思中学、山东的杜郎口中学、辽宁的凤城六中……，一大批新课改先进校、典型校、特色校，风起云涌，层出不穷。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诠释着新理念、解读着新方法。洋思中学提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人人参与，个个展示，体验成功，享受快乐。”，凤城六中的德育创新“评星晋级、总结反思、精神充电、完善人格”。 另一方面对新课改的质疑与批评从没有间断过。前教育部长何东昌曾给胡主席写过一封信“目前中国大多数学校实施的是素质教育么？能不能实施素质教育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院士、四川大学教授刘英明院士在2005年两会期间曾分别提出议案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有的地方出现“老师不会讲、学生不会学、家长不理解”的现象，中国青年报曾做过长篇报道“专家叫好、教师叫苦、学生喊冤”……。 我市从2003年进入新课改，2006年召开总结表彰会。之后的一段时间“新课改”似乎在渐渐的淡化，甚至已经被一些学校和教师遗忘。在赞誉与批评，掌声与质疑这胶着的状态中，“新课改”何去何从？我们在期盼着国家的声音，我们在等待着上级的指示……。 2010年7月13、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201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与《教育纲要》的颁布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仅对十年“新课改”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为我们今后十年教育改革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胡锦涛主席在教育工作会上指出：“教育事业发展的生机活力在改革开放，必须始终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温家宝总理强调：“实现教育科学发展，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允许和鼓励各地进行探索和试验。” 听了中央领导的讲话，读过《教育规划纲要》，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前面的种种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唯一的想法就是在新课改这条路上赶快“整理行装，再次启航”。 十年课改、课改十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的经验呢？
迈向深蓝（朗诵诗） ——献给第五个中国航海日 李全平 1 我的眼里 你是富饶的三江水孕育成的一千颗明珠 我的耳畔 海水在潮涌中混合着钢铁的节奏 这节奏——排山倒海生生不息 我的心中 你是汹涌的东海潮烘托出的一千粒宝石 我的身旁 汽笛在轰响中喷薄着前进的动力 这动力——源源不断可歌可泣 在北纬30度在千年的东方渔港 在一声声连绵不绝的号角中 在一朵朵如同音符般跳跃不停的浪花里 舟山像一艘满载着财富的巨轮 ——蓄势待发 ——乘风破浪 ——所向披靡 我听到浪花簇拥着浪花 发出振聋发聩的惊叹声： 不产一滴油 你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原油储运中转基地 不产一粒矿砂 你却可以为中国最大的钢厂输送矿砂原料 不产一块煤 你却可以给华东地区的一座座电厂供给燃料…… 2 这就是雄奇的舟山—— 在历史的长河里
你那载满丝绸、陶瓷与茶叶的“绿眉毛” 曾经把文明的种子和中华民族的光辉 播撒到了广袤地球的 每一个角落每一座港口 这就是奋进的舟山—— 你的风度你的胸襟 你的气魄你的谋略 把海市蜃楼铸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殿堂 在新世纪的交响中 你已经成为屹立在中国蓝色版图上的弄潮儿 向陆地向海洋向明天 伸展着跨越的脊梁 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个永远年轻的老船长 怀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激情 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我要带领着我的海员们 走向世界走向八方 舟山啊，我的心跳 已经融入你向往的那一片深蓝—— 你的万吨轮深水港 你的龙门吊跨海大桥 托举起了海洋经济的曙光 看呐，我看到你的怀抱里 ——日日夜夜百舸争流 ——时时刻刻千帆竞发 你，一座被热情和幸福充满的港湾 一个海上的花园之城 已经扬起了希望的风帆 你的名字 镌刻在中国海岸线的中央 ——每一位舟山人的心房 3 迈向深蓝—— 我们跟着你迈向醉人的深蓝！ 有人说这里是海天佛国人杰地灵 有人说这里有物华天宝风生水起 有人说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龙 舟山——就是龙的眼睛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思考 世人对中国教育现状，众说纷纭。中国教育模式形成已久，并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但事实确实，中国教育现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现状一：教育商业化、功利化。 从古代文人考取功名以图走上仕途之路，到如今我们把“教育”与将来的工作、收入、生活、居住条件等紧紧联系在一起，十年寒窗为的不过是以后有一个优越的生活。我相信，90%以上的人都是这样想。以致于如今的教育愈加趋向商业化、功利化的方向。而许多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致力于追求虚名，以图在各大“排行榜”上图的一席之地。许多学校并不专心于学术教育，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学生升学率，提高学校知名度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在微博上透露自己对学生的要求——40岁时如无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另外，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开50多万宝马去上课，是3家上市公司董事，他在全国性的研讨会上提醒同行：做好教学是基础，但把精力都放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两名教授的言论也让我们看到中国教育功利化的现状。大部分教授只注重发表了论文的数量，而并不注重质量，一味的敷衍授课、课题蒙混，而学校重金“收买”高分学生更是层出不穷，教育这块本来让人敬仰的“圣地”逐渐沦为追名逐利的市场。 学生求学的功利化以及学校办学的功利化使得整个中古教育日趋商业化、功利化。 现状二：教育不公平。 经柏龙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中国教育存在着十大不公平：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重点学校教育与一般学校教育的不公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不公平；男童教育与女童教育的不公平；优等生教育与后进生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与关注能力的不公平。 我所说的教育不公平主要是指教育区域不公平跟师资分布不均的问题。对于中小学而言，
第四课 建设法治中国 第1课时 夯实法治基石 1 教学分析 【教学目标】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法治的意义。 教学难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2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交通井然有序 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 法庭审判 看图思考：在这些公职人员辛勤付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保证社会生活安全、有序、自由？ 教师总结：法治。这一节课就让我们来探讨法治的话题。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选择法治道路 (一)法治的意义 1．材料呈现：违法建筑“建快拆慢”“建易拆难”是长期困扰基层执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对执法程序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更是成为制约违法建筑治理的“瓶颈”。《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建立了以自行拆除为基础、申请拆除(助拆)为辅助、强制拆除为保障的拆违机制，特别是用好、用足城乡规划法等上位法的规定，明确了执法机关制止当事人违法建设行为的强制措施(即查即拆)和违法建筑拆除的代履行，建立了快速处置机制，大大增强了依法拆违的操作性，有效解决了实践中为了提高执法效率“用违法手段拆违法建筑”的问题，树立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管理难题的样板。 2．问题：你对“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管理难题”是怎么理解的？ 3．师生共同总结：(1)法治，意味着依法治理。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让人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基本、稳定、持续的生活预期，保障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使人们安全、有尊严地生活。(2)追求并奉行法治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的共识。法治要求实行良法之治。(3)有法律制度不等于就有法治，法治还要求实行善治。法治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通过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4)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走法治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二)良法 1．材料呈现：中国裁判文书网刊登过这样一起案例：女儿尚在娘胎中，父亲因工伤不幸去世。家人获得工伤保险金后，却并未给女儿留存。几年后，女儿一纸诉状将母亲等人告上法庭。民法总则第十七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2．思考：可见民法总则是一部良法，对良法你是怎么看的？
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 【摘要】:文章将首先对”当代”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行时间范围的划分。当代的中国翻译可分为三个方向，作者将对三个方向的不同的翻译主张，以及主要代表学派的理论来源和翻译实践进行客观描述和总结。最后根据该陈述，进行客观评价。 【关键词】：翻译艺术; 翻译理论; 语言学; 中国翻译特色 引言 根据陈福康（1992）的分类，中国翻译研究理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古代翻译理论，近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从董秋斯到许渊冲和王佐良，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各翻译大家的主张也是数不胜数。作者将该文章的范围缩小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第四次翻译高峰的来临。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首先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的新纪元，“这个时期的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研究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翻译工作者队伍空前壮大，涌现了一批新的翻译学研究者，国外新的翻译理论也纷纷介绍进来。”其次，最近几十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现在的翻译工作及教学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们的以后的翻译实践有着现实意义。因此，作者将该阶段设为文章的描述对象，同时将此阶段的各个主张分成三种倾向，即传统翻译艺术倾向，西方翻译科学倾向和中西合璧倾向。以下将从各个倾向中选取代表性的倡导者及主要观点进行描述并进行客观分析。 一、传统翻译艺术倾向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尤其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主要出发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中，许渊冲先生应算最有建树，持该观点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他主张“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反以诗词，却出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基于此理论，提出了“优势竞赛论”。他认为：“把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稀饭文字比较接近，一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中西文字距离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此外，他还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几位翻译家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主张，如鲁迅的“三美”、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说”等等，由此他用十个字归对中国的学派议论进行了概括，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并在自己的文章《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最后补充道：“西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1991年在《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学科：出色的翻译是创造的艺术。可见奈达也有科学派转向艺术派了。”
新课程改革三次“学术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孙传远 一、新课程改革三次“学术争论”的回顾 新课程改革以来发生了三次大的“学术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否存在“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 这次争论首先由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发起。王教授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4万多字的长文：《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他认为，当前存在一股“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要认真对待和克服；要坚决摒弃“由‘应试教育’应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多样综合是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式；加强理论和学风建设，必须建立科学的、有自己特色的课程论。 针对王策三教授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有宝华研究员随即在《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发霉的奶酪—口<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读后感》。接着，钟启泉教授又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同时期的同类文章还有张正江的《素质教育是轻视知识的教育吗?——与王策三先生商榷》(《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0期)和夏正江的《果真存在一股“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吗——与王策三先生商榷》(《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2期)等。钟启泉教授等的主张是：当前并非存在“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素质教育也并非是轻视知识的教育；要将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统一起来，开展课程知识学习及课堂文化概念的重建与创新；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敢于放弃陈旧、发霉的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树立良好学风。 这次争论反映了双方知识观之分歧。王策三教授的根本失误在于他的知识观的“偏失”与陈旧，他认为所谓知识就是书本知识，即人类认识的成果或间接经验，忽视了知识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学生)在吸收知识中的主动性和情感体验。这一点可从王教授的“教学认知论”看出。但他也给了我们诸多有价值的提醒：要处理好传授与接受的关系，要尊重知识、尊重经验，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文风建设等。钟启泉教授等明确提出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唯一出路是由应试主义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他的核心观点是“动态的课程观”和“动态的知识观”。但他将“凯洛夫教育学”比喻成“发霉的奶酪”而要求人们“敢于放弃”和“坚决摒弃”之，则未免失去了对待传统教育理论所应具有的“扬弃”的态度。 第二次争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次讨论首先由西南大学靳玉乐教授发起。《中国教育报》分别在2005年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对“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争论。 2005年5月18日，靳玉乐教授等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认为，不能盲目地将国外的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8月13日，深圳大学高天明教授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说，讲课程理论基础时，不能泛泛搬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河南焦作的马福迎更认为，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先进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杜威和加德纳的理论等使我们突破了长期以来只重文理智力的狭小天地，成为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西南大学的孙振东、陈荟在《中国教育报》(11月28日)上撰文认为，我们要批判、改造、借鉴先进的外国教育理论，且认为我们的课程与教育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西南大学的郑绍江更进一步认为，“我们已经有一套新的理念，并且有完整的课程框架作为新课程实践的支撑”。但就“理论基础是什么”而言，他说“答案在探索之中，而我们都是探索者，
xx年中国航海日宣传标语大全庆祝中国“航海日”，弘扬郑和精神、再创民族辉煌; 庆祝中国“航海日”，增强全民航海意识和蓝色国土意识; 庆祝中国“航海日”，建设航运强国、海洋强国和造船强国。发展航海事业，构建和谐社会。 爱我蓝色国土，发展航海事业。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安全发展，国泰民安。 保护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发展。 保护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发展 保卫蓝色国土维护海洋权益 加强航海教育提高海洋意识 普及航海知识助力经济发展 弘扬郑和精神丰富航海文化 推进水上运动强健国民体魄 发展旅游航海丰富生活品质 实施江海联动建设美好家园 加强两岸合作，同创民族复兴。 建设航运强国，海洋强国和造船强国。 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海洋和谐。 开发海洋，保护海洋。 科学发展统领，促进海洋和谐。
促进航海和海洋事业的发展。 发展船舶工业，振兴海洋经济。 发展航海事业，构建和谐社会。 共贺两岸直航，同创民族复兴。 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弘扬郑和精神，传承民族文化。 弘扬郑和精神，再创民族辉煌。 环境友好，建设和谐社会。 加强国际合作，应对金融风暴。 建设航运强国、海洋强国和造船强国。 保卫海洋国土，保护海洋资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保卫蓝色国土，维护海洋权益。 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海洋和谐。 庆中国航海日迎世界海事日 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运强国 扩大友好合作坚持和平发展 拓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 秉承科学航海服务海洋经济 做强造船工业服务航海事业 庆祝中国“航海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庆祝中国“航海日”，迎接“世界海事日”; 庆祝中国“航海日”，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当前法律教育的现状与反思 当前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 在我国当前，法律教育开始于大学阶段，无论是本科院校亦或专科都设有法律类的专业，当然所谓正规的法律教育应该是在本科院校里进行的。在本科阶段，采取老师台上讲课、学生堂下听课的这种板书式教学，属于一种“通识性”与“基础性”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外，毕竟学生是初涉法律领域，懂得的仅仅是一些杂乱的法律意识与心理，没有一套经过系统训练的法律思维和一定量的法律知识。但是如果经过了四年的大学法律教育进入研究生之后，还是依然如此哪就有点问题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吕忠梅教授，在其《从本科生到硕士生》一文中谈到：一般来说，本科生培养目标是学习和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完成法律的“通识”教育或 “共性培养”,……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是什么”到“为什么是”,从“知识”走向“能力”，它培养的是学生的观察、思考、分析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要完成法律的“专业教育”或个性养成,个人“学风”、“文风”初显。接着作者指出：令人十分痛心的问题是，有的学生虽然进入硕士生行列，但各方面依然停留在本科阶段，不能理解为什么都是要给学生开列书单，满足于课堂上听课获得的知识，很少自己读书，从来不做笔记，更不动手写文章。其实这种令人十分痛心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问题，更有我们国家现存教育体制以及学校和导师等方面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率的连连下降以及毕业生收入的减少，社会对大学生生， 尤其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前途尤为关注。今年6月10日，由麦可思（MyCOS）——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9 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在京发布。报告介绍，2008 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明显下降，就业率最差的专业是法律和哲学，更是将近几年的这种关注引向深入，从某种程序上讲，如果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就业率低，还可以从专业理论性强方面寻找理由的话，哪作为一个实用性的法律类专业，法律是一门“世俗”的学科，在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推进的大潮下，需求量必定大增，应该不至于此。 在我国高校一直以来是以扩招为总体趋势的，法律类专业更是如此，于是乎在经过了近几年短短的迅猛扩招之后终于“积劳成疾”，法律类专业已经连续两三年在一类学科中就业率垫底，甚至倒数第一。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根据国外的经验，法律类是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村的，不能是就业率论英雄，但如今的事实是在我国所谓的“社会精英”在经过了专门教育出了校门后，连工作都没有着落、成了问题，精英更是谈不上。于是法律专业就业的话题也就一直为人们所探讨，不容否认的是法律类专业的招生是很热的，但就业却十分不理想，这种热招生冷就业的局面，以致于在2006 年关于取消本科法学专业设置的说法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法学专业缘何由香饽饽变成烫手的山芋？造成这些困境的又究竟是什么原因？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曾说过，中国法学教育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第一是总体定位不清，法学教育到底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这个定位没有弄清；第二，法学教育到底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这个目标没有弄清；第三，法学教育现在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怎样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找到更好的道路来解决；第四，法学教育到底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二者兼有这个问题含混不清。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教育还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一是中国法学教育当中缺乏司法伦理的训练。不具有司法伦理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很危险的；二是中国法学教育当中缺乏职业技巧培训。没有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不能适应职业的要求。 普遍而言，在任何职业群体中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都需要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素质：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对我国的法律类专业来说这两方面的基本素质都是缺乏或不足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不一而足，笔者试图将近几年，社会学者、专家教授等关于我国法律类专业学生就业率及收入下降的几大原因予以总结并就此问题提出几点我个人的看法，以期能够对我们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及高校对于法律类专业的教学工作有所启迪和帮助。 我国法律教育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个性化教育模式缺乏 据我个人的体会与感受，我们国家大学法律教育（包括研究生阶段）的一个很大的缺憾是：教学过程以及课下缺乏对学生个性的引导与培养。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世界上的唯一，而这种唯一性决定了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些特殊之外，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忽视这种个人的特
课改十年我的收获与困惑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当年自己刚刚师范毕业，怀着对教育的憧憬踏上了三尺讲台。当时恰逢教育课程的大改革我也有幸赶上了新课改的列车。如今课程改革的春风已经吹过十个年头了，作为一名一线的教师，这十年里我一直在自己的教学生活中学习着，摸索着，感受着，总结着。十年里我深感课改的势在必行与肩上的重任，我品尝到了课改收获的喜悦，同时也面临着课改的种种困惑。首先我想谈一下自己在实践新课程改革中的收获: 一、教材的不断改革，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 新教材更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提倡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努力为学生创造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空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教学中，以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数学活动，孕育创新精神，使他们经历观察、实验、猜测、推理、交流、反思等理性思维的基本过程，切实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 此外新教材注重培养思想方法、关注学生不同需求，强调类比、推广、特殊化、化归等思想方法的运用，学习“数学天地”思考问题的方式，提高数学思维能力，培养理性精神，使学生体会数学探索活动的基本规律，逐步学会借助数学符号和逻辑关系进行数学推理和探究，推求新的事实和论证猜想，从而发展学生认识事物的“数”“形”属性和规律、处理相应的逻辑关系的悟性和潜能，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能够有条理地、符合逻辑地进行思考、推理、表达与交流。
同时新教材也注重总结，除了数学的概念、公式、法则、定理等基本概念，还强调数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通性通法，在每一章的小结中，除了归纳本章知识结构，还在“思考与交流中”从数学思想方法的高度对本章内容进行总结，概括出本章知识与相关内容的联系，注意数形结合以及知识间的联系。 二、新课改打造开放性课堂，使学生学习气氛更加浓厚 “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新课程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我本着这个态度对待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变化和进步是明显的。对学生来说，学习不再成为一种负担、压力，而是发自内心的，是学生自己的精神需要。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深入到每节课，甚至延续到课后。新课程要求学习方式由单一性转向多样性，于是我们提倡让学生在读中学、玩中学、做中学、听中学，在思考中学习、合作中学习。比如，我常常会搞一些小组竞赛，督促学生学习，或者给学生讲一些数学小故事，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学生交流和表达能力提高了，而且能经常交流各自的学习心得，交流彼此的看法，交流思想情感体验，通过交流，他们更加自信起来。同时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课堂上能力强的学生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能力超过以前同级的学生。这都是新课改下课堂模式的转变后，让学生有了更多的机会。教师比以往更加好学了。新课改对教师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面对这种压力，我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变得好学起来，看到别人都在学习和充电，我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动力。收获的过程是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反 思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反思 今年的诺贝尔奖结果已经出来了，但是我国却没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我想这与我国教育的现状有很大关系。下面从几个方面具体说明我国教育的现状。 首先是从我国国情上来说。我国是人口大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教育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实现真正的小班教学，在人口众多的地区，一名老师要负责的有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同学。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老师不可能对每个人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为每一名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最多的也只是尽力做到公平，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放弃一些学习成绩差的，去重点关心那些成绩好的，讨老师欢心的同学。这是造成教育不公平的一个原因。大家知道，芬兰的教育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重视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芬兰优质教育的基石。在芬兰，没有平民和贵族学校之分，所有的学校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配备一样的师资，而且他们把资源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初中生和学习迟缓者身上。芬兰的老师说“宁可让学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迟缓的人身上，不让一个人落后。而在中国，却不一样，老师是放弃那些学习差的，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好的少数同学的身上。这样又如何实现教育公平呢？ 从我国的文化传统方面来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传统的文化，而这些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是重视家庭利益，讲求尊重自己的祖辈，这种思想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学生在家里过分依赖家长，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在学校过分依赖老师，崇尚老师的权威，一方面师生难以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导致学生因循守旧，固
xx航海日是郑和下xx多少周年 xx航海日是郑和下xx多少周年纪念日? 中国是世界航海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早98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是世界航海先驱。郑和航海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5年7月11日，是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2005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3月17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既是所有涉及航海、海洋、渔业、船舶工业、航海科研教育等有关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和海军官兵的共同节日，也是宣传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识，增强海防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全民族文化活动。 2005年中国航海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2016年中国航海日是郑和下西洋611周年纪念日。 xx航海日简介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既是所有涉及航海、海洋、渔业、船舶工业、航海科研教育等有关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和海军官兵的共同节日，也是宣传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识，增强海防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的全民族文化活动。 2005年7月11日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家决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航海日”，7月11日成为中国“航海日”的生日。 中国是世界航海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早98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是世界航海先驱。郑和航海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 【摘要】：本课题的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主体性、主体间性与翻译伦理；翻译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翻译策略与翻译批评；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第1章从总体上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现状进行了初步反思。第2章力图澄清译界关于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的模糊认识，并从观念和评判力两个方面列举实例，指出学人在当前观念转型时期亟待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将常见论文写作模式划分为七种，并抽取典型论文做范例分析。第3章详细论述了目前翻译研究中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问题。第4章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与翻译伦理研究结合探讨，还指出了国内译界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等关键术语的某些错误认识。第5章详细阐述了翻译政治概念及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范围，并分别解释了中西观点的差异与分歧。第6章从贴近翻译实践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的问题。第7章先概要评点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所牵涉的文化认同问题，接着又结合博奕论对具体译例进行分析，以为论证。本课题的特色，首先在于剖析中国翻译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翻译史分期、学科框架、本土传统、新旧观念冲突等等。其次在于覆盖了翻译实践领域的绝大部分关键论题：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翻译伦理、翻译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文化认同等。本课题研究以批评性反思为主，触及具体问题。既以学术为
主体，也不回避非学术因素，以期能提醒译者在商业氛围中保持职业信念，提醒同行学者在量化学术评价机制的压力下保持头脑清晰。【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反思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H059 【目录】：内容摘要3-4Abstract4-5目次5-8引论8-10第1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10-401.1翻译理论与实践概论10-131.1.1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内涵10-121.1.2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特质及其关系12-131.2当前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13-281.2.1理论研究的自律13-171.2.2我国翻译史研究的盲点与误区17-211.2.3本土传统21-281.2.3.1古代、近代、现代、当代22-251.2.3.2“忠实”之于传统25-281.3翻译实践现状反思28-401.3.1语言驾驭及知识储备28-311.3.2文化意识31-40第2章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40-742.1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40-462.1.1学科名称40-432.1.2学科建制的体系框架与课程设置43-462.2观念与判断46-742.2.1观念转变中的困顿46-552.2.2评判力55-592.2.3论文写作模式59-74第3章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74-1023.1治学态度74-863.1.1构架疏忽74-753.1.2阐释粗疏75-763.1.3措词不慎76-783.1.4言过其
基础教育初中物理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反思 ： 基础教育初中物理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反思 代写论文 为深入了解论文联盟《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实施的情况，教育部先后两次以一线骨干教师、教研员为主要对象展开了全面的调研。2003年调查市县级实验区17个，其中被试有252人；2007年调查了29个省，其中被试有2895人。针对《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课程性质、理念、设计思路、课程目标、科学探究及案例、内容标准、实施建议，以及《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实施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2007年，课程标准修订组成员又针对《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实施情况访谈了中科院、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通过与当地教研员的合作，访谈了江苏、宁夏、广东、辽宁、山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的中学教师及教研员。十年来，物理课程标准组成员深入一线实地考察，听课、评课3000多节。另外，我们还通过查询相关教育类期刊杂志，了解《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实施状况。调查结果和查询的文献表明：《物理课程标准(实验稿)》得到了教科书编写者、教学研究者、教师和学生的广泛认同。广大物理教师改革热情高涨，教学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学中注重应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学生课堂生活出现了新的局面。很多一线教师深刻地感到新课程促进了他们_的专业发展。 毕业论文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改革是一次从理念与目标，到内容与实施，以及评价的全面改革，对学校和教师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各种困难和问题在所难免。为了深化物理课程改革，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本文将从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两方面总结物理课程改革的实施情况，并展望改革的前景。 1物理课程改革的成效
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看法 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教育事业对于维护历代统治者的利益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莫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体制的相应改善，教育工作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可是，在当前的教育领域中，却存在着不少的现实问题，分析如下： 1、高考“弃考” 近年来出现了高考弃考的现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已经开始改变。今年有上百万名应届高三毕业生放弃高考。而就在一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是84万，“弃考一族”的壮大速度惊人。与此同时，今年我国高考人数却跌破了千万，只有950多万。在济南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到2010年的弃考的增加率为20%。弃考一族”和高考考生的比例在快速度地提升。 2、高分并不是高成就 针对高考还有这样的现象，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至2009年33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绝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在此我们思考，我们精心教育才铸就的高考状元为什么去了社会就失效了呢？ 3、在小学等基础教育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根据中国日报网报道：中国和英国专家公布一项联合调查显示，中国内地小学生中有1/3的孩子因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而存在心理问题。调查显示，有81%的小学生对考试感到“非常”忧虑；63%的孩子担心会受到老师惩罚；44%的学生曾经有过被体罚的经历，73%的儿童曾被家长体罚。此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对沉重的家庭作业怨声载道。而压力过大就最终造成：超过1/3的学生每周至少一次头疼或者腹痛，最严重者一周有4次身体疼痛或不适。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状？我将我所认为的导致如此现状的原因汇总如下： 1、针对高考现状： （1）大学的扩招使得大学的质量下降，人们对大学有点失望 （2）大学生不再是精英的代名词 （3）有些人认为上大学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低，不合算 （4）花四年时间上大学不如提前学得一技之长更有效。 2、针对小学等基础教育现状： （1）小学生心理承受力弱，而学习负担沉重很容易使他们出现各种身体和心理的问题。 （2）父母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而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小学生压力。 （3）存在认为学习成绩高就行了，有了学习成绩就有了一切的错误认识。 （4）学校单纯为了更高的升学率而加大对学生的课内知识重视，只顾眼前学校利益，而不管学生的长远发展。 以上原因只能称为直接原因是因为它们不是根本上导致如此现状的原因，而导致上述一系列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然而，我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一下方面： 1、传统的高考模式使中国教育无法突破应试教育的屏障 这些年，虽然国家一直在喊着要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因为考试评价机制没有先行改革，高考这根魔棒仍然迫使中小学校紧紧抓住应试教育不放。这就导致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教师，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的素质教育之所以停留在嘴上，没有付诸具体的实际行动，就因为高考这个单一的评价方式没有丝毫改进。 2、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和财政投入不足问题 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中西
道德与法治教学反思三篇 反思，回头、反过来思考的意思。近代西方哲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又译为反省、反映。原意指光的反射，作为哲学概念是借用光反射的间接性意义，指不同于直接认识的间接认识。以下是分享的道德与法治教学反思，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道德与法治教学反思一篇 新教材的培训活动，此次培训是由小学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霍静老师给我们讲解，讲解的主题是做有情怀的引路人，我在霍老师的讲解下对新教材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新教材对我们教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通过这次培训我所获得的感想与体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明确了课程性质，紧扣课程目标培训中，霍老师主要从三个维度(区域维度、理论维度、个体维度)来阐述新教材编列的目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新教材内容的设计重点在知识、技能与能力的关系上，采取的内容编列策略是知识、技能引领，活动穿插，在学习知识、技能中来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在解决日常问
题的活动过程中适时地结合学生身边的例子加以讲解，这样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教学内容的设计与选编符合国家对课程标准制定要求，教材内容丰富，难度适中，对有关基本知识编排和叙述，正确、合理、也符合科学性。教材中的知识点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来说较新颖、实用。通过学习，使我清楚的认识到新教材的内容是由哪些单元组成，各单元又有哪些知识点的组成，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洪老师所提供的知识框架对我们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着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二、认识到整体把握《道德与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体把握新教材不仅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只有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只有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课程知识的主线，才能更好地将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较好的整体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认识并把握好教材的结构，对于一个新入门的政治教师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认识到应该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难点 通过霍老师的经典剖析，使我认识到应该怎样突破新教材的重点难点;怎样才能深入浅出;怎样才能顺利打通学生的思维通道、掌握一定的学习要领，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怎样才能
中国翻译研究现状及论文选题 一、根据 1.学术会议 2.学术期刊论文 3.论著 4.自己的研究和研究生指导 二、文化转向中的翻译研究 1.后现代主义理论 2.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 3.改写/操控/多元系统 4.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5.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三、中国传统译论的重新建构 1.一种反拨 2.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王阳明） 3.严复“信、达、雅” 4.钱锺书“化境” 四、翻译研究的美学层面 1.译学新论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 2.文学翻译研究 五、翻译研究的哲学层面 1.解释学（视域融合） 2.交往理论 3.语言哲学 六、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层面 1.对比语言学 2.系统功能语法 3.认知语言学 4.语用学 七、中国典籍翻译研究 1.《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哲学经典的翻译 2.《红楼梦》、《水浒传》等文学经典的翻译研究 3.与汉学研究相结合 八、诗歌翻译研究 1.汉诗英译 2.英诗汉译 3.比较诗学与诗歌翻译（刘若愚、叶威廉、叶嘉莹、宇文所安） 九、中西翻译史研究 1.佛经典籍翻译 2.耶稣会士/传教士的中国典籍翻译 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 4.新时期的翻译活动研究 十、中外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研究 理雅各, 严复, 鲁迅, 钱锺书, 傅雷, 朱生豪, 许渊冲, 奈达
十一、翻译研究与新技术的结合 1.机助翻译 2.语料库翻译学 十二、翻译的专业性研究 1.口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 2.笔译 3.翻译课程设置 4.翻译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 5.翻译研究论文的选题 一、翻译研究的金字塔 1.塔顶：哲学研究 2.中间：美学研究 3.塔底：语言学研究 二、论文选题中的研究意识 2.1 问题意识 ●价值 ●前人研究 ●研究空间 2.2 理论意识 ●Theoretical familiarization ●Theoretical authorization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理论与研究对象的贴合度 2.3 双向意识 ●纵向（翻译史） ●横向（翻译过程） 2.4 方法意识 ●思辨 ●实证 ●思辨+实证 2.5 创新意识 ●理论话语的沿袭 ●理论话语的创新 2.6 规范意识 ●学术规范 ●写作规范 2.7 专业意识 ●体现翻译专业的独特性
回顾近几年的教学改革，反思我的课堂教学记忆中，在原来的数学教学中，我们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控制者、各种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课堂教学内容的制定者以及学生学习成绩、表现的评价者，甚至是评判者，可以说老师的地位是绝对的权威。而新时代的师生关系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以师生情感交流为纽带，努力去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最近，在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行人又亲自到淄川实验中学学习，使我有了更大的触动，更深深感到教改的责任之重大。 回忆十几年来的教学历程，我对教学改革有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发挥学生主体性，让课堂活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认为，学生在数学方面以及各个方面的的发展，只有在学生的有意义的实践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在我的课堂中，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情境需要去调适教材。而且我能够注重教与学方式的改变，探索多样化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方式。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我一直坚持以生为本、让学生学有用的数学，引导学生经历数学学习过程，用自己的方式去探求问题，去发现问题，使学生真有所获，确有所得，让不同的学生学不同层次的数学，让课堂活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二、投身课改，响应课改。
我一直在学校的指引下投身课改实践，努力改变单一的、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索和运用启发式、探索式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探索，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合作与交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小组合作教学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第三、用心用智，结合教学实践，针对每个阶段的问题做好调整，从细节做起。 例如，有一个阶段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不高，我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了一些做法： 1、结合我校的小组合作教学，每节课预设几个小组，争取让多个不同的小组展示，尽量不要重复叫某一个小组。 初一的学生，多数表现欲还是比较强的，即使没有很成熟的观点，也会积极发言，起码有那种欲望，因此，老师要给予学生尽量多的机会，而且要耐心倾听学生的发言，积极评价，促进学生更加积极的加入课堂。 2、对于学生的课堂展示要求，要尽量细化。 交流、展示什么问题——在交流之前就明确到位，并且注意给学生的是明确的有挑战性的任务，有探究、交流的必要性，并且是学生跳一跳就能够得着。 哪位同学展示——在准备展示时提出，一个可以考察学生小组的交流成果、交流情况，有没有滥竽充数、充当看客的；另一个可以给每一个同学提供展示的机会。当然这就要求老师要有计划性，不可以天天叫那几个小组。
中国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教育改革取得了些什么成绩？中国教育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在哪里？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中国的教育简史说起教育，不能不说说中国的教育史。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足见则教育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而且教育应当是普及的，大众化的，教民育人是维持整个部族群体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乎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奴隶贵族政治，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府尹，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目的是维持社会统治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出现阶级性和等级分化，而对于奴隶，则是几乎不需要专门的教育的。而奴隶的生活技能几乎是在生活中相互交流学习、口授传播或家传的。这时谈教育，我们是站在那种角度谈呢？对于历史过去，我们无可厚非薄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传统贵族秩序完全被打乱，官学教育体制被打破，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人群体的扩散，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又是统治者需要和重用的基础，为求生存和扩张，各国统治者极力网罗和重用这些贤士。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终究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上出现了各种文化思想交相辉映，百家争鸣的奇特文化盛况，也由此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丰富多彩，最为璀璨的一页。而这个时期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实行有教无类(最早的教育公平提法)，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论语》、《礼记》，尤其是其中《大学》、《中庸》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这以至于影响到了后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学派——法家，这是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治国之术，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约前455～前395)、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韩非子成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而商鞅则将其应用自如，在秦国实施变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