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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科院博士政治课程思考题及答案

1. 我们党的宗教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实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佛教、道教废除了封建制度,实现了民主管理;基督教、天主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了独立自主自办;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

江泽民在1993年11月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宗教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指宗教势力有所抬头,外国宗教势力向我国渗透、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利用宗教和个别地方有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合法权益的现象。

在当代中国,企图利用宗教达到不良目的的情况主要有:一是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实质是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进行和平演变,进而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二是达赖集团、新疆三股势力以及“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活动。三是一些地方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死灰复燃,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的情况有所抬头,其结果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增加信教群众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其他各种利用宗教达到不良目的的新情况也会不断出现,

宗教问题的实质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独立自主自办的问题。

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成为我国处理宗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行政教分离,就是“国家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这是中国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出发点。新中国建立以来,正是由于坚持这一原则,建立了新型的政教关系,才使我国宗教得以健康发展,逐渐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反对利用宗教达到不良目的。利用宗教达到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地区冲突,或是利用宗教从事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活动,危害他人和社会,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贯伎俩。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国“实行依法治国方略,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就宗教本身而言,宗教除包含有情感、信仰等思想因素外,还包括仪式、组织等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必须依法进行管理。这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和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宗教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特殊复杂性。只要有信教群众的地方,就有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任务,就有宗教工作。“要协调各个方面力量,共同做好宗教工作……宗教工作既是宗教部门的事,但又不单单是宗教一个部门的工作。各地、各部门都要互通情况,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宗教工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是建立和谐宗教关系,实现宗教和谐的关键和根本保证。

2. 党的宗教理论政策及看法

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首先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把它看作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含义是: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其次是坚决实行政教分离的

原则。既不利用政权来推行某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也决不允许利用宗教来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和社会生活等事务。无论信教或不信教,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执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党和政府要求宗教界坚持爱国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支配。

党的宗教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政策!

3. 为什么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崛起

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先进的理论为指南,无论是君主立宪方案,还是民主共和方案都告失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表明: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国情,中国革命还是不能成功。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具体纲领、政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过渡时期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指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轨道。《宪法》规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为新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达到什么目标做好了基本的制度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共识。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正像列宁所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4. 邓小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

对于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同志评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就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坚持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当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之时,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严重曲折和困难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后来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发展始终要讲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他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正确地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历史,维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新中国确立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从而也就维护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没有经济的振兴,民族复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执政兴国目标。这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历史性转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性转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它告诉人们: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变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带根本性的变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设想。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确立,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同志指出,开放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敏锐地把握世界潮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清晰而切实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理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指导我们顺利地收回了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最终切掉了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留在中国领土上的尾巴,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的新形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应对战略。10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一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一个走向复兴的伟大民族的气魄和风貌。

邓小平创立的理论和他的品格风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留给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5. 试析福山的中国观

福山关于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基本观点。第一,福山指出了中国模式包含的一些政治的、经济、社会方面的主要特征。在政治方面,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集权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在经济方面,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经济依赖于管理、货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等。在社会方面,中国较为欠缺社会安全网络。中国不将再分配放在核心地位,不搞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福山认为,这些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第二,福山评价了中国模式的优劣。一方面,福山认为近30年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经验给他以很大的启发。另一方面,福山认为中国模式是独特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威和儒家文化等都是中国独有的特点。对于威权政府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的中国模式,福山不认为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福山看来,中国模式很难作为一种普适模式为其它国家所借鉴使用,因为其它国家很难复制出像中国这样的政府。

福山关于中国政治问题有如下的基本观点。第一,福山谈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些优势。福山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能够迅速投资建设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以满足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第二,福山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文化传统。中国当代政治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现代国家体制。绵延至今的中国制度传统,就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和比较优质的统治制度。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第三,福山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威权。中国相对印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而这和决策体制是分不开的。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和许多威权国家不同。第四,福山认为中国将要民主化。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存在着对官员的道德约束力。但是,道德约束力不稳定,最终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选举的正式制度作为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民主条件开始成熟,会面临着民主化的压力。今后10到15年,如果中国保持经济持续成长的话,加上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进步,就会出现民主化压力。

中国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这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福山观察中国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一,福山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他将这种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两个因素。在中央层面,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用战略的眼光培育和发展支柱产业,并把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了经济建设中。在外贸方面,中国通过将人民币币值与美元绑定在一个毫无道理的低水平上,

借此为整个沿海地区制造业赋予了超出世界其它国家的巨大优势。“近几年来中国惊人的增长率,主要应归功于资本主义式的小企业和外国投资,由于中国在效率极低的控制之下引进了市场的诱因,才可能创造如此之高的增长率”。第二,福山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出口拉动的模式走到尽头。中国过去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全球性的经济失衡。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拉动,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维持疲软状态。即使未来经济逐渐回暖,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消费和借贷模式也不可能持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靠出口拉动的经济模式只适合小型发展中国家,比如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而中国是个大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到哪里去就成了一个问题。很难想象,未来中国可以依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像过去30年那样举世瞩目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成功创新不足。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色,世界上许多人为中国喝彩,因为中国的巨大刺激计划,使得经济仅仅遭到一个季度左右的痛苦折磨。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中国显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在福山看来,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法似乎只是更多的重复了过去的传统,了无新意。中国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来填补失去的外部需求,这非常有利于沿海制造业,但不利于农村消费者,并不能真正拉动内在需求。

中国国际地位凸显,也为福山所关注。第一,福山看到了中国兴起的力量以及一些积极的举措。对于世界上流传“G2”说法,即认为中美双边框架更有效。福山认为这种说法脱离了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基本现实,因而是荒谬的。中美双方固然可以对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双边协商,但让两国单独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则很不现实。福山在论及东亚局势时指出,东南亚各国若被要求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将感到十分为难。如果一定要二者选其一,大概选的不会是日本,而是中国。福山指出,中国虽然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争端,但中国政府一直在对邻国的政策上极其谨慎,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的理论。第二,福山的主要观点与近年西方较为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如出一辙。福山认为在经济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一直对世界上大多数其它国家进行“去工业化”。在军事方面,近几年中国的姿态有所转变,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这引起了包括日本、越南、印度等在内的诸多邻国的忧虑,纷纷加大军事投资。福山还认为,中国支持朝鲜,不希望靠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的韩国实现韩半岛统一。在国际方面,中国到目前为止对国际体系采取的战略都还是防御性的战略,如保护主权,使自己免受伤害等等。未来中国的角色似乎不得不发生真正的改变,以对全球公共品供给和全球秩序作出贡献。

福山中国观的分析

福山中国观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褒贬结合。如果对福山的褒贬进行更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个褒贬带有小褒大贬、明褒实贬、近褒远贬特征。所谓小褒大贬,就是浅层次方面褒扬,深层次方面贬抑。比如,福山对中国的政府效率、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外交,都有一定的赞许,由此对中国模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福山肯定的多是政策、体制层面的东西,对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则是怀疑和否定。福山认为中国政府不是民主产生的,属于威权乃至集权的类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压低汇率、国际机会等;中国的发展伤害了其他国家,威胁了周边邻国等。所谓明褒实贬,就是对看得见的成果做一些肯定,而对取得这些成果的背后东西予以歪曲和否定。对于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稳定,作为学者的福山不能不予以肯定。尤其是福山作为中方邀请到中国访问讲学之时,这种肯定是更容易理解的。然而,福山对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不是将之归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做出其他的解释。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优势是传统因素所致,中国的经济动力在于私有化和外部因素。所谓近褒远贬,就是对近来已经取得的成就褒扬,而对远期的期望贬抑。福山在谈到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时,示一定的肯定。

福山对中国之所以贬胜于褒,是由其政治立场和学术根基所决定的。

在政治上,福山站在西方的立场、美国的立场。福山主张遏制中国的发展。福山还主张遏制中国的国际地位,支持美国的霸权。福山要求对中国施压。

在学术上,福山坚持历史终结观、自由民主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受到西方右翼的追捧,也引起了世界性的学术争议,一些左派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福山后来对历史终结论做了一些修正和变化,但是从骨子里,福山一直坚持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福山认为,在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何种新社会模式将代表发展的下一阶段还不明了,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历史终结论。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福山不认为其是社会主义的成就。福山狡辩说,马克思所定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国有化。但是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都不存在这种制度。中国充其量有的也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换句话说,中国也不算是严格的社会主义国家。福山还更进一步歪曲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农村恢复了私有制,并把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开放。若如福山所言,中国的成就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成就了,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当然,福山对中国的贬抑也留有余地。一方面,福山心中的美国榜样出了问题。冷战刚刚结束之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产,美国在中东等地挑起了几场战争。尤其是最近的金融风暴,更使得美国的制度和声誉遭遇了危机,这使得高调鼓吹美国为尽善尽美的样板再也难以服众。福山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渐次拉开了与新保守主义的距离。他甚至认为,“作为一个政治标志和一种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我不能继续支持的东西”[3](p11)。福山承认最近20年来,民主让很多人失望,他的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兴起的巨大事实,福山不能不予以正视。中国不仅没有步苏联后尘垮台,而且在新世纪尤其是最近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出极强的生机。中国的崛起使得历史终结论面临着证伪,福山的口气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坚决,或者似乎有些犹疑不决了。

6. 结合当代世界思想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

冷战后社会走向理论:

右翼思潮: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社会主要将要灭亡。

中间思潮: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作为“左派”政党,应当找到某种不同于老“左派”和新右派所倡导的前两条道路的东西。

左翼思潮:沃勒斯坦的新体系/帝国,《世界体系论》。他认为,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原因不在这些国家的内部,而在于已经组成了单一世界体系的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这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

技术主义:卡斯特信息社会。

冷战后社会走向实践:

?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国外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多种多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

所谓布莱尔主义是人们对布莱尔更新工党、治理英国所提出的一套方针、政策、设想的

概括性称谓,其核心就是“第三条道路”。

?拉美的左翼思潮

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中国的时代选择:

?中国的“三不走”:

?不搞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江胡的理论与实践

?金融危机的新契机

?弯道超车与岔道择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冠之以“中国特色”,就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强调世界眼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邓小平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为改革开放的继往开来者,江泽民在20世纪末期国内国际复杂的局面下,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2l世纪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局势,胡锦涛要求“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审视我们党的历史任务和我围发展的历史方向,使党的理论适应时代特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国政府通过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汲取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的国情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发展期,国内国际环境不同以往,不搞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管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在国际形势险恶的情况下,中国沉着应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了综合国力,使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赢得了国际声誉。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十多年相继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一个时期内,中国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中国为此实施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江胡的理论与实践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或引用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在80年代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7.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西方艺术的两个发展方向:俗众V 反叛(高雅、另类)

1.商品化、世俗化逻辑—波普艺术,轻松而流行复制、排列,戏仿,拼贴,搞笑、“恶搞”

●装饰化,广告化,娱乐化,商品,消费,游戏,笑料,时髦,流行——欲望、享乐

与满足

●——顺应和歌颂这个时代——资本统治的现代文明

2.先锋化、反抗性逻辑—严肃艺术,沉重严肃、另类反叛

●理性确定—非理性不确定,意义充盈—意义匮乏

●宁静和谐——焦虑不安、忧虑恐惧。

●——嘲笑、忧虑和反叛时代——资本统治的现代文明

8. 如何理解启蒙主义的自我衰退

第一,上帝之死与启蒙有关:

?对“神”祛神圣化,以“人”取代“神”;

第二,启蒙试图克服上帝死后的虚无主义:

?“人”的“神圣化”,人成为主人,“人”成为价值意义源泉;

?完整的“理性的人”(知识道德审美——国家社会集体)

第三,启蒙自身堕落为虚无主义:

?对“人”祛神圣化,“经济人”取代“完整人”,“自我”取代“人”

?“欲望的我”—“身体的我”“物质的我”“利己的我”“享乐的我”

总之,启蒙意欲超越虚无,但启蒙却倒退为虚无。

问:启蒙为什么会退化?根源?

答:资本统治,诱惑启蒙理性—不断片面化、残缺化

启蒙本身的宏大内涵国家政治、人类历史等都被淡化或者抹去

?“人支配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退化为——“人放纵满足自己的身体欲望”

启蒙主义——退化为——市民文化:

不断地祛神圣化、世俗化、物质化、市民化、娱乐化

1.传统文化:“信仰的人”——神、宗教、天道、宗法

2.启蒙文化:“理性的人”——人性、国家社会“集体与个人”

3.市民文化:“欲望的我”——经济冲动、身体冲动“私己”

“俗不可耐”“身体”“消费”“猎奇”“兴奋”“享乐”“娱乐”

身体道德、兴奋伦理、快感伦理、娱乐道德、八卦道德。

对比:神的时代与“人-我”时代:两个极端

超感觉,遮蔽肉身V 关注迷恋塑造肉身,“感性-性感”

9. 研究人性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的生活启示

人性的研究,善恶之争,几千年来从未间断,人性的研究绝对不是哲学问题,它关乎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

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的本质,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假定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罪,任何权力都必须予以约束,设立了三权分立,利用制度来监督权力,三点既能保证互相监督,而且环节最少,效率最高,这也和几何力学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几何图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中,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相信原罪说,人类来到现世中是来赎罪的,多做善事,上帝耶和华就会奖励他,带他上天堂,如果做坏事,魔鬼撒旦就会处罚他,带他下地狱,尝尽痛苦,这是利用宗教进行自我约束。西方社会是通过三权分立在社会管理中制约人性的恶,通过宗教自我约束人性的恶。

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之所以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因为人既是高等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作为高等动物,人仍然保留着“食色”方面的自然愿望;作为社会存在物,人创造出了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企及的文化。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方面,蕴含着人的自然欲望的人性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创造的强大内驱力。由于人的自然欲望在可能性上是无限的,所以才能推动人的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创造出道德、法律、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规范,给人性中的自然欲望及这种欲望在人的社会行为中的体现划出一个适度性。个人的社会行为只要保持在适度性之内,便被称作“善”,超越适度性的则被称之为“恶”。而人性的发展常常会突破这样的度,迫使人去设定新的适度性,从而促使人类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坚持这样的人性论,即人性无善无恶、人的本质有善有恶的理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第一,避免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逻辑结果。如前所述,性善论必然会导致贤人政治及对利益、法律、权利、权力制衡的忽视;性恶论必然导致对人及救渡人的上帝的否定。如果肯定人性无善无恶,我们既不会陷入性善论者的盲目乐观主义,也不会陷入性恶论者的悲观主义,而会以理性惯有的平常态度去看待人性。第二,我们会将注意的重点移向后天的东西,即人的本质问题。而人的本质又与人所创造的文化或文明所内含的人的行为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入地反思并改进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与人性的发展相协调的“善”与“恶”的度,将使人类的文明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华夏民族的社会进程中,多数时间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统治者多用儒家理论作为治国的基础,特别是唐、宋、明、清时代。人之初,性本善,成了儿童启蒙教育读本的开篇语。人性本善自然成了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和伦理道德规范建立的基础,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多数以教育为主,惩戒为辅。我们正在迈向二十一世纪,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看法:改造和超越传统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为在新人性论的基础上塑造一个更适合于人类全面发展的新文明而奋斗。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需要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源泉和动力,人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足为了追求和满足某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而需要的满足和满足需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又不断产生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会反过来引起新的活动。人的全面发展又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就是作为人的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这种能力通过每一个人类个体的能动的活动展现出来。人的发展还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社会天系的发展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以及人对社会关系控制程度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只有人的社会芙系的高度丰富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充分的发展。使人成为马克思心目中理想的人一自由而全面的人。

10.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

总和”的论断

马克思在标志着其唯物史观正式确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来揭示人的本质。明确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根本性命题,标志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

(一)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产劳动中才得以形成、丰富和发展的。人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生命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表现为人的自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此活动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充分证明和全面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个扬弃自然物的给定性和既成性的过程,是一个超越事物现实存在状态的过程。

(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现实本质

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关系,思想文化关系以及其他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都是相瓦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系体系。人们只有在统一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的本质,把入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丰十会关系又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三)人的需要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发展。需要作为一般范畴,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有机体所共有的一种特性。需要这个范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是考察分析人类历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的发展是促使人发展自己的能力的强大力量,也是不断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确立了实践的观点,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应该从社会关系角度,以实践为基点进行理解。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人的本质是实践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论置根于实践的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实践性。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的。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也都受着所处的历史时代制约和影响而打上时代的烙印。综上所述,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通过对旧哲学,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他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基础。

11.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质就是提出和不断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90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90年,一部中共党史,也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教材。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这样说,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都跟这一点分不开。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们把二者结合得好,中国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改革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什么时候两者的结合不那么恰当,或者没有很好地结合,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很大的挫折。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都失败了。当时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改良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从这时开始,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开始苦苦探寻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很大贡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这就是:中国必须革命,改良不行,资产阶级那样的软弱的革命也不行,必须进行比较彻底的革命,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俄国那一套。怎么办呢?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必须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说简单地搬来就完了,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贡献。这一时期,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由此,我们就知道革命将如何进行,这个革命必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但又不像俄国那样是一种彻底的反对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键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又碰到了一个问题,即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我们当时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我们党应该采取哪些方针政策?由于我们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都很落后,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起来的政权性质本身是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但这个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社会那样一个高度发展的程度。根据新中国当时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了我们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关于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已经作了一个分析,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预见,就是说这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这个理论也是了不起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所走的路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后来我们出了纰漏,犯了错误,“左”的那一套恰恰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但是到了晚年他自己恰恰是违背了这一原则,导致我们党犯了错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本来形势大好,我们没有利用这个形势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事业,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错失了这个时机。

这个后半部的历史正好说明,我们没有把两者结合好,所以我们犯了错误,出了偏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我们几代人都造成了影响。“从这方面来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都说明一个道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得好我们就成功,结合得不好我们就失败,遭受挫折与损失。

其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都继承了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针对出现的新问题,加以具体的解决。我们一步一步地发展到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都是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课题提出来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久前,我们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个主题,一条主线。一个主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一条主线,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就是我们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重心。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粗放型的拼资源、拼投资、拼环境的老式经济增长方式变为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

12. 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有哪些体会和

感悟?

90年来,围绕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和成功的自身建设。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构成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本质,反映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呼唤和要求。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历史。90年来,党领导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9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贡献,是任何政治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90年取得的发展进步,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党的探索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另一个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创新实践的结果,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历史。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必须有“特殊的政党”来领导。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如何建设一个不同于以往所有政党的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大力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开创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90年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统一于党领导人民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深刻揭示了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党的历史发展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价值追

求,展现了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人民谋福祉的博大胸怀,高高树起了把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鲜艳旗帜。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有哪

些?

1、价值理想与现实利益相结合

要把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正当利益需求,切实解决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切实为人民促发展、谋幸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才能落到实处。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十七届四中全会

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2、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要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快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节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

3、加强修养、完善自我从日常小事做起

14. 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要求有三个转变:一是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在生产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拉动转变;三是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那么,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

要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十二五”时期,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结构重构的关键时期,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进军,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的配置比例,并以扩大内需作为调整结构的首要任务,而要真正启动内需,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我们还要借助城镇化进一步拓展发展的空间。调整经济结构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此,我们要重点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学、高端准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要使服务业成为我

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因为目前我国的服务业虽有旺盛的市场需求,但供给能力和水平却难以满足。

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支撑。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的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纷纷寻找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战略基点和核心要素,更好的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因为只有通过发展科技,加快建构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进入绿色发展的良性轨道,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

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干部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一五”期间,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一个突出的亮点,政府也进一步向公共服务性政府转型,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解决民生问题,但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的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公平正义,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成果,收入得到普遍提高,同时又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战略任务,并将单位DTP能耗降低20%左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约束性硬指标。有关方面加大了节能环保投资力度,仅中央财政就投人222多亿,支持新建一批重大的节能环保工程,同时又淘汰大量的落后产能,成功扭转了“十五”后期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而出现的DT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上升的趋势,使节能减排取得重要进展、环境经济取得重大突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有关方面还开始通过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鼓励和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经济模式和消费方式。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推动。只有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改革的新突破,能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当前,我们要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必须积极推进财税、金融、资源性行业等领域的改革,有效启动内需,提高开放水平;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直接有关,而消费不足,则既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够健全有关,至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短期DTP总量的增长,更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的改革滞后紧密地关联着。

15.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十二五”开始,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我国如何借鉴其他国家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

不少权威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二五”期间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量过剩,再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也没有太大的潜力。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仍然是重要的任务和基本方向。

自主技术品牌。如果一个经济体系不能拥有自主的技术品牌和资源,这个经济体的成长效益就会大大下降。这种下降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因。

分配体制改革。收入差距过大和国民收入未能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真正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是

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途径。

社会流动性降低,容易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

通过教育脱贫来改变人的一生,要保证农民工的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在体制上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还要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要让人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16.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意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能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序的生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遗留问题与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同时,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

我国相对集中的较短时间里表现出来,有些问题将长时期存在,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甚至可能激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只有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形成有序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抓好用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保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新挑战、新问题,使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任务加重、难度增大。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使社会处于动态平衡、动态优化的健康运行状态,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等,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不断分享发展成果,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但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分配制度不完善等等原因,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只有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减少和化解各种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让发展带来的增量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发展进步,才能真正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进而真正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建设水平的高低、社会管理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和检验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人员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新期盼、新要求,要求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我们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执政能力,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的人性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才能提高应对各种社会风险,化解社会问题和矛盾能力,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才能更好地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才能更好凝聚社会各方共识与合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打下良好基础。

17. 实现社会管理规律的科学程序

按照系统工程的方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社会管理准则:

一是时间维。它表示从开始掌握社会管理规律到具体运用的基本过程。(1)调研阶段。只有深入实际和群众,才能真正发现社会管理规律,为制定规划提供科学支撑。(2)预研阶段。根据调研掌握的信息和规律,通过专家咨询和论证,提出具体的规划设想。(3)研制阶段。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和经验,制定出系统的规划方案。(4)反馈阶段。通过对规划方案的评估,尤其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5)调整阶段。在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规划。(6)实施阶段。要将掌握的社会管理规律运用到社会管理实践的具体过程;同时,要在运行中检验规划的性能、做必要的改进。(7)

更新阶段。针对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检验情况,推陈出新。上述七者构成了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时间框架(过程条件)。

二是逻辑维。时间过程都是复杂理论思维过程,因而,应该采取共同的逻辑规则。(1)明确问题。在系统收集社会管理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明确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2)设计指标。根据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确定效果衡量指标,尤其是要确立民生指标(幸福指数)。(3)系统综合。在收集和设计的基础上,对经验和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通过比较,对规划进行优劣次序的排列。(4)系统分析。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或理论模型,对方案进行系统分析。(5)最优化。从所选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6)决策。通过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途径,保证社会管理规划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7)实施计划。把选定的规划方案付诸实施,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为进入下一阶段做准备。上述七者构成了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逻辑框架(思维条件)。

三是知识维。这是完成时间维和逻辑维所需要的知识体系。(1)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是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的指导思想。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增强社会管理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2)系统科学和方法。面对社会管理的复杂性问题,系统科学和方法能够成为解决这类问题的科学方法论。(3)数学方法及信息网络技能。除了要研究和把握社会管理规律的数量特征和空间结构外,还要善于利用网络进行社会管理。(4)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为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的不同方面提供了直接的社会科学支持。(5)管理科学。将包括组织理论与项目管理在内的管理科学运用在社会管理中,具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6)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社会管理实质上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人的心理和行为,这样,社会管理不仅需要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支持,而且会进一步推进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7)社会管理的知识和方法。社会管理的知识和方法是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直接相关的知识和方法。除了需要一般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知识和方法外,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上述七者构成了实现社会管理准则的知识框架(学科条件)。

只有将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三者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才能保证社会管理准则的正常而有效的实现。当然,实现社会管理准则也需要其他辅助条件,更需要创造性地开展社会管理工作。不论怎样,社会管理准则的实现过程,就是社会管理规律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过程。

18. 试述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和评

价?

一、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与其他改革相伴而行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的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严重滞后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回顾30年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有这样几点可以证明:

第一,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时起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还早于经济体制改革。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曾对政治体制产生过积极影响。首先,邓小平通过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同时抓住整党特别是整顿领导班子这个中心环节,重建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应有的权威;其次,针对此前一个时期过急过猛下放权力产生

的问题,邓小平主持下的国务院以加强集中统一管理为导向,重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1975年4月底,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一些人被平反、安排治疗或分配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落实干部政策的一项重大行动。邓小平曾说过:“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中的“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则是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几乎同时进行,后者是前者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认为,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步较晚,肯定是不对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曾反复阐述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还讲:“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仍然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侧重谈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此后,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五十五周年、党的十七大等重要会议上,对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所要达到的目标、改革的具体内容等都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我们党的领导人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30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提出和起步的。到十二大之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十二大时政治体制基本恢复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后的格局和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同时,也进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尝试。十二大之后,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展开。正因如此,1987年的十三大在深刻分析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自此,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有目标有步骤地全面配套改革的阶段。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并未动摇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1992年十四大以后的5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里稳步展开,特别是把法制建设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上。1997年十五大报告把政治制改革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方针、原则,勾画了政治体制改革跨世纪的蓝图,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发展民主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提炼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命题。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的生命,并全面规划了未来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坚持的原则、具体改革的要求等。

二、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前,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进展,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判断的标准不同。

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国外学者和政要,主要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作为判断标准,由于中国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鼎立和直接选举,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也不是他们所说的民主国家;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国内人士,往往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恰当的对比,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从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按劳分配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经济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没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没有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没变,关键的制度都没有变,所以得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的结论。但我们看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将这些根本性的内容都变了,那么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绩的结论。因为中国现阶段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局限在政治领域,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问题。

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到底以什么作为判断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回顾一下邓小平的两段论述: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以邓小平提出的这三条标准作为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绩?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政关系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日趋完善和成熟,逐步走上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轨道。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

第三,选举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和1986年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了两次修改,逐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在党内,选举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第四,机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政府机构改革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7年进行了五次大的机构改革。

第五,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步实施了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二是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实现了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第六,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民王,一个是法治。十二大党章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1997年十五大首次确认“法治”概念,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保障。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激发了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我们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突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自己的道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我们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3.我们始终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突出了制度建设这个核心。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还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中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为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4.我们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突出了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5.我们坚持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突出了党内民主建设这个重点。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党内民主的推动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越来越大。

6.我们坚持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突出了民主的监督职能,从而为社会正常运转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秩序。

四、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但违法犯罪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监督制度越来越完善,但腐败却越来越猖獗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社会的人本理念越来越强,但官本位却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政府官员的办事能力越来越强,但许多官员的政治道德越来越差了;我们民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浓,但参与渠道越来越不够了。

产生这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仍不够完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丰富和完善。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当前,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第一,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着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第二,着眼于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第三,着眼于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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