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汉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
上海大学 钱力奋
日汉翻译中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由于意译文理通顺,符合汉语的语法规范,因此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尽管如此,主张直译的也不乏其人,其中较具影响的,当首推周氏二兄弟。
鲁迅先生之弟周作人,以小品散文等见长,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日汉文学作品等的翻译方面,也颇具影响。他的翻译遵循的就是直译法,胡适之先生这样评价他的翻译:“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直译意译本是翻译中涉及的方法问题,为何胡先生称直译为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呢?要搞清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同样主张直译的鲁迅先生的理论依据:
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文学日报第一期1932年版)。
以上这段文章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对本国语言的评价(是否另有所指,尚不得而知)和在翻译上所持的态度。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点:1、中国的文或话,语法不精密。2、中国人的思路不精密,脑筋有些糊涂。3、为医以上二病,有必要输入外国精密的表达方法,因此,翻译时“宁信而不顺”。胡先生的直译“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之说,由鲁迅先生作了完整的诠释。
鲁迅是一代宗师,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他主张直译,本也无可非议。有的日语文章,无须改变语序,即用完全的直译方法,即可获得理想的译文。如:
△前途は远い,而して暗い。
行け、勇んで、小さき者よ。(《小さき者へ》)
译文: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
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鲁迅
译)。
△一行は三人だつた。四十ぐらいの眼の恶い男が琴をならしている。(《真鹤》)译文:那一批是三个人,四十来岁的一位
眼睛不好的男人在弹着琴。(高汝
鸿译)
以上两个例句,无须改动语序,也无须增删词句,就可以译成通顺的汉语。对于这类句子的翻译,任何翻译者都不会拒绝直译方法的。优美的汉语语言文字表现力十分丰富,足以把许多外国语句直接翻译过来。汉语曾使许多文人骚客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华章,引来包括外国人士在内的无数学者的由衷赞叹。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语言都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应该学习其它语文的长处为汉语所用,使汉语更规范,更严密,表现力更强。但是,这种学习,应该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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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翻译S hang hai J ou rnal of T ranslators f or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1997N o.3
读者的自觉,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不问读者的愿望,硬把晦涩难懂的半中半洋的译文展现在读者面前,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鲁迅先生小说和杂文的读者远多于其译作的读者这一点,就很可以说明问题。
看来,不问原作的结构风格,一概以直译的方法生搬硬套,那译文非唯不顺,也肯定不“信”。试看例文:
原文:学历がないばか に、每日职场で大卒の若僧にへ ねばならない屈辱を身にしみて味わつている亲たちほど,学历信仰は根ぶかい。
译文1:越是只因为没有学历而亲身体验到每天在工作岗位上非得向那些大学毕业的毛孩子们点头哈腰的羞辱的父母,对学历的信仰越是根深蒂固。
译文1是典型的直译译文,甚至连句子的语序都未改动,从字面的翻译来看,似乎很忠实于原文,可以说是很“信”的了。但事实上,该译文仅仅达到了形似,即不管日汉两国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以日语的句子结构硬套译文,其结果,译文晦涩不畅,读者须反复阅读数遍,才能略知译文的大概。这种翻译,按朱光潜先生的标准来看,不但不“顺”,也是不“信”。
译文2:有些做父母的,仅仅由于没有学历,每天在工作单位里,不得不向那些大学毕业的毛孩子们点头哈腰,他们越是深受这种屈辱,就越顽固地迷信学历。
译文2没有逐词翻译,而是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对原文的语序和结构做了较大改动,并增删了某些词汇。从表面上看,译文似乎不“信”,但当我们把原文和译文作仔细的对比分析之后,就会惊奇地发现,译文2把原文的含义完整地、明白无误地传递给了读者,即达到了神似。它虽没有忠实于原文的每个词句和语序,但忠实于原文整体,在整体艺术效果上,已相等或接近于原文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译文,我们能称其为不“信”吗?
行文至此,可以把笔者的观点披露如下:翻译的标准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信、达、雅。直译和意译是体现这一标准的二个具体的方法,它们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排斥的关系。采取何种译法,取决于原文的风格和特点。事实上成功的翻译,往往是意译者居多,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尤其如此。
为什么在日汉翻译上多用直译方法易遭失败?其中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单就语言的特征来看,笔者就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虽然汉语、日语都使用汉字和汉语词汇,日语在早期甚至没有字母(假名),全部使用汉字表达语意,但其实二国语言的语法体系和句子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在语言的分类上,汉语属孤立语(也称独立语),而日语称为胶着语(也称粘着语),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日本人并没有因为使用汉字汉语词汇而改变他们的语言体系。语系的不同,必然导致表达习惯的不同,在翻译时自然就不能照搬照用,以免出现貌合神离的译文。例如。
原文:ある 方,日本桥のほ から永代を渡つてきた电车が桥を渡るとすぐの で、汤の りらしい二十一二の母亲に连れられた五つばかりの女の儿をひき杀した。(《正义派》)
译文1、一天晚上,从日本桥方面驶来渡过永代桥的电车,在渡过桥的直近处,轧死了一位象是从澡堂回来的,被二十一二岁的母亲牵着的五岁大的女儿。
译文1无视日汉两国语言语言特征的不同,拘泥于原文的表达形式,因此尽管译文语义尚明了,但原作韵味,已荡然无存。此译文可称为直译文的代表。
译文2、某日傍晚,从日本桥方面来的电车,开过永代桥,刚刚下桥,就轧死了一个四五岁的女孩。这女孩由二十一二岁的母亲携带着,好象刚从澡堂里洗了澡出来。(楼适夷译)
译文2充分注意到了日汉两国语言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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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译文流畅,为规范的汉语,虽然改动了语序,增删了词汇,却正确地译出了原作的内容,再现了原作的韵味,可称意译的范文。
2、虽然日汉语中都大量使用汉语,并且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词汇语义相同,如“学校”“电气”等,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也有不少汉语词汇语义不同,如果当作同义语来译,则易发生错译,这是其它语言的翻译所不会碰到的侍问题。
原文:町に金鱼さ壳る五月の、こ した青い长雨の顷になると、しみじみおざふさのことが思い出される。(《金鱼》)
译文:一到街上卖金鱼的、五月的这样青的长雨的时节,阿房的事又复排解不开的想起来了。(周作人译)
译文采用直译法,其优劣暂且不论,单词汇上就有二处错译:1、青い为形容词,意为“蓝的”、“绿的”,雨本无色,此处用青い形容雨,为文学的表现手法,但译成“青的”显然犯了照译的错误。考虑到五月时大地复苏,一片新绿的实际情况,当译成“绿沉沉”为好。2、“长雨”是借用汉字表达的日语词汇,意为黄梅雨,直接把“长雨”引入汉语,恐难为读者接受。
3、除了以上的两个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汉日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不同。如前所述,汉语属独立语系,独立语系的特点是依靠词汇的排列顺序来表达语义;而日语则为胶着语,胶着语的最大特点是句子中常常出现很长的、有时甚至是很复杂的连体修饰语。对于这类句子,如果译者不能打破句子结构的不同,即用意译的方法去完满地再现原意,而拘泥于对等照译,即用直译的方法去“忠实”于原作,其结果,要么似是而非,译文中错误百出,要么不中不洋,令人费解,简言之,不会是好的译文。试看实例:
原文:美津子の脑裹に一度だけ访ねていつた、阳の当りぬ四 半に盲目の老母が火灾を案じて火もいれずに暮している部屋
が浮んだ。
这个句子的主要成分是“美津子の脑裹に……部屋が浮んだ。”,中间部分是“部屋”的连体修饰语。如果拘泥于句子的语序,强调每一个词汇的对等直译,那么译文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译者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法。请看译文:
译文:美津子的脑海里浮现出仅仅曾去过一次的房间。那是一间只能铺四条半 子,照不到阳光的小房间。瞎眼老母担心火灾,房间里没有生火。
译者将句中的主要成分提前译出,而把较长的连体修饰语分拆成三句译,并添加了一些必要的词汇。虽然这样处理使得日汉的句子结构差异很大,但我们可以说,只有这样的译文,才是最忠实于原作的好译文。
原文:それは秋らしい柔かな澄んだ“阳ざしが绀の大分が剥げ落ちた暖 の下かり静かに店先に差し んでいる时だつた。(《小僧の神样》)
这是个写景的句子。原文的“阳ざし”和“暖 ”分别带有二至三个定语,译文如照搬照译,于艺术效果反而不佳。译者考虑到这一点,没有拘泥于个别词汇,而用神来之笔,寥寥数语,勾勒出生动的秋天景色,并且大胆地删去了看似很重要的“それは……时だつた。”,也是典型的意译文,且表达恰如其分。
译文:淡淡的秋阳,从褪色的蓝布帘下静悄悄地照进店门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在文字翻译上,尤其是日汉的文字翻译上存在着直译意译孰优孰劣之争,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仍然以兼收并蓄者居多。直译能神传原文者则用直译,不能者则转而用意译,而事实上,能用完全的直译再现原作丰姿的文章并不多见,尤其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方面。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指出:“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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