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
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试论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在教子方面主要强调“学习”和“交友”。
在学习上要“勤”。关键在于“记”，即读书的时候，如果碰到疑难问题，要随时用本子记下来，以便向老师求教，不能放过。“思”，平时读书要多思考，请教老师或其他人之后，仍要“思省切要之言”。“抄”，“见好文字，抄录下来”。“勤”，做学问，要勤奋，要珍惜时间。
在交友上要“谨”。要做到“谨”就必须：“谦”，凡事谦恭，不得盛气凌人，自取耻辱。“择”，“交友之间，尤当审择”。朱熹说，待人忠厚老实，能直言自己的缺点、过错的，是好朋友；阿谀奉承、出言轻薄、态度傲慢，教人做坏事的，是坏朋友。
朱熹在教子方面主要强调“学习”和“交友”。
在学习上要“勤”。关键在于“记”，即读书的时候，如果碰到疑难问题，要随时用本子记下来，以便向老师求教，不能放过。“思”，平时读书要多思考，请教老师或其他人之后，仍要“思省切要之言”。“抄”，“见好文字，抄录下来”。“勤”，做学问，要勤奋，要珍惜时间。
在交友上要“谨”。要做到“谨”就必须：“谦”，凡事谦恭，不得盛气凌人，自取耻辱。“择”，“交友之间，尤当审择”。朱熹说，待人忠厚老实，能直言自己的缺点、过错的，是好朋友；阿谀奉承、出言轻薄、态度傲慢，教人做坏事的，是坏朋友。
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摘要】：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朱子学研究成果，全面把握朱熹思想，并进而对宋代理学发展史做出描述与评价。朱熹理学思想过程大体可分为心性论、宇宙论与道统论三个大的阶段，这三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青年朱熹深受内圣外王时代精神的濡染，以“成圣”的修养功夫进路探索为思想焦点。朱熹的理学思想启蒙于乃父朱松，成长于刘氏私塾学习期间。受南宋理学内倾化思潮影响，朱熹在探索成圣进路中经历了以释老解儒的迂回之路，但其人生观与思想目标仍立定于儒学思想营垒之中。“成圣”的立志追求与经典研读的理性方法，形成了青年朱熹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朱熹24岁初次问学李侗开始，朱熹思想经历了“困学”而逐渐“自得”的过程，并走上溯源二程的思想道路。李侗的“理一分殊”教导巩固了朱熹读书穷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使他从“儒佛相合处”求“成圣”之进路转向对儒学精神的“自得”探索与功夫进路之独创。“同安夜悟”使朱熹意识到程学精神全面性与南宋理学发展中的片面性之别，在“忠恕一贯”的讨论中朱熹拣择了下学而上达的修养进路，由此奠定了自己为学进德的大方向。朱熹将李侗“理一分殊”之教发挥于读书穷理的经典研究上，使他与李侗“心与理一”的教法有了根本差异，师生思想分道在所难免。李侗于分殊处入手的教导与朱熹穷理方法的结合，使朱熹开始对南宋理学的佛老之失给予本体论批判。同安时期，朱熹开始对“儒学本真精神”的问题展开梳理，为其“道统”论的觉悟与理学思想创造方向的树立奠定了学术基础。中和问题是朱熹对佛老异端的批判深化，更是对理学中佛老之失的心性学批判，它是朱熹探索成圣进路的思想结晶。丙戌年(1166年)朱熹确立中和旧说，己丑年(1169年)确立中和新说。中和旧说本质上说，它是“体用一源”的程学精神对性与心之关系做出的直捷贯通，它也受到湖湘学派“性体心用”说的影响。中和旧说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直觉主义修养功夫。中和新说是朱熹思想之鲜明创造，它是朱熹将“体用一源”与“理一分殊”统合后对主体道德能力再解剖的结果。它以“先涵养后察识”、静贯动静的功夫次第为凡人下学奠定了为学进德的方法，它是朱熹生平为学进德大旨确立的标志。以朱熹41岁草成《太极解义》为标志，朱熹开始为其新儒学开辟宇宙本体论的哲学论证。以存在与价值体用不离的论证奠定了朱熹的哲学世界观。《西铭解》完成了朱熹对关学的闽学化改造，《仁说》与《定性说》对理学功夫论与境界论做了理论的绾结。1177年《四书集注》及《或问》的序定标志着朱熹理学思想与新经学统一化任务的初步完成，是其理学思想体系成熟的表现。《四书集注》序定前后，先有朱熹46岁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后有朱熹55-56岁时的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辨，这些论争从反面刺激了朱熹以“道统”的甄定与担当为其晚年思想的关切点。朱陆之争首先是功夫论上“渐教法”与“顿教法”的分歧，并在后来的“太极之辨”、“皇极之辨”中引向道统的解释与朱陆政治观念的分野。朱熹与陈亮论争是关于道德动机与历史效果的历史哲学分歧，从根本上说，陈亮对朱熹思想更具挑战意义。在回应时代异论之时，朱熹对理气关系更加关注，理对气的优先主宰地位巩固突显，朱子思想中的礼教禁祻气息亦日益显明。朱熹晚年仍在先涵养后察识的功夫格局下，同时也更重视“敬”的地位与格物穷理之深入，做出了《大学补传》及“至善”与善的分殊。《大学章句》的理论地位突显，表达了朱熹“絜矩之道”的政治哲学，由此回应了宋代士大夫焦虑的内圣外王的理论难题。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有两大特点：一是个体思想开掘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二是思想发展过程呈现鲜明的辨证性。朱熹思想之意义，积极方面说，它完成了宋代儒学复兴重建的理论任务，推进了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平民化转型，理性主义的道德渐教方法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存在与价值的囫囵不分是其哲学世界观中最大的谬误，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具有严重的历史负面效果，道统观念在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偏枯的一大原因。
理学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讨论人性与天道，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等问题，是官方哲学。
宋代经学学者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认为自己继承了孔孟的道学，于是又称道学。
理学分为程朱学派和心学学派。
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
朱熹认为，①“无极而太极，” “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终则复始，始则复终”。
②天理是通过气创造万物的。
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形而上的道，生物之本，气是形而下之器，生物之
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元气化阴阳（是气），阴阳化五行（是质），阴阳交感消长，五行生克制化，便产生万物。
此具体世界未成之前，已有具体世界；此具体世界既坏之后，仍有具体世界，如是成坏循环无穷。就人而言，不同的人因为气禀之厚薄清浊有别，因而有富贵穷通、寿夭等不同的命……天理也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道德原则、规定和礼仪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表现。
阴阳之性体现于人类社会则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秩序；五行体现于人类社会则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
人本具有封建伦常的本性，人所以不善，是由于被人的欲望所蒙蔽。天理是人心本有的，人欲是动而后生的正常的饮食之欲以外膨胀了的欲望，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叫人“明天理，灭人欲”，因此需要用敬与致知。
③朱熹提出“理一分殊”思想，认为太极寓于阴阳，阴阳寓于五行，五行又寓于万物，层次虽异，却一理贯穿，一物之太极便是全宇宙之太极。每一事物不但具有此事物之所以然之理，其中且具太极之全体。
人得于理然后有其性，得于气然后有其形，吾人之性中，不但有仁义礼智，且有太极之全体，但为气禀所弊不能完全显露。
④朱熹主张穷理为先，力行终之。
“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穷理的方法有很多，如读书（四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穷理的下手功夫在格物，穷理的目的在致知。认为穷理必须渐进，积累之多就可以廓然开通，为此需做格物致知的功夫。
格物是穷事物之理，以求形而上学的道。“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人入德处，全在格物致知”。致知是知事物之理，致知在格物。
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只是被昏翳了。人心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为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熹强调一切道德修养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然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
宋代教育
宋朝先后出现了三次兴学运动，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当时学校设遍天下。
宋代建立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制：首创了专门的教育机构管理地方官学；官学类型多样，招收对象等级限制放宽。
中央官学宋在国子监下设置教授经学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及辟雍存在时间短暂），传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艺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辽在国子监下曾置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五国子学。金国和元代仿宋在国子监辖下除设立国子学外，还建置以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如女真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等，亦分别称国子监。其目的在于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本民族的性格特征与传统。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①思想统治愈益强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育思想，到南宋末年以后，更获得正宗地位。元代开始，朱熹注的《四书集注》被御定为基本教材。
②等级限制逐步消失。宋代国子学与太学的等级限制已趋宽松。元、清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统一政权，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国家，故学校的民族界限极森严。少数民族生员在学的待遇与出仕，均优于汉族国子监生。但就同一民族的学生而言，等级限制逐步趋向消失。
③太学教学组织形式的不断发展。宋皇佑、嘉佑年间，太学中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又称“苏湖教学法”）。其特点是经义与实学并重，因材施教与学友互相切磋相结合。宋熙宁、元丰期间，推行王安石创立的“三舍法”，即在太学中分置外舍、内舍与上舍，建立了一套品德与学业兼顾、平时考查与升舍考试并重的升舍及诠选制度，试图将国家选拔人才与培养人才统一于学校。元延佑期间，继“三舍法” 建太学六斋，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各二斋，东西相向。三等之间，始有确切的程度区分。汉人升入上两斋，蒙古及色目人进入中两斋，实行积分制。明、清因之。明国子监首创监生“历事”制度，即监生实习制度，时间1～年不等。地方官学仍照唐制按地方行政区域建学。宋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及县三级，州以下设置教授儒经的学校。辽、金仿宋建有府学、州学及县学。元地方行政分路、府、州、县四级。各级均设置教授四书五经的儒学，内附设小学。宋的地方教育比汉、唐发达，其特
点如下：如：1设立专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长官。宋熙宁四年(1071)始设诸路学官。宋崇宁二年，诸路设提举学事司。2国家颁置学田作为地方学校的固定经费。宋天圣元年(1023)第一次赐兖州学田。宋熙宁四年田。宋诏诸州“给田十顷赡士”。凡地方官学均有相应的定额学田，田租收支由学校经理。3注意发展地方科技教育和武学教育。两宋继唐在地方设立医学。4形成了较完善的学校管理制度。宋以后分别建立了府、州、县、社各类学校的建制与廪养制度（规定教官名称、职责以及学生人数和待遇），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奖惩制度，以及向中央国子监输送监生的贡士制度等，颇为详备（见中国古代地方官学）。
总之，中国封建后期官学，就建制而言，从中央到地方,堪称完备。但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视各个朝代各个皇帝的政治统治力量强弱而转移。而地方官学的兴衰，则更与州、县守令对待教育的态度直接相关。宋熙宁、元丰时期，明洪武、永乐时期，太学、国子监颇具特色。北宋胡瑗受聘苏州、湖州府教授，所创造的“苏湖教学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尤为著名。一般说，历代多数帝王热衷于科举取士，而忽视培养人才的学校，尤其在每一朝代后期，学校徒有形式，仅为生员取得应科举考试的一种资格而已。宋以后，怎样处理科举取才与学校育才的关系，一直是封建政论家和教育家所争论的重要课题。
蒙学的发展
宋官学系统中都曾置有小学或社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但官立小学，兴废无常，实际上承担教育儿童的教育组织，则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学塾在明清时期遍及城乡。其种类有：坐馆或教馆（地主士绅豪富聘请教师在家进行教学）；家塾或私塾（教师在自己住所设学教学）；义学或义塾（地方或个人出钱资助设立的小学，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在明、清这一时期的学塾，与前一时期封建社会的小学相比，已较定型。
在童蒙教育中,宋代理学家关于小学教育的主张发生着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有关儿童道德教育的著作甚多，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凡著名教育家大都研究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 蒙学的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程式。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应科举考试作基础准备。而每一方面的教学,又都建立了一定的次序。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这阶段儿童主要用力在跟读、熟读和背诵。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讲书，着重阐述书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伦理原则。习字的次序，则是先由教师把着手写而后描红再进入临帖书写。作文之先，必练习作对。学塾中实行个别指导，教学进度视学生的接受能力而异。一般说，都遵循由易及难的原则，前一步的学习为后一步的学习铺垫基础。教学中尤重视温故，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指导学生复习旧课和新课。托蒙学的发展使蒙学课本渐趋向多样化与系统化。宋代著名的大学问家、教育家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亲自编著童蒙教学用书。嗣后，随着学塾的发展，童蒙课本种类愈益增多。计有：儿童道德教育读本，如《童蒙须知》、《小学》等。识字课本，继《千字文》有《性理字训》、《百家姓》、《三字经》以及各种实用杂字。约在南宋末（13世纪）已出现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
元曲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
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叨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
元曲三要素：唱（唱词），科（动作），白（对白）
元曲的代表作：窦娥冤。
有别于宋词的酸酪之趣
1、格律自由
2、语言俚俗、灵动自由3抒情直切、酣畅淋漓4、内在冲突、对抗而非和谐。化丑为美的倾向。
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传统观念中视为丑的东西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二是打破传统艺术的典范格局，以一种对立的形态构成新的艺术风格。
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而独秀文坛，以其不同于唐诗宋词的美学风采而成为中国外呢学宝库中别具一格的体裁，它淋漓酣畅、泼辣直白、诙谐风趣、热烈尖锐、富于动感，以俗破雅，以俗成趣，语言自由活泼，充满活力。描绘和书写的对象不限美丑雅俗，表现力丰富宽广，备受文人青睐，成为元代文学成绩最高的体裁之一。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明清图书典籍的成就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
《永乐大典》是由明代解缙等主持编撰的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是一部类书，它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
《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即使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代学者陈梦雷等编撰的、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原系康熙皇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古今图书集成》为此冠名“钦定”，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二十八年，采集广博，内容丰富，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520函，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图文并茂，因而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由于之后的《四库全书》受清文字狱影响，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删改，因此收书不全，错漏甚多，而成书时间较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典籍，还包括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相比于《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明朝的《永乐大典》属于类书，但因毁于清朝八国联军的战乱，现存不足4%；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属于现存最大的丛书；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由于有国家图书馆至今保存完好的雍正版内府铜活字本，成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作为“类书之最”，该书也是中国铜活字印刷上卷帙最浩繁、印制最精美的一部旷世奇作。
《古今图书集成》这样一部大型类书，它是既经也史，是子也是集，因为它包括我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融合为一。它的著者陈梦雷在《松鹤山房集》卷二“进汇编启”云：“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亦只删一二”。
（一）缕析条分，汇集群言：类书离析每一部书的内容，再依据主题类聚。从以“图书”为单元，变为以“文献信息”为单元。
（二）分类编排、随类相从：将每一部古籍的内容离析之后，依主题类聚成篇。计分：六大“汇编”、三十二“典”、六一一七“部”。亦即分六大类，每一“汇编”其下再分三十二个“典”。“典”之下又分“部”，形成：汇编、典、部的三层结构。
（三）区分款目、标题隶事：工具书特色是“分条列款”且“款款并列”。
《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所收汉字最多的字典。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47,035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纪昀等总撰的一部大型丛书，共收入古书3457种，79070卷，装成36000余册，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
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一、概述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然而，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时代，人民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而当今的人们却将自己锁在一道道铁栏内，社会活动中还会受到频发恶性事件的威胁。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曾感叹到：现在人的行为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二、文化特征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1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
2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3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
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努力寻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世界需要中国古老文化理念的推广和实践；已被费黜达近百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急需拯救。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手捧着金饭碗，在外流浪找饭吃啊。
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复兴必会带来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地发展也就得以平稳实现。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吗？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她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挽救社会的作用？
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
显著特点：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
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三、历史沿革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
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所以，它与一般的宗教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虔诚地相信，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问、不要问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可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各种色象的诱惑下，很多人是经不起引诱的，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信仰发生动摇的。特别是一些宗教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自身，而且往往与科学思想是有抵触的（这不是说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也是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而科学的道理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认识的是物质，是事物直观的可见的表象。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宇宙飞船上天，原子弹爆炸，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上的成就，科学观念是很易被人们接受的。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对信仰发生动摇也是很正常的，这也正是这种原因，有些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甫都背判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上帝的罪人。更头甚者，有些神甫和牧师还染上了艾滋病，有媒体报道，他们之所以染上艾滋病是由于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的，这说明他们已经远离自己的信仰，沦为上帝的罪人了。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天主教、基督教的大部分教徒的人格还是高尚的，但是从发展的趋势看，基督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没有发展前途，因为它们都不能为科学思想所接受，最终会被人们所抛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越是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准提高，认识能力增强的情况下，越是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人们没有文化愚昧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易推广与传播的，因为它不具备传播这种文化的软件与硬化。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哪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真正彻底的贯彻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象《圣经》文化和《古兰经》文化那样，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命运。现在最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贯彻，而这种贯彻是民主的、自由的，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的，不愿接受马上就可以反对，而不是象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圣经》文化，和现在《古兰经》文，是强迫的。
用现代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并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包涵的本质。再者，这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的产物，因为大家都有文化了，语言也表述能力也加强了；第三、科学已经很发达了，我可以借助科学上的发现和科学语言，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细致地表述，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与感染力。以上各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语言和文字上的优势。
五、国际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近期统计表明，其青少年犯罪率为6.9万件/天。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理念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911”事件以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恐怖行动时有所闻,海湾地区战火未熄，多少人生活在不安和恐怖之中。自由竞争发展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升级为斗争，斗争再进展就是战争。不论冷战、热战，结果都是怨恨越积越深，报复一次比一次惨烈。消除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冲突双方需要的不是报复，而是宽恕、忍让和反省。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反之，且看巴以冲突逐步升级的恶果——越来越多的人民在爆炸中无辜丧生、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经济环境遭受重创…再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对当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秦砖汉瓦、兵马俑、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
-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
-茶、中药、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四大发明
-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
-佛、道、儒、法宝、阴阳、禅宗、观音手、孝服、纸钱
-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
-龙凤纹样（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
-彩陶、紫砂壶、蜡染、中国瓷器
-古代兵器（盔甲、剑等）、青铜器 鼎
-国画、敦煌壁画、山清水秀、写意画、太极图
-石狮、飞天、太极
-对联、门神、年画、鞭炮、谜语、饺子、舞狮、中秋月饼
-鸟笼、盆景、五针松、毛竹、牡丹、梅花、莲花
-大熊猫、鲤鱼、芭蕉扇、风箱
-黑头发黄皮肤、丹凤眼
-红旗、天安门、五角星、红领巾、红太阳、长江、黄河
-唐装、绣花鞋、老虎头鞋、旗袍、肚兜、斗笠、帝王的皇冠、皇后的凤冠
-泥人面塑、锄头、清朝大辫子、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筷子
-华表、牌坊、长城、园林、寺院、古钟、古塔、庙宇、亭、井、黄土、民宅
-汉字、数字8、6、4
-唐诗、宋词、《三十六计》、《孙子兵法》、《红楼梦》、《三国演义》、《诗经》
-金元宝、如意、烛台、罗盘、八卦、司南、棋子与棋盘、象棋、围棋
-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
-玉佩、鹫、千层底、刺绣、丝绸、檐
另外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三教九流
三教九流：中国旧时指宗教或学术上的各种流派。（也指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含贬义。）三教九流（亦作九流三教）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往往含有贬义。
三教
西汉《白虎通?三教》中说：“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之。”汉代儒学家认为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他们把夏、商、周三代所崇尚的忠、敬、文这些道德规范与礼仪文饰，总称为“三教”。这是关于“三教最早的说法”。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儒教、道教发生论战。公元573年，北周武帝亲自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辨释三教后”问题，最后作出了“儒教在先，道教次之，佛教在后”的结论。从此后人说三教通常即为儒、释、道。
九流
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三教九流在民间的说法
三教：佛教、道教、儒教。
九流：
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客九种田中九流：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下九流：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帮五剃头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花子九卖糖不过，这是民间口头传诵，不以为据，如著书，还当再须查证。
三教九流的意义曾经是颇为高雅的
“三教”的说法起自三国时代，指的是儒教、释教、道教三种教派。河南嵩阳书院里有一尊三神像，在一个头上雕出了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的面孔。
儒教，孔子所创，并非宗教，而汉儒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把儒家学说渲染的像宗教一样，就被人们看做宗教了，自汉朝至“五四运动”前，一直在中国文化界及思想界占重要地位。孟子、董仲舒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释（佛）教，指东汉时传入我国的佛教，以其为印度释迦牟尼所创而简称为释。
道教，以先秦老子“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流派。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被称为“道德家”，老子哲学思想，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汉代道教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始祖，东汉时创立的一种宗教，讲究炼丹修道，寻求长生不老之法。
三教指儒教、佛教和道教,九流分三等
上九流是：一佛祖，二仙，三圣贤，四官，五公卿，六相，七僧，八道，九庄田。
中九流是：一评书，二医，三卜筮（算命），四棋（棋师），五丹青（画匠），六仕（兵卒），七横（说客），八义（侠客），九打渔。
下九流是：一高台（唱戏），二吹（吹鼓手），三马戏，四剃（剃头），五池子（开澡堂），六搓背，七修（修脚），八配（配种的），九娼妓。
九流三教也将九流分三等
上九流：一宰相，二尚书,三督抚，四藩臬，五提督，六镇台,七道台,八知府，九知州。
中九流：一医，二金（算命），三飘行（测字），四推（推算历法），五琴棋，六书画，七僧人，八道士，九星相（观星相定吉凶）。
下九流：一忘八（开妓院），二龟（纵妻卖淫），三优伶（唱戏），四吹（吹鼓手），五大财（耍大把戏），六小财（耍小把戏），七生（理发匠），八盗，九吹灰（卖鸦片）。“三教九流”把人分为若干等，在旧社会，受压迫者多被视作下九流，命运悲惨。
元朝的时候，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详细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朝统治者是骑在马背上的征服者，敌视知识分子，儒被列在娼妓之后。就像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儒家成为批判对象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其支配地位长期被儒家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占据着。上至华夏的原始民族，下至近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儒家伦理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以下几方面特征加以认识：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共同创造的，这一特定区域特定人类圈的社会精神形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历时五千年形成的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从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心理倾向，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有内容的完整性。
第三，作为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播延续下去，还将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自然传承，还是选择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停止。教育的传承属于选择传承，即把优秀部分传承下去。因此，它具有永久的传承性。
第四，传统文化属于旧的时代，受着时代的局限，总是一分为二的，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养料与毒素同在。对教育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具有影响的双重性。中国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历史悠远,延绵不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为本位,即伦理政治型文化;以儒、道文化为主体,其他文化作为补充的多元文化结构;具有明显的人文文化倾向;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和以"义利关系"为中心的文化
价值体系.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宗法制简介
夏、商、周被史学家称作“三代”。夏、商两代的国家最高元首称“帝”。夏朝的帝位由儿子接任，偶尔也有传给兄弟接任的。商朝的帝位大多传给弟弟，最后由最年幼的弟弟再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以行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都于镐京，并改“帝”为“王”。周王朝的王位明确规定只传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王朝的这一制度就是“宗法制”，它的内涵对中国姓氏有着直接的关系。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主要精神为“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宗法制源于父权家长制家庭。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据《独断》记载，三代的“一夫多妻制”情况是这样的：“天子娶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妇。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部御女。
嫡与庶
周人上法帝喾正妃，又九九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天人九嫔。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众多嫔妃、妻妾所生的一大堆子女如果不划分个先后次序，不立定个章法规矩，那就会乱套。这个章法就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子妇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子女（女儿不在其中）划分为“嫡”和“庶”两类。嫡，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
嫡庶的划分标准
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嫡庶的划分标准为
妻妾
一般称谓宗法称谓继承
妻(正配) 三哥(20岁)
六哥(14岁) 嫡长子
嫡次子嫡子
庶子
妾一(侧室) 大哥(25岁)
四哥(19岁) 庶长子
庶三子
妾二(侧室) 二哥(22岁)
五哥(15岁) 庶次子
庶四子
据《史记·殷本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从而造成“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局面。殷商后期，兄终弟及制为父子相承制代替。如弟乙的长子微子启生在“微”，封为子爵，名启；因启的母亲身微，非正妻，因此启虽为长子却不能承袭帝位。帝乙的小儿子辛(即纣王)，因其母是正宫，嫡出，故继承了殷商的帝位。正是这位辛使殷商走向灭亡。这说明殷商末期，嫡长继承制已经确立。
据黄河流域周原生活的周部落，在古公亶父时，嫡长继承制还没完全确立。古公少子季历继承了王位，而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出奔长江三角洲，后来建立了吴国。季历传位于长子姬昌，姬昌又传位于长子姬发。姬发灭商后，大力推行嫡长继承制。自此宗法制度被作为立国的原则世世代代延续了下来。
根据宗法制，“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精神，周王朝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不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无权继承。这就使弟统于兄，小宗统于大宗。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
分封制
为此，周王朝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其具体办法是：一、周王朝的国王以都城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圭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此谓之“王畿”。二、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无数块，分封给各路诸侯。但这些封国面积很小，实质上都是一个个城堡式的军事据点，以此为中心对四周地方加以控制，大概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的面积也没有王丝大。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封国的绝对控制权，诸侯国象群星捧月似的，环绕拱卫着王畿。
诸侯国的分封有两种情况
1、同姓封国
凡是姬姓的周王室亲族，每人都可分到一块土地，在那里建立封国，此即同姓诸侯国。周初，先后分封了71个诸修国，其中周武王封其兄弟立国者15 ，姬姓立国者40人。如，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曹（今山东定陶），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翼城）。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又分封周朝王室子弟26国。
2、异姓诸候
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分封少数有功之臣，如姜子牙封于齐；二是发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防止作乱的部落，如夏王朝的后裔东楼公(姒姓)封于杞国，伏羲氏的后裔(风雄)封于宿国。周武王又将已灭国商纣王之子武庚(子姓)封于宋国，以示政治安抚。后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被周公平息，改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国。
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直属中央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国的面积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附庸国的面积更小，附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五级爵位的产生，系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而定，周初五级封国与附庸国
所有封国的国君总称“诸侯”。
西周初期的诸侯国领土很小，不少封国只是一个城。东周开始，各诸侯互相吞并，疆城才逐渐膨胀，各诸侯大国才建都，并成为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在西周时代，除了中央直接分封各路诸侯外，各诸侯在自己和领地内再分。诸侯一般将的中心地区留给自己直接统治，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于是，全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国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统一的等级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
总结：由上，我们可以提出：(1)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王位、国君位，其余的庶子一律分封出去；(2)诸侯之封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3)诸侯再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将部分采邑分给作为禄田。
这样，周王朝与分封诸侯国就保证了他们世世代代的血族统治，万里江山遂成一家。如下图示：
嫡长子(大宗)——承袭王位
周天子嫡长子(大宗)——承袭国君
众庶子(小宗)——分封诸侯嫡长子(大宗)——卿大夫
众庶子(小宗)——分封卿大夫
众庶子(小宗)——分士
西周宗法制直接导致了分封制，分封抽使国内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产生了众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又被分成无数大小的禄田。由于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直接转变成了“氏”(以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关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于是，中国人的姓氏遍地开花，骤然增多。——这就是宗法制度对中国姓氏产生的根本影响。
宗法制度对我国社会演变的影响有：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非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2）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3）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4）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
《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理想化的典制
《周礼》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九畿。《周礼》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尚书》中确有侯、甸、男、卫、采等外服的名称，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
居民组织。《周礼》的居民组织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
一比：5家一邻：5家
一闾：25家一里：25家
一族：100家一酂：100家
一党：500家一鄙：500家
一州：2500家一县：2500家
一乡：12500家一遂：12500家
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如有天灾人祸，民户之数发生变化，无法满足以上要求时当如何处理？《周礼》未曾提及。
农田规划《周礼》对于"野"的农田的规划，也是整齐划一。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将国都建在"地中"，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系统，遑论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因此，我们说《周礼》是理想国的蓝图。
人法天的思想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
《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
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今文经学
今文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慰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个政策，被秦始皇执行了，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历史沿革
博士官即官设的学问师、教导师，秦已有之，不限儒家之学，精通诸子百家者亦设为博士官，博士官所学，几如战国时各国食客之驳杂。秦始皇焚书坑儒，原只为禁绝民间之议论，是一个思想控制之政策，而非出于学派垅断之谋，因此民间固无藏书，但官方所藏仍多，可是在随后项羽火烧阿房宫之际，就连秦官方之先秦藏书亦为焚毁，于是儒家经典与儒学的传播同时消失。
汉初承秦制亦立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又及汉初政策重休养生息，以刑名黄老之学为政治措施之指导原则，这是杂揉道家、法家之学的一套政治哲学，也是西汉初年最高统治者的意识型态，甚至有因儒学观念之坚持而遭致迫害的，如景帝时的辕固生及武帝时的赵绾、王臧，都是因文帝皇后窦氏的坚持，前者险因刺豕而死，后二者则因而自杀。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复苏，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然而儒学中所包含的重礼仪法度的经世之学之面貌，本就有在任何王朝政权中得以发展的生存条件，高祖时有陆贾着新语十二篇、叔孙通率儒生为武帝制朝仪、文帝时有贾谊着新书等事，皆以儒学观念为基础。西汉儒学之兴盛，当首推武帝及董仲舒之功，然论及今文学派之形成，则应以五经博士官之设立为更重要的条件。即诗经，书经，春秋经，礼经，易经等。
最初，少数耆老开始讲学，而儒家经书也在口耳传授之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文字写成，若干儒学大家也开始在西汉政府中得立为学官，其中，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援公孙弘之建议，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又依董仲舒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此，儒家经学的研究遂成为西汉官方所重的唯一学术传统。至此以后的两汉之际，虽仍有道家，道教传统及自然科技思想的发展，但两汉学风的代表性风貌，便成为儒学的天下，当然两汉的儒学也是驳杂地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的。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与后来发展出的另一批古文经学研究者的观点多有不同，两派较竞，造成了两汉学术史上重要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历史局面，古文经学者为与其区分，遂自称为古文经学学派，并称其为今文经学学派，于是有今文学派之名。
研究特性
今文学派指的是两汉学者以儒家经典之研究而成立的一个学术传统。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基本特性有三：首先，这是汉代的儒学学统，是对儒家经书作研究而成立的学术传统。但严格地说来，它研究的典籍虽是儒经，而表达的观念却是汉代的思潮，是一个融合了先秦各家学说，而以儒家面貌表现的汉代儒学；其次，因秦火之后典籍荡然，今文学派所依据的儒学经典，是经儒生口授相传而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体写作之书。这就预留了当以先秦古文字写作之儒经被发觉后，将出现新旧不同观点之争辩空间；第三，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性格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这是基于两汉之际的学术风气而有的表现。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就是最能体现两汉自然科技知识、及宗教神学迷信发达的理论性格。
此外，由于以先秦时期的各国文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陆续被发现，经过学者研究之后，不仅在文句篇章上不同于现存今文经学派的经典，更在于对社会礼俗、政治制度及哲学命题上产生了不同于当时学术思潮的观点，且强调还归先秦义理的朴实学风，遂有所谓古文学派之兴起，成为与今文学派较劲的新的学术传统，此即两汉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总之，今文学派就是汉儒中以当时流行文字所写成之典籍为依据，而在形上学上侧重宗教神学面、在社会政治哲学上侧重配合新时代提出新建制观点，以阐述儒学理论的学派。
特性表现
今文学派学者的学术活动，随着儒家经学研究风气的兴盛，逐渐与汉代政治活动结合为一，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成为汉代官方明立的博士官，一方面成为官方政策的理论来源，另方面也作为批判及引领政策的知识传统。今文学派成为汉代的官学的发展过程，又随着博士官的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