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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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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

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述评作者:张志永文章来源:秘书处更新时间:2009-10-25

自从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复苏,逐渐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教条式研究方法,加之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海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巧等传入大陆,社会史研究勃然兴起,其中婚姻家庭史是主要的一个内容,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妇女学乃至民族学等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论著。本文以历史学方面研究为中心,对近30年来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作简要评述。

一、研究概况

婚姻家庭制度反映了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社会心理的演变与趋势,它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革,也最能体现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故婚姻家庭变革成为了社会变迁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研究成果斐然,出版了一大批论文、著作。基本研究情况如下。

第一,关于建国以来婚姻家庭问题总体性研究

一些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家庭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建国以来婚姻家庭变迁的结果。雷洁琼认为家庭的职能、结构和形态均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更,同时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对婚姻家庭也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大多数家庭是民主和睦和幸福的,婚姻家庭基本是稳定的;城市家庭职能由经营生产单位变为消费生活单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家庭又重新成为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占最大比例,主干家庭、联合主干家庭比例趋于减少,家庭规模由大变小,家庭人际关系由紧密变为松弛,家庭权力由专制趋向民主平等。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很不完善,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婚姻家庭观念仍然有很深的影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实行,婚姻家庭领城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1]

贺军平用社会学的方法阐述了建国后40年来农村婚姻与家庭问题,具体来说,择偶条件从经济到政治再到人的本身;婚姻形式上自由恋爱和自由、包办两者兼有的介绍性婚姻占主导地位;彩礼多寡、嫁妆厚薄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成正比,经济越发展彩礼和嫁妆越多;初婚婚龄经历了低-高-低3个阶段,50-60年代比解放前有所提高,但幅度很小,70年代我

国狠抓计划生育后初婚婚龄有较大幅度的提高,80年代第2部婚姻法实行后婚龄几乎恢复到解放初的水平;婚礼形式50年代和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六七十年代结婚仪式变得简单了,加进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内容,80年代后,结婚仪式多数已恢复传统仪式,并出现了旅游结婚、集体结婚等新形式;农村家庭结构简单化,家庭规模呈缩小趋势;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是农村生育观的中心,“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农村是非常困难的;寡妇获得了再嫁自由,大多数让寡妇本人处理家财和孩子。[2]

丁文探讨了建国50 年来中国家庭变革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势,指出当代中国家庭变革已突破了某一方面的局部变化,家庭观念、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整体性的全面变化,引起一场家庭形态的大变革,即从农业社会的血亲主位、父子轴心、男性专权的传统家庭,向工业社会的婚姻主位、夫妻轴心、两性平等的现代家庭转化。这标志着人类经历了数千年来男性统治的历史发展之后,女性权力的重新崛起。[3]谢俊美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了建国以来的婚姻状况,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制度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艰难历程。推动这种嬗变既有新旧制度变迁的因素,也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更有“文革”的摧残;又因改革开放后人性的恢复、自由的实现而带来的新气象,以及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指出,“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婚姻状况仍将在新旧交替,东西两种文化、婚姻观的冲击中进行嬗变。”[4]

古力扎提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建国以来新疆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认为解放后越来越多的牧民开始由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哈萨克族婚姻家庭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变化包括: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家庭中妻子的地位提高;生育观念逐渐趋向科学文明;婚恋观念从封闭走向开放;家庭习俗趋向于现代化、多元化;总的来说,哈萨克族的婚姻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现代化、民族化和多元化并存的特点。[5]

有些学者考察了建国以来婚姻家庭发展和婚姻法的演变过程等问题。如郭显举以1978年为界将建国以后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封建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内变化是缓慢的,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显著变迁,表现为:婚姻缔结由包办婚姻到自由婚姻,婚姻基础和择偶标准由注重物质条件到注重爱情,生育观念由重男轻女到男女平等,贞操伦理道德观念由从一而终到接受离婚和再婚自由,父权和夫权观念由主从关系到平等关系,血缘、亲情观念由重感情到重利益。[6]

沈峻认为建国50年来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经历了两次变化,也面临着两次挑战。新中国的建立使广大妇女从封建的婚姻家庭中解脱出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却面临着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挑战;改革开放增强了广大妇女的独立自主意识,提高了她们对婚姻质量、生活品位的期望值,丰富了自由婚姻的内容,也进一步实现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妇女更面临着提高自身素质的严峻挑战,它将直接关系到妇女的生存与发展。[7]李亚娟以新中国婚姻法的三次变化为线索,揭示了婚姻法变动特点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认为50年代的婚姻法以婚姻自由和赋予女性家庭财产权开始了婚姻家庭传统的变迁,更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深层次变化;80年代的婚姻法以夫妻财产制、计划生育和感情破裂的离婚条件引导了婚姻家庭的巨大变化,中国人开始重视婚姻质量,更多关注婚姻中的个人权利;21世纪初的婚姻法修正案在夫妻财产制、家庭暴力和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等方面做了适当调整,也预示着婚姻家庭向更加文明、和谐与现代化发展。指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婚姻家庭领域由农业社会的传统家庭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家庭转变,而对婚姻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一直是变化的主要内容。[8]

第二,建国初期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这是学术界对婚姻家庭史分期研究热点之一。其中,许多学者以区域为对象,围绕1950年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展开了研究。

欧阳小松以福建省为研究区域,认为1950年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系统地批判和革除了婚姻问题上的种种封建恶习,使《婚姻法》在干部群众中得到了一次大普及,形成了支持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强大社会舆论与社会风气,而各种封建婚姻行为和残害妇女行为大为孤立,在不少地方已日趋消灭;民主和睦、男女平等的新式家庭不断涌现。这场运动有力推动了福建地区的妇女解放事业,大大激发了她们对自身价值,对男女平等的进一步追求。在这场运动之后,更多的福建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打破传统角色界限,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产建设,许多人成为基层政权、互助合作组织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成为生产能手、学文化模范。[9]

庆格勒图以绥远地区为研究对象,侧重了1953年宣传婚姻法运动的作用。认为经过两年多的贯彻执行婚姻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人们头脑中所遗留下来的封建意识形态还普遍存在,1952年底以后贯彻婚姻法运动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野蛮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被摧毁,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其次,深刻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提高了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广大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

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再次,调解了许多家庭纠纷,民主和睦的家庭大量出现;家庭和婚姻纠纷得到解决的家庭,生产情绪高涨,纷纷参加互助组搞生产,使农村呈现新气象。

[10]张志永通过研究华北农村婚姻制度后,认为,除了以上几点以外,“更主要的是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废除了禁锢妇女生产力发挥的封建纲常礼教,直接促进了妇女从旧式家庭中的解放,为妇女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辟了道路,更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了大批生力军,极大地促进了华北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11]

另外,类似的研究论文还有黄桂琴、张志永《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庆格勒图《建国初期内蒙古自治区婚姻制度的改革》,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期;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姚万禄、王晋林《解放初期甘肃宣传和贯彻〈婚姻法〉述评》,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志永《建国初期河北省贯彻婚姻法运动》,载《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房春丽:《建国初期广州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1950-1953年)》,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梅士宏:《1953年武汉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等等。这些学术论文均是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对宣传婚姻法运动的过程、评价大同小异,不再一一列举。

同时,一些学者对建国初期妇女家庭地位、妇女自杀、离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志永以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尽管这种变革只是初步的、缓慢的甚至不完全的,但它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它预示着未来妇女解放的方向,也为以后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2]李洪河考察了建国初期妇女自杀问题,认为《婚姻法》颁布之初,广大妇女婚姻自主的正义要求遭到了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顽强抵抗,致使数万名妇女因而自杀或被杀。贯彻婚姻法运动开展后,不仅制止妇女自杀或被杀问题,而且形成了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未来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3]与此相关,他认为婚姻法颁布后,婚姻家庭案件尤其是妇女离婚案件不断涌现,贯彻婚姻法运动普遍开展后,不仅使全国范围内的家庭和婚姻纠纷案件呈显著下降趋势,而且形成了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社

会新风气,为后来新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基础。[14]朱水成、伍小涛还研究了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婚姻问题,认为新《婚姻法》的实行,不但冲击了汉族地区原有的婚姻结构,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结构也是一次重大的解构过程。包括: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处理婚姻问题的权利由传统的三老四少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对女性是一次重大的解放,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纳入到国家预设的轨道,终于完成了由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的变迁过程”。[15]

葛世涛评价了新婚姻法对妇女解放的作用,认为1950年婚姻法不仅是建国初期一项重要的法律建设,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整治,“到1956年前后,群众的婚姻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妇女不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获得了与男子一样的法律地位,在婚姻家庭中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妇女走向社会不仅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为自身的解放提供了经济保障。但也必须看到,歧视迫害妇女现象在婚姻法宣传后仍普遍存在,说明要建设法治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是一项重要任务。[16]第三,自大跃进运动至文革结束时期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对于大跃进以来至文革结束时期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很少,迄今仅有寥寥数篇论文,研究内容均集中到政治对婚姻家庭影响方面,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政治对婚姻家庭影响具有有限性,婚姻家庭制度仍然强烈地抵抗着政治的干预,按传统轨道继续发展。如袁熙探讨了文革期间政治对婚姻的影响,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的权利与自由、人的尊严与价值遭到最野蛮、粗暴的蹂躏与践踏,人们追求与享受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权利同样受到不应有的干涉, 这种干涉是“文革”政治的特定产物,主要表现为婚姻行为政治化、婚姻关系功利化、婚姻观念禁欲化,尽管人们的婚姻行为主要表现为顺从政治压力的一面,但是,在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这些最具个人化色彩的行为中仍大量表现出对“文革”政治进行的顽强而不公开的抵抗。[17]梁景和、王宇英也认为,“文革”时期,家庭虽然在政治运动冲击下经历了一个由狂飙猛进到复归的过程,但家庭制度本身并没有遭到质疑与否定,家庭始终是抵御“革命”狂潮最有力的场所,而“革命”力量一旦减弱,家庭也就成为最早“复辟”的地方。具体表现为:文革初期,作为“革命运动”的工具性对象,家庭在某种意义上被扭曲成了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家庭伦理、家庭关系、家庭类型、家庭组织形式、家庭功能等一度遭到了强烈的冲击,极度夸张的政治、社会伦理一度成为家庭伦理的主体内容;在“文革”中后期,大多数家庭

进入了运动震荡后的恢复期,家庭功能中曾经被扭曲而畸形的部分越来越多地得到纠正。当然,由于地域、阶级、阶层、角色、地位等等诸多差异,“文革”时期的家庭问题肯定不是整齐划一。[18]

王宇英还具体探讨了“文革”时期家庭政治化问题,认为家庭政治化首先是政府的意图,政府希望能借助家庭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但是,“文革”时期家庭的政治化是有违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是外界政治强力的扭曲,使家庭政治化具有有限性和短暂性的特征。并指出,政治与家庭这样的私领域之间应该是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只有形成一种相互的合理渗透,才能发挥出各自的正常功能。政治运动也只是使家庭短时间内、很表面地发生了一些政治化转向,大多数人仍坚守着正常的社会伦理,即使迫不得已,也尽量虚与委蛇,即使有所违背,也很快幡然醒悟。[19]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政治对婚姻家庭干预作用非常大,传统婚姻家庭已经变成了政治性极强的单位。如李相珍认为“文革”时期的婚姻生活作为现代社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鲜明的时代特性,表现为男女平等观的理想化、知识青年婚恋观的政治化、婚姻目的的现实化、择偶标准的绝对化、婚姻家庭的革命化;维系婚姻家庭的纽带也由亲情、血缘关系转化为政治立场、政治原则、阶级成分。总之,“文革”时期政治破坏了家庭原有的运作秩序,家庭由稳定、和谐的社会单位转变为政治性极强的革命阵地。[20]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这是学术界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又一个热点时期,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内容多元化。

李桂梅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对婚姻家庭及其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传统婚姻家庭的生存模式、运作方式发生嬗变。主要表现为:婚姻家庭价值观念多元化、婚姻家庭生活的自主化、婚姻家庭关系的开放化、婚姻目的和功能趋于现代化、婚姻中性意识觉醒和强化、姻缘关系核心化、家庭中心的个体化和重心的位移化、婚姻家庭形式的多样化、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离婚率上升化,认为“当前婚姻家庭的嬗变,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震撼也是相当深刻的。同时这种嬗变的过程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痛苦和磨难,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21]

程美东从择偶条件、家庭成立的决定因素、结婚仪式、家庭类型、家庭成员关系、离婚率等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充分肯定了这个过程的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地将婚姻纳入私人生活范围,使之成为实现

自我价值的一种重要生活体现。人们择偶时对职业、收入等经济因素及容貌、身材等生理因素的考虑不断增多,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婚姻认识途径日益增多的同时,人们自由决定婚姻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家庭人口户均人口数的减少,核心家庭的数量不断增长;离婚率不断升高;夫妻间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各自的独立性渐渐增加;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尤其是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上,相互独立性也明显增强。[22]

秦燕、李亚娟从婚姻法与婚姻变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婚姻家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法律也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1980年《婚姻法》是中国社会刚刚进人改革开放时代制定的法律,标志着婚姻家庭关系政治化年代的结束和市场经济对传统家庭婚姻模式扬弃的开始。面对市场经济的法则,中国人开始重视婚姻的质量,更多关注婚姻中个人权利的维护,强调个人感情的价值,而且人们对婚姻的态度越来越理性。这些变化必将影响法律的调整,1980年《婚姻法》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法律,明确了夫妻财产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实质性内容。[23]

更多的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变迁的某一具体内容进行了探讨。如农村婚姻家庭调查组通过对山东农村调查后发现:通过亲戚、邻里、朋友介绍而结成婚姻关系的介绍性婚姻是目前农村确定婚姻关系的主要形式,婚姻的基础对较多财富的选择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较传统婚姻相比,“经济因素”的外延已经有所缩小了,它一般被局限在与某些义务和责任相联系的范围内;婚礼方面,坐花轿、吹喇叭、放鞭炮、拜天地、闹洞房等仪式实质和传统社会相同,而集体婚礼和旅行结婚两种现代仪式表现了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时期新旧交替的复杂景观;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家庭又负担起了物的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的双重职能,它不但成了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而且是整个社会组合的基本形式;社区的社会关系是由家庭关系到家族关系再到乡土地域关系,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序列。[24]苏珊认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农村家庭经济生活的显著变化,农村婚姻家庭必然地大受影响,婚姻缔结方式和决定权趋于多元化;家庭功能中生产、消费、精神生活等功能不断增强,生育功能逐渐减弱;家庭结构由繁到减,家庭规模由大至小;家庭关系上民主平等气氛加强,家族观念日渐淡化。[25]

聂佩进、王振威分析了财产转移问题,认为随着子女(主要是儿子)成家立业,父母会逐渐把家庭的财产以及家庭事务决策权转交给下一代,而老年的父母由儿子们共同赡养。在此过程中,两代人的家庭地位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围绕着婚姻和分家产生的财富流转呈现

3个显著特征:财产转移数额巨大,结婚和分家过程中,每个家庭从父代转移到子代的财产几乎是父母一代的毕生积蓄;财产转移主要发生在父子间,转移到女儿身上的份额很少;财产转移对亲子两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不同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强弱地位发生的转换,这从两代人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居住条件、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可以得到验证。提出改变家庭内部代际间的财富转移机制,从而改善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将会有助于家庭养老的有效实施。[26]

陈敏华考察了城市婚姻家庭的特点,发现“体质差、能力弱、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家庭地位有所下降,夫妻关系有回归主从地位的迹象相反,体质好、能力强、文化程度高,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家庭地位进一步上升,她们对夫妻关系的期望已不再满足以性别特征划分的分工合作关系,而要求在家庭中进行‘公平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仅局限于事业上的自我实现,而且包含着情感世界的平等、独立和自主”。在婚姻价值中功利与情感孰轻孰重,正发生着激烈碰撞。随着社会管理目标的转移,社会对婚前、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夫妻关系中爱情与责任互相背离,婚姻呈不稳定态势。[27]

张学见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改革开放30年来离婚问题,认为公权的合理定位、社会流动的增强、社会舆论的宽松、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离婚标准的日趋人性化等作用下推高了我国离婚率。社会变革的进步性和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滞后性给现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搭上了双重的时代烙印,其带有鲜明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段性特征。但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离婚率的攀升昭示着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已经抖掉了历史的尘埃,日益向民主、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迈进。[28]

柴俊琳则以河南省为区域研究对象,从微观上继续探讨了离婚问题,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离婚现象还不多见,但明显呈现上升趋势,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青年婚姻自由的基本实现,直接导致了农村离婚现象的增加;离婚理由包括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矛盾、草率结婚、生活作风问题、性生活不和谐、家庭暴力等;离婚不再被看成丢人的事,而被认为是个人的权力,开始为社会理解和接受;离婚既有负面影响又有积极效用,主张和谐的家庭对生活、对事业、对社会都有重要意义。[29]

段平研究了婚姻家庭中妇女权益的维护问题,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形势变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国家经济的转轨和社会转型,妇女婚姻家庭合法权益保障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离婚率上升、包二奶、纳妾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屡见不鲜;家庭暴力行为并非罕见,漠

视妇女生育权呈上升趋势,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我国从80年代初,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婚姻家庭领域的妇女维权工作,从法律和道德调节相结合、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的生殖健康3个方面加大了维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权益的工作。[30]

就著作方面而言,改革开放后30年间,学术界出版了多部婚姻家庭方面的专著,遗憾的是研究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的专著较少,目前只出版了两部。鉴于全国各地风土民情差异较大,宏观大论研究很难说明具体情况,故这两部书共同特点是区域研究和案例分析。

其一,张志永《婚姻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以河北省为区域研究对象,具体地研究了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具体内容,认为经过贯彻婚姻法,我国颠覆了传统婚姻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婚姻制度;择偶观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结婚从家长主婚到自主婚姻,离婚与再嫁基本上得到了自由,婚姻程序简化,动摇了和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等传统家庭观念,妇女社会参与广泛,家庭关系从依附走向平等,民主和睦家庭大量增加,以及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与理性的新风尚等。最后得出结论为,建国初期我国封建婚姻制度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过渡,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其二,刘中一《村庄里的中国: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该书以山西省L村为个案探讨了中国农村初级生活和农民的日常生活,认为乡村的婚姻从来不曾被认为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人们更关心其是否门当户对、能否传宗接代等;“爱情”不是婚姻的必然前提;家庭中婆媳矛盾仍然尖锐,但婆媳之间地位相较以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乡村的生育已经成为一个人生命中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一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个人成熟或者说完全独立的标志;在性方面对女性要求严于男性,称婚外性关系中女性为“破鞋”,但却无相对应的词语来称呼男性当事人。

另外,还有几部著作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郎太岩、张一兵著《中国婚姻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版),该书研究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指出在全国多数地区,婚嫁改革还未完全普及到群众中去。由封建的繁章缛节和资产阶级的虚荣显阔混合而成的操办风还在顽强地同婚嫁改革对抗,使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婚姻礼俗呈现出新旧并存、土洋结合的多元化趋势。从家庭结构来看,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代际关系趋于简单化,核心家庭属于首位。从家庭代际关系来

看,出现了以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妇关系为轴心的转移过程。家庭职能除了生产、生育、抚育和教育、赡养、消费外,还有休息娱乐、调适感情等职能,呈现多样化等;从婚姻家庭观念来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逐渐深入人心,追求平等合作型夫妻关系的人多了。总之,自主的、合法的婚姻已在全国居于主导地位,民主、团结、和睦已成为家庭关系的主导,男女平等在家庭问题上初步得到实现,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正在逐步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早婚、非法同居、包办买卖强迫婚姻、拐卖妇女儿童、遗弃老人、重婚纳妾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有所滋生和蔓延。

肖爱树著《20世纪中国婚姻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8月版),该书认为婚姻制度变革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从20世纪中国婚姻制度变革具有5个方面的特征:婚姻缔结由父母包办走向当事人自由自主、婚姻形式由传统一夫一妻制走向真正一夫一妻制、夫妻地位由男尊女卑走向男女平等、夫妻财产制由夫妻一体主义走向夫妻别体主义和婚姻解除由夫权离婚主义走向自由离婚主义。这些特征一方面标志着20世纪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向当代婚姻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20世纪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由于“传统婚姻制度的影响,尤其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状况,还将长期制约着人们婚姻观念的更新和婚姻行为的改变。”

王跃生著《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三联书店2006年7月版)。该书以冀南农村为区域研究对象,探讨了冀南农村20世纪30至90年代社会变革与农民婚姻家庭变动情况,指出初婚年龄变动的总趋势呈提高状态,同龄男女间的婚姻成为主流;婚姻的门户观念直接演变为阶级观念;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由5个降到2个,虽然它与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有一定的距离,但却是缺乏社会保障条件下农民的合理要求;复合家庭逐步萎缩,2代家庭比重上升,小家庭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从生活条件来看,50

年代中期以后集体经济制度建立,农民普遍中农化的目标从体制上被固定下来,1980年初起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的生产功能被恢复,农业外收入的不同使农民家庭的经济水平出现差异等。

另外,少数学者开始挖掘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口述史资料,主要有杜芳琴主编《山区妇女口述——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华北卷、西南卷),“展示的正是真严实语的力量。我们聆听到的不再是她们身旁男人的代述,山区妇女直接谈及她们最熟悉、最关注、最担心又或是最有说法的事情。”[31]其中,婚姻和家庭问题涉猎较多,叙述了合理合法、合理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法等多种婚姻形态,揭示了年轻一代对自主与幸福婚姻的向往,讲

述了家庭中的权力、情感和道德等问题。李小江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包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历程》4本,其中对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有所涉猎。杨恩洪:《藏族妇女口述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记录了10余位西藏妇女的口述历史,对藏区社会妇女在解放前后地位的变迁、参政和就业情况作了客观的反映,弥补了藏族历史的妇女篇。吕铁力:《生育人生田野调查笔记-生育文化·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通过对4个民族——壮族、毛南族、瑶族、鄂伦春族中的18位生活在乡村的妇女生育经历的访谈,深入挖掘剖析其所代表的民族特有的生育文化现象,等等。这些口述史虽然不是直接研究当代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但是为婚姻家庭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二、成绩与不足

两性关系是人类最根本最自然的人际关系之一,两性结合是人类繁衍的必要条件,“人类的两性关系的发展客观地反映了文明史的一个方面。”[32]婚姻制度正是规范两性关系乃至部分家庭关系的一种社会制度,由于它处在社会民众生活的表层,能够直接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故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首先,研究队伍分布广、人员多,群众性强。婚姻制度一般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制约,并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33]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的变化又为建立新婚姻制度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教学、科研、妇联、民政、司法等部门许多人都进行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婚姻家庭的研究队伍涉足多个领域,各类婚姻家庭研究团体、组织发展很快,尤其1984年成立的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最有影响,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其次,研究内容日益广泛。人们较全面开展了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活动,包括从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妇女学或女权主义理论等出发研究婚姻家庭问题,许多领域立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既包括典章制度、整体变迁、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等,又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区、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具体婚姻家庭问题,尤其是一些研究者开展了区域研究和个案分析,将视角从全国转向某个地理区域,从城镇转向农村,从婚姻制度转向择偶标准、婚姻礼仪、离婚再婚、早婚、家庭关系、计划生育等具体婚姻家庭问

题,使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入。

第三,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随着相关研究的层层深入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一些学者认识到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逐渐突破狭隘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开始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向科学化大大迈进了一步,如采用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各种随机抽样,重视调查研究,开展实证研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等。特别是30年来,一些学者进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有关城乡婚姻家庭情况的调查,取得了不少数据资料,为我国婚姻家庭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材料。

第四,婚姻、家庭研究的应用取向明显。许多学者注意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在选题以及成果应用方面都注意面对现实。选题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尤其注意从现实婚姻家庭的社会热点中开拓研究项目,诸如离婚、家庭关系、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等课题,研究人员注意分析这些问题的特点、探求原因、寻找解决途径。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建国以来婚姻家庭多方面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然而,由于婚姻家庭问题进入学者研究范围不久,缺乏成熟的理论和分析模式,当代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复性研究课题多,创新性研究成果少。目前学术界有关研究大都属于宏观、整体性研究,而对婚姻制度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很少。大多数选题内容趋同,研究过于粗略,实证不足,基本停留在一般性调查描述、分析和评论上,结论也有模式化倾向,常常想当然地夸大婚姻制度变革的社会成效,偏重于赞颂性质,甚至有夸大之嫌;有些论文学术规范性不强,凭作者感性认识而泛泛空谈,缺乏必要和充分的论据材料支持。1990 年代以来,虽然有些研究者进行了专题研究,但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还差强人意,尤其是在著作方面,学者们研究的时间段较长,仅有少数著作论及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篇幅过于简略,难以说明问题,甚至迄今尚没有出版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史》。因此,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研究质量,加强一些薄弱的领域的研究。

其次,浅层次事实描述多,深层次理论分析少。许多学者注重当代中国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叙述,或照搬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从国家政策层面、制度层面研究多,而缺乏深入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从观念层面研究多,而对民众的行为模式层面研究少;议论多,材料少,尤其缺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多引用第二手资料,“不少论者利用的是现成的文集或单纯依靠地方志进行写作。不少文章,甚至仅仅靠引证地方志中的十几条材料,就

连缀成篇。”[34]同时,对建国以来整体性研究缺乏广阔的时空背景,不能全面地、科学地探讨传统文化对婚姻制度的深层影响,往往将一些弊端无端地归罪于传统文化的缺憾,忽视传统文化的正面积极作用;同时,缺乏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制度变迁对于婚姻变动所产生影响的深入分析,忽视婚姻变动对政治经济方面的反作用,对诸多婚姻观念、现象背后的思想根源、目的动机等深层次问题挖掘不够。如土地改革前的婚姻家庭行为有较典型的传统意义,“那么其表现如何?同样一批人土地改革之后,进入集体经济时期,其婚姻家庭行为又有哪些新的变动?这些都需要重点观察和分析。”[35]因此,今后应注重对婚姻家庭问题深入系统地研究,将文本分析和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和科学分析的高度,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图式。

第三,两头多中间少,研究范围失衡。对建国以来婚姻家庭史的研究分布不均、力度不一。从时间上说,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研究的比较深入,内容丰富,而大跃进运动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20年时间的婚姻家庭史研究较少,更鲜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大跃进时期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还是空白;从研究的地区来看,多集中于中国北方和东部,对于其它地区和少数民族鲜有论及,更缺乏区域内婚姻的横向、纵向、全面的分析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从内容上说,研究领域偏重近代中国婚姻制度、家庭关系等研究,而对婚俗、婚姻质量、离婚再婚等领域研究不足,并且对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较少;从研究材料上说,偏重于文本资料,而对口述史和社会调查等新资料的挖掘还不够,有争议的问题也还不够多,缺乏学术争鸣和讨论气氛。

第四,研究方法单一。众所周知,婚姻家庭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单纯一个学科很难充分说明问题,因此,在复杂的现实问题研究面前,研究者除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外,“还应当借鉴西方各派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派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理论与方法。”[36]应该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宽研究视角,模糊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掌握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中要注意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不仅要研究当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宏观发展过程,也要分析普通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其变迁。要注意专门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制度层面研究与观念层面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科学的结论必须要以充分、可靠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过程来说明,而不能空泛地议论或轻易地下结论。

总之,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婚姻制度变迁研究,虽然有一些进展,但由于学术界缺乏问题意识和跨学科研究,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材料的挖掘和运用等

方面都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处女地待开垦,相信随着社会学学术界水平的提高,这些不足和问题会逐步被克服的。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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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80后婚姻家庭现状的调查报告

关于80后婚姻家庭现状的调查报告 > 在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方面,普通中学的学生在总体沟通上的平均分均要高于职业中学的学生,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3. 359>3. 259,f=2.069)。在各个维度上存在的差异相同,都表现为普通中学的学生在具体维度上的沟通水平均高于职业中学的学生,并且在沟通内容和沟通状况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2.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学生在沟通内容维度与沟通状况维度上的差异 统计结果显示,中学生在沟通内容维度与沟通状况维度上表现出极显著的学校差异,因此采用多重比较法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普通中学的中学生在同伴间性话题沟通内容维度(f=5. 741)与沟通状况维度(f=6.440)上均显著好于职业中学的中学生。 (四)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在中学生同伴间性话题沟通上的存在的差异分析 由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的主效应及与性别和学校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而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分开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总体上及在沟通内容、沟通状况和沟通态度维度上存在的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为:在沟通内容、沟通状况及总体沟通上,父亲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中学生沟通要好于学历为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而父亲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沟通态度维度上也存在的差异为: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中学生在沟通态度上明显好于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学历的中学生,而与另外2个受教育水平差异不显著。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同伴间性话题沟通总体上及在沟通内容、沟通状况上存在的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为:在沟通状况及总体沟通上,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中学生在沟通上明显好于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学历和小学及以下的中学生,而与母亲受教育水平为高中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在沟通内容维度上也存在的差异为:母亲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和高中的中学生沟通均要好于学历为初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而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与高中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三、讨论 总体上,中学生同伴性话题沟通水平居于中等偏上,中学生同伴性话题沟通在各维度上得分依次为“沟通状况>沟通态度>沟通内容>沟通动机”,其中沟通状况维度均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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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一)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

中国史-河南师范大学

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60200) 一、培养目标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高级人才的重任。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是: 1、掌握基本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中国史硕士生要具有广博的通用工具性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外语能够达到基本交流的能力,能够阅读一般史学文献和写作专业论文摘要;能够运用计算机初步进行专业服务;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并能够运用基本的统计软件;初步掌握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档案文献系统从事相关研究和资料的处理工作。必须具备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学科的综合知识,同时必须具备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根据专业需要,初步掌握与其学科方向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具有一定的相关研究技能。 中国史硕士生要对中国史专业核心知识体系有较为深入的把握。初步掌握中国史文献资料相关文本知识的核心知识范畴,初步或部分具备中国史学的各种分支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熟悉来自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中国史各个研究方向中的很多分支学科中的中国史文献资料所揭示的理论知识。 2、具备良好的学术素质和高尚的学术道德 中国史硕士生要具有较为广博的人文素质、现代意识;初步具有科学的研究精神与推理能力,其中必须具备科学精神;初步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国际视野,能够胜任历史研究实际工作,初步具备独立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要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视抄袭为可耻行为。 3、具备基本学术能力 中国史硕士生要初步具备获取中国史学科知识的能力,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与档案资料初步判断的能力,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介绍相关学术项目和成果的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英语或其他外语的能力。此外还应该初步具备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史料、采用新方法、引用新理论、运用新技术和获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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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案例是特殊事件,案例就是案例,从案例中不能总结出带一般规律性的结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案例的研究可以得出新的假说以及分析性的普遍结论。① 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研究对象,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方法强调从总的场景或所有因素的组合出发,描述现象发生的事件过程或事件后果,在大环境下对个体行为研究与分析进而形成假说(Shaw, 1927);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对一个特殊事件进行系统研究的方法(Nisbet,1978);也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对一组研究方法的笼统术语,这些方法着力于对一个事件进行研究(Adelman,1997);更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对一个人、一件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风笑天,2005)。Robert Yin和大部分案例研究法的资深学者都认为案例研究适合回答“怎么回事”和“为什么”的问题。 关于研究路径,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案例研究方法是一套明确、有系统的程序与技术,用来分析由田野中所获取的庞大原始数据,并且将之概念化,形成扎根于现实世界的理论(J. Corbin,柯宾,1990);案例研究是从具体经验事实走向一般理论的一种研究工具,它综合运用多种收集数据和资料的技术与手段,通过对特定社会单元(个人、团体组织、社区等)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或行为的背景、过程的深入挖掘和细致描述,呈现事物的真实面貌和丰富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解释、判断、评价或者预测②(王金红,2007)。但是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似乎首先用于描述当代事件,并从中得出归纳性的普遍结论(Gee, 1950;马克·霍哲,2002);也有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用来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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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籍内容概要 1.《吕著中国通史》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 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2.《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是苏秉琦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段撰写的一部考古学著作,由三联书店出版。除《开头的话》、《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及《苏秉琦论著目录》等外,讨论的主题有如下七节: 《两个怪圈》、《学读“天书”》、《解悟和顿悟》、《“条块”说》、《满天星斗》、《三部曲与三模式》和《双接轨》。苏秉琦教授说,这部著作讲的仅是他“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的过程中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但读者从书中更能见到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和颇为周详的论述。 3.孟森《明史讲义》 《明史讲义》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 4.孟森《清史讲义》 《清史讲义》虽为残稿,但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史实详尽,论析缜密,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 5.《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一本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作为史书,她却不像一般的历史学著作那样需要读者正襟危坐来诵读她的。正文部分很薄,只92页,读来相当轻松,不费精力,但是却能启发你的很多思考,关于民族命运,关于社会进步。概括地说,就是好看耐读、通俗易懂。 本书时段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作者在书中阐述本书的目的“是以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经验教训来为当时的抗日建国谋出路”,这也是史学著作“以史资治”的功能。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四章,第一章讲外患,第二章讲内忧,这二章是大背景,第三章讲自强运动,第四章主要讲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这三个救国方案,三四两章是主旨。“总体上看,这本著作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 6.《元朝史》韩儒林 本书是一部简明的元朝断代史,具体有十一章内容,包括蒙古国家的建立、蒙古国的统治、元朝的建立、元代的社会经济、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元代的边疆各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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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分析研究会会综述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综述2018年11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主办,厦门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厦门隆重召开。来自全国法学院校、科研机构、法律实务部门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林中梁、福建省法学会副秘书长谢美琴、厦门大学副校长赖虹凯等领导到会并致贺辞。 本次年会的议程分为:开幕式、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论坛、小组专题讨论以及闭幕式。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教授作“2018年度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工作报告”并主持召开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了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教授担任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龙翼飞教授担任常务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李明舜教授担任副会长兼任秘书长。 此次年会共收到交流论文76篇。在会议研讨阶段,与会者围绕以下四个议题进行主题发言及小组讨论:<1)《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2)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研究;<3)老年人权益的家庭法保护;<4)家庭暴力立法研究。现根据本次年会

的交流发言和分组讨论情况,将与会代表研讨的主要问题与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 对于2018年8月13日实施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与会者对其中广受普通民众与学界关注的夫妻财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离婚时夫妻不动产之归属问题、夫妻个人婚前财产在婚后所得孳息和自然增值之归属问题、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积累的养老金期待利益之归属问题、夫妻一方擅自处置共有房屋问题等。另外,对夫妻的生育权、确认亲子关系的推定规则、婚姻期间父母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以及婚姻瑕疵登记等问题也进行了研讨。 <一)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不动产之归属问题 1.父母购买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问题 对于《解释三》第7条有关父母购买赠与夫妻的不动产之归属问题的规定,学者们的争议比较大。该条第一款的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其子女名下,属于该子女一方的个人财产。有学者认为,既然父母以自己的行为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表明该不动产仅仅赠与自己的子女,此规定尊重了财产赠与人的意愿,体现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符合现代婚姻家庭法的自由价值取向;但也有学者认为,该规定有悖于现行《婚姻法》婚后所得共有制的精神,与身份财产制的本质属性不相融,同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为了史学的繁荣―关于近年史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述评

为了史学的繁荣 ——关于近年来史学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述评 xx北京日报》 2008年01月21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史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但在有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偏离乃至背离唯物史观的倾向。这里选择近年来一些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些介绍。 ●关于唯物史观,有学者指出,应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并根据现实对其进行发展,但要防止借理论创新之名行否定唯物史观之实的倾向 近年来,在对唯物史观的重读中,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向,主要包括实践路向、创新路向、制度路向、方法路向。贾英健指出,唯物史观正在人们的研究中走向立体化,但着眼点是恢复唯物史观的本真面目,结合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实践,创新和丰富唯物史观。针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有学者强调,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针对唯物史观在史学中地位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已存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仅循而未改,反而其趋势有所增强。其突出表现,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否定。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超越”唯物史观。所说的“超越”,实则是彻底否定。唯物史观被彻底否定了,历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李文海认为,近年来,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受到了种种挑战,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阻碍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唯物史观,并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

历史学核心期刊

历史学核心期刊目录 1.中国社会科学 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社会科学战线 4.学术月刊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6.天津社会科学 7.学术研究 8.江海学刊 9.江汉论坛 10.江苏社会科学 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文史哲 14.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5.浙江学刊 16.浙江社会科学 17.社会科学研究 18.求是学刊 19.社会科学(上海)(吸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社会科学辑刊2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3.中州学刊 2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5.人文杂志 26.求索 27.思想战线 28.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0.国外社会科学 31.南京社会科学 3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齐鲁学刊 36.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7.学海 38.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39.江西社会科学 40.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河北学刊 43.学术界 44.东岳论丛 45.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6.东南学术 4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并入:社会科学) 50.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2.北京社会科学 53.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学术论坛 55.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6.广东社会科学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8.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60.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山东社会科学 62.探索 63.学术交流 64.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65.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6.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8.北方论丛 69.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0.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1.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7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3.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5.宁夏社会科学 76.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8.云南社会科学 79.长白学刊 8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1.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2.江淮论坛 83.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4.河南社会科学 85.内蒙古社会科学 86.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7.甘肃社会科学 88.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9.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0.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1.晋阳学刊 92.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4.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5.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6.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7.贵州社会科学 98.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9.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历史学科期刊一览 类别:A类 刊名Issn号 1、中国社会科学1002-4921 2、历史研究0459-1909 3、中国史研究1001-9685 4、文史0511-4721 5、国学研究1001-6422 6、中华文史论丛1002-0039

近年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年第%期)近年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 林星 内容提要:妇女史是发展中的一个新学科。中国妇女史研究在&$年代后获得空前的发展,发表文章过千篇,专著与教材上百种。在理论思考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存在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近代中国妇女史概况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妇女史源于#$世纪!$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它伴随着*$、!$年代欧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至今已走过了#$年的发展路程,目前仍属于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本文拟对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加以考察。 一、妇女史研究概况 我国真正把妇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性学科研究是在&$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加强,妇女史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妇女理论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纷纷成立,并出版了专门杂志。如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郑州大学女性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外妇女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从",,&年起,已招收了%届女性学方向的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云南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四川东华综合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等。美国有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成员主要是华人学者。日本有中国女性史研究会.台湾有台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两性与社会研究室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有《妇女研究论丛》,北大妇女中心有《北大妇女研究动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还专门编印了《妇女研究》,成为广大妇女理论工作者的必备资料。日本有《中国女性史研究》、台湾有《妇女研究通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妇女与两性学刊》,以及专门的女性学丛书。 第二,以妇女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不断召开。",,#年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了妇女问题首届国际研讨会。",,%年举办第二届。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于",,%年召开了“中国妇女与发展—— —地位?健康就业”研讨班。全国妇联于",,*年第四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全国妇联于",,,年举办了“中国妇女/$年理论研讨会”。在天津举办了两次妇女史读书班,在北京举办了妇女学科及课程建设首届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访问、讲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交换图书资料、合作项目十分频繁。国外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近年也十分活跃。! 第三,妇女史研究开始以一个崭新的独立存在的学科面目出现。开始从更广阔的领域探讨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妇女史的学科建设。 第四,以女性为主力的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逐渐发展起一支以高校、社科研究系统、妇联为主体的包括男性学者在内的妇女研究队伍。 第五,在妇女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史料的发掘利用上都有大的进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法律、道德、宗教、文学、教育、人口、婚姻家庭等广泛的领域。 二、近代妇女史研究成果 近#$年来,有关近代妇女史的文章已发表逾千篇,出版的专门著作和教材有上百种。另有一些著述或论文专集,虽然不是专门的中国近代妇女史论著,但书中有专门章节或较大篇幅也涉及中国近代妇女史问题。这些成果可大致分为)类。

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及我们的思考

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及我们的思考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国家法律日益得到完善,人们对于自身安全的保障要求不断增高,新中国时期,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根本权益,不仅仅在其他领域不断地对法规进行完善,针对家庭婚姻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争相出炉,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我国自70年代开始,对于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和完善工作逐步地得到重视,进入21世纪后,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并积极的组织学术活动,建立学科体系,改变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加强学术上的开拓与创新,所得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法作出贡献,进一步保障公民权益。本文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对新中国时期的婚姻家庭法学进行一些简要的概述和研究,并对现阶段发展要求应该思考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新中国时期;婚姻家庭法学;概述;发展;思考 引言:婚姻家庭法学属于民法学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并在民法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从历史发展来看,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学科的建立始于建国初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和婚姻家庭法制的建设。因此,婚姻家庭法制法规的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在学科的研究的深度上均有所加强,出现繁荣的现象。所以,对于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我们要进行深度思考,更进一步的进行分析和研究,致力于新中国

婚姻家庭法规完善工作,适应国家的发展要求。 一、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发展状况 首先,根据新中国时期的婚姻家庭法学的发展要求,目前社会上组织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学术团体正逐渐增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不断扩增,以反应研究成果,进一步开展此方面的学术交流工作。现阶段,全国性的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社会上,有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其次,全国在各省、市、自治区也存在一定的婚姻家庭法学的学术团体,促进其当地发展的整体完善。同时,以婚姻家庭为内容的学术刊物也在不断的增多和更新,满足研究工作记录和借鉴需要[1]。另外,由于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婚姻家庭法学国际性的和区域性的学术交流亦很频繁,通过国际交流,开阔了研究视野,掌握了世界婚姻家庭法学的动态,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 另外,自婚姻家庭法学的兴起,我国将其从“民事政策和法律”课程中分离了出来,成为国家各法律院校和科系的独立学科,国内不少高等院校也逐渐重视此方面的教育规划工作,对婚姻家庭法进行专题研究,为非本门专业的学生开设选修课程,促进其更好的发展。近几年来,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和教材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改革和创新,很多教材将监护法和抚养法作为全书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学正在超越现行婚姻法的范围。同时,一批质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e7到中心——国外英国哥特小说研究史述评

内容提要国外哥特小说批评历经2()4余年的酝酿、发酵和膨胀,最终爆发成了一个批评话语的狂欢之场。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边缘化阶段(1764一1920)、合法化阶段(1920一1970) 和批评视角多元化阶段(1970至今)。鉴于国内英国哥特小说系统研究的稀缺状况,对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背景加以仔细梳理,可以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一个较高的研究起点,以避免低层次的简单重复。关键词英国哥说边缘化合法化多元化 “哥特小说”原本是一个受到严格历史限定和地域限定的名词,它专指1764一1820年的英国哥特小说。其上限是霍拉斯·沃波尔(H。二ewal州e) 《奥特朗托堡》(服。邸乙龙ofot乙a侧如,A肠thicsto理,1764)的问世,下限则是作为“终结者”出现的马图林的《漫游者梅尔莫斯》。通常,这类小说的故事情节充满恐怖和悬念,以阴暗古老的城堡或修道院为背景。然而,当现在人们谈论这个名词时,首先要谈的却是它那臭名昭著的不可定义性。“穿过20世纪晚期,现在进入21世纪,评论家们对于滑不溜手的哥特文类边界所表现出的焦虑不断增长。”。哥特小说的内涵不断地在时限上和地域上越出自身的界限。当前研究界对英国哥特小说的范围较为认同的说法大致是:从广义上说,在英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复兴。第一次即18世纪末的英国哥特小说,第二次是19世纪末以史蒂芬生的《化身博士》等为代表的维多利亚哥特小说,第三次则是出34现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斯蒂芬·金的《撒冷镇》为代表的一批当代恐怖小说。 哥特小说内涵膨胀的过程也正是哥特小说批评话语膨胀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批评话语膨胀的需要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被搜罗进了哥特小说的研究领域。至今已历经了240余年发酵、膨胀的哥特小说批评最终爆炸成了一个狂欢场。这是个呈现出鲜明的阶段化特征的过程。 一、边缘化阶段(1764一1920) 在18世纪末,我们现在将其称为“哥特”的那些小说还处于不同的小说类别名称之下,如“现代罗曼司”(modem。~ce)、“德国派, (theGerman schol)、“恐怖派” (thetermristschol),等等。②但对于这一类小说的批评和评价却已经开始了。 当时对哥特小说的反应和评价来自四类人群,即普通大众读者、书商、作家与职业文学评论者。不同的人群对它的反应不尽相同:它“在吸引读者方面所向披靡”,但“这个文类及其毫无独创性的模式却从未引起过知识界的尊重”,③在道德上也屡受抨击。虽然批评者把哥特小说“打发到大众娱乐的边缘地带”,但书商、读者和作家“却不断地发现哥特小说是个富于创造性潜力的领域”,④它成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最早的文学受益者和牺牲品。 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后两类人的评价更值得探究。 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对哥特小说的反应相当矛盾。他们一面对哥特小说口诛笔伐,表现出对它的轻视和敌意,如柯尔律治的哥特小说评论(1794一1798)、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撰写的序言(180)、拜伦勋爵的《英国吟游诗人与苏格兰评论者》(1809)等等;⑤一面又有意无意地将哥特式因素引人自己的创作,如:柯尔律治的《克里斯塔贝尔》(1797一18(X))和《古舟子咏》(1797-1798) 受哥特风格的影响显而易见,华兹华斯在《哥特故事断片》(1797)、《边民》中对哥特式主题和激情的嗜好无法遮盖,在拜伦的《曼弗雷德》和其他诗歌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僧侣》的痕迹,雪莱的文学生涯直接始于哥特小说,济慈创作的《伊莎贝拉》、《圣阿格妮斯节前夜》和《圣马克节前夜》简直就是以诗歌形式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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