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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的闲适人生对苏轼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人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闲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关键词:白居易;苏轼;闲适;创作

一、白居易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白居易其人其诗,对宋人影响颇大。两宋文学大厦的奠基仪式是在五代战乱后的废墟上进行的,而深埋在大厦底层的第一本文学经典,无疑是与“白体”诗创作直接有关的《白居易集》。在当时,手不释卷的情形或许并不多见,但《白居易集》在当日的广泛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苏轼即多次自称“颇似乐天”。

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的遭际大都同白居易的命运相似,总是“得意”时少,而失意时多。所以表现其“独善之义”的闲适诗特别容易被理解,被仿效。尤其是北宋文人.受白居易闲适诗的影响更是巨大。

作为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北宋时期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时代的享乐之风提供了前提条件。真宗朝开始明确提倡享乐豪奢的社会风气,享乐之风弥漫朝野。自居易闲适诗中流露出的恬淡安乐旨趣适得其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人。虽然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杜诗成为文人的新选择。但是白诗并没有被淡忘。

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生活悠闲、俸禄丰厚的文人过着闲适享乐的生活,与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闲适人生颇有相似之处,故而心有戚戚焉。当他们仕途受挫时,又总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白居易,效法白居易闲适的人生态度。对白居易的倾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最著名的诗人就是苏轼,如南宋罗大经所言:“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1]

二、白居易疏离仕宦对苏轼的影响

白居易安闲、从容的闲适思想对北宋文人影响很大,而苏轼尤甚。苏轼一生中曾多次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不仅如此,苏轼还曾拿自己与白居易相比,称自己“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2]“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3]而也正因如此,从宋代起,就不断有人论及苏轼对白居易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敬慕之情。如宋人周必大言:“本朝苏

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4]罗大经言:“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明人田汝成言:“盖子瞻景慕,惟在乐天,故摹儇之词,比比歌咏。”清人赵翼言苏轼“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5]苏轼认为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白居易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白居易历尽风波后依然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又给了苏轼许多人生的启迪和感悟,所以苏轼从自居易的闲适诗中学习并领悟到了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并体现在自己的诗文中,从而使他的诗文亦呈现出别样的闲适意趣。

白居易在谪居或外任岁月中,纵情于山水、诗酒、声色以自愉,他将这种心态和行为称为“狂”。这与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不同,这是疏离仕宦之后的自由放纵。苏轼在谪居或外任时期也像白居易那样自称“狂”,不过他往往多了个“疏”字。疏是一种远离的状态和心态。疏远什么呢?自然是君王、朝野、功名富贵、勾心斗角等仕宦之事。狂就是放纵性情。在疏远了上述一切的前提下,人就有了自由放纵的时空和兴致,就可以比较随心惬意地享受自由。

因此,和白居易晚年因物质生活充裕而更加追逐甚至标榜闲适意趣不同的是,苏轼的闲适一直是在苦难及坎坷基础上的闲适,所以,他诗文中的闲适意趣应该超越了白居易,是他智慧的心灵经过痛苦的省悟,他那宽广的胸怀包容了世间万物而超越诸多烦恼和痛苦后形成的。

三、白居易的生活哲学对苏轼的影响

关于生活哲学,白居易在信奉“知足不辱”的同时,屡屡强调“心安”:“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6]“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7]当然,他的“心安”,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筋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序洛诗》)[8]苏轼无疑地接受了这“心安”的理念,所以也常常提及:“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9]不过,苏轼的“心安”的前提却不是一样的。

与东坡同时的黄庭坚便说:“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子瞻去岁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之四)[10]后人分判更为清晰:“乐天怀知足之情,子瞻多干世之意。”(袁中道《白苏斋记》)[11]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苏轼来到杭州这个“山水窟”中后,一边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似乎要玩儿个够,显示出与朝政党争的疏离,一边却又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写了一系列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其次,东坡对“知足”的解释也与乐天相出入。所谓“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醉白堂记》),所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与乐天的物质享受意识,实则大异其趣。尤其是东坡在远窜南荒、飘泊于蜑坞獠洞的困窘日子里,仍然能发现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并醉心其间,高吟“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诗示之》)这恐怕是乐天所不能实现并称其为“闲适”的。换言之,真正能作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种桃杏》)的,还是苏轼。

四、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及改造

自仁宗朝“西昆体”盛行以后,诗坛崇尚渊博典雅,而鄙薄“白体”之浅易平俗已成风气,苏轼的“白俗”之论当与这种风气有关。苏轼虽批评“白俗”,但对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及其诗的赞赏和偏爱远多于批评。

苏轼既对白居易深怀敬慕之情,他思想上的很多特点也承白居易而来,但在后人的眼中,苏轼却又显得比白居易要“清高”、“洒脱”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轼改变了白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涤滤了白诗中的一些世俗甚至庸俗的习气。这在二人那些抒写闲适意趣和迁谪情怀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白、苏都有很多抒写闲适意趣的诗作,不过,虽同是抒写闲适意趣,苏轼却改变了白居易喜欢反复叙写物质上的满足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舒适、平衡,显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面貌。白诗中诸如“幸有禄俸在,而无职役羁。清旦盥漱毕,开轩卷帘帏。家人及鸡犬,随我亦熙熙”(《移家人新宅》)之类的诗句俯拾皆是,难免招致“词沓意尽,调俗气靡”、“词气烦絮”之类的讥评。而苏轼虽也曾希望自己能像自居易那样“享晚节闲适之乐州”,但他不像白居易那样不厌其烦地反复絮叨于此,他的《徐大正闲轩》诗即表现出对“闲轩”主人徐人正自我标榜和刻意追求“闲适”的不满。苏轼诗中的闲适意趣主要是通过对身边事物的静默观察和客观感受自然流露出来的。

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消除了宋初诗人的偏弊,顺应并推动了宋诗的发展趋势。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从而使得他的诗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高旷绝俗、清新雅健的面貌。

苏轼对白居易诗的学习和改造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轼之后,宋代很多描写“闲官闲趣”的诗也基本上褪除了白诗浅俗率易、烦絮直白的作风,转而着重通过对身边景物的细致观察显示创作主体心灵的宁静和恬淡。

参考文献:

[1]: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编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本文所引苏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3]: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 顾学颉.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所引白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7]:谢桃坊.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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