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吕 炜1 单 双2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1997—2006年中国21个代表性省市相关数据,在Lynn M acD onald
(2008)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引入其他一些决定模型的因素,运用固定效应G LS
(Cross-Section W eight)计量方法考察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
表明,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当前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
的改革思路有所偏离,从而引发我们对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机构”实质的重新思考
与定位。
[关键词]政府规模;政府机构改革;面板数据分析
一、引 言
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致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其重大职责就是解决民生问题,这是当前最迫切的要求,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建设服务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是在公共财政和预算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导向上,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需要和愿望,将财力投到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命脉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劳动力失业和培训、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安全和秩序等方面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民生的事业,近几年来一直提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各种口号,政府不断界定自己的职能范围,以便更加有效地去履行职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去解决利益平衡和利益兼顾问题。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正是政府不断界定自身职能范围的一种措施,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编号:70873017)资助。
作者简介:吕 炜(1969—),男,东北财经大学(大连,116025),教授。研究方向: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单 双(1983—),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大连,116025)。研究方向:公共经济
与公共政策。
其本质即通过机构改革政府明确自身职能,提高服务于民生的工作效率,切实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政府是一个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政府机构的设置首先应当满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政府必须依据自己的职能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好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又必须按照精干、高效、经济的原则,节约社会经济资源。纵观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尽管不断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口号,但在历次改革的实践中,无不按照“精简裁员”的思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在解决机构冗员等问题上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整体上仍没有触及政府机构改革的本质问题,没能真正地改善民生。
本文正是在此逻辑基础上,分析政府机构改革对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本文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做出简要回顾;第三部分给出研究模型,变量描述及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指出其政策涵义。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政府规模的相关研究,其中具有奠基作用的是(Buchanan and Tullock,1962)[1]在《同意的计算》中提出的观点:政府扩张是多数统治原则条件下一部分人积极选择的结果。国外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政府规模:T imr.Sass(1991)[2](71-87)在Megdal(1983)[3](71-87)和Edwards,L.N.and Ed2 wards,F.R(1982)[4](405-425)的基础上研究政府结构对于公共支出的影响。T imr. Sass(1991)认为,Megdal(1983)和Edwards,L.N.and Edwards,F.R(1982)忽略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政府结构的内生性。为检验政府机构内生性指标的公共开支效果,他构建了一个验证政府结构选择的经济模型,该模型在预测康涅狄格州的城镇的政府形式时表现良好。T imr.Sass(1991)将公共支出水平分为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选取代表性民主来作为衡量政府结构的指标。实证结论表明,政府结构看作是内生性时,教育支出不因为政府结构而变化;政府结构指标定义为外生性时,教育支出则显著减少;不管政府结构设定为内生性还是外生性,非教育开支都不受政府结构的一致性影响。Baqir (2002)[5](1318-1354)选取了大量的样本并且控制了影响政府结构特征的其他变量,建立了政府结构的模型,选取议会大小、人口数量、人均收入、种族、收入不均等状况、教育发展水平来解释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这一因变量。他使用工具变量的办法来处理遗漏变量问题,使用30年议会规模的滞后变量作为一种衡量议会大小的工具,其结果与使用O LS回归得到的结果相似,认为议会大小与公共支出之间是正相关的。Lynn MacD onald(2008)[6](457-473)在Baqir(2002)的模型基础上选取议会的大小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加入了诸如时期、城市等的变量考察
政府规模与公共支出水平间的定量关系,选取了跨度为20年的数据得出结论为议会的大小并不能够显著影响公共支出水平。
国内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中有的文献指出限制政府规模是我国机构改革实践的核心问题,透过历次机构改革中关于如何限制政府规模这一问题而作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安排,表明“小政府、大社会”已经成为支持我国机构改革的主流理念(史记,2005)。[7]还有文献发现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一直没有走出精简与膨胀的简单循环,并阐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而指出政府机构改革关键在于更新政府理念,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走依法治编之路(王章维、马运瑞,2005)。[8](张继政,2005)[9]有见地的指出深化机构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定位政府职能。(张雅林,2001)[10]从量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规模,提出政府规模与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建立“适度”规模政府的观点。实证方面,国内的文献大多采用政府消费支出占G DP的比例来衡量政府规模,运用经济增长这一指标来检验政府规模是否达到最优:(刘方,2006)[11]通过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但并没有检验出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张逸、姜欣,2005)[12]通过计量检验却得出提高政府消费支出在G DP中所占比例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结论。(马拴友,2000)[13]估计了我国政府劳务的生产力、最优规模及其增长含义,发现我国政府劳务是显著生产性的。
通过文献梳理可见,国外研究主要建立在(Buchanan and Tullock,1962)的理论基础上,考查政府结构形式、政府规模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国内文献则主要以政府消费支出占G DP的比例来衡量政府规模,考查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政府结构改革方面,国内也主要从改革的特点总结、改革道路选择等方面进行论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主题下,鲜有学者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公共服务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从实证角度考察“精简机构”效果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在(Lynn MacD onald,2008)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结合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研究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以期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为政府机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支持。
三、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构造
本文在Lynn MacD onald(200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适合中国的变量构建模型:
Y it=αi+βX it+μit
i代表省市,t代表时期,Y it代表省市i在时期t的公共服务水平,X it= (X1it,X2it,…)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政府规模(人员规模、资金规模)、教育
发展水平、人均G DP等解释变量,β=(β1,β2,β3,…)是其解释变量的系数向量,αi为截距项,代表地区间自发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别。本文选取1997—2006年间中国21个省市相关数据研究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
本文用到的变量如下所述:
11政府规模。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如下几种:(1)行政机构的规模。一般用行政机构数量来衡量,但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政府规模的变化,如我国进行机构改革,撤乡并镇,行政机构是减少了,但原来的各乡的行政人员也相应并入镇,并不能同比例地反映政府规模的变动,所以这个指标在实证中很少有人使用。(2)政府支出占G DP的比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都以政府消费占G DP 的比例表示政府规模。
基于本文研究背景是政府机构改革下考察政府规模与公共支出的关系,为了更直观的描述政府规模,本文舍弃上述的两种指标,而是采用新构建的两种指标从不同角度衡量政府规模:一种是人员规模指标(H UMANSIZE),另一种是资金规模指标(C APIT A LSIZE)。前者用各地区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数比当年人口总数比重来描述,后者用各地区行政管理费用总数比当年的各地区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之所以比之前研究政府规模的指标更为直观,原因在于人员多,机构就多,相应地所需费用比例就越大。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精简机构,有效利用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统计人员规模指标时,其中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的数据,1997年至2001年的数据来自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员统计数,2002年之后数据来自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公共管理及社会组织人员统计数,人口总数这项的数据选取各地区当年年底的人口数。
21交互项(I NTERACTI ON)。很明显用于衡量政府规模的“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两者之间会存在较大的相关性。本文设置“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的交互项,以更确切考察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
31教育发展水平(E DU)。采用各地区教育水平在大专以上的人口数比上当年按照同一统计口径核算出的各地区总人口数的值来衡量本地区受教育发展水平。本文认为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各地区居民的素质水平,进而影响各地区民众对公共服务需要的多少。
41人均G DP水平(RG DP)。采用各地区的G DP总量比各地区人口总数之值。人均G DP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用各地区当年的G DP总量比上人口总数,该指标中的人口总数与“人员规模”指标中的人口总数是同一数据来源。该指标以1978年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各地区经济越发展,人均G DP水平也会提高,对公共服务的
需求也会增多。
51公共服务水平(PSER)。将每年政府财政支出用于各地区科教文卫的经费加总比各地区人口总数的值来衡量人均公共支出水平,该指标中的人口总数与“人员规模”中的人口总数是同一数据来源。本文选取该指标作为考查政府机构改革效果的被解释变量。该指标属于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范畴,这一类的公共服务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个体需要,又是一种社会需要,既具有广泛的外部经济性,又由于资源有限决定了它使用上的竞争性。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该指标以1978年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的回归分析指标详细描述
变量统计量 PSER
LOG
(PSER)
CAPIT A
LSIZE
HUM AN
SIZE
INTERA
CTION
E DU
LOG
(RG DP)
RG DP
均值7817615641110919010916950100945201000838010548677175840028291621中位数5813247041066023010974710100898701000818010429067173457822861044最大值4191791261039757011434250102621001001863012827769140313412126132最小值1014007521341878010326110100569701000289010114876173405884015517标准差6718386801683164010230940100293501000242010444350159378219941521偏度2142397101473028-016623542168427601892027214728430148421911997614峰度9165914931049459218997681315447351337252916087982164339171668043样本数210210210210210210210210截面数2121212121212121
(二)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北京、重庆、浙江、天津、四川、上海、陕西、山西、山东、辽宁、江西、江苏、吉林、湖南、湖北、黑龙江、河南、河北、广东、福建、安徽21个省市①的从1997年至2006年10年间的210个样本进行面板数据(panel da2 ta)研究,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数据处理
J1M1伍德里奇②指出:“严格为正的变量,其条件分布常常具有异方差或偏态性,取对数后,即使不能消除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使之有所缓和”,因此,对于“公共服务水平”和“人均G DP水平”采用对数形式。本文使用10年序列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回归分析,为保证分析结果及模型的科学性,在进行检验之前,本文首先对序列进行单整检验,在检验形式的选择上,首先采用图形观察这种经验做法,其次进一步检验趋势项或常数项的显著性,以确定最后的检验形式。通过观察,本文分析的6个序列均满足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检验形式,检验结果表明,除“人员规模”和“人均G DP水平”稳健性不好,需进行一阶单整外,其他4个序列均具有单整特征,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中“人员规模(H UMANSIZE)”及“人均G DP水平(LOG(RG DP))”均采取其一阶差分
形式,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变 量 Im,Pesaranand Shin W-stat ADF PP 统计量P值统计量P值统计量P值
LOG(PSER)-019471101071860199030102926617936010088
CAPIT A LSIZE-019236101077858163420104569017372010000
HUM ANSIZE110704001857832156660185185415015010935
INTERACTION-112825301099866124920100999712326010000
LOG(RG DP)217829801997314112721100001512835019999
E DU-116872801045874122980100161361719010000
D(HUM ANSIZE)-312840201000511416450100001901170010000
D LOG(RG DP)-118041401035685128620100011541843010000
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背景,探究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的内在关系,为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可靠,分别估计四个模型。模型1包含以上所列所有解释变量及代表省际差异的横截面哑变量,以全面分析衡量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关系。为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将着重分析引入“人均G DP水平”及“教育发展水平”的合理性,我们分别剔除了“人均G DP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回归估计(前者为模型2,后者为模型3),分别与模型1进行比较,考察这两个变量的引入是否显著增加了回归估计的拟合优度以及其变量本身的显著性水平,以此检验这两个变量引入模型的合理性。另外,为了验证回归模型中控制区域效应的合理性,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剔除区域哑变量重新估计(模型4),考察剔除区域哑变量是否显著影响模型的拟合优度。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除对部分严格正数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外,在回归方法上进一步减弱异方差的影响,采取广义最小二乘G LS(Cross-section Weights)法,并采取White-period稳健方法以校正各省区异方差及时期异方差带来的影响。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设定时,面临着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本文使用Hausman-test和似然F统计量来检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经检验,本文欲验证的模型1-3均遵循固定效应模型,亦即表3的回归结果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详细的Hausman-test和似然F统计量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观察到,综合比较模型1至4在G LS与O LS两种估计方法下的残差平方和,可以发现在G LS下残差平方和明显小于O LS下的残差平方和,以此
证明了本文选取G LS方法的科学性,减弱了异方差的影响。通过对比模型1与剔除了“人均G DP水平”的模型2可知,模型2的拟合优度小于模型1的拟合优度(模型1R2为01912,模型2R2为018906)。再者,在模型1中代表“人均G DP水平”变量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因此,本文引入“人均G DP水平”可以减少遗漏变量的可能性,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表3政府规模(人员规模、资金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变量
常数项216418333(013373)218149333(01401)21169333(013636)315434333(0128501)人员规模-6715469333(20111)-331032(271855)-961076333(441403)291153(171541)资金规模-7172363(513117)-11137923(710839)-211045(5166233)-218084(310925)交互项1557198333(338109)1869175333(453199)2118194333(4201312)-106154(2411172)人均G DP214764333(014259)411842333(016959)310183333(014167)
教育发展水平1119927333(117565)1418183333(210537)1114698(114437)残差平方和
912875111323141539211563
(G LS)
残差平方和
91803311199721613361221809 (O LS)
F统计量6715835333551653334119233316211333 R201912018906018593018157随机效应的Hausman-test检验
零假设:随机效应存在,即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模型1模型2模型3 x2统计量14111962933161320133501904572333
自由度544
固定效应的似然F统计量检验
零假设:不存在固定效应
模型1模型2模型3
F统计量171588349333171489069221937932
自由度(20,163)(20,164)(20,164)
注:3、33、333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为验证模型中加入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科学性,构造剔除了“教育发展水平”的模型3。模型3的R2由模型1的01912显著下降为018593,而且代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变量在模型1中非常显著(在1%水平下显著),以上表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对于本文的分析也是非常关键的,剔除该指标,将显著影响模型的合理性与结论的说服力。本文还估计了含有区域哑变量(模型1)与剔除区域哑变量的模型,模型4中拟合优度R2为018157,显著小于模型1的01912,也证明了本文分析中区域哑变量的重要性,从侧面证实了在自发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效应。
在对解释变量分析之后,本文将重点分析模型1的有关结论。模型1的R2为01912,F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人员规模”、“资金规模”、交互项、“人均G DP水平”及“教育发展水平”的系数均是显著的,连同以上关于引入各变量的检验一起,表明模型1的合理性与很强的解释力。
“人均G DP水平”、“教育发展水平”两个指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均G DP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均可以增强地区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预期相同。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 DP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带动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交互项的影响下,“资金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要同时取决于“资金规模”的系数、交互项的系数与“人员规模”的均值,“资金规模”的系数为负,很容易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即“资金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负相关,但是这个系数只是度量了当“人员规模”为零时的影响,而“人员规模”为零的情况又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样本中最小的“人员规模”也约为01005697)。估计“资金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偏效应,样本中“人员规模”的均值是01009452,所以在“人员规模”的均值上“资金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是:-717236+1557198301009452=71002427。因此本文得出“资金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资金规模”越大,“公共服务水平”越大;“资金规模”越小,“公共服务水平”越小。
同理,仍旧是在考虑交互项的前提下,“人员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人员规模”的系数、交互项的系数与“资金规模”的均值,“人员规模”的系数为负同样只是在“资金规模”为零的时候才有意义(在这个样本中最小的“资金规模”约为01032611),因此这个负值并不能作为考查“人员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相关性的依据,本文采取相同的方法估计“人员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偏效应,样本中“资金规模”的均值是01091695,所以在加入“资金规模”的均值后,“人员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是:-6715469+1557198301091695=75131208。因此本文得出“人员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人员规模”越大,“公共服务水平”越大;“人员规模”越小,“公共服务水平”越小。
本文选取了“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从上面的结论可知,代表政府规模的两个指标均得出了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的结论,即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还是资金的角度,政府规模变大,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反之亦成立。从模型结论中,还可以看出,“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具有正向交互作用,即更高的“人员规模”有助于提高“资金规模”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反之亦然。即他们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不可偏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历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不断的精简机构。从表面上看,似乎机构精简了就能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相反机构规模变大了公共服务水平就会下降,两者是负相关。但是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两者相关性为正,即“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变大,公共服务水平相应的会提高,或者说要想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就要扩大“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结合我国政府机构的背景,各界一直在呼吁并努力实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一直在改善,公共支出总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即政府在不断地加强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干预,这就要求有更多的行政人员服务于政府,即以行政人员来代表的政府规模就要求不断变大,同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例也不断提高,实证结果刚好印证了现实情况。
五、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利用1997—2006年10年中国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提高模型的说服力,本文选取“教育发展水平”、“人均G DP 水平”以控制干扰因素的影响,进而从人员和资金两个角度构造政府规模指标考察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间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本文认为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客观上要求政府规模的增大,如何把握这个度,是政府规模朝向一个高效、有序、健康的方向增长的标尺。我们应当把精力主要放在思考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精”是什么、怎样“精”等问题,以此才可以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少走弯路,实现有序、高效的改革历程。本文的分析结论,不仅仅在于证实了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可以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持以思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同时还可以逻辑的推理出当前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把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质,摒弃单纯追求人员数量裁减和行政管理费用削减的改革思想。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以消除人员冗余为目标的“精简”过程,但实质上改革却造成“减而不精”的尴尬局面,深究其根源,在于没有认清改革的实质问题。且不提行政人员裁减和费用削减面对的“道德风险”等问题,但就人员裁减和费用削减本身就值得商榷。本文研究表明,政府规模(人员与资金两个角度)与公共服务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一味追求数量“精简”的改革思路,其发展路径必然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悖。近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其实质是在认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基础上,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机制,发扬民主,完善法律法规的政府行政体制重建的过程。
不得不提的是,回归分析的结果严重依赖于模型与数据的选择,本文研究结
论还需要更深刻的理论支持,更科学的结论还需更加复杂以及更加缜密的理论析释才能得到,这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注 释:
①为最大程度提高样本的可靠性,消除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等导致的异质性,本文剔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广西、海南、内蒙古及港、澳、台的样本数据,选取以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2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用于回归分析。
②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76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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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 elationship betw een G overnment Size and Public Services: Evidence from I nter-provincial P anel Data of China
Lu Wei1 Shan Shuang2
Abstact:G iving further expansion and introducing a number of other im portant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Lynn MacD onald(2008),this paper em pirical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of g 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via Fixed-E ffect and G LS(Cross-Section Weight)measurement with related data from21repre2 sented provinces of China during period of1997-2006.Em 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ize of g 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s,which deviates from reform ideas of“streamlin2 ing”in the current g overnment reform,stirring us to rethink and orientate the substance of“streamlining”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the reform of g overnment agencies,even of political system.
K ey w ords:G overnment S ize;Reform of G overnment Institutions;Panel Data Analysis
[收稿日期:20091115 责任编辑:陈健生]
[中图分类号]F81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09)03-0106-10
面板数据分析简要步骤与注意事项（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面板单位根检验—若为同阶—面板协整—回归分析 —若为不同阶—序列变化—同阶建模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区别不体现为R2的大小，固定效应模型为误差项和解释变量是相关，而随机效应模型表现为误差项和解释变量不相关。先用hausman检验是fixed 还是random，面板数据R-squared值对于一般标准而言，超过0.3为非常优秀的模型。不是时间序列那种接近0.8为优秀。另外，建议回归前先做stationary。很想知道随机效应应该看哪个R方？很多资料说固定看within，随机看overall，我得出的overall非常小0.03，然后within是53%。fe和re输出差不多，不过hausman检验不能拒绝，所以只能是re。该如何选择呢？ 步骤一：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按照正规程序，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李子奈曾指出，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序列间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此时，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尽管有较高的R平方，但其结果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这种情况称为称为虚假回归或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他认为平稳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时间序列剔除了不变的均值（可视为截距）和时间趋势以后，剩余的序列为零均值，同方差，即白噪声。因此单位根检验时有三种检验模式：既有趋势又有截距、只有截距、以上都无。 因此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而检验数据平稳性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可以先对面板序列绘制时序图，以粗略观测时序图中由各个观测值描出代表变量的折线是否含有趋势项和（或）截距项，从而为进一步的单位根检验的检验模式做准备。单位根检验方法的文献综述：在非平稳的面板数据渐进过程中,Levin andLin(1993)很早就发现这些估计量的极限分布是高斯分布,这些结果也被应用在有异方差的面板数据中,并建立了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的早期版本。后来经过Levin et al.(2002)的改进,提出了检验面板单位根的LLC法。Levin et al.(2002)指出,该方法允许不同截距和时间趋势,异方差和高阶序列相关,适合于中等维度(时间序列介于25～250之间,截面数介于10～250之间)的面板单位根检验。Im et al.(1997)还提出了检验面板单位根的IPS法,但Breitung(2000)发现IPS法对限定性趋势的设定极为敏感,并提出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的Breitung法。Maddala and Wu(1999)又提出了ADF-Fisher和PP-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由上述综述可知，可以使用LLC、IPS、Breintung、ADF-Fisher和PP-Fisher5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其中LLC-T、BR-T、IPS-W、ADF-FCS、PP-FCS、H-Z分别指Levin,Lin&Chu t*
政府项目投融资多种模式 ——优劣和适用性分析 城市投融资建设的当前形势 城市建设投融资问题是一个困扰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我国GDP已经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当前正面临经济过热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压力，导致国家实施了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银根和地根的相对收紧，使资金供给的矛盾更加突出。而城市建设对地方经济增长可以产生向前诱发效应、伴随效应、后续波及效应、等多方面贡献。但是，建设速度的加快，投资强度的加大，也使各级政府在财政资金的投入方面捉襟见肘，承受了巨大的资金压力。面对巨大的投资需求，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已无法满足建设的需要。长期以来，政府以投资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多重身份全面介入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中，职能交叉，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形成了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公共产品生产模式，政府部门并没有完全从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事业的赢利性领域退出来着重发挥自身的战略制定、决策、指导、监督和公共服务的作用。如何加快政府投资项目融资方式的改革，提高投资效率，广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解决大规模集中建设时期的资金供需矛盾，成为了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而在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又被称为政府工程项目，是指为了适应和推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的发展，满足社会的文化、生活需要，以及处于政治、国防等因素的考虑，由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发行国债或地方财政债券，利用外国政府赠款以及国家财政担保的金融组织贷款兴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通常可以将政府投资项目划分为经营性项目（如项目在运营后有盈利保障的轨道交通、公路、港口、机场、电力、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垃圾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如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等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 对于基本没有盈利的公益性公共工程(非经营性项目)建设，一般由政府担任投资主体，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应大力推行代建制，依靠社会专业力量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水平。而对于经营性项目，由于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建设期长，但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回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多元化投资主体，引入私人资金参与投资建设，拓宽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结构： 一、银行信贷资金。却可能造成政府过度负债，难以为继或因政府财力信用不足，银行怠于放款。 二、土地出让金。但土地资源有限，难以成为长期持续的建设资金来源。 三、吸引社会资金。即市场化融资。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分析 政治学与行政学一班 郭永胜 20114164
一：建国以来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 自建国以来，伴随各时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过多次变动，但总的趋势是由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实行各种形式的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的体制。 （一）1950～1979年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时期：建国初期1949~1952年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一五时期”1953~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1958~1960年前期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办法，后期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管理体制；1961~1966年实行比较集中的、收益分成上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以及“十年文革”时期变动不定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1980～1993年的“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 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这一阶段又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980-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①；1985-1987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1993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 （三）1994至今的“分税制”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 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国务院决定①，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二：我国的主要税种有哪些？征税对象是谁？ 按现在大的分类，主要是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行为税和其他： 1、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等； 2、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3、资源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4、财产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 5、行为税：印花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6、其他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 流转税的征税对象：流转税是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税种。 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个人所得 资源税的征税对象：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它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七类。 财产税的征税对象：财产税是以纳税人所有或属其支配的财产为课税对象的一类税收。 行为税的征税对象：是指以纳税人的某种行为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三：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原因？ 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财力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征，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铺之以转移支付制度的预算管理体制。 分税制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财政包干体制，这一体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弊端日益明显，
政府投资项目风险分析和风险防范 政府投资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社会影响广，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为提高政府投资经济效益和社会和效益，应重视分析和防范政府投资项目风险。 一、国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风险防范 美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决策和设计、预算经过严格审定，控制决策风险，工程采购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严格按合同规定实施，业主直接对设计和施工工作进行管理，控制建设过程中风险，总会计事务所对投资计划进行评估和审计，无论是业主、工程师、承包商都与银行、保险公司有密切联系，在办理保险和银行贷款过程中，保险公司和银行慎重审查企业的承包能力、履约记录和资信状况，据以决定是否给与承包商担保。 德国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在基础设施关键领域，采用国家持股和投资补贴两种方式，按比例分享收益和承担风险。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管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科学性，实行三级决策监督，确保决策公正和正确性，减少决策风险。项目完成后实行严格的后评价，工程运行
受到检查审计，工程项目必须符合规划和土地使用要求，对公务员、政府聘用自由职业者、企业行贿政府官员，法律处罚严厉。重视预防、规避和转移政府投资项目财政风险、利率风险、信贷风险、企业领导才智风险和自然灾害等风险，保险公司参与项目建设全过程，参与技术风险防范方案制定、指导保险合同拟定，进行预期效益保险，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经济性。 二、我国政府投资工程风险分析 我国政府投资风险主要体现为资源浪费严重、缺乏后评价体系。 1、缺乏专业管理知识。政府投资工程多是重点工程、大型建设项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建设管理班子无专业管理经验、技术力量不足，对基本建设程序不熟悉，难以科学控制工期，造成技术管理风险。 2、投资膨胀严重，缺乏有效的投资约束机制。由于投资计划的随意性、基础资料不准确、设计深度不够、建设单位管理水平不到位、项目监理工作不落实等原因导致“三超”现象严重，存在达不到项目预期目标的风险。
2010年5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y ,2010第42卷 第3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Vol.42 No.3 收稿日期:2009-11-10 作者简介:任维德,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乔德中,男,辽宁凤城县人,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基于府际关系 任维德,乔德中 (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 摘 要: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 中国特色地方治理所具有的优越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处于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作为其政治生态的府际关系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首先,依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其次,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及税种进行明确的划分,并尽快建立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再次,变梯度分权为均衡分权。最后,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方式,引导地方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关键词: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政治生态;府际关系 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0)03-0046-05 府际关系,亦称国内政府间关系,通常是指国内各层次、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其内容涉及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和人事权等。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影响并制约着府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同时,地方政府间关系对府际关系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府际关系为视阈,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置于其广泛而复杂的府际关系这一政治生态之中,探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内涵、特征,并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府际关系: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因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对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政治生活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指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互动构成了一个行为系统,一个政治系统通过这些互动为一 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26) 这个行为系统处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可以分为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两个部分。“社会内部是由与政治系统处于同一社会中的那些系统所组成的,……它们是社会的功能部分,在此讨论的政治系 统本身只是它们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外部,是 环境的第二部分,它包括那些所有处于某社会本身以外的系统。它们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功能部分,或者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超社会’、‘超系统’ 环境,任何单个社会都是它的一个部分。”[1](26) “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它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确实,我们将发现,政治系统累积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 的基本目标。”[1](21-22) 据此,我们把政治生态看作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 这里,我们简约、借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体系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命系统,将一系列制约地方治理的府际关系要素,视为其政治生态系统,我们称之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就府际关系而言,当前影响中国地方治理的政治生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构成: ? 64?
中国四大区域液晶面板产业现状被誉为“信息社会的牛奶和面包”的液晶面板，广泛应用于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方面。作为支撑信息产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其对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意义重大。 正处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各地方政府，对于这一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可谓不遗余力。北京政府直接投资85亿元作为北京8代线的启动资金，后又通过定向增发注资45亿元。目前，大陆平板显示行业已经形成了北京地区、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四大集聚发展带。 近年来，液晶面板业逐步回暖，涌现投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液晶面板业总投资规模(含建成、在建和规划)已超过3000亿元。 2013年，京东方推出非公开发行预案，最终实现融资约448亿元，自20 01年上市以来，京东方的直接净融资额超706亿元。在间接融资领域，自上市至2013年第一季度，京东方已获得约1034亿元。 21世纪宏观研究院认为，液晶面板是投资高、技术高、风险高的典型“三高”行业，其近期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与资本投入。同时，液晶面板国产化升级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强周期行业，刚刚走出“缺屏之痛”的面板业目前虽呈现稳健发展态势，但只有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才能让这一行业保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国产化进程加速 “十二五”期间，在政策与资本的双重支持下，液晶面板国产化步伐不断加快。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液晶面板生产基地。工信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以液晶面板为代表的平板显示产业规模达1070亿元，同比增长44.6%，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11.4%。 数据显示，未来5年，大陆将有15条6代以上的高世代线面板厂建成并投入运作，届时，中国内地产能将超越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 事实上，中国的液晶面板产业起步时落后日本近10年，一度遭遇“缺屏之痛”。本土面板厂商技术薄弱，终端厂商常年从韩国、日本、台湾等地进口液晶面板。
面板数据分析简要步骤与注意事项 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回归分析) 步骤一：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按照正规程序，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李子奈曾指出，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序列间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此时，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尽管有较高的R平方，但其结果是没有任何实 际意义的。这种情况称为称为虚假回归或伪回归( spurious regression )。他认为平稳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时间序列剔除了不变的均值(可视为截距)和时间趋势以后，剩余的序列为零均值，同方差，即白噪声。因此单位根检验时有三种检验模式：既有趋势又有截距、只有截距、以上都无。 因此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而检验数据平稳性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可以先对面板序列绘制时序图，以粗略观测时序图中由各个观测值描出代表变量的折线是否含有趋势项和(或)截距项，从而为进一步的单位根检验的检验模式做准备。单位根检验方法的文献综述：在非平稳的面板数据渐进过程中 ,Levin andLin(1993) 很早就发现这些估计量的极限分布是高斯分布 , 这些结果也被应用在有异方差的面板数据中,并建立了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的早期版本。后来经过Levin et al. (2002) 的改进, 提出了检验面板单位根的LLC法。Levin et al. (2002)指出,该方法允许不同截距和时间趋势，异方差和高阶序列相关，适合于中等维度(时间序列介于25?250之间，截面数介于10?250之间)的面板单位根检验。Im et al. (1997) 还提出了检验面板单位根的 IPS 法, 但 Breitung(2000) 发现 IPS 法对限定性趋势的设定极为敏感 , 并提出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的 Breitung 法。Maddala and Wu(1999)又提出了 ADF-Fisher 和 PP-Fisher 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由上述综述可知，可以使用 LLC、IPS、Breintung 、ADF-Fisher 和 PP-Fisher5 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其中LLC-T 、BR-T、IPS-W 、ADF-FCS、PP-FCS、H-Z 分 别指 Levin, Lin & Chu t* 统计量、 Breitung t 统计量、 lm Pesaran & Shin W 统 量、计 ADF- Fisher Chi-square 统计量、PP-Fisher Chi-square 统计量、Hadri Z 统计 量，并且 Levin, Lin & Chu t* 统计量、 Breitung t 统计量的原假设为存在普通的单位根过程， lm Pesaran & Shin W 统计量、 ADF- Fisher Chi-square 统计量、 PP-Fisher Chi-square 统计量的原假设为存在有效的单位根过程， Hadri Z 统计量的检验原假设为不存在普通的单位根过程。 有时，为了方便，只采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检验 LLC(Levin-Lin-Chu )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 Fisher-ADF 检验(注：对普通序列(非面板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则常用 ADF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 们说此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 如果我们以 T(trend )代表序列含趋势项，以 I (intercept )代表序列含截距项， T&I 代表两项都含，N (none)代表两项都不含，那么我们可以基于前面时序图得出的结论，在单位根检验中选择相应检验模式。 但基于时序图得出的结论毕竟是粗略的，严格来说，那些检验结构均需一一检验。具体操作可以参照李子奈的说法：ADF检验是通过三个模型来完成，首先从含有截距和趋势项的模型开始，再检验只含截距项的模型，最后检验二者都不含的模型。并且认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103252481.html, 当前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者：柳益丰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07期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投资的项目逐步增多，这些类型的投资项目往往是大型的民生建设项目，直接关系着党的政策措施落实，影响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政府投资项目一般资金投入大，前后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面广，在推动整体经济发展，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实际来看，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政府投资项目在管理上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都影响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质量水平，本篇文章主要是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立足于基本情况提出了针对性整改策略。 【关键词】：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存在问题;基本对策 引言：政府投资，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方面，往往關系到大的民生工程项目 建设，影响着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的内容多，涉及到的方面复杂，不论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政府投资的成效。政府投资的项目，往往成本投入非常大，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政府管理范围的广泛性，在政府投资上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政府投资容易滋生各种弊病，降低了投资的基本成效，也容易让人民群众产生不满的情绪。从当前来看，政府投资在不断加大，为此，一定要从多个方面加大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围绕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策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的基本成效。 1当前政府投资项目存在问题分析 据国务院最新统计数据来看，从2015到2016年，我国政府投资项目每年都保持了5%—7.6%的增长速度，政府实际投资额更是实现了成倍增长，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很好的繁荣了社会经济，对于搞活市场，激发市场活力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来看，在今后5年内我国政府投资项目还会持续增加，其社会发展带动作用也会更加突出。政府投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从以往的政府投资项目上来看，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些都极大影响了投资项目的质量成效。 1.1决策机制不完善。政府投资，涉及面非常广，在决策上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是，由于以往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不少地方的政府决策还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领导拍板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政府投资项目的基本意义、存在风险、社会影响、群众意见等这样就使得政府投资项目的科学性明显不够，在实际推进实施上往往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阻力，有的地方耗费大量人财物力建成的政府投资项目却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 1.2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政府在许多方面的还是体现着明显的“一手包办”色彩，这在政府投资项目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政府投资项目尤其是各种建设项目，包含
政府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建议 1、明确界定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内涵和范围 通常界定固定资产投资性质是按项目建设投入资金的性质来区分的。但由于政府性项目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投入资金的渠道也较多（既有财政预算内安排资金、业主单位预算外资金、向银行贷款以及相关企业垫资等），所以，仅依据建设资金性质来界定项目性质是不全面的，它容易淡化一些项目资金虽是财政资金以外筹集，但最终由政府负债偿还的责任。因此，应按项目的资产权属、性质来区分更为直接和清晰。因为只有国有资产的权属归政府，而其余的资产权属则不属政府。 2、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决策计划和管理 评审中发现，许多建设项目未能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没有项目建议书、初步设计审查、投资估算批复等文件；没有对项目的必要性、经济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的论证；没有经过严格的实地勘察、科学的分析和全面规划；没有对施工图设计方案进行了优化；对投资估算、投资预算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搞“三边”工程，即边批复，边设计，边施工，导致“三超”现象严重，即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施工过程中随意扩大规模、范围和建设标准，导致工程造价大幅增加。 解决的思路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制度，逐步实现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计划安排和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3、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投资主管部门应在全面征集行
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平衡、专家评定、广泛征求意见等过程，遵循统筹兼顾、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的原则，提高决策的科学、民主水平，避免政府性投资项目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逐步建立和实行政府投资项目的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 4、强化项目设计的管理。项目设计深度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大小和工程质量优劣，强化对项目设计深度的管理，优化设计方案，是控制工程造价和提高工程质量的关键。 （1）在设计单位选择上，应积极推行设计招投标办法，通过方案对比，择优选择设计单位。 （2）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应优化设计方案，进行二次设计，使其在满足经济、适用、美观和使用功能的同时，以科学的设计控制投资规模，积极推行限额设计，防止在工程设计中任意提高安全系数的设计标准，这样既能保证设计方案先进，又能使工程造价得到有效控制。 （3）建设单位应积极与设计单位配合，主动影响设计，参与设计，并采取适当的形式，如设计图纸会审、专家会议论证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完善设计方案，优化设计方案，提高设计深度。 5、合理确定投资。首先要加强项目概（预）算编制管理。要借助中介机构或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设计文件或图纸，结合使用功能，对项目概（预）算进行审核，提高概（预）算的严谨性、准确性。防止由于图纸不详、清单编制漏项或者项目特征描述不详而造成的变更和资金浪费。同时，对使用的主要材料应组织市场调查，掌握市场材料价格、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尽量采用性价比较高的材料，
2019-2025年中国饰面板行业投资前 景分析研究报告 https://www.doczj.com/doc/103252481.html,
2019-2025年中国饰面板行业市场专项调研及投资前 景分析报告 【出版日期】2019年 【交付方式】Email电子版/特快专递 【价格】纸介版：8000元电子版：8000元纸介+电子：8200元 报告目录： 饰面板(wood veneer)，全称装饰单板贴面胶合板，它是将天然木材或科技木刨切成一定厚度的薄片，粘附于胶合板表面，然后热压而成的一种用于室内装修或家具制造的表面材料。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饰面板行业市场专项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饰面板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饰面板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饰面板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饰面板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饰面板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饰面板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饰面板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饰面板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2014-2018年世界饰面板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2014-2018年世界饰面板行业概述 一、世界饰面板行业市场分析 二、国外饰面板行业工艺技术分析 三、国际饰面板主要产品价格走势分析 第二节2014-2018年世界饰面板主要国家运行情况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韩国 四、意大利 第三节2019-2025年世界饰面板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2014-2018年中国饰面板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2014-2018年中国经济环境发展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消费价格指数分析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2014-2018年中国饰面板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一、产业政策分析
转载：面板数据分析的思路和Eviews操作： 面板数据一般有三种：混合估计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首先，第一步是作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一般是用Hausman检验。 如果你选用的是所有的企业，反映的是总体的效应，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果你选用的是抽样估计，则要作Hausman检验。这个可以在Eviews 5.1里头做。 H0：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H1：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先使用随机效应回归，然后做Hausman检验，如果是小概率事件，拒绝原假设则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第二步，固定效应模型分为三种：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这三个模型的含义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参考我列的参考书）。如果我们是对个体固定，则应选择个体固定效用模型。但是，我们还需作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的选择。所以，就要作F值检验。相对于混合估计模型来说，是否有必要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通过F检验来完成。 H0：对于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SSEr H1：对于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不同（建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SSEu
F统计量定义为：F=[( SSEr - SSEu)/(T+k－2)]/[ SSEu/(NT-T-k)]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约束模型（混合估计模型的）和非约束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的残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非约束模型比约束模型多了T–1个被估参数。需要指出的是：当模型中含有k 个解释变量时，F统计量的分母自由度是NT-T- k。通过对F统计量我们将可选择准确、最佳的估计模型。 在作回归是也是四步：第一步，先作混合效应模型：在cross-section 一栏选择None ，Period也是None；Weights是cross-section Weights，然后把回归结果的Sum squared resid值复制出来，就是SSEr 第二步：作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在cross-section 一栏选择Fixed ，Period也是None；Weights是cross-section Weights，然后把回归结果的Sum squared resid值复制出来，就是SSEu 第三步：根据公式F=[( SSEr - SSEu)/(T+k－2)]/[ SSEu/(NT-T-k)]。计算出结果。其中，T为年数，不管我们的数据是unbalance还是balance 看observations就行了，也即Total pool (balanced) observations:的值，但是如果是balance我们也可以计算，也即是每一年的企业数的总和。比如说我们研究10年，每一年又500加企业，则NT＝10×500＝5000。K为解释变量，不含被解释变量。 第四步，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查F值分布表。看是否通过检验。检验准则：当F> Fα(T-1, NT-T-k) , α=0.01,0.05或0.1时，拒绝原假设，则结论是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反之，接受原假设，则不能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风险分析 摘要：本文对政府投资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风险进行分析，主要有招标文件的编写风险、预选承包商的风险、评标流程中的风险等方面，并提出解决措施的建议如强化资格后审、完善评审流程、增加串标成本等。目的在于为政府投资工程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环境，完善招投标制度。 关键词：招投标；风险；措施建议 引言 招投标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项基本制度,对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优化资源配置、保证工程质量，减少行政干预以及防止腐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政府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风险，势必会影响到招投标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1.招标主要风险因素分析 1.1招标文件编写风险 招标文件存在着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招标文件本身编写的有漏洞，细节没有解释说明清楚，双方对责任互相推诿，这会对日后造成工程索赔纠纷产生隐患。另一方面是评标标准制定得越详细，投标人就越容易了解和掌握项目的侧重点，也能够了解和掌握评标的采分点，这样就越容易使他们编制出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就越强。由于目前建设工程诚信体系尚未完善，难免会有一些施工单位，弄虚作假，不根据企业实际编制投标文件，而是照抄照搬招标文件条款，夸大自身实力，从而看不出投标人的真实情况，如技术能力、管理水平、施工方案措施和能力或者设备质量、性能等，施工单位实际情况与招标文件要求不符。 1.2预选承包商的风险 预选承包商制度是指在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取消各个分散的资格审查，由市政府成立预选承包商工作组织实施机构对各类投标人进行定期的、集中的、规范的资格审查，确定入围《政府投资项目预选承包商名录》企业，在具体项目招标时，由名录内的承包商进行竞标的一种制度。第一，加剧了资质挂靠现象。进入名录是成为投标候选的先决条件，符合条件的进入名录，不符合的则被拒之门外，不得承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这样就势必加剧了资质挂靠现象，一些不符合资质条件的小施工企业为了承接工程，企业间就通过重金收买
中国液晶面板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报告 中国液晶面板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报告(DOC 3页 中国液晶面板产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在CRT时代，中国没有生产显示设备的能力，彩电基本全靠进口，显示器和投影机也是如此，当年很多人靠贩卖彩电和投影机发了家，就是因为这些产品被国外技术垄断，因此在中国的售价非常的高，因此在国内的总代以及分代理拿货转手，就可以有很好的日子过。过渡了液晶时代之后，这种局面开始发展变化，国内的显示企业开始多了起来，随着外资和国内的不断合作，以及国企企业不断的技术攻关，液晶产业开始在国内遍地开花，尤其是进入2010以后，国内的液晶面板生产线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显示产业正在壮大，但是也有很多的隐忧。........................................... 首先国内的面板生产线虽然多，但是配套的上游企业却呈现严重的不配套局面。液晶面板中需要用到的偏光片，液晶材料，以及各种模组，基本上国内都不能生产，全部需要依靠进口。目前液晶面板上游配套企业80%都是国外企业，在上游依然受制于人，会有很多的隐忧，采购成本的不确定，投资风险加大等等，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配套上游企业的建立，继续全行业的努力。........................................... 除了上游企业的不足，目前中国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的投资规模过大，仅仅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国内新加面板生产线就达到10多条。我们知道建立一条成熟的面板生产线，需要的投资是非常大的，举例说明，建设一条8.5代线的面板生产线，就需要大约250亿人民币的投入，知名的面板企业短期的投入常常达到上千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如果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很可能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因此中国的面板企业在未来有很大的风险。........................................... 在技术，中国面板企业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如今液晶电视的发展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传统的产品卖不上价格，液晶面板的采购价格也是一直在下滑，因此超前的面板企业都在想新的办法。比如LGD就一直在积极的研发OLED面板，其和液晶技术不同，不需要背光，是次时代的技术，三星也是在审时度势，在4K 以及量子点技术方面积极的布局，而日系的企业更是将小屏高分市场，当成了救命草，试图在手机面板市场杀出一条路。........................................... 因此对于中国面板企业来说，是继续开拓大屏市场，寻求新的市场契机，还是在小屏市场积极发展，开展高分辨率的研究，目前来看各个企业的意见还不统
面板数据的分析步骤 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或许我们已经了解许多了，但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步骤呢？那些步骤是必须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而且又是很实在的问题。面板单位根检验如何进行？协整检验呢？什么情况下要进行模型的修正？面板模型回归形式的选择？如何更有效的进行回归？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分析并一一解决？以下是我近期对面板数据研究后做出的一个简要总结，和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都进来讨论讨论。 步骤一：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按照正规程序，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李子奈曾指出，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序列间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此时，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尽管有较高的R平方，但其结果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这种情况称为称为虚假回归或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他认为平稳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时间序列剔除了不变的均值（可视为截距）和时间趋势以后，剩余的序列为零均值，同方差，即白噪声。因此单位根检验时有三种检验模式：既有趋势又有截距、只有截距、以上都无。 因此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而检验数据平稳性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可以先对面板序列绘制时序图，以粗略观测时序图中由各个观测值描出代表变量的折线是否含有趋势项和（或）截距项，从而为进一步的单位根检验的检验模式做准备。 单位根检验方法的文献综述：在非平稳的面板数据渐进过程中,Levin andLin(1993) 很早就发现这些估计量的极限分布是高斯分布,这些结果也被应用在有异方差的面板数据中,并建立了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的早期版本。后来经过Levin et al. (2002)的改进,提出了检验面板单位根的LLC 法。Levin et al. (2002) 指出,该方法允许不同截距和时间趋势,异方差和高阶序列相关,适合于中等维度(时间序列介于25～250 之间,截面数介于10～250 之间) 的面板单位根检验。Im et al. (1997) 还提出了检验面板单位根的IPS 法,但Breitung(2000) 发现IPS 法对限定性趋势的设定极为敏感,并提出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的Breitung 法。Maddala and Wu(1999)又提出了ADF-Fisher和PP-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由上述综述可知，可以使用LLC、IPS、Breintung、ADF-Fisher 和PP-Fisher5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其中LLC-T 、BR-T、IPS-W 、ADF-FCS、PP-FCS 、H-Z 分别指Levin, Lin & Chu t* 统计量、Breitung t 统计量、lm Pesaran & Shin W 统计量、ADF- Fisher Chi-square统计量、PP-Fisher Chi-square 统计量、Hadri Z统计量，并且Levin, Lin & Chu t* 统计量、Breitung t统计量的原假设为存在普通的单位根过程，lm Pesaran & Shin W 统计量、ADF- Fisher Chi-square统计量、PP-Fisher Chi-square统计量的原假设为存在有效的单位根过程，Hadri Z统计量的检验原假设为不存在普通的单位根过程。 有时，为了方便，只采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检验LLC （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Fisher-ADF检验（注：对普通序列（非面板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则常用ADF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我们
五大投融资模式全解析 一、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模式 一般情况下，PPP模式是公私合营各种模式的统称。此处是作为一种独立而具体的模式。就此而言，PPP 融资模式主要应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首先，政府针对具体项目特许新建一家项目公司，并对其提供扶持措施，然后，项目公司负责进行项目的融资和建设，融资来源包括项目资本金和贷款;项目建成后，由政府特许企业进行项目的开发和运营，而贷款人除了可以获得项目经营的直接收益外，还可获得通过政府扶持所转化的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一种崭新的融资模式-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在西方特别是欧洲流行起来,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在大型、一次性的项目,如公路、铁路、地铁等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PPP模式是一种优化的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作为合作的基本理念，其典型的结构为：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标单位组建的特殊目的公司签定特许合同(特殊目的公司一般是由中标的建筑公司、服务经营公司或对项目进行投资的第三方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筹资、建设及经营。政府通常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成一个直接协议，这个协议不是对项目进行担保的协议，而是一个向借贷机构承诺将按与特殊目的公司签定的
合同支付有关费用的协定，这个协议使特殊目的公司能比较顺利地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采用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及有效运营。PPP模式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第一，PPP是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模式。PPP融资是以项目为主体的融资活动，是项目融资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根据项目的预期收益、资产以及政府扶持的力度而不是项目投资人或发起人的资信来安排融资。项目经营的直接收益和通过政府扶持所转化的效益是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项目公司的资产和政府给予的有限承诺是贷款的安全保障。 第二，PPP融资模式可以使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到项目中，以提高效率，降低风险。这也正是现行项目融资模式所鼓励的。政府的公共部门与民营企业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进行全程合作，双方共同对项目运行的整个周期负责。PPP融资模式的操作规则使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确认、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中来，这不仅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而且能将民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引入项目中来，还能有效地实现对项目建设与运行的控制，从而有利于降低项目建设投资的风险，较好地保障国家与民营企业各方的利益。这对缩短项目建设周期，降低项目运作成本甚至资产负债率都有值得肯定的现实意义。 第三，PPP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资本“有利可图”。私营部门的投资目标是寻求既能够还贷又有投资回报的项目，无
我国液晶面板上游仍处起步阶段 发布时间：2013-9-11 提要：随着近年多条TFT-LCD高世代生产线的相继投产，我国平板显示产业整体呈现出高速、良性的发展态势，2012年产业规模达700多亿元。我国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提升到11.2%，国内液晶面板的自给率大幅提高，其中电视面板的自给率达到30%，手机面板已能满足境内企业50%的需求，液晶面板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上一年缩减20.6%。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名誉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高 鸿锦
随着近年多条TFT-LCD高世代生产线的相继投产，我国平板显 示产业整体呈现出高速、良性的发展态势，2012年产业规模达700 多亿元。我国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提升到11.2%，国内液晶面板的 自给率大幅提高，其中电视面板的自给率达到30%，手机面板已能 满足境内企业50%的需求，液晶面板的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上一年缩 减20.6%。 如果从京东方在北京建5代线算起，我国平板显示产业发展至 今正好10年。10年间，我们几乎从零开始建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TFT-LCD产业。现在我国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有21条，包括4条 4.5代线、4条5代线、2条 5.5代线、3条6代线和8条8.5线， 总投资达2000亿元。年生产能力将达5000万平方米，产品涵盖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台式计算机、电视机等各类显示终端的显 示屏。它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年产值将达到数千亿元。 如此巨大的投资必将极大地拉动产业链上游的巨大需求，带动 基板玻璃、液晶材料、偏光片、彩色滤光片、光学薄膜、触摸屏、 背光源等相关原材料、元器件及相关设备等上游产业的发展。据测算，2016年之后，我国TFT-LCD产业每年至少需要液晶材料250吨、1.0亿平方米基板玻璃（含彩膜用玻璃）、1.0亿平方米偏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