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如何理解和适应这种新常态？八个字：“不拘常例、不违常情”。
所谓“常例”，被定义为“长期存在于中国政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规则”：“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以前大家觉得是常例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无不戴上紧箍咒，官员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再往下看，波澜壮阔的反腐长卷当中，常例的打破更让人印象深刻。当周永康和徐才厚这种级别的大老虎被拿下之时，大家在惊讶之余，应该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20多年来，坊间流传的刑不上常委的所谓常例，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眼中，这不过是个伪命题。在证据确凿的贪腐事实面前，无论是党内资历还是军功章，都无法成为得以幸免的丹书铁券。”
至于“常情”，则归结于“千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识、常情、常理”：“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就可以发现，讲话没有高大上的辞藻，通篇都是朴素的常情、常识、常理。让年轻人有工作、买得起房，让孩子上得起学，让老人看得起病，说的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朴素民本思想。以这种常情的思维去理解习近平的改革、反腐、外交等领域的思路，会发现这种新常态并不难理解，而且会抱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期待。”
“苟日新，日日新”。十八界四中全会选定“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是常情；反四风反腐时重点打击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和理性，是常情；文化、外交上，不再一味地唯西方马首是瞻，找
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发展道路，也是常情。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一是中高速
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
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
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
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
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
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
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产生的背景
从2013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而刚刚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升至46.6%。而需求结构方面，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占比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半年数据看，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这些数据预示着，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在加快，做物流、商贸、餐饮等小生意赚大钱的机会才刚刚到来。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物资极为短缺，百姓温饱不足。在彼时的“窘态”下，要摆脱贫穷，后来居上，就必须奋起直追，全力加速。因此，运用各种条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然而，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如今，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20年前的全年经济总量。由于总量和基数变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在保就业、惠民生方面的效应也明显增大。所以，如今的中国经济，已不必再“纠结”于速度，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发展平台上，在提质增效、换挡升级方面有更多追求。
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
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会削弱人们的投资信心，过去积累的楼市泡沫和风险就凸显了出来；在楼市下行预期下房地产企业会暂停购买新的土地，导致以土地财政为重要来源的地方财力紧张，地方债风险就会显现；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银行的相关贷款就会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现
新常态有利于就业充分、收入均衡、社保完善、增长平稳、物价稳定、质量提升。
一是就业将更充分。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高于制造业，2012年，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就业980人左右，而第三产业可达1200人。新常态下，服务业占比上升、GDP总量增加，就业状况也将明显改善。
二是收入将更均衡。就业充分，劳动者收入提升也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新常态下，要扩大消费就应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者收入，收入分配将渐趋合理。
三是社保将更完善。新常态下，要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就应精心编织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
四是增长将更平稳。“旧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出口需求受外部环境影响会经常变化，投资需求也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过热过冷的波动。而新常态下，更多依赖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将相对稳定，周期性波动的波幅会明显缩小。
五是物价将更稳定。经济平稳增长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物价相对稳定。比如，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仅上涨2.6%，2014年上半年更是仅为2.3%。
六是质量将更提升。新常态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企业和社会追求的更高目标。
总体上看，新常态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一）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历史性挑战。
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这一关口，是极具挑战的难题。
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改革开放30多年后，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也越
来越高，解决新时期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
“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二）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新常态下，机遇大于挑战。
短期而言，当下经济转型升级有着不少有利条件。
比如，物价平稳运行，为改革转型拓展了空间。物价在2012年和2013年平稳增长2．6％，今年上半年则保持在2．3％的水平。通胀压力较小，为进一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提供了空间，比如上调能源价格，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成本，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再如，房地产市场合理回归，也为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提供了良机。
长期来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城镇化释放持久动力。
潘建成认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过去的不足，却是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率过高，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而我国城镇化至少还有20多年历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大国优势提供发展支撑。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内需的支撑力不可小视。目前，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级”转变，汽车、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消费重点，不仅会极大地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也将形成汽车制造、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型支柱产业，使产业体系更为协调。另外，我国人才资源丰富，又具备技术后发优势，有条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空间。
产业结构方面，目前过剩是相对的，主要是一般加工业的过剩，如重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煤炭、初级产品等，这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环保产品，以及金融、物流、信息、教育、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仍然短缺，潜力很大。
空间结构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跨入高收入行列，但同时也遇到土地和环境瓶颈，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产业梯度转移有宽阔余地。
——全面改革形成最大利好。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改革的动作频频，简政放权改革大刀阔斧，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好戏连连，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成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最大利好。
五、中国经济新常态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未能迈入高收入门槛，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拉美及东南亚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训有：
——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错失转换发展模式时机。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拉美和东南亚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不强，未能形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金融体系脆弱，实体经济受到拖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
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政府效率低下，难以发挥调控宏观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丑闻不断，官僚经济侵蚀市场活力、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动力。
相反，日本、韩国、新加坡则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功经验主要有：
——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此外，日韩均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形成了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日本“技术立国”战略、韩国“科技立国”战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和韩国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重视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日、韩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均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六、迎接新常态，施展新作为，成就新气象
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是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的新判断。“新常态”必然带动深刻变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敏锐地意识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应势而动、因势而谋，增强化危为机的本领，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先机。
迎接新常态，施展新作为，就要牢固树立“发展为要、民生为大”
的理念，从大处着眼，从完善工作机制入手，优化服务流程，满足群众诉求，把责任落细落小落实，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行动上，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书写在群众生活的变化上。
新常态，期待新作为。新作为，造就新气象。反“四风”转作风树新风，本质的要求就是筑牢为民情怀，多做务实之举，大兴清廉之风。把学习作为实践的第一条途径，把调研作为工作的第一道工序，把舆情作为决策的第一声信号，把党章作为修身的第一把戒尺，把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作为为官从政的第一位要求，造就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崭新气象。
七、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更要胆大心细，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比如资本市场。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是牵动发展全局的一条经济血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
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这是一招“先手棋”。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最大优势，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消费、真正重视消费，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税制改革，同时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创新。当前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意义重大。为此，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以及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工商一口办理”“过程监管”等措施，将为各地提供成熟的经验。当前一些地方把自贸区当成招商引资、跑马圈地的“利器”，显然还没有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在度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中，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
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