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道统"论的文化史意义
作者：高云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刊名：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9，33(3)
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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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1983
3.陈宏天.高秀芳苏辙集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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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 1986
10.箫统文选 1977
11.黎清德.王星贤朱子语类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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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程颢.程颐.王孝鱼二程集 2004
14.朱熹朱文公文集
15.欧阳修欧阳修全集 1986
16.《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汉代赵歧注,《十三经注疏》本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杨子怡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影响之异的文化阐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25(4)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之影响差异甚大,韩愈在潮州的影响远远大于苏轼寓惠.个中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可见道统地位、名人效应、官本位文化、重视教化与否、地区文化生态差异性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2.学位论文杜浩颜真卿：“道统”与“书统”的冲突与融合2008
无人否认颜真卿是继王羲之之后对中国书法史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他一改王羲之的“精研含蓄”创立了“宽博雄伟”的新书风，他的书体被人称为“颜体”，他在“安史之乱”及政治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忠义气概和恪尽职责同样成后世尊崇的典范。与他的政治义举所不同的是“颜体”独特美学价值的发现以及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并不在唐代，而是在相隔数百年之后的北宋。
本文将目光锁定在自颜真卿出世到其崇高书学地位确立的三百年间，借鉴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以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历时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活动的方法，考察了这一时间段颜真卿书学地位的历时性演变，并解决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在此时间段内长期没有解决几个重要问题。问题一：为后世如此推崇备至的颜真卿书法，为何《旧唐书》对其书艺的记载轻描淡写?为何连同时代的书论家窦泉在历数有唐一代书家四十五人中没有颜真卿的名字?问题二：后世普遍认为颜真卿具有创新精神，为何在唐代那么多书家中只有颜真卿选择了创新，那么他之所以创新的思想根源何在?问题三：颜真卿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在北宋，这是学术界的常识，然而北宋时官方编纂的《淳化阁帖》以及《大观帖》同样收录了唐代众多书家，其中为何也不见颜真卿的身影?
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主要考察了颜真卿在北宋以前书学地位的历时性演变。颜真卿的书法之所以被世人熟知与“安史之乱”有关，此前他的书法成就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从整个唐代来看，颜真卿在当时大多数人眼中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书法家，其地位并不能与没有争议的褚遂良等人相比。第二章主要从颜真卿生活的时代背景出发，详细的考察了他所生活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他本人以及和他紧密相关的人的社会活动。颜真卿身处“前古文运动”(特指韩愈之前的“古文运动”)的中心，并积极参与了那场运动，“颜体”书风转变的思想动因与儒学复兴以及“古文运动”息息相关，其之所以变革的深层根源是“载道”，而实现“载道”的方式与途径便是“复古”。第三章主要从《淳化阁帖》未收录颜真卿这一问题出发，考察了《淳化阁帖》所秉持的书法正统观思想，以及“北宋四家”对颜真卿各不相同的接受态度。对于学术界通常认为颜真卿崇高书学地位的确立在北宋的观点，应当更正为这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以《淳化阁帖》和米芾为代表的正统书法观并没有积极的接纳颜真卿；而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的另外一部分人则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态度，他们没有将颜真卿和王羲之严格的对立起来，而是以新的视角发现他们之间的共通性并积极地进行调和。
3.学位论文梁俊娜苏洵的散文理论、创作及其对苏轼的影响2007
苏洵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是北宋古文革新的有力推动者，是苏轼兄弟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但长期以来，在苏轼的光辉掩映中，身为人父的苏洵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苏洵散文理论及其对苏轼兄弟影响的研究更是薄弱。本文试图弥补这些缺撼。全文在对苏洵的散文理论及其能深刻
本文认为：苏洵的散文理论是在反对繁缛浮靡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涩的“太学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来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了苏洵的散文理论：首先，在宋代文坛“道统”说雄霸天下的局面中，苏洵勇敢地创立了自己的“文统”说，极力主张为文言文；其次，苏洵重视文章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再次，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颖精辟的“风水相遭”说；又次，重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提出了“事词道法”说；最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文学应“施之于今”。
第二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苏洵的散文理论在其创作中的体现：结构上，重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精心构思，布局谨严；语言上
，注重修辞在文章中的贴切运用；风格上，苏洵散文除了纵横驰骤、雄辩滔滔的主导风格外，又有委婉曲折、叙说娓娓的一面：主旨上，苏洵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文章着眼于今、期于有用。
第三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苏洵散文理论对苏轼的影响：一、苏轼继承了苏洵道的内涵，并提出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的命题，解决了如何得“道
”的问题；二、与苏洵一样，苏轼重视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三、从苏洵“风水相遭”说中，苏轼悟出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审美理想；四、苏轼进一步论述了创作中的灵感问题，提出“如风吹水，自成文理”的艺术主张；五、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与苏洵一脉相承，主张文学应“有意于济世之实用”。
4.期刊论文高智论苏轼的文道观与宋诗的个性化回归-巢湖学院学报2009,11(1)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强调"道"的本源作用,以重构道统文学的统治地位为矢的.宋初复兴儒学的"道统"运动,扛着尊韩之旗帜,旨在摒除晚唐五代柔弱浮靡诗风的流弊,强调为文的经世致用的教化功能.在"文"与"道"之关系上,突出"义理"、"心性"的探求,在其发展过程中,忽略"文"的作用,矫枉过正,其理论渐趋沦为枯淡乏味的说教.苏轼脱离道统文学观之桎梏,认为文学有其独特价值,其"因文求道"论是对道统文学观的反拨与矫正,使文学回归于个性化创作道路.苏轼对文学的个性化认识具有突破儒家狭隘范围的意义,对于引导宋诗的个性化回归起着积极的作用.
5.学位论文魏崇武理学传播与蒙元初期散文观的嬗变2007
南宋理学的北上，给蒙元初期的传统儒学带来了新的刺激，而起到桥梁作用的人物，主要是战争中被罗致的赵复和出使后被扣留的家铉翁等学者。赵复在金亡之后北上，对程朱学派在北方的凸显有不小的贡献；家铉翁则于宋亡前夕将陆学带到北方，成为北方学术圈和会朱陆的先驱。
在金亡到宋亡之间，随着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蒙元初期的儒学经历着新旧之间的冲突和转变。在此过程中，诞生了蒙元初期理学的代表性人物(许衡、郝经、杨恭懿、萧爽斗、刘因等)和学术群体。这种新的局面，不仅仅是儒学内在理路的合理延展，同时也体现着时代对儒学的要求。因为，在应对异族统治、三教竞逐等带来的多种文化危机时，理学比传统儒学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帮助儒士们于艰难时世中安顿自家身心方面，理学也比传统儒学有更多的优长。
在理学思潮中，蒙元初期的散文观在多个方面有不同程度上的改变：从“诚”本论到“理”本论，体现出对散文本体的认识变迁；“内游”说的出现，是对创作主体内在德识修养的更高要求所致。郝经的三级文体分类法，较之以往，既富于尊经尚道的色彩，又能够重视表现手法；而赋体上的弃“律”趋“古”之风，不仅有理学传播的推动，而且受科举废除的影响甚巨。如果说，“遍考诸法”的行为，彰显了学习前人文法的意义，那么“文无定法”的主张，则强调了在遵循“大法”前提下的自由创造。韩愈能够压倒在金代长期占优的苏轼，成为蒙元初期散文的主要师法对象，与道统观念的宣扬大有关系；经久不衰的“文以载道”口号中，自有蒙元初期文学功用观的独特内涵。凡此种种，构成了蒙元初期散文观的丰富内容。
6.学位论文郭庆财南宋浙东学派的杂文学思想2007
浙东学派是盛行于南宋中期的学术流派，包括金华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永嘉经制之学、陈亮的皇帝王霸之学三大派。他们治学以史学为根柢
，贯通经史文章，注重历史经验和事功，与当时盛行的朱子之学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一方面从纵向考察浙东学派的兴起和演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以浙东学者的体用论思想、政治思想作为基础，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观照南宋浙东的杂文学思想，围绕他们的文道观、文章写作、文法思想几方面展开论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是杂文学，重在经史文章之学，而余事作诗。
浙东学派的兴起，很长时间内都伴随着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冲撞。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体现了两者为学方法“醇”与“博”的歧异。吕氏对“内省”的强调，与其向外博求的学问路径之间难以融通，显示出其修养理论的不完善。朱熹与永康陈亮、永嘉诸学者的论争，则涉及对“道”本身理解的差异。朱熹以恢复纯粹至善的性理之道为社会历史的理想，认为此道自孟子后湮没不彰；陈亮则认为舍“人”无以为道，关注“人”的历史行为的效果，故以汉唐事功为大道流行不废的明证。永嘉学者推崇三代，认为三代“治道”就在实在的礼文制度当中，而不在虚渺的“心传”，叶适更对程朱一系宣扬的道统说作了全面颠覆。朱熹与永嘉、永康的辩争，显示了性理之道与事功之道的尖锐冲突。
浙东学术与正统理学在“道”的认识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双方文道观的分歧。程颐等理学前辈从追求道体的纯全和涵养持敬的思想出发，大多蔑视文人及其文学的价值，以至于北宋中期以来逐渐形成了程颐所确立的“道统”和以苏轼为代表的“文统”的对立格局。浙东学人大多是南宋的文章名家，他们对“道”的理解较为平实，文道观也显得通达，尤其是吕祖谦和叶适，更以兼祧文道自任。在吕祖谦那里，重道和好文纠结于一身，他一方面秉持“文本于正”的理学家论调，同时又慕好苏学，认为苏轼之文和理学之道可以并行而不相悖。永嘉学者中，薛季宣明确反对“作文害道”之论；叶适受陈傅良推崇三代“治道”思想的影响，将三代作为“文”、“道”合一的典范，强调文合于“治”。陈、叶的复古文学思想决定了他们仍停留在泛文学的阶段，尤其是他们本于儒学功用色彩的文艺观对纯文学的排斥，更显示出偏狭的一面。
浙东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互通，还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文章面貌的影响。这在浙东学人的史论文和政论文中表现最为突出。吕祖谦以史学为学术根基，强调史学“成己成物”的价值，他不但沿循“以文治史”的学问路径，并且“因史成文”，即写作史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文风亦整饬工巧。陈亮以身处度外的“非常之人”自许，求声气于汉唐“因事作则”的英豪。他的史论富于气骨，说理朴素，是典型的“载道之文”。叶适更着眼于内政的改革构想，而力求将三代治法落实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其政论文笔力横肆，说理致密，亦是科举文的佳作。浙东学人大多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出于科举教学的需要，他们对文法也有较多的研究。在科举圈子里，陈傅良声望最著，有鉴于南宋科举愈趋于程式化，他创立了细腻巧熟、带有强烈应试色彩的“永嘉文体”。吕祖谦则是此文体的推波助澜者，他写作科举范文，教授文法，选评佳作，使学人作文有矩可循。他们的科举学在当时的学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浙东学人的文学观念也以文章选本的形式体现出来。吕祖谦除了文章评点著作《古文关键》授人以行文变化之法，还编有博采众家、谨于去取的《宋文鉴》。吕氏弟子楼昉编纂的《崇古文诀》与乃师《古文关键》近似，但铨择的时代范围更宽，且含有审美的标准，其评点亦表现出“法”、“意”兼重的倾向。
该文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浙东学派的流变。浙东学人在“庆元党禁”中遭受到重大的打击，解禁后仍旧门庭冷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学在党禁后的迅速复苏和不断壮大，并最终被钦定为官方学说。与朱熹体大思精的理学相比，浙学的理论建构尚显浅薄，而且他们的事功精神缺乏道德的支点，很难受到浮慕道学的统治者的青睐。浙学弟子在学术方面罕能继踵前哲，而纷纷向朱学靠拢，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在学脉绵远的永嘉学术谱系中，由叶适的弟子周南一直到舒岳祥、戴表元，总体显示出由“文”、“学”兼擅到“文胜于学”的演变轨迹。作为永嘉别派的“四灵”更是刻画雕琢，而出以淡泊，成为南宋浙东文学中一道淡雅的风景。
7.期刊论文王书华.WANG Shu-ua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0(3)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8.学位论文李伏清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2008
儒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除却孔孟宋明心性天人合一之学的-脉潜通外,还有为理学家所斥为“异端”的非正统儒学,后者彰显的仍是儒家的精神。如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虽表现为路径上辟佛、心性“道统”论和统合儒释、天人不相预论的不同,在实质上,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中唐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韩愈学说备受关注,柳宗元思想却被搁置的历史现实,使得我们重新认定柳宗元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颇有必要。另外,“唐宋”变革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热门的话题之一,具体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了唐宋之间的因承性和断裂性以及唐代前后两期思想的显著差异性。前唐承接汉学,中后唐开启宋学的事实,表明中后唐在思想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我们研究处于中后唐时期的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由此反映中后唐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的历史联系颇有意义。唐代的学术环境大体上为“末学驰骋,儒道不举”。在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强大势力的冲击和儒学内部经学僵化、文学浮靡而失却世用之弊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汉皇改运”后“儒学独尊”的地位,以满足整顿社会风气和应对佛道挑战的需求,成为唐朝士人们共同思索的问题,即儒学复兴成为中唐重大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具体而微地表现为四个方面的选择:首先,如何选择对待佛教的态度,是以儒统合佛教,还是以儒家的基本精神构建道统来辟佛；其二,如何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就天人关系而言,即孔子以降孟学路线和荀学路线的选择；其三,儒家经典如何重
一生以“明道”为志向,以复兴儒学的高度自觉,对以上问题做出了矜创性的解答,由此形成了与儒学在宋明再度复兴的历史联系。
首先,“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鉴于中唐佛教的高度中国化及其影响的深刻性,中唐儒士开辟了以儒统合佛教的道路。这一路线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可能性。具体而言,韩愈、李翱表面上辟佛而无多创见,在实质层面融佛而又多有造诣。而柳宗元在儒学的视野下,既表现出对佛教的认同,又表现为对佛教的批判。于前者,柳宗元基于中唐佛教高度世俗化的现实,认为在“孝道”、仁义、礼法和戒律等方面,佛道“不与孔子异道”,佛教理论有“与《易》、《论语》合”之处。同时,柳宗元以儒家“入世”的品格来消释佛教的“出世”色彩,发挥佛理的优越性。于后者,柳宗元批评时禅“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言体而不及用”等弊病,折射出守礼法、尊经崇圣、修身养性等儒家思想主张。此外,还从学风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评,体现了儒家经学、文学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不离“复兴儒学”这一重任,主张“统合儒释”。可见,韩柳表异实同、殊途同归。然而,以“仁”、理为基点的道学,公开视佛教为异端,以辟佛为己任,这样,韩愈就被他们重视列为“道统”,而柳宗元则被搁置一旁,甚至被斥为“异端”。其次,以“天人不相预”的天人观重归儒学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在孔子那里,天人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蕴含着孟子天人合一的路线和荀子天人相分的路线,孟荀天人观实则殊途同归,都在于彰显“人道原则”。前者经过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比配和发展,走向了天人感应论。这一理论在伸长人道原则的同时,又将儒学基本价值淹没于神学的迷雾之中。柳宗元将荀子--王充天人相分的路线贯彻下来并加以推进
,其一,发展了“自”论思想,将自然说贯彻于宇宙论和人生观、价值观；其二,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从宇宙论的角度还原“天”的“自然”性
,全面而又深刻地批评两汉天人神学目的论,将传统的“人道原则”从神学呓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其三,发展了孔孟荀的圣人观,将性“朴”论发展为人性“自然”论,认为人性是“明”和“志”的辩证结合,发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与人无异”的观点,是人道原则在理想人格中的体现。其四,与其理想人格紧密关联的是“至公”的社会理想,将基于儒学人道原则的民本思想发挥为“利民”和“民利”、“民役而非役民”的“利安元元”的主张。总体上,柳宗元承继了被以后宋明理学视为异端的荀子天人相分路线,这使得他与发挥孟学天人合一路线的宋明理学家拉开了距离。
再次,“由我而得”、借圣立言的解经范式革命。在佛教义疏经学的影响、刺激和启发下,在疑古思潮悄然兴起之际,日益陷入泥淖、遮蔽儒道的中唐儒家经学内部宜时而行的解经范式变革破茧而出。以啖助、赵匡、陆淳为开创者,以柳宗元、吕温为推进者的新《春秋》学派主张,一方面“解构”、超越传统章旬学,另一方面又从经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发起了对“义理”的追求,主张以“大中之道”为支柱,重新“解释”传统经传,“六经注我”,由“我
”明“圣人之心”,发明“微言大义”,以此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使儒学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充分彰显儒道的政教世用性。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创造力。另外,柳宗元发展了“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以及疑古、辨伪的方法。可以说,新《春秋》学派推进的解经范式的变革,较之以钦定《五经正义》为标志的唐初经学复兴的经学研究范式,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可见,新《春秋》学派的主张与宋明经学主张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宋学的生命上溯至中唐。
最后,“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在儒学传统中,“文”“道”本为一体。“文”蕴含着“尊经”、“崇圣”、“复古”的思想,包含教化之意,存在显化儒道教化的可能。与异化了的注疏章旬经学遗失了儒道一样,走向极端的六朝骈文遮蔽了儒道,其弊病都在于失去了辅时济世、经世致用的品格,备显空虚,没有内容。在唐宋复兴儒学的时代课题下,文学革新与经学变革有如一卵双胎。柳宗元从“文”与“明道”、“取道之源”与“旁推交通”、“为学”与“为文”、“志”与“言”、“术”与“心”、“文采”与“明道”和“古文”与“古道”等方面,发展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别于宋代“文以载道”的思想。我们通过对唐之前的文道观、唐代文道观和宋明文道观的考察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条主线,即儒学视野下的文道合一观,然其中又有重道轻文和文道并举之差别。唐宋文道观意在力纠“技之文”之弊、发明儒道的教化功能,既是儒学视野下的文学变革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传统儒家的文道观念本身内蕴着向道偏重的倾向,这点在唐代早期古文运动和两宋道学中表现尤为清晰。唐代的柳宗元和韩愈与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在承继前人文道思想的同时又表现为对重文轻道、重道轻文思想的修正,主张“文”和“道”的辩证统一。我们从以上可见,柳宗元在复兴儒学方面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对后学尤其是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理学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搁置柳宗元的思想而忽略柳宗元在儒学复兴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9.学位论文郑熊宋儒对《中庸》的研究2007
《中庸》是《礼记》的一篇，其地位的上升开始于唐代的中后期，其间出现了反复，后经过宋代学人的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四书之一，获得了与五经相同甚至超过的地位。《中庸》在宋代地位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人对它的研究。剖析宋儒对《中庸》的研究对于探讨宋代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都有重大价值，但是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存在“重理学人物，轻一般士人”、“重四书学整体研究，轻《中庸》学单独研究”等方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宋儒研究《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希望通过此研究，认知到《中庸》与理学、宋学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还原宋代学术的本来面貌，进一步拓展前人研究宋代学术的研究视野。
儒学危机、《中庸》及汉唐《中庸》学、义理之学的兴起，是宋儒对《中庸》进行研究的学术背景，它们分别为宋儒研究《中庸》提供必然性、可行性和可能性。汉唐以来佛道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本体论、心性论上日趋成熟，而对于儒学本身来说，它虽然在先秦时期出现了本体化倾向，但这种趋势在汉唐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有所退步，这就导致了儒学根本无法与佛道相抗衡。儒学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实现本体化。宋儒对《中庸》的研究，就是看到了《中庸》思想本身具有本体色彩，《中庸》也为儒学的本体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外，汉唐的《中庸》学虽然未能实现儒学的本体化，但是为宋儒的《中庸》研究提供了素材。宋儒最终能够进行《中庸》研究，还得力于义理之学的兴起，也正是义理之学的兴起才推动了宋儒的《中庸》研究。
宋儒对《中庸》的研究，主要包括理学的《中庸》研究和一般儒学的《中庸》研究两部分，其中以理学的《中庸》研究为核心。范仲淹、胡瑗等人的研究，是理学研究《中庸》的第一阶段，此阶段看重的是《中庸》儒家经典的身份，其目标在于对儒学之道的回归，这是针对先秦儒学所讲的仁义礼乐等具体规范和制度被重训诂、辨伪的汉唐经学以及迅猛发展的佛道所掩盖的现状而言的。范仲淹等人通过对佛道的批判以及对儒学道统的阐述，重现先秦儒学的真谛，同时还对《中庸》的天人关系以及一些具体范畴进行了研究，这为儒学本体化奠定了基础。周敦颐、张载、二程以本体论建构为目标的研究是理学研究《中庸》的第二阶段，他们通过对“诚”、“天命”的重构，分别建立了诚本论、太虚论、天理论，从而成功的为仁义礼乐等具体规范和制度建立了形而上的根据，同时按照《中庸》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打通了天人关系，建立了真正的天人合一，这是儒学本体化关键的一步。此外
，周敦颐等人还对本体的认知和修养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这又完善了对本体论的建构。以朱熹、张轼、陆九渊分别为代表的闽学、湖湘学、陆学的研究是理学研究《中庸》的第三阶段，它们以心性论探讨为目标，这是儒学本体化的深入。闽学和湖湘学通过对“中和”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实现了本体的内化，把性情与心联系起来，分别形成了心统性情、心主性情的观点，另一方面则界定了涵养与察识的关系，深化了对修养论的探讨。作为陆学前奏的张九成则从内在工夫入手来研究《中庸》，实现了对理本体的消解以及向心本论的过渡；陆九渊、杨简等人则直接从本体入手来研究《中庸》，来构建心本论。
一般儒学的《中庸》研究与理学的《中庸》研究是同时进行的。以司马光、陈襄等人为代表的《中庸》研究未能实现儒学的本体化，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的延续；另外部分人则针对理学的《中庸》研究而进行的，其中苏轼希望恢复《中庸》的“本来面目”，叶适等人批判了理学的道统论。宋儒研究《中庸》采取了语言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方法，体现出了“理在经文内”和“理在解语内”的思路，展示了宋儒研究《中庸》的共性以及差异性。宋儒对《中庸》的研究贯穿了整个宋代，具有目的性强、与佛道关系紧密等特点。宋儒对《中庸》的研究对理学体系的建构、理学的发展演变、道统论的发展完善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促进和完成了儒家经学体系由五经系统向四书系统的转变。宋代《中庸》学史实际上就是宋代学术史的缩影，宋儒对《中庸》的研究是整个《中庸》学史的辉煌时期。
10.期刊论文萧永明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云梦学刊2002,23(2)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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