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
主题：
一、早期认识兴趣理论
二、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
三、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商谈伦理学”
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五、为现代主义辩护：捍卫理性与乌托邦
六、批判社会学作为一种范式
批判社会学，常被称之为社会学中的批判范式，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和丰富的思想资源，如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等。但是，当代的主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30～4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们创立了一种跨学科的社会政治理论。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个别观点，同时吸收G.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人们把以该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持批判理论观点的学者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学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把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人视为无主体的客观结构和把人的精神物化，不仅扼杀人的精神价值，而且变成为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工具。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必要代表是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 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 博采众家之长,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法学与政治学等诸多领域, 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理论活动的初期（20世纪50~60年代）, 哈贝马斯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 致力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为社会批判理论莫定基础。70年代后, 他逐渐突破了该学派的限制, 汲取各派思想精华, 并最终于80年代初完成了从认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交往行为理论”是一部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百科全书。
一、早期认识兴趣理论
哈贝马斯在理论活动的初期, 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 将其理论建设集中于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试图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基础。他在广泛吸收实用主义、先验现象学和解释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语义学等各派思想基础上, 建构了一种新型的认识论即认识兴趣理论,从而在法兰克福学派认识论中独树一帜。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中。
哈贝马斯沿袭从康德以来的“认识批判”的传统, 对认识的本质及其构成条件加以严格的批判。在他看来, 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的问题, 是认识论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解释整个认识的意义。透过对认识的批判,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的认识活动中, 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 认识兴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它们决定了认识的对象、“事实”及“材料”的界定, 研究方法的取向, 真理的标准, 乃至整个认识活动的意义及其评价。在他看来, 实证主义主张“认识是现实的重现或事实在思想中的描写” , “认识描述现实”等等, 这是一种前科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闭目不见认识与生活世界兴趣之间的关联” , 实际上是把认识看成是对对象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纯客观把握的“客观主义”。
因此，认识与兴趣的内在联系成为哈贝马斯早期认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为此, 他区分了人类知识的构成兴趣的主要类别,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第一类兴趣是控制外在客观世界的兴趣, 简称技术兴趣。这类兴趣根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基本上凭借技术性的控制及运作, 对自然界或社会现象进行经验性的、分析性的探讨, 以期对现象作出因果解释, 掌握其一般规律。植根于这类兴趣的科学是经验分析的科学, 近代自然科学以及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社会科学主要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兴趣是实践兴趣或沟通与了解的兴趣。这类兴趣根源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之中。与第一类对外界控制的兴趣不同, 这类兴趣不在技术的控制与预测, 而是通过语言沟通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及沟通。受这类兴趣指导的科学在性质上也不同于经验分析的科学, 它是历史的、解释的科学。现象学、解释学等便是属于这类科学知识。第三类兴趣是解放兴趣。这类兴趣根源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自由、自主以及从现有不合理的限制、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要求, 主要是基于人类的自我反省、反思的能力。受这类兴趣指导的科学知识是批判科学或批判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都是这类科学的例子。哈贝马斯认为, 在三种认识兴趣中只有批判理论所坚持的解放兴趣, 才能使人类从各种牢笼中解放出来。至此, 哈贝马斯从认识论的角度赋予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以重要地位。
关于认识和兴趣的关系问题, 并非哈贝马斯首先和唯一论及的。康德和费希特以及皮尔士、狄尔泰都早已在不同意义上谈到过“兴趣”在认识中的作用。而法兰克福的一些理论家也曾注意到兴趣在认识中的作用。例如, 霍克海默说科学真理的概念“既受到在探索中的主观因素的制约, 也受到使用方法的制约, 指出哪个方向, 是由科学家们的兴趣决定的”。弗洛姆也说过“任意的毫无兴趣的观察很难产生有效的知识。理智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我们的兴趣所决定的。假如兴趣与理性相结合的话,那么, 这种兴趣不是与知识对立的, 而是知识的条件。”然而, 把“兴趣”“作为科学认识”之“基础”来加以研究的, 是哈贝马斯。因为在他看来,“虽然皮尔士和狄尔泰等人触及到科学认识的兴趣基础, 但他们并没有对它们本身进行反思。他们并未构建引导认识的兴趣概念,也并未真正把握到它所指向的内涵”。
哈贝马斯重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及其兴趣的作用, 是有一定道理的。那种把主体的作用、把兴趣和爱好视为主观因素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 把科学知识看成是对于对象的纯客观认识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即使是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 也不可能是对于对象的纯粹客观的把握。另外, 哈贝马斯从认识兴趣的角度, 对各类不同的科学作了适当定位, 这就纠正了片面地将其一类科学, 如认识论者将经验分析科学, 看作为唯一科学知识的偏狭看法。
然而, 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就逐步放弃了认识论的研究, 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为何出现这种转变？哈贝马斯在9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一转向, 他认为, 他早期构建的兴趣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它不但“占有新公开的从后经验主义起的所有资料, 而且确定了科学事业与日常方针确定之间存在的基本联系”。尤其是“解放兴趣” , 仍在某些方面可以发挥作用。“解放兴趣决不是一种应急的价值取向, 相反, 在人类科学结构中, 它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严肃的批判社会理论与解放兴趣之类概念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但后来他对早期认识兴趣理论不那么自信了。因为70年代以来, 知识和人类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用认识论术语去捍卫或创建社会批判理论已不是最主要的事了。
二、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
20世纪70年代初期, 当法兰克福学派陷入极度的困境, 几乎丧失生命力时, 哈贝马斯开始对传统的批判理论, 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的思想, 进行反省、批判, 以寻求法兰克福学派的出路。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构成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和出发点。霍
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深刻地剖析了工具理性给现代西方社会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物化现象。但在哈贝马斯看来,早期批判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主要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根据早期批判理论的逻辑, 理性的工具化远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 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期, 人类从使用工具的最初时期就开始经历着理性的工具化过程：人类只有通过同外在自然的斗争, 也就是通过控制外在自然才能维持生命。也正因为西方世界的工具合理化过程的矛盾源于以目的为取向的行动着的主体同外在自然的斗争, 而这个征服自然的过程同时意味着人类发展历史的必然性, 因此, 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不可能存在走出觉察到的困境, 即克服理性工具化的困境的出路。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陷入这种悲观主义境地的根源, 在哈贝马斯看来, 就在于其理论本身存在三个致命弱点。“第一, 批判理论没有认真对待社会科学和分析哲学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思想。第二,批判理论以一个批判工具理性的方式蜷缩到一个抽象的层面上, 而且没有对经验上内容丰富地剖析一个复杂的社会合理化作太多贡献。第三, 批判理论没有清晰考察其规范性基础, 也就是考虑其独特的性质, 阿多诺拒绝了系统地建立一个他经常隐含地使用的理性概念的可能性。”归根到底,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缺乏批判的规范性根据, 因而丧失其科学性的基础地位。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未能建立起批判的理性根据, 在哈贝马斯看来, 关键在早期法兰克福哲学派始终未能跳出意识哲学的框框, 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影响。这里的“意识哲学”, 指的是从主客体关系去把握人的主体性、理性能力的哲学。这种哲学总是试图在意识及其对象的范围寻找自身立足点, 也就是从一个孤立的认识主体出发去研究认识与世界的问题。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囿于意识哲学的传统, 始终只能在“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摇摆不定, 以致陷入批判的二难境地之中, 最后不得不放弃早期的理论活动宗旨, 不得不诉诸理论本身, 即把批判活动局限于理论的范围内。因此,哈贝马斯意识到, 要摆脱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困境, 重建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 就必须超越意识哲学, 另辟蹊径。
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使哈贝马斯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这种既表现在英美分析哲学中, 又表现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变和哲学研究方式的变革。这种转向给哈贝马斯的启示是脱离语言研究人类行为的结果, 势必把人的行为单纯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联系在一起, 势必把行为同社会上其他行为主体相割裂, 终将使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的研究变成为在孤立状态下的行为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的研究,因而不单认识论本身的基本问题, 如认识的真理性问题, 而且认识论以外的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也无法解决。因此, 哈贝马斯说“在吸收解释学和语言分析的同时, 我得到了这样的
信念, 即社会批判理论必须与由康德和黑格尔奠定基本概念的意识哲学决裂。”
因此, 正是在对早期批判理论的批判反省中,哈贝马斯才逐渐突破了该学派的限制, 汲取各家思想精华, 并最终于年代初独树一帜, 创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构架“交往行为理论” , 实现了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
三、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认为, 交往理论并不是一种纯理论, 而是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开端。要把握这一理论的社会批判实质, 首先必须确立其伦理学基础。为此, 他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 即“交往伦理学”或“商谈伦理学”。如同在任何一种伦理学中一样, 在商谈伦理学中围绕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律令和规范在何种意义和以何种方式得以建立。”哈贝马斯坚持伦理学上的认识主义立场, 也就是坚持“道德规范的普遍性”立场, 反对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主张。然而, 这种伦理学的理性根据又是什么？哈贝马斯将对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改造视为创建道德性根据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 提出绝对命令、规范的普遍化能力是康德的贡献, 但是, 由于康德将绝对命令建立在纯粹或善良意志上, 建立在先验主体性上, 所以,
尽管康德长期寻求一个坚实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根据, 但由于他没有论证这个绝对命令,
而是将之理解为“理性的事实” , 因而他的努力最终是无结果的。
哈贝马斯强调, 商谈伦理学同康德的先验的实践理性原则是有区别的。在商谈伦理学中, 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性的功效为“交往资质”所替代,普遍化原则不再与康德主体的纯粹意志相关联, 而是必须与个人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关, 也就是必须与商谈或论证的原则
相结合。哈贝马斯认为,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不免要作种种交谈, 任何退出交谈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谁都必须参与一个最低量的不可抗拒的交往, 就是怀疑论者亦不例外。他说“只要怀疑论者毕竟还活着的话, 他用来默默地,然而动人地证明他已经从交往活动中抽身而出的鲁滨逊式的生活, 就是不可思议的, 即便是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既然交往是无法逃避的, 因此, 交往的“先验的”条件也是不可逃避的, 也就是人们在作种种交谈时, 不能不有意或无意地接受各种前提, 就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承认和遵循一些规范的要求。
为了探讨商谈、交往过程中的伦理学预设原则, 哈贝马斯引用了一个三段论:（3.1）“每一能言谈和行动的主体都可以参加商谈讨论;（3.2）a.任何人都可以对每一主张提出问题；
b.任何人都可以将主张引入商谈讨论;
c.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其态度、愿望和需要;(3.3)无一谈话者可以通过商谈讨论内或外支配性强制被妨碍体验到自己由（3.1）和（3.2）确定的权
利。
哈贝马斯解释说, 在第一个原则中所说的参与者, 指的是一切有能力参与讨论的主体, 毫无例外在第二个原则中, 重要的意义乃在于使一切参与者在讨论和进行论证的过程中,
都毫不例外地获有“机会均等”的权力;在第三个原则中, 重要的意义是突出进行交往和沟通的绝对必要性, 以便有可能参与各方“机会均等”地投入讨论和进行普遍的商谈, 这个原则特别用来保证被认定的各方权力的真正的公正性。因此, 哈贝马斯指出, 一切道德规范在理性基础上的建立和实施, 不可能在单方面一言堂的情况下, 在纯粹思维的范围内完成, 也就是说, 道德原则不能在写字桌上制定出来, 然后向世人宣布。为了在理性基础上建立有效的规范和道德命令, 就必须进行必要的讨论和商谈, 容许一切参与者发表各种不同
意见, 以便照顾到一切参与者的有关利益。因而, “依据商谈伦理学, 一个规范只是当所有与商谈伦理可能相关的人, 作为一个实践商谈的参与者, 就这个规范有效性取得认同或似
乎取得认同时, 才可以要求有效性。”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 完成他在伦理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 , 就是将道德的理性基础从“意识理性”转换到“交往合理性”上,换言之, 从“主体性”转换到“互主体性”上。“交往合理性”、“互主体性”成为道德的基础, 这在伦理学史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 一直存在用认识的方式, 从意识的角度、从主体性的角度, 来建立一种客观的外部道德法则的倾向。这种倾向, 在哈贝马斯看来, 忽视了从语言交往的角度来建立道德法则, 结果往往导致伦理学中
的独断论, 同时, 脱离语言交往去寻求一种至上的道德上的客观法则, 非但不能真正建立
起来, 而且还扼杀了人性。
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人物, 哈贝马斯从不回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该说,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是有所肯定、有所吸收的。但他更多地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性改造。犹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 哈贝马斯也认为, 马克思思想中富有生命的部分, 被埋葬在一种工具性或实证主义的混疑土中。在他看来, 这应归于马克思过分突出劳动作为人类特质之地位的做法。在他看来, 虽然劳动和工具理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 但是, 单是社会组织中的劳动, 并不足以区别人与其他动物,“交往”、“社会互动”与“劳动”同是人类实践生活的重要方面, 而且事实上语言与交往才使人与动物有决定性的差异。语言、交往对生产功能、劳动功能具有明显优先地位, 即“语言”、“交
往”的地位高于“劳动”。哈贝马斯由此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弱点就是根本不重视语言、交往问题。
哈贝马斯在剖析“劳动”概念时, 强调一项完整的社会分析应充分观照劳动和交往两个向度, 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同时, 哈贝马斯强调语言、交往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这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 当哈贝马斯进一步强调语言对劳动、生产的优先地位时, 他就不能不陷入错误的泥潭之中。语言交往固然是影响社会进化的基础, 担当此任的只能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另外, 哈贝马斯断言, 马克思只是顾及劳动向度, 而忽略了交往向度, 将交往化约为劳动, 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哈贝马斯既然反对依据劳动、生产力来说明人类历史进化, 自然也就极力批评“经济基础”这个范畴。他认为, 马克思把基础等同于经济是不恰当的。在他看来, 基础领域并非总是和经济相一致的。实际上, 社会结构的经济层面,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 甚至只有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才具有基础、支配性地位,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基础可以指涉不同的系统, 譬如, 原始社会是亲属系统执行着“基础”的功能。因此, 哈贝马斯认为, 要了解社会的发展, 就必须考虑一些非经济的因素, 并看到这些因素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支配
性作用。从哈贝马斯对经济基础范畴的批评中不难看出, 他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理解是片面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的另一重要方面, 是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1989年前后, 东欧社会体制发生剧烈的变化,前苏联解体, 这既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在西方, 人们普遍认为, 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一些西方社会主义政党也陷入痛苦、迷茫之中, 有的“社会主义者”放弃了“社会主义”观念, 有的社会主义者抱怀疑态度, 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面对这种形势, 哈贝马斯这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 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 并参加到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辩论中去。
哈贝马斯认为, 东欧剧变后, 在对待社会主义问题上, 存在两种错误的态度。一是认为, 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 人们必须退回到纯粹道德立场, 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即“理想社会主义”。哈贝马斯不赞同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想，它应确定一个批判性考察和分析现实的基准, 同时, 它也需要一种经验关联, 否则, 将失去其指导行动的力量。二是主张社会主义在东欧剧变后不再是一种目标了。哈贝马斯认为, 这种主张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弃。在他看来, 马克思虽然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作了全面分析批判, 但他仍然遵循一种劳动社会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以劳动社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 在当今确已失去自身的说服力。但是, 只要我们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反省,只
要我们面对新形势赋予这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观念以新的含义,社会主义就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不能抛弃的目标。为此, 哈贝马斯引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念, 即社会主义等同于基于交往而形成的无强制的理想共同体。他说“无疑, 一种无强制的共同生活—它无损于团结和正义而是与它们一起使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成为可能——这种规范直觉与社会主义联系
在一起。”
东欧剧变后, 西方有些学者包括某些“社会主义者”断言, 社会主义已随“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而被埋葬, 社会主义将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充其量也只能勾起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痛苦回忆。面对这种“社会主义”消亡的叫嚣, 哈贝马斯通过冷静分析, 认为社会主义仍有广阔的前景。
首先, 哈贝马斯认为, 资本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前提。社会主义的重要功能, 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社会特有的各种难题, 并不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的解决。
其次, 哈贝马斯认为, 社会主义在未来西方社会的影响, 取决于西方社会对自身弊端
认识的程度。
再次, 哈贝马斯认为, 面对21世纪的挑战,西方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
透过哈贝马斯在东欧剧变后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不难看出:第一, 他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完全持批判态度, 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并明确将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与这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他说, “草率地将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同西欧和联邦德国的社会主义左派为之担保的社会主义等量齐观”, 是完全错误的。哈贝马斯对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的热忱和饱满的信心, 但他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其实, 早在东欧剧变前, 哈贝马斯就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加鞭挞与揭露。在80年代初期, 他就对苏联范围内大行其镇压的行为进行谴责。他说“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在战后联邦共和国成长的人”,“我们这些受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影响而成长的社会主义者, 极为憎恶东方集团的这种残暴行为。”在他看来,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独裁主义的体制, 它直截了当地排斥了民主决策进程, 因
而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比“晚期资本主义”更“成熟”、更“先进”。应该说, 哈贝马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 触及到了这种模式的某些弊端。然而, 他把这种模式的某些弊端, 直接归结到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上, 并对之展开猛烈的批判, 就是一种草率和武断的做法。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统的错误理解, 稍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 在此就不赘述。
第二, 哈贝马斯所理解“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他那里, 社会主义只是与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道德伦理相关, 而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毫无关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价值取向, 即一种整合社会的团结一致的价值取向, 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抽象为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范畴即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社会主义”团结与资本主义金钱、官僚主义权力共存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批判, 来整合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分割的社会与文化。因而“社会主义”在哈贝马斯那里, 就擅变为依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伦理原则, 是资本主义社会用以完善自身的客观中立的工具、手段。因此, 哈贝马斯对社会主义的思考, 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高度认可的基础上, 他反思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如何去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 而是如何去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 哈贝马斯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观是相互对立的。
五、为现代主义辩护：捍卫理性与乌托邦
“现代”与“后现代”之争是当今哲学的热门话题, 很多哲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哈贝马斯无疑是这场论争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站在“现代性”立场上, 向“后现代主义”下战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他同后现代主义旷日持久的论战的焦点, 是如何对待近代西方启蒙精神。
近代启蒙精神的实质, 说到底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内含两个最基本的信念：其一为“理性”观念, 即相信普遍、客观的理性判断存在, 追求理性统一；其二为进步观念, 即相信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追求乌托邦社会理想。无疑, 欧洲近代启蒙思想和启蒙运动, 敲响了欧洲封建主义的丧钟, 吹起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号角。然而, 两个世纪过去了, 在经过启蒙的地球上并未燃起自由的火炬, 也没有飘扬起正义的旗帜, 更未建立起永恒的人类的合理秩序。相反, “理性”出现了危机, 科学出现了危机, 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出现了危机。于是, 是继续实施启蒙思想的“现代工程” , 还是结束从启蒙时期开始的现代, 重新开创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实践的新时代？哈贝马斯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传统理性的崩溃并不意味“理性”的终结。
哈贝马斯把那些对现代性思想的反动, 都视为对黑格尔的过度反省。黑格尔哲学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顶点, 在他那里, 理性最后变成了绝对。而当黑格尔高扬理性, 将理性提升到“绝对理性”的高度时, 他实际上已将理性置于尴尬的境地。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面对理
性本身所暴露的内在矛盾和弊病, 对理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并在这种批判中大多投向了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怀抱。在他们看来, 世界已到了“解除理性魔咒”的时代, 即“后现代”。因此, 他们反对黑格尔那种对整体与统一概念的追求, 认为后现代即是向任何所谓的整体与统一挑战, 允许接纳任何差异, 并断言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多元为趋向的思考。
哈贝马斯在对理性观念的批判与反省后, 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批判了黑格尔的意识哲学传统,意识到超验意义上的那种全知全能的理性概念已经失落, 所不同的是, 哈贝马斯认为, 为了回避黑格尔在处理现代理性所遭遇到的矛盾, 就完全抛弃理性和近代启蒙思想的传统, 这是一种非辩证的否定, 这无异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为此, 哈贝马斯集中批判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尼采的继承者对理性反叛的多种形式：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德里达的解除结构的后结构主义以及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等等。在他看来, 传统理性观念并非就是理性的惟一形式。因此, 面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 理性的“客观论”、“基础论”虽然不再能够成立, 但这并不表示理性主义必然向“主观主义”、“怀疑论”、“相对论”等非理性主义的态度或潮流低头。面对挑战, 哈贝马斯认为, 唯有发展理性主义, 才能捍卫理性主义。因此, 哈贝马斯给自己提出了“从语言哲学上来拯救一种怀疑主义和后形而上学的, 但并非悲观主义的理性概念。”这种新的理性观念就是他的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的交往合理性。
（二）西方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粉“乌托邦”的衰竭。
面对西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全面的异化、疏离, 后现代主义者将进步的观念斥为“现代主义的无稽之谈”。在他们看来, 历史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信念已发生动摇并且丧失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哈贝马斯无疑深刻地洞察到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但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 人类自身有能力与历史同步前进, 启蒙并不必走向神话, 理性并不必然沦为控制, 也并非异化的同义词,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必然要陷人全面异化和物化的死胡同。因而, 他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者放弃启蒙运动的乌托邦传统精神, 仍深信异化的解放、人性的全面赎回是永远不能放弃的使命和希望。
他还认为, 坚持乌托邦理想有其实际必要性。在他看来, 既然社会强制、国家约束和经济危机使人们的希望落空了,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就更有意义了。因此, 尽是放弃启蒙之理想者, 一概被他斥为“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们未能提供批判标准和规范, 因而无法区分何者为真实, 何者为意识形态。任何对未来理想之可能性的放弃, 也就是否定对现实批判之合法性, 如此则标志着一种固守现状的保守态度。他说“几乎在整个西方世界, 我们看到一股有利于批判现代主义的思潮正在形成, 这股思潮从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 由于艺
术和学的错误的扬弃的失败, 以及文化现代性中出现的疑难, 滋长着失望的情绪”。
总之, 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发难, 强调了发韧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竞事业, 它应当通过现代化过程将传统启蒙中有活力的遗产与当代文明结合起来, 重新继续这项事业, 而不是放弃它。应该说, 在一片“告别现代”、“呼唤后现代”的喧嚣声中, 哈贝马斯独树一帜, 高扬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旗帜, 成为对抗“后现代主义”的当今“现代主义”的最主要代表。
六、批判社会学作为一种范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实质性的理论，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这项工作的完成有赖于这种理论或话语本身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因此，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对现存社会理论的批判成为互相作用的两个领域。
批判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直接表现为对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的批判和超越。具体说来，批判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的区别或者它对后者的批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理论与社会现实，或思想与社会的关系
实证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为模式，将社会当作纯粹的观察与了解的对象，理论的目标是寻找一套客观自在的社会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以便预测社会未来的变化。不认为人的意志与行动，包括社会的理论本身，能够改变社会的规律。
而批判社会学则坚持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想之间存在辨证的关系。一定的社会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这种社会思想又可能反过来对其所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另一种社会思想又可能从被影响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如此循环往复的辨证过程，构成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想或理论之间的现实的关系。人（包括社会认识者）既是认知者又是行动者，社会作为人的现实的生存和行动的过程也决不是独立于人们对于它的认识的，可以说，社会既是研究和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意志与行动的对象，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人的行动所构成的。所以，社会现实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自然现象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批判社会学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着眼于以社会理论来引发和推进社会的变革。当然，要对现实社会进行有效的批判，并促使其发生有效的变革，需要对社会的实际及其规律有真切的了解，因此，批判社会学并不排斥经验理论和社会的规律。但是，它十分强调批判社会学的理论不是一堆抽象的命题和概念，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其实际的社会变革的作用。因此，在认识的目标和旨趣上与实证社会学形成明显的对立。
2、在对社会规律的看法和态度上
实证社会学认为，社会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一样，是外在的客观化过程的规律性。如果关于社会规律的认识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规律是没有时空的限制和历史的特征的。
而批判社会学则认为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规律与人的意志和行动本来就有一种内在的构成性关系。因此，只要有适当的启蒙，人们就可以破解自己的命运，挣脱种种外在力量的奴役和束缚。{自然的因果与命运的因果}
3、客观性与介入
实证社会学坚持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标准，认为为了达到研究的正确，研究者必须对社会现实采取超然的态度。实证社会学的客观性标准和态度，被称之为“方法论的禁止主义”（methodological prohibitionism）。
而批判社会学则认为这种态度即使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它看来，社会理论本来就是要影响社会现实，批判和指导历史进程的。所以，研究者要介入社会过程，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由此才能衡量和把握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方向。
4、“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实证社会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逻辑的—经验的、内在的或直接的，可以由社会理论家或社会工程师一手包办。
批判社会学虽然强调社会理论的“实践性”，甚至革命性，强调用社会思想和理论来改变和促进社会实际。但是，它认为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需要经过思想和意识的启蒙。理论不能直接指导革命实践或社会的重建，理论只能用来启蒙群众，唤起群众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形成社会中的实质性的否定力量。因此，在批判社会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社会的—历史的、外在的、间接的。
在批判社会学看来，批判性的知识必须为研究对象所使用，才能达到启蒙的效果。所以，批判理论家要参与社会，与群众保持真正的对话与沟通；社会批判的语言也要是一种历史性的、日常生活的语言。（这与实证理论的定量化、抽象和专门性的语言形成对照）。
4、理论的验证
在实证社会学中，验证是一种逻辑的—经验的过程，主要检验理论的预测与实际的社会过程是否一致。
而在批判社会学中，社会理论的验证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经验的过程，主要还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过程，主要看理论能不能成功地唤起群众自发的行动，并引发历史性的变革。批判社会学的验证维度主要是在未来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现实。
与解释社会学的区别：
解释社会学主张从行动者的立场来了解社会世界以及行动的意义，于是必须把握常识性的概念、行动规则和制度，以及行动者的动机、意向和理由等，认为这些也是构成行动的组成部分。批判社会学认为这种主张固然能正视社会现象的独特性，但是，日常生活中难免有“错误意识”，如果完全根据个人的主观意识来界定及理解行动和其他社会现象，则社会学很可能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批判社会学认为，实证社会学所倡导的规律性的知识还是必要的，能使根据错误意识所做的错误解释因为经不起经验的检验而被否定。
批判社会学的基本的研究态度是将“意义的理解”与“因果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力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把对社会现实的正确认识与积极的批判结合起来，推进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实现人类的解放。
但是，在实际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中，如何把科学的理性与乌托邦的希望、把批判性与可能性结合起来，把握社会的现实与未来之间内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著名的理论流派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通常它被简称为批判理论。这一派的理论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在过去50年间，它已经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传播占据了这一理论流派的中心位置，因此，它对大众传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指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该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它迁往纽约，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又迁回德国。其主要成员包括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虽然这些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但他们的理论最初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提出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学术性的，这些学者前后移民美国。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大众传播，把媒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压制性结构。 一“文化工业”理论 “文化工业”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这一名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1947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是用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专门概念。其实，就“文化工业”的根本特征而言，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开了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并明确指出，在异化范围内，“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这就第一次把人的“文化”同“工业”活动联系起来，第一次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非生产劳动是艺术家“天性的能动表现”，生产劳动则是被资本家雇佣，为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成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成了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以上种种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发展，成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工业”概念的萌芽。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 ——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上） 王凤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可以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A.施密特、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可以视为“新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维尔默、奥菲、霍耐特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可以视为“后批判理论”。概言之，“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早期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关键词] 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早期批判理论；新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所谓“批判理论”，从广义来讲，是指思人们对文明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形成的理论学说，不仅包括康德传统的纯粹理性批判，更包括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狭义来讲，是指法兰克福学派“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这就是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简言之，从“早期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 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早期批判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这可以视为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早期批判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批判理论基本纲领。格律恩堡（Carl Gr u?nberg）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致力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对批判理论构建并没有实质性贡献，但他为社会研究所规定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KS04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10024）、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重大项目（2011RWXKZD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魅力中国2010年4月（下）第83页) 浅析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 常婧 （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20） 【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思想深处满怀着对政治的无限热情和对世界格局的无限担忧。1981年《交往行动理论》发表，它代表了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本文作者先对国内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综述，然后从交往行为的缘由、概述及合理等分析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后笔者为了更深刻的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做简单的辨析。 【关键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交往异化批判 研究综述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能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问世以来，国内外研究他的交往理性理论
的著作及论文可谓层出不穷，铺天盖地。目前，国内研究成果主要有： 曹卫东在《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中认为，哈贝马斯在建构他的交往理性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体系，始终都在他的关怀视野之中。他根据哈贝马斯思想的发展轨迹，将其交往理性的建立大体分为了三个阶段—确立交往理性的活动空间、明确交往行为在生活世界中的功能及其把交往理性提高到文化现代性的高度加以阐释，最后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了文学化的解读1。 陈学明在他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一书中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进行评述，包括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2。 章国锋著有《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在此书中他认为，在这个形而上学批判盛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万能主义甚嚣尘上，理性、真理、主体性等遭到颠覆和解构的时代，哈贝马斯依然执着地捍卫启蒙的理性，希望用他设计的，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的一套方案来改善当今世界的现状，实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的做法十分值得尊敬3。 欧力同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概念，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不仅摆脱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和断然否定的态度，而且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立，企图全面
一、认识与兴趣 1、为什么要研究认识与兴趣 （1）哈贝马斯认为，原来理论和实践是紧密联系、相互结合的，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18世纪以后，随着历史哲学的不断发展，理论才专门从事历史规律的概括，理论才逐渐与实践相分离。 （2）现实本身又处于异化之中。这样，必须发挥理论的批判功能、反思功能，去批判、超越和反思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在认识论层面上反省理论自身，也就是开展认识的批判。 （3）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对“认识的批判”一直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题。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哲学都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主题都在探讨“认识何以可能”问题。但是，这些思想家的视角都是错误的，都忽视了认识与兴趣的关系 2、兴趣是认识活动的起点 哈贝马斯认为，兴趣就是一种乐趣，表示着人具有明确的具体目标指向性，是一种有明确指向性或目的性的主观愿望，是对某种行为怀有乐观希望的积极心理状态。 （1）兴趣与经验过程直接联系，是一种非概念性的认识形式，它以“表象”把握目标并指引着人们的行动。 （2）兴趣产生于任的实践活动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 （3）兴趣与人的特定生存环境密切联系，并且表达着根据生存环境和生存需要产生的评价与选择。 3、兴趣的类型 在《认识与兴趣》这本书中，哈贝马斯首先对兴趣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兴趣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哈贝马斯 一、认识与兴趣 二、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三、交往行为理论 四、现代性
（1）原初的兴趣也叫基本的兴趣。这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发挥作用的兴趣，是人认识世界、参与实践的、尚未分化的原初兴趣。 （2）次级的兴趣：这是从基本的兴趣中分离出来的、指导人的认识活动的兴趣。哈贝马斯认为，次级的兴趣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技术的认识兴趣。它在“事物或现象”领域当中发挥作用，它通过“劳动”这个媒介形成的，它所关心的是用各种可操作化技术手段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作用的认识兴趣，它试图解决自然界的不可认识性以及不可理解性问题。 二是实践的认识兴趣。这是存在于“交往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兴趣，借助于“语言”这个媒介形成的，它所关心的是人际之间的理解、沟通，其作用是为人们的交往行为规定方向，试图把人们从僵死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起到人际沟通以及建立共同兴趣的作用。 三是解放的认识兴趣。这是以自我解放为目的的兴趣，通过“支配”这个媒介形成的。其作用是通过自我反思提高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能力，引导社会成员摆脱制度化的压制与控制，也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兴趣，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二、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1、为什么提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之所以会提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是基于以下几个观点： （1）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在古代社会是界限明确、功能明确的，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自由民组成了公共领域，个人拥有私人领域。 （2）当时，公共领域负责公共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他们在广场上集中讨论，而生产、经济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在私人领域里进行。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最初与经济活动是无关的。 （3）可是到了近代以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共领域不断向私人领域渗透。这就产生了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问题。 2、结构转型类型 （1）广场型的公共领域。这是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哈贝马斯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生活在广场进行，但不固定；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之上，又建立在共同行动之上。”因此，公共领域的原初形态具有下列特征： 一是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有明确的界限，公共领域的活动形式主要是对话与交往，在话语沟通中发挥舆论的作用； 二是公共领域涉及的公共事务主要是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以及体育和武力竞技等；而生产劳动以及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里的事情。 三是公共领域最初是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实质上就是这些方面发生的变化。 （2）代表型公共领域。“这是古希腊广场型公共领域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中间环节。它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公私界限趋向模糊。哈贝马斯指出，封建领主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集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劝于一身，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都被封建专制所控制着，私人因其经
高等教育领域公平问题探讨的批判性反思 ———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谈起 钟景迅 摘 要：本文应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去反思和点评美英等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 者对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进展，并进而指出，除了在宏观分配层面揭示高等教育被殖民化的现实之外，美英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已开始从更深层次的微观的关系层面揭示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这种旨在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解放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探讨公平问题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有待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哈贝马斯；批判性反思 2009年第5期 高教探索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收稿日期：2009-05-19 作者简介：钟景迅，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行政学系博士资格候选人。 在高等教育领域，公平问题的探讨始终是教育社会学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问题之一。在美英学界，许多学者对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别的学生是否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着差异展开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中国大陆，也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同类研究。 公平问题的探讨事关一种批判思维的运用：在揭露、描述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时，归纳和总结此种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和症结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种归纳和总结中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展开深层次的彻底反思，即是要明晰和认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的和应有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和假设，这也是相关研究无法回避和必须厘清的问题。在本文，笔者将运用目前在西方学界较有影响的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的批判理论，去全面反思、评价高等教育领域有关公平问题的探讨。本文的一个主要思路是先总结英美学界相关研究的趋势和特点，继而指出中国大陆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寄希望这种对比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国内的研究所存在的有待完善的地方。 一、从知识论到本体论———Habermas 的批判理论简介 J ürgen Habermas 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 -furtschool ）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批判理论 和学说在西方学界有广泛的影响。Habermas 的批判 理论，首先源自于他对人类知识的分类。在《知识和人类的旨趣》一书中，Habermas 把人类过往的知识分成三类，即是实证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 - cal sciences ）、历史诠释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 science ）和批判社会科学（critical social science ）。 在Habermas 看来，实证分析科学，即自然科学，所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假设认知现实是客观的，是可以通过人们的观察和实验而被认识的。这种科学所奉行的研究方法常常是依靠观察和实验，控制观察的初始条件，从而测量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操作成果。[1]历史诠释科学，也即人文科学，其研究对象不再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而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这种科学所要采取的方法就是要历史地去理解和呈现那些蕴含在历史文本（text ）中的意义。 [2] 批判社会 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对心理进行分析，此类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使主体从被依附的对象中脱离出来，从而使得个人超越对现实的依赖。[3] 不同的知识其背后拥有的旨趣（interest ）是不一样的，这也是Habermas 认识论的核心内容。 60··
批判理论的再兴——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中国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已耳熟能详。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现代性、后现代理论的讨论探索。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所到之处激起层
层涟漪；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 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 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 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着作。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
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关于对交往行为理论哲学方法论基础 来源：工业洗衣机 https://www.doczj.com/doc/121842887.html,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它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语言分析；它的真理概念具有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具有远离生活世界的抽象性；它不重视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国的道德一实践领域的话语性特征。哈贝马斯引入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使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挪移到了话语分析的基石上，把语言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既使语言哲学具有了可贵的社会批判品质和道义感，也使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语言哲学强大的分析工具并走出了意识哲学的胡同。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代发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批判的社会哲学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他一方面继承了波普的多元实在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记和帕森斯的行为主义理论，形成了他自己对世界、行为以及这二者的关系的见解；另一方面在继承康德先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吸取了释义学、发生认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顺应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走向融合的潮流，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大创新。因此，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渊源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关于交往及其相关问题的一次梳理。 1、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生活世界”原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主要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胡塞尔对传统思辩哲学和现代英美科学主义以僵硬、冰冷的逻辑取代人的生存的不满。胡塞尔从两个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一个是经验层面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称之为“日常生活世界”。他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卷中明确地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①另一个是在超验意义上使用的“生活世界”，它较之“日常生活世界”概念更为“原始”，也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必须在其整个经验现象学方法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它是“前科学的”、“前要领的”和“前理论的”，属于先验的原发境域。其后继者海德格尔，舍勒尔都渐渐舍弃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超验本性，放弃了理性追向精神，由超验现象学转变为经验现象学，直接将生活世界看成是客观意义上的永恒客体。而这一切在胡塞尔看来，恰恰预示着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危机的到来，也意味着根植于欧洲文化传统中超验精神的失落。 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胡塞尔“生活世界”学说，一方面他认为胡塞尔从他的现象学哲学角度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生活世界”的自明确性（或非课题性）特征和奠基性特征。因此，哈贝马斯像胡塞尔一样，强调生活世界的奠基性和匿名性特性。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一个为科学和人的其它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的奠基性世界，是科学知识的真实性，明证性的来源，而一切科学则是为生活世界所“设计”的理性工具或预言方式。受该思想启发，哈贝马斯进而指出，“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我理解力或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储畜库”。它是“由一种向来已经知道的文化知识储存组成的”，是前反思的——非论题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有效影响 ①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批判理论5 1.批判理论范式 1.1法兰克福学派 指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1923 年成立）为主的一个学术派别，批判学派的理论渊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哲学与弗洛伊德理论的结合。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宏观的批判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工具理性主宰和文化工业的批判，批判了西方媒介的垄断化和霸权主义本质，并分析了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其研究方法以思辨为主，研究范围涵盖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心理学等领域。 3.1.1霍克海默 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他指出：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否定的理论而出现的，传统理论则以肯定的面目出现。批判理论首先表现为一种立场，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 3.1.2阿多诺 文化工业: 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西奥多.多诺及马克斯.克海姆等人提出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这个概念是阿多诺的哲学理论的中心，它首次出现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8 年）。在这部著作中阿多诺称文化工业从上向下“有意识地结合其消费者”。后来阿多诺用文化工业这个词来描述文化事件和产品对社会的影响，认为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胶” (“社会水泥” )，它是统治和结合的工具。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文化产品不是按照人们对它的需要而产生，而是按照其交换价值被生产。整个文化工业将其利润的追求强加在产品的精神价值上。这样一来文化工业的精神价值也完全成为了商品。 3.1.3马尔库塞
单面社会与单面人 所谓单向度，是指现代社会无论是经济、政治制度，还是科学、工艺、哲学、日常思维，都是“单面”的，即只有承认和接受现实的一面，却没有否定和批判性的一面。 马尔库塞区分了虚假需求和真实需求，虚假需求指“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求”。现代社会用各种方式引诱人民消费产品，无论这种消费是否出于人们自身的真正需要。大众媒介及其造就的文化工业在使人们成为“单向度的人”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诱之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人们已经被现代社会所吞没，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但人们自身却意识不到这种异化状况。 3.1.4哈贝马斯（第二代旗手） 交往理性/ 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从普通语用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在丧失了公共领域之后维持生存的唯一出路是重建交往理性。理想的社会是“ 交往合理化” 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理想，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存在的共同规范标准，从而使交往能力具有合理的基础，与工具性行为相区别；通过对话，实现人和人之间的“ 理解” ；选择恰当的语言，对话必须以语言为中介。 公共领域 最早的“公共领域”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广场集会。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内部，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一种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辩论，主要场所是各种沙龙、咖啡馆、剧场等。哈认为，公共领域具有脱离国家控制和市场操作的相对独立性，是介于私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活动空间。在此领域，公民可以自由表达和沟通，也可以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公共领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大众媒介是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重要一环。 公共领域指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平等理性的公民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辩论形成公众舆论，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因素。它形成的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媒介是公共领域的主要机构，而公共领域的品质则有赖于媒介的品质而定。特定的媒介机构倾向，包括集中、商业化和全球化，都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危害。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称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然而，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所导致的公共领域中近代的最后一次转型，却带来了“资产
布尔迪厄的媒体批判理论 １９９６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Ｘ问世，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各方人士踊跃参与论争，持续数月之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出尽风头。毫无疑问，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电子媒介文化阶段。乐观主义者称，电子媒介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新时期；悲观主义者却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深感忧虑，各种折衷之说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于是，面对电子媒介，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电视影像文化，我们该做些或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布尔迪厄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他在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演说时采用的同样策略，运用任职仪式赋予他的权威，来增加他对任职仪式的逻辑和效果所作的分析的权威性，进而探讨“一个学术性的制度机构，它的本质是什么，又是如何运作的”。Ｙ他认为，电视正在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和法律等文化生产构成巨大的危险，揭露电视的象征（或符号）暴力，使这一切大白于天下，进而唤起人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觉意识，乃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过，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他创造的“叙事剧”旨在把熟悉的变成陌生的，以引起观众的警觉，此乃“陌生化”（间离效果）。布尔迪厄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阿多尔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判媒介的方法相比，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 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那么，布尔迪厄为电视解魅，较之于前人和他同时代的人，有何新颖独到之处呢？文化工业和公共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是媒介批判的早期形态，阿多尔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１９４７）中尖锐指出，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Ｚ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开创了西方思想界对现代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批判的先河。但在阿多尔诺那里，文化工业的批判还只限于一种哲学的思辨和推论，尚缺乏严格的经验社会学的分析。因此，从阿多尔诺到布尔迪厄的电视批判，值得一提的中间一环乃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１９６８）中指出，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出现了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公共权威涉及国家，诸如司法体制和暴力手段使用的合法化等；而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在公共权威保护下的私有经济关系领域。它不仅发展出经济关系，同时也塑造了不断脱离经济活动的人际关系。于是，在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之间，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一些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成为这一领域的最初主体，他们以理性论争的方式讨论封建时代禁忌的话题，并对国家和权威进行争论和批判。在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初的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沙龙以及咖啡馆，这便是公共领域的雏形。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空间。公共领域最初只限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讨论，后来逐渐扩大到政治论争。大众传播的出现，诸如小规模的报纸和独立的出版社等，拓展了公共领域，虽然公共领域只限于少数有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哈贝马斯发现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不同于权威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讨论和争辩可以形成一种公共见解（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或舆论），进而构成一种他所说的“公共性”原则。这意味着个人见解可以通过公民的理性２批判论争而形成舆论，它对所有人开放，并独立于文化支配之外。哈贝马斯注意到，这种公共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完全实现，因此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大众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