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韩非的说难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简述法家思想的优缺点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
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
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表现性质
法家被认为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发挥其历史作用。其实不然。中华其后二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它是反面的。
法治的意义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其实，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比起“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其进步性。但是它却把君王给漏掉了，如果君王犯法，怎么办？没法办。法家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只是君王用于统治的工具。这与以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有根本上的区别。现代法治没有谁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法律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民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三、极权主义诸子百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法家认为是农战。然而，法家实行法治的基础是人性好利恶害，而“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呢？法家认为，必须“强国弱民”，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己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能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利益，这体现了法家的极权主义。法家的法治下，富的只是国，不是家，强的也只是兵，而不是民。这也是与我们以人为本的思想相抵触的。法家的富国强兵只是满足了统治者的个人私欲，并没有带给人民以真正的富强。现
代法治虽然依法治国，但是贯彻的却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与法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一己私欲的严刑酷法有极大的不同。四、重刑主义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铸刑鼎”的子产曾经说过:“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可谓重刑论的萌芽。在法家看来，之所以“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是因为“刑重而必得，故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因此，在实践上，法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有酷吏的评价。“刑用于将过”则是重刑主义的极端表现，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然而，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不应定罪处罚。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这是极不符合法理的，而且，这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总而言之，法家的法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是不同的，法家的法治是建立在君主专制与个人独裁的基础上的，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固然，法家的法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借鉴之处。如上文所述的历史进化观等。然而，法家代表的是地主阶级，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贯彻的是地主阶级的意志。而社会主义法治维护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中也包括被地主所压迫的农民。此二者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我们在借鉴法家的法治思想时万不可忽视这一点。法家思想主张“不法古，不循今”，核心精神是务实为主，锐意进取。用现代社会的观点去抨击2000多年前的法家著作是不可取的。学习法家只要明白法家主张即可。否则就和儒家抱残守缺没有区别了。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论析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摘要：本文主要探究法家商鞅、韩非两位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就体现其主要观点态度的代表《商君书》及《韩非子》等进行了着重分析,并对其理论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进步的探讨。文章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式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探究。 关键字：法家政治思想商鞅、韩非子 法家法律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具有其它古代文成果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同时,法家法律思想作为在我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的思想文化成果, 具有一定理论系统思想,又有其特殊的价值。法家的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鸣中所创造的辉煌成果的一部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先生都对法家思想,包括法家的法律思想投入了研究的心力,他们在研究作为百家之一的法家及其思想理论时,都程度不同地论及法家的思想理论。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革时期。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普遍使用铁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銚,女工必须有会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具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 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
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卖买,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 “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 ;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在政治上,随着西周统治集团的日益退变,旧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步瓦解，国家陷入“礼崩乐坏”的恶性循环。各诸侯国也乘其最大宗主国腐败衰落之际，;以挽救周王室统治危机的名义暗中充实自己的国家实力。此时,人才、先进的治国理念便成为各诸侯国迫切需要的财富。而有着不同政治理想,不同政治主张的才学之士也纷纷为统治者治国理政出谋划策。由此有着相似或相同主张的学者便自发或人为地形成许多不同的政治派系,如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 先秦法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同派别概念,而因其自称“法术之士”、“法士”、“耕战之士”等而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作为法家学派被提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对法家的理论体系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代表作《商君书》是其政治思想的最集中体现。现有《垦令》、《外内》、《开塞》、《耕战》等二十四篇。下文主要就其历史进化论、耕战、法治思想进行分析。 二、《商君书》与历史进化论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商君书》中提到的历史进化
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战国时代韩国人，自幼喜形名之学，后师从荀子，并深化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历史上受儒、墨、道、法门户之见的束缚，和韩非子本人重事功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韩非子是放在李悝、吴起、商秧、申不害等政治人物的历史链条中理解韩非子思想的，但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更应该放在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中理解。 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墨子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重法思想的思想家，但墨子的重法思想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论证。中国思想发展中，经过韩非子之前的百家争鸣，墨子重法思想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更得到了充分的暴漏，韩非子意识到墨子思想的这个弊端，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粥，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清醒地意识到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不足，一改荀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进路，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墨子重法思想的基础，完成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论证。 在老子的思想里，包含着割裂道、人关系的思维倾向，在儒、墨、道的初步融合中，子思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论断克服了老子思想中存在的脱离是要素发展、空泛地谈论道的理论思维倾向。庄子虽然承认道与是要素之间的不可分离，但庄子强调“为是不用而寄诸庸”，割裂了道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提
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的观点。荀子看到了庄子思维存在脱离是、彼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空泛地谈论道德的弊端，荀子认为没有不表现于是、彼要素相互作用过程的、独自存在的所谓“道”；凡“道”必然表现在是要素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必然表现在是、彼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庄子希声之乐、无迹之行是一种想当然的杜撰，“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这样的思维导致庄子的思想“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施行，岂不过甚亦哉？”。韩非子接受了荀子对庄子思想的批判，说：“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人之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彻底否定了庄子的思想，“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坚持从道、名相互结合的角度阐述和理解老子“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思想，反对庄子一是非、合同异的思想，提出：“道者，万物之始也，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从静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的不同的名；从动态的角度看，道在是、彼要素之间的表现反映到主观上就是是、彼要素都必须遵守的“法”，“因道成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法者，事最适者也。”，“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 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
结合韩非的说难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简述法家思想的优缺点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秦朝法治思想的负面性，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 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强国弱民”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农事之苦，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法家的“强国弱民”理论上，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商君书．开塞》说：“刑加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两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
.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
评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是秦代公文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公文说理透辟，论事周详，富有文采。在他的公文写作中，《谏逐客书》是最优秀的一篇，堪称中国古代公文之最。 ????他的公文，散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和《古文苑》。 ????《谏逐客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当时由于秦国势力强大，外来客卿增多，影响秦国公室贵族的权势，他们就借韩国人郑国为秦修筑渠道、消耗财力，使秦无暇东征的事例，提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的建议。于是秦王下令逐客，李斯劝谏。他针对秦王急于统一天下的心愿，以高远的立意，论述了逐客与统一天下的矛盾，并以此之利害关系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一语中的，打动了秦王，最后使秦王收回成命。 ????《谏逐客书》，就文种而言，属于“上书”。上书，或称“书”，是用来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或主张的一种陈述性文书。大量应用于战国时期。 ????《文心雕龙·章表》上讲：“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这里的“言事于主”，即包括上行文书，也包括一般游说文书。 ????《颜氏家训·省事篇》讲：“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任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 ????上书，是在游说辞令的基础上形成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的《论说篇》中说：“一人之辞，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的话，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在《平原君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当时赵国游说之士毛遂的非凡事迹：“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骄傲地说，在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知识价值与社会价值，发展到了顶峰。不少游说之士在国君面前，纵横陈词，无所顾忌，颇有一种“侠义之风”。这种“侠义之风”至秦汉以后，由于皇权的高压而逐渐消失了。 ????上书游说人主，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高的智慧和技巧。韩非的《说难》对此专门进行了理论的阐述。文章分析了进说中会遭到的种种危害，指出要达到进说的成功，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迎合君主的心理和要求，获得君主的信任。法家进说的目的是“听用而振世”，但为获得事业的成功，又不惜鼓吹使用诡诈的手段。????如何使自己的主张能迎合君主的心理和要求呢？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关键是你的游说之辞要“顺情人机，动言中务。”也就是要顺着君主的感情思想，把事情引到关键问题上；所用的言辞，要符合主要任务的推行和解决。也就是说，要符合君主的根本利益。 ????下面，就《谏逐客书》这篇上书作一简要分析。 ????首先说一下文体。从公文角度看，这是一篇上书，在战国时期，属于上行文。如果从写作角度上看，它又是一篇论说文。 ????本篇有一个全篇的中心论点，就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用白话说，就是：我听说官吏们议论驱逐客卿这件事，我认为驱逐客卿是错的。实际上是说，秦王驱逐客卿是错误的。这也就是公文写作中篇头撮要的写法。这里用了“臣闻吏议”和“窃”，是属于古代公文中常用的“避讳语”和“敬语”。 ????为了证明这一中心论点的正确性，下面用了历史的、现实的、对比的方法，从不同侧面加以论述，最后，又指出逐客必将造成秦国的危亡，总结全文，并与开头相照应，从而结束全文。
浅谈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与道家思想似乎不存在交集。本文将从韩非道法思想的产生、道法思想的理论义涵、道法思想的现实运用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对韩非道法思想与作为其思想来源的黄老学派的道法思想之异同进行探讨。 论文第一章主要对韩非道法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探讨，这是研究韩非道法思想的背景与基础。通过分析老子、荀子、法家、黄老学派对韩非思想的影响，从而为韩非的道法思想寻绎历史文化背景上的渊源。 第二章主要对韩非道法思想的推演路径进行论述。韩非通过对老子“道”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理”这个概念的引入，使得“道”具体延伸至“道理”，以“理”的概念将“道”延伸至具体政治层面并与“法”相结合，实现普遍规律性的“道”与现实的、具体规律性的“法”的内在统一。 第三章主要论述韩非道法思想在政治上的施用。分析韩非如何将法家思想与道家“虚静”思想在其政治观念上进行融合。一方面，君主只有以法为行事基础与准绳才能更好地实现内心的虚静，同时，君主的虚静状态实际又是以行事更加合乎法为目的。君主虚静而任法，国家方能得到好的治理。另一方面，韩非所提倡的循名责实，其归旨还是在于以法治国。 文章还对韩非道法思想与黄老学道法思想的异同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韩非与黄老学对“道”的认识方式、认识目的的比较可发现，黄老学通过直观的方式体道，认为体道后而能知万物；韩非则通过对“道”在现实世界中的功用——“理”来认识“道”，使得对“道”的认识具有了可行性与现实性。黄老学虽与社会现实结合得较为紧密，但体道是黄老学的目的，是其探讨社会治理的前提，黄老学偏重于以道为统治根据的“道法”，而韩非则是以认识“道”作为实现法治的理论基础，走向了以“法”治国。 关键词：韩非；道；理；法 I 万方数据
《谏逐客书》原文与赏析 《谏逐客书》 秦李斯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秦于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
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与，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官；而骏马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官，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追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声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致诸侯之术也。
法家管理思想浅谈 【摘要】：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本文浅析了法家思想及其对我们今天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家，思想，商鞅，韩非子 一、法家管理思想概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一）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理论来源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2]，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3]。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4]。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5]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
法家社会思想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主张法治。他认为儒家的德治和礼治不可能克服当时战国时期的混乱，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法治才能制混乱的局面，秦国采用他的法治思想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虽然由于秦朝严刑峻法过重成为导致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也使法家思想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各朝还是运用了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来进行统治，可见法家思想虽然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其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继承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种政治思想，他在之前法家论述法、术、势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韩非看到了法、术、势之间的互补关系，认为“徒法不足与自行”，三者必须结合，“不可一无”，因而在坚持“以法为本”的基础上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 首先，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特别强调法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的“以法为本、刑赏二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执法公平”等原则，已初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法治政的体系。在法、术、势关系中，法处于最基础的根本地位。其次，韩非指出了势的重要性。法、术、势相较，势处于核心地位。他认为“势”是君主治世的首要工具，贯彻法令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没有势便没有了一切；权力和地位具有至高无上性，“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其一，“势”在政治中表现为“势位”。“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可以发号施令。他分析说“人臣之于君主，非骨肉至亲，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至于普通平民百姓则更不要说了，“民故服于势”。其二，“势”在执法中表现为“威势”。“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只要掌握了权势就能“令则行、禁则止”。他指出君主与民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权势，所以他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势”。他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法势合一”，明白“抱法处势则治”的道理，自觉将法和势结合起来并牢牢集权于手中，运用必要的“术”以使自己拥有最大的权威。再次，韩非强调治国一定要讲究用“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以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认为，术就是君主任免、考核、奖惩各级官员的手段、方法、政治技巧与政治策略，作为最高统治者“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主张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要
浅析韩非的“法、术、势”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大变革的局面。各个诸侯国为在斗争中取得霸权地位而林立纷争，各国国君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学说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国富兵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封建经济的极大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并得到发展。这些不同的政治思想团体与当时的政治权势是相对立的，他们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阐发各自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各成一家之言，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象。 可以说，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受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的一支，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所在。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和形成于战国时期。在其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发家思想因为曾经指导了秦国的极端的政治实践而风靡一时。 韩非是发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批判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家的治国思想融会成了以“法、术、势”为基本核心的系统思想体系。他的治国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哲学基础上的，论证了其治国理念的现实可能性。相对于儒家思想的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法家思想则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因此，韩非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 “法、术、势”是韩非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相成”。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大多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的权术阐释。 首先，韩非的“法”是建立在荀子的“性恶论”的基础之上，减少了对人性善的期望而继承了荀子的“以法制之”的思想主张，强调统治者应该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法”“术”“势”相结合的“王者之道”来控制被统治者。他认为：“民之故及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并不主张“性”，只是主张利用人性的弱点建立法律制度以治天下。所以，他说：“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禁令则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对人性的剖析直接从经验出发，对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人性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和概括。因此，他的理论容易得到注重实践者的赞同。韩非论证了对各种谋私利的人群施以权术法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他在法律的理论中最为强调的就是“法”的地位。他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他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该注重的，主张“立法于君”，强调法权的集中。此外，韩非还坚持法律的平等性，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制观，提出了“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法家思想总结 篇一：浅谈法家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
浅谈道家思想 摘要：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核心思想为“顺其自然”，主要主张有“天人合一”、“致虚守静”、“无为而治”等，强调“整体论”、“机体论”的世界观，重视人的自由。道家思想已经深刻的融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道家思想；道；无为；老子；庄子；黄老学派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1.道家思想的发展与构成 1.1道家思想的发展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从此不再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 1.2道家思想的构成 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
王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本科论文|字号大中小订阅 王颖 【内容提要】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法术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
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