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工业化的启示
郭根山
【内容提要】在中国工业化理论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援引西方工业化理论为范本，而很少有人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读。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工业化问题，但他们的著作中又几乎无处不渗透着工业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预示了工业化普遍意义，从工业化的负面效应揭示了工业化的异化与危机，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还把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问题同世界工业化不可移易的趋势联系起来，讨论了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对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各国共产党人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中国工业化
在中国工业化理论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西方工业化理论作范本，却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作为理论分析的依据和基础，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仅仅就是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而很少有人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研究中，几乎从来不提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更没有人从工业化的角度对
马克思经济学说做过专门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工业化理论。”（龚唯平：《工业化范畴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诚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对象的重点不在工业化，在他们庞大的著作体系中，我们很难找到“工业化”的用语，他们更没有抽象出“工业化”范畴，也没有专门阐述过工业化的原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就没有工业化的思想和理论。如果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会发现：首先，工业化开始于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欧中欧国家大都实现了工业化，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研究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点正是工业化风起云涌的地区，他们活动的时代正是工业化从第一次浪潮向第二次浪潮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地点、这样时间，不可能对工业化问题视若不见。其次，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工业化”这个术语，但他们大量使用了“工业革命”、“大工业”、“现代工业”、“工业国”、“工业体系”、“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等术语，马克思使用最多的两个概念莫过于“工业革命”和“大工业”了。这些术语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工业化的内涵与外延。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现时代”的时候，重点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工业化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初步完善的过程正是工业化的过程。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工业化问题，但他们的著作中又几乎无处不渗透着工业化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非常系统的工业化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风起云涌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观察和认识工业化的客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活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区域，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第一，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生活史上的深刻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跃迁。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机器工业以后，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闻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下引同一版次，不再注明）
第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两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但在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者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后者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前者。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达到激化的程度，“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
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73，277-278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表明资产阶级已经无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阐述了工业化理论。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产生根源的分析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工业化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交互作用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分工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划分了分工的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既是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又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时期（丰子义、杨学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欧洲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初，这是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随着商人促成的同邻近地区与地区通商的扩大，生产和交往之间也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又引起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
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页）。
第二个阶段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末，这是世界市场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工厂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分工也进一步扩大。同时，由殖民主义开辟的世界市场和商业及航运业得到很大拓展。“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虽然资本运转加快，但由于世界市场的分割和国家之间由竞争导致的人为壁垒等原因，它的流通还不够畅达。
第三个阶段是世界市场发展的阶段，也是大工业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开始于商业和工厂手工业相对集中的英国。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大工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现状，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和发
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背后，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以及社会分工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工的出现——分工的发展和扩大——分工的普遍化和进一步扩大化）。简单说来，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分工的扩大，而分工的扩大又引起普遍的交往与联系，这种交往和联系首先和主要体现在商业贸易上。商业贸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冲破国内市场的限制而走向国际，世界市场随之形成。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上述链条的运转，进一步扩大了世界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和结果。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作用的评价
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新的文明形式。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迁，首先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上，工业化实现了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变迁；其次体现在社会结构变迁上，工业化带来了由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审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化的。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讨论了这一问题：“看来发达国家的产品比起落后国家的产品来，则是劳动量（一年内花费的劳动量）少得多的产品。例如，在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在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却
有五分之四……例如在英国，在机器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等非农业经济部门，有大批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和要素的制造和输送，而在俄国就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42页）
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工业化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资产阶级使农村服从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276-277页）对于最早开始工业化的英国，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了工业化带来的新变化：“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很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296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推进工业化、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发展前景的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预示了工业化是全世界的必由之路，但从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出发，他们同时也预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
（一）揭示了工业化的世界性及其普遍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的眼光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预示了资产阶级开辟的工业化运动的世界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大分工和人们交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工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专门讨论了“交往和生产力”的问题。他们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108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消灭
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从大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开辟这个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性所带来的国际性后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性所带来的国际性后果，马克思才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殖民主义对东方国家的入侵问题，对西方殖民主义在印度和中国的殖民统治做出了客观的和历史的评价。善于抓住一个事物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矛盾的因素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所在。
（二）从工业化的负面效应揭示了工业化的异化与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工业化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工业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又清醒地看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弊端，深刻地揭露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和危机。在工业化蓬勃兴起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分析了工业化所隐含的一系列深刻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的工业化生产活动概括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过程，也包括把这些资源加工成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还包括在加工过程中产生各种废弃物并将其排放到自然界的过程，甚至包括产品被消费之后的残骸丢弃到自然界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以下两个方面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产生的负面效应：第一，工业化大生产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合理，许多宝贵的资源不是化为人们所需要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转为令人讨厌的污染物。不合理地开采自然源破坏了生态平衡。更为可怕的是，工业化大生产追求的规模效应使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的排放呈几何级数大规模地增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处盛行，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第二，工业化造成了人的异化。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支配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利润，而不是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种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够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1-522页）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化社会就是物化社会和拜物教社会。人造出了机器，却必须服从机器的运转，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或奴隶；人创造出日益丰富的财富和金钱，却变成了金钱的奴隶；资本家成为资本的奴隶，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是资本家的物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负面效应的揭示和批判，不是对工业化的否定，而是对工业化的后来者提出的警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警告今天仍然振聋发聩：“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以前，我们把经济过剩、失业、金钱崇拜、道德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但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工业化生产过程的伴生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看作是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与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工业文明的危机与困境。马克思所说的许多资本主义弊病，实际上也就是工业文明病。”（许旭红：《马克思工业化理论与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年第11期）
（三）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后，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页。下引同一版次，不再注明）
现代大工业带来的生产社会化是一切社会变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造就了现代工业文明，而且也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分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他们分析工业化与社会制度关系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
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6，237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已经表明资产阶级无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只有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取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五、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花费很大的功夫来关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把这些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问题同世界工业化不可移易的趋势联系在一起来讨论。这些理论对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避免工业化“后者未来的景象”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东方国家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外有不少学者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关于工业化先行国家对后进国家产生影响的那句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以证明马克思早就有了关于工业化的理论。然而，他们恰恰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所讲的“后者未来的景象”不是工业化的福音，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带来的灾难（参见拙文《他们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4期，在此不再赘述）。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求索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结论都建立在分析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交往扩大和现代生产方式的扩张中看到人类将先后进入现代社会，但在深入考察了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之后，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决定了它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形式的现代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社会。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理想的现代社会最有可能最先产生于西欧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他们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这几个国家同时发动并陆续取得胜利，最终带动其他国家的革命。他们曾经断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有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可见，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把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放在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后来的历史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那样发展下去。“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717页）这种状况使得英美德法等国工人阶级在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之时却并没有能够成长为足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力量。因而自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西欧工人运动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发展时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视点移向俄国等落后国家上来，并把这些国家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与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在此后的20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进行过五次比较集中的论述。
第一次是在1874—1875年间，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提出怎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在俄国泛滥的问题。他指出，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为公社提供生产技术的变革”这两个条件下，俄国公社制度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先导。
第二次是马克思在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初步表达了他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见：如果俄国不是按部就班地走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就有可能抓住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而免遭资本主义的苦难并获得新生。这正是马克思这封信的主旨，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的痛苦而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第三次是1881年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提出“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马克思明强调，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其真正意图在于说明，
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可能使俄国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而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苦难。
第四次是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共同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张：“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1页）在这里，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公社所有制转化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然而他们认为俄国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却是明确无疑的。
第五次是在1894年《＜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恩格斯又进一步论证了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俄国公有制向社会主义跃迁的理论问题。“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留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下引同一版次，不再注明）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把他和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的观点，推而广之运用到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其他国家去。恩格斯在1886年10月9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说：“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于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氏
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5页）在1894年《＜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把这种观点应用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一切国家。恩格斯认为这一发展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同时他坚信，“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改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3页）
可见，恩格斯在生前不仅没有改变他和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认识，而且还有所发展，认为俄国可以和西方国家同时完成社会改造。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理论
从上述五次的理论探讨中，我们可以抽象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基本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民族独立是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nold J.Toynbee）的“挑战——回应”说，包括工业化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入侵在内的外部影响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挑战”，一个前工业社会的国家能否成功地迈向工业社会，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能否成长起来启动工业化的推动力量。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面对外部挑战而奋起直追的国家比比皆是，但是，危机与压力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外部的压力过大，以至于使这
个国家变成了殖民地，破坏了它迈向工业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受过“现代生产方式”洗礼的国度就失去了“回应”之力，就难以顺利地迈向现代社会。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都特别强调民族独立对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
关于民族独立对于民族发展的作用，恩格斯在《支持波兰》一文中曾明确地论述过。他指出，“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而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在1882年2月7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428页）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民族独立对于启动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呢？让我们回到《共产党宣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连续三次使用“从
属于”这个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实质和殖民主义的真实目的。殖民主义的目的不在于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不在于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而在于进行殖民掠夺，在于对殖民地进行控制。正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情况时所说的那样，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628页）殖民地的生产力虽然会有所发展，但它同时又受到极大的限制，是不能有效地为被压迫民族服务的。
第二，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跨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而这两个条件中又都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就国内条件而论，一方面，在经济上，要保留、利用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恩格斯认为，“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
式……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虽然劳动组合还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但如果它“能够向前发展，抛弃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为工人不如说为资本家服务的形式，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那么，它就有可能“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6，278页）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俄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就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1页）在《流亡者文献》中，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6，284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也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2-773页）
就国际条件而论，一方面，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