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日期：2004-10-31 作者：张军来源：文汇报
张军教授
——张军教授在上海市委党校的讲演
中国按照现在的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我们维持着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生产率是否最终能够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上不断升温的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与增长的前景再度成为近来国际主流财经与政治媒体的讨论焦点。在中国国内，倍受媒体追逐和公众关注的话题层出不穷。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到出口税的建议；从惊人的贸易增长到频繁的贸易摩擦纠纷，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造到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
从证券市场改革到保险资金入市，从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到私营经济的发展等等。今年以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改革方略接二连三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真正"攻坚"阶段，这个阶段的完成对于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新的阶段和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能否实现高速和更有效率的增长，以及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必将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对2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与评价
正因为我们的起点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低，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则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这"更长的路"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却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应该会更长。
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实现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客观的评价，最好的方式是亲临中国而不是透过媒体记者的眼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到访过中国的海外人士，不管抱有什么政治见解，无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感到惊诧。无论根据GDP的增长速度还是依赖贸易份额的提高能力来衡量，中国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显眼、最具活力的经济。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记录在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经过25年增长，中国的GDP已经升到了2003年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按照美元换算，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的大国，随着中国开始迅速在经济和金融等方面融入全球化进程，
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在过去25年约为每年6－7％，低于GDP 总量的增长差不多2个百分点。按现有汇率计算，人均GDP水平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提高到超过1000美元的水平。不过，这个数字还是依照了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1 8.27）。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78年以后一直是处于下降模式中，人民币从1.7到8.27兑换1美元。因此，人民币的贬值势必低估了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一种可以避免汇价影响的估计方法（即"购买力平价"方法）经常被用来重新估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一个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和在中国是相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曾估计，中国2000年的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按此来计算，那么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收入实际约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6或者16％，而不是按当前汇率计算的3％。但即使如此，16％还只相当于日本上世纪40年代末、韩国70年代初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份额。
这就是说，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日本和其他少数发达经济的时间要比在人均国民收入上快得多。按照汇率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而如果依照"购买力平价"来重新估计，那么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最发达经济的时间还会大大缩短。例如，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莫斯博士（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在1993年就预测说，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维持过去14年的增长趋势或者说保持两国增长速度的"差"不变的话，那么到2015年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在人均GDP方面，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中国与发达经济之间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个简单的推测是，假设美国从现在起每年保持人均GDP2％的增长率，而中国保持人均GDP6％的增长率，那么要在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而根据世界银
行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从经济起飞到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和中国台湾花了差不多35年的时间，而日本则仅仅用去了17年。
当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就远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水平。例如，世界银行报告按照货币购买力估计，日本在1950年的人均GDP水平就比中国目前的水平高。但正因为我们的起点比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低，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我们的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则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
这"更长的路"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却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应该会更长。在前一段时间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的"特别报道"中，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为什么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东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速增长的记录表明的不是中国在缩小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上赶得多么快，而是多么慢。"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东亚经济赶超最发达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几乎是，这些赶超型经济在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
美国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长的。如果这个经验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至少还应该再高速增长35年，因为实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25年甚至更长时间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或者说，为了进一步缩小人均收入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增长能够保持足够的时间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我们来分析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那些可能影响了人均收入提高速度的诸多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人口问题非常重要
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讲，归根到底，经济增长是一个人口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意为国民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从而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增长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国民的储蓄倾向。一个人口结构、从而劳动力集中处于年轻化的经济比一个人口处于老龄化（一般用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的经济有更高的储蓄能力。第二，增长依赖劳动力的持续
投入的增长。而劳动力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增长的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可以用可进入劳动阶段的人口比重来衡量，这叫"劳动参与率"）。最后，增长的持续最终还取决于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提高和人口素质的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储备主要在农村地区。据世界银行估计，1991年中国有超过7亿的劳动力人口，而且还在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25年来，我们有大约有累计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或者种植业中转移了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虽然农业人口占了中国总人口的70％以上（根据普查，最近降到了62％），但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在改革初期将近40％，而今天不足15％。这说明，2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以制造业扩张为特征的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由于拥有持续增长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国民储蓄能力显著改善了。所谓国民的储蓄或者积累是指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扣除国民消费（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之后的剩余大小。这是可以再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剩余收入。今天，中国维持了世界上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这显然与我们的劳动力集中地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有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20年前，东亚的新加坡和韩国也曾经达到过这样高的储蓄水平，而今天它们的储蓄率都已经大大下降到了25％左右。在东亚，只有泰国今天的储蓄率与中国大陆大体相当。既然在流行的所谓新古典的增长模型里，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新古典的增长模式是理解和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已经走过的这条增长路径也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进行简单核算的惯例得到验证。所谓"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就是从GDP的增长中分解出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来。这个方法的关键的技术是要事先"估计"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即要素增长1个百分点能引起GDP增长多少百分点。十多年来，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实证研究，估计出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改革后中国的数值在0.6和0.4左右。根据大多数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虽然生产的效率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但还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个结论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为效率的改进所致的核算结果相差甚远，但却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如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类似。不管经济学家内部对这样的研究细节有什么样的争论，这个结论无疑表明了，中国的经济正处在迅速工业化而不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上。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增长，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以及东亚经济曾经达到过的高速增长记录都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以后，让我们回到本文第一节末尾的问题，中国按照现在的这个增长轨道能保持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30年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我们维持着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这是快速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关键），则还要取决于我们的生产率是否最终能够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当前的人口增长的特征和模式。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的差）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就出现下降趋势，现在的出生率水平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大体相当。但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我们的这个下降与我们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相当的关系。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与收入水平呈反向变动关系，但中国的出生率却比中等收入国家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记录。按照目前的模式，有人估计，中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这个趋势与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估计是一致的。中国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有的学者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将有20％，而现在大约为8％。到那个时候，退休人数将占在职人数的40％以上。这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速度持续下降必将从劳动力和储蓄能力两个方面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空间。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留给政府去考虑吧。我下面就生产率问题做些我的个人分析。
效率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个时间里确是显著增长了，但这个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也就是说，是"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是太明显的。当劳动力的部门转移逐步慢下来之后，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太显著了，因为技术效率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我们接下来分析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或者效率的变化状况。所谓"生产率"，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它反映的是那些可以抵消单个要素生产率下降趋势的所有因素。从东亚经济的经验
来判断，尽管生产率总体上在逐步改善之中，但是对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经济而言，生产率的增长往往没能取代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而遭遇"资本深化"或投资效率下降的困扰。
中国投资效率近数年来的下降问题已逐步被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了。我记得，早几年当我讨论这个问题时，听到的几乎都是批评的声音，但这两年支持者显著增加了。我自己的论点是基于我这些年来对发生在中国经济中的所谓"资本深化"现象进行的经验研究而形成的。尤其是在2002年底，我在韩国执教期间写就了"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下降和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的论文，进一步计算出了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在过去20年来的变化模式（这篇论文在国内没有正式发表，但其英文版本最终于2003年年底在美国的《亚洲经济学杂志》的第14卷上发表），证实了投资效率的恶化趋势。我也注意到，近来很多国内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并且使用了ICOR这个词来说明投资的低效率问题。
前段时间我与瑞士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见面，讨论中国经济的一些受西方世界关注的问题，其中他们就问到了这个投资效率的问题。的确，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始终大大快于GDP的增长以至于投资占GDP的比重显著地上升。现在每年的投资总额已经占GDP的40％。因为ICOR可以通过将投资率被GDP增长率去除而简单地得到，因此，这些年来中国的ICOR应该在接近于5的水平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基本上在2上下变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10年越来越依赖了投资的更快的增长，而这个特征显现出与"东亚奇迹"的某种相似性。我曾经借杨格在1993年写成的一篇论文来强
调这个相似性的存在。杨格是这样说的："在1960－1985年间，每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都经历了投资占GDP比率的显著上升。在1960到1980年，台湾的I/GDP比率上升了1倍，韩国上升了两倍，而新加坡则上升了三倍......这个比率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I/GDP比率是不变的或者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
那么，投资率持续上升是否真地抓住了"东亚奇迹"与其他经济地区的增长方式的差异呢？我至少有一个证据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偶然在一本流行于国内很多大学讲坛上的布兰查德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中文版教科书中发现这个证据的。两位在第4——5页上讲了这么一段很重要的话。他们在分析了美国经济从1874年到1984年间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之后特别提到，大量研究和对资本的度量表明，在这100多年时间里，资本与产出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十分接近。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如果投资与GDP的增长率非常接近的话，那么这必然蕴涵着投资是有效率的结论。所以，投资效率的不同可以在投资率的变化上反映出来。当然了，投资效率的变化可以是很多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门户开放和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都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改善。以研究发展中经济的贸易政策著称的克鲁格在一篇纪念钱纳里的文章"比较优势与发展政策：20年之后"中提到过一个有趣的数字。她说："国家之间在边际的资本——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异表明，不同的贸易政策下存在着要么是要素的比例、要么是效率上的显著差别。在1960到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1.7到2.5之间，与智利和印度的5.5和5.7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巴西转变了其贸易战略之后，它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从1960－1966年间的3.8下降到了1966－1973年间的2.1。尽管对这些比率的变化可能存在着许多的原因，但是要素比例的差别以及出口商采
用适当的要素密度来扩张生产的能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投资效率的恶化一定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因素，需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来支持。有意义的是，很多对生产率做实证研究的学者也都发现了生产率增长与投资效率在变化趋势上的类似模式。除了在波士顿的谢千里教授之外，在瑞典的郑京海先生也一直从事生产率方面的研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从生产率变动趋势上也证实了中国经济的"资本深化"现象。如果中国经济中的生产率水平的变化存在类似的恶化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这个变动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通常，为了要找出生产率发生变化的原因，在研究上需要对生产率进行"拆分"。最简单的"拆分"是把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区别出来，因为这两个效率改善的来源是不同的。配置效率的改善往往是一次性的，静态的，而技术效率的改善是持续的，可积累的。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个时间里确是显著增长了，但这个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也就是说，是"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是太明显的。当劳动力的部门转移逐步慢下来之后，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太显著了，因为技术效率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假如这个发现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怎样在显著改善技术效率方面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成为下一步在微观层面需要有所作为的努力目标了。
那么，为什么技术效率的提高不明显呢？这肯定涉及了一个关于增长模式的问题。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太学术化，让我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凡是近年来到中国各地走过的朋友应该对地方的经济开发区或者地方工业发展的现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运气好的地方就靠建
立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模式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把国外的或外地的现成的企业生产加工区段"借"过来。运气不好的地方则往往在当地进行高耗能和高污染的所谓"消耗型"的开发和加工。这两种情况的所谓"经济发展"在地方、尤其是在县乡两级十分普遍和流行。前一种方式的经济发展不仅过度使用了土地，而且本质上是在从事"转口贸易"，无法造就和发展出一个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形态来。后一种方式的经济发展即使在短期能带来一定的就业和收入，但是却不能长期维持多久，不可能是有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了很大的包袱。地方的资源枯竭了、环境破坏了、土地被滥用了、河水被污染了、地下水干涸了，经济发展最终没有了未来的源泉。更重要的还有，这两种方式的经济发展似乎很难与"效率"二字扯在一起。
本来，中国的经济是一个资本、资源和土地非常稀缺而人口丰富的经济。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劳动力的数量和智力资源的基础。只要教育在不断普及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不应该走上过度消耗资源和土地，过度开发自然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的增长就是主要依赖个人的创造性热情和创业精神来创造财富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让人力资本真正内涵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形态是靠个人的创新、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靠"转口贸易"或者过度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我曾经在很多场合发表言论来说明，为什么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我们的企业却至今没有"增长"，为什么我们的投资高达GDP的40％以上，我们的企业却没有做强做大。这些问题都与现行的政府/政绩主导的增长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毫无疑问，要最终跨越这个"效率"的门槛，就要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认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而要改变增长的方式，除了要倡导和改变对增长和发展的观
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建立起制度的约束，让那些对土地的过度使用、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对环境的破坏的经济活动在制度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需要鼓励和容忍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适应这个多元化格局的政治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一个对资源和土地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维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治理结构，需要在制度上保护和鼓励私人的创业和创造性活动。一句话，要使中国的增长在未来更有效率、更具持续性，我们面临着更改那些造就政府这般行为的政治和社会的约束条件。
经济研究导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 总第１８期 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８ Ｎｏ．１１，２００７摘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由单纯的追求经济效应，向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自然生态效率相统一模式演进，就是由追求长期经济增长向持久性经济增长方式演进。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技术知识型增长；可持续增长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１６－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张高旗（１９６０－），男，陕西白水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 张高旗，郝坤安 （延安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延安７１６００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反映了我国经济总量增加的速度加快，并未反映生产成本的大小、生产水平的高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水平低、 成本大、发展的非持续性问题日渐突出。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增长。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一次明确指出，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见，这个任务艰巨而重大，现实而紧迫。 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经济增长的内容、要素、目的等决定的。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代表观点主要有：一是“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发展的途经、道路和方法、形式的总和，也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经济增长手段的统一”。二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三是“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来源构成、增长机制及其路线”。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组合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的分类多年来提法很多。有速度型与效益型、速度型与结构性、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型和内涵型、粗 放型与集约型，甚至有人归结为重型增长与轻型增长等。这些提法和分类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概括和分类，都有一定的道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不同类型，我们根据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按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投量和要素使用效率不同，可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是指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其特征主要有：经济增长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差；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附加值低；依靠高投入的增长，经常造成总量失衡等。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其主要特征是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优化的产业结构和重视科技进步作用等。我国经济目前还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二是按经济增长中要素的贡献不同，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一般说来，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靠劳动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故称劳动密集型经济。到了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主要靠资本的投入量来促进经济增长，故称为资本密集型经济。到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主要是靠技术、知识来促进经济增长，故称为技术知识型经济。我国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劳动、资本的投入来促进，是属于劳动密集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分类 １６——
揭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终极秘密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世人皆惊。国內外的专家学者也极力去解读。但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和手段，总是不得要领，隔靴搔痒所得出的结论更是连他们自己也说服不了，更遑论说服他人。 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洋专家及其弟子们不知中国经济的庐山真面目，乱开黄腔-----一致认为是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化及人口红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据此为中国开出了私有化，城市化，消费（内需）驱动的三张药方,以促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这三张按经典资本主义经理论开出的药方如果不是阴谋整垮中国的话，实际实施起来也一定会搞垮中国。 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此毫无干系。 作为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这些年一直在用心领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经过大量的观察并用新哲学的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和西方学者的结论基本上相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中国人的：勤劳！ 就这两个字。字数虽少，但解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请看下列数据：
指标年末 数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 额 826701 13.5其中：住户存 款 351957 15.5其中：人民 币 348046 15.7非金融企业存 款 313981 9.5各项贷款余 额 581893 15.9 其中：境内短期贷 款 217480 21.8 境内中长期贷 款 333747 11.8 这是我国单位居民截止到2011年年底的存款总量。如果情况正常的话至少到2013年年底，中国的存款总量将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就按82万亿算，这个总量和美国一年的GDP总量差不多；大约相当于中国GDP总量的两倍。 这么多的存款，在正常情况下投入到经济运行中去，就是它每年周转一次，所创造的经济规模和效益也是惊人的。有这么多钱，就是傻子使起来也能发大财。尽管我们比傻子还傻-----我们对单位和居民存款的运用很粗放很滥。但、正是这几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1，中国银行的存款利率极低，远低于同期的通胀率，而中国的借款利息很高。实际上国家银行不仅白用这些存款，而且从利差和通胀中，获得了巨额利润；2，中国老百姓的存款虽然有存有取，但总是存的多取得少。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存款实际上等同于白给了银行。因为如果不出现国家信用破产的情况，老百姓永远也不会取走这些钱；而出现国家信用破产的情况------老百姓也沒法再取走这些钱。 以上数据仅是现象，它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低消费，多创造，高积累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勤劳。勤俭节约、勤学苦干、热爱劳动。 勤劳的特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的积淀，是解放以来长期对人民进行勤俭建国，热爱劳动的教育的结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最大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任何人都学不来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个特质，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文明产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和措施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后，我国经济已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也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如果战略和政策都能把握得非常适当,我国经济就可以迅速起飞,如韩国、新加坡等国。相反,这一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较为剧烈、各种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重大机遇一旦不能把握好,一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如一些拉美国家。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起飞时刻,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经济当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一个提法变化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问题，是破解世界性难题问题。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在推进经济发展时，我们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在推进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里，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后，历史性的必然要求推进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和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使我们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更丰富更艰难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有计划的快速推进。
首先，要更新发展理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产出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不顾及后代人的发展理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从新世纪新阶段开始，发展将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二是社会发展，包括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研等），以及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质以及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我们应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以新的涵义。 最后，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变成全党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使其融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过程。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及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 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
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二、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840～1895 年） （1）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并非法开办企业（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 （2）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产生了中国机器工业。 （3）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冲击自然经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 年） （1）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 （2）1912—1919 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 年） （1）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官僚资本形成，民族工业发展。 （2）抗战期间，原有的工业在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下遭到严重摧残，近代化被打断。
环保产业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是新世纪中国人面临的一大尴尬 多年前差不多人手一方的手帕现在上海已几近绝迹，跑遍这里的大街小巷也难觅手帕踪影。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上海人逐渐用一次性使用的餐巾纸取代了传统的可多次使用的棉质手帕，虽然反映了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这场革命却令环保人士忧心忡忡。因为与手帕相比，餐巾纸对环境有更大的危害。它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木材，漂白剂等化学物质还将污染环境；而餐巾纸使用完后的随手丢弃又造成了二次污染。其实，“手帕绝迹”现象只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方面，当前中国环境形势已十分严峻：七大水系、部分湖泊和近岸海域的污染趋势没能得到控制；煤烟型为主的空气污染十分严重；全国668个城市的大部分存在水源、大气、城市垃圾和噪声的污染；森林草原生态功能急剧衰退，自然灾害日趋频繁；生物多样性锐减，更令人难堪的是，在联合国评出的世界10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的城市占了一半以上，中国的首都北京也赫然在列。这就是世纪之交中国环境问题的图景：一方面，危机重重，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国人、特别是未来一代环境意识的沉醒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又在危机中孕育着希望。也正因为此，中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环保的紧迫性，迄今共制定了10多部环境与资源法律，100多项环保法规和900多项地方性环保法规，关闭了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几万家；同时对江河湖海的污染治理工作全面展开。并全面禁止生产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利用芦苇、蔗渣为原料的可降解的纸浆模塑制品成为替代品。但这一切在环保主义者看来，距新世纪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环境污染将企业“逼上梁山”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控双达标”即到2000年底以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规定指标以内，所有工业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实现标排放，环境空气和地面水环境质量按功能区类别达标。将企业逼上了梁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一直被认为“烧钱”的项目——环保治理在“一控双达标”中，却因治理废水开发出新产品，产生的经济效益甚至可以与企业主产品相媲美。从而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今后5年内，中国环保产业产值将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发展，从现在近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400亿元，2010年将猛增到2500亿元。中国环保产业的潜力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国环保产业的潜力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仅在城市污水和垃圾治理方面即显示出相当大的市场。据了解，在700多座城市中，目前城市污水处理率 仅为20%，每年7000多万吨的城市固体垃圾中，经无害化处理的仅为10%。5年之后，按中国的环保治理要求，城市污水处理率将达到50%，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也将大幅提高。 其次，中国在未来5-10年内将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工厂污水治理设备、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和固体废弃物处置设备等市场前景广大。随着环境治理向纵深发展，中国对环保治理投入不断上升，环保产业未来潜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的市场需 1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形势看，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启动，但发展前景不明朗；美国自从经历“9．11”事件之后本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尚未全面恢复；日本经济则长期低速徘徊.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例如：正式加入WTO；推动APEC的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合作等；但整体外部形势依然严峻。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经济入手，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国内经济中，由于存在众多的问题，无法一一列举，所以本文试图从通货膨胀、失业、GDP的增长几个方面来探讨影响中国经济的原因，并且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对三条曲线的复合与分析 （一）三条曲线在一个坐标系中的复合：图一（% （二）三条曲线各自特点的分析 A、GDP增长率曲线 1、曲线走势：最近中国十几年的GDP增长率变动呈现前快后慢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1991——1996年，GDP增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均达到11.6%；而在第二个阶段，1997——2001年间，GDP增长保持平稳中速的增长趋势，平均达到7.8%。前后两个阶段平均增长率差异较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2、原因
1）、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第一，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当时称之为“市场疲软”之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一方面澄清了许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另一方面，他以个人的远见，在宏观上为中国创造了一种宽松、积极的氛围，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2）、1997——2001年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以下原因：首先，在经历了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些经济指标过热，造成诸如通货膨胀水平过高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在宏观上需要执行一套稳健、收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其次，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破坏，但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整体外贸环境。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东南亚国家进口市场的缩小，外贸行业整体效益的下滑，对我们这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来说，对经济增速的下降造成了实际的压力。第三，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要求，我国陆续开放了一批部门和行业，大力下调平均关税水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国内原本受到很大程度保护的许多产业顿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使得这些传统上的经济增长点在实际推动经济增长时显得力不从心。 B、通货膨胀水平曲线 1、曲线走势：1992——2001年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呈现先高后低、先正后负的情况，同样具有阶段性的特点。1992——1996年间，平均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保持在12.2%，而1997——2001年其平均水平仅为－0.6%。两个阶段相差13%，这种有趣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2、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被称为“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资源的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经济发展“只快不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优化经济结构、降低消耗；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等。 [关键词]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方式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能耗指标却没有达标，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将经济发展由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快”可以用经济增长速度或经济增长率来表示，而经济发展的“好”则指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快没有好，就会出现像拉美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我国经济工作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不仅仅是一个前后次序的变化，它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思路将更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GDP增长达到9.7％，远远超出世界平均发展水平，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见图1。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经济今后保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续增长，就可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GDP排名，中国以16493亿美元排在第七位。①到2005年GDP达到18.3万亿元，约为2.26万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有人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0年左右超过德国，2020年左右超过日本，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英赶美”，对中国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宽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表1列出的是中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间经济增长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高速增长延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已经超越了战后全球经济中最受瞩目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起飞”，如果说存在着“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就是真正的“中国奇迹”。 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 1、消耗了大量资源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不断加大投入，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近5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51797万吨标准煤，到2006年增加到24566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8％，高出年均GDP的增长率。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世界的54％。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美国居首位)。多年的粗放扩张，使我国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全国各地许多能源材料纷纷告急，煤、电、油、水供求矛盾日趋突出，国人接连遭遇“煤荒”、“电荒”、“油荒”、“水荒”等资源短缺的苦涩。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正在被过度过速利用，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2、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经济发展了，环境却恶化了。 3、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0.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
中国电子报/2009年/9月/1日/第004版 专题 物联网：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本报记者张煜 “每一次大危机，都会催生一些新技术，而新技术也是使经济，特别是工业走出危机的巨大推动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8月26日在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09年夏季报告会上如是表示。物联网正是这样一种新技术，掀起了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世界信息产业新浪潮，近来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 实现人与物“对话” 在比尔·盖茨的“未来之家”中，盖茨的每件衣服上，都有一个电子标签，从衣橱中拿出一件上衣时，就能显示这件衣服搭配什么颜色的裤子，在什么季节、什么天气穿比较合适。给放养的每一只羊都分配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会一直保持到超市出售的每一块羊肉上，消费者通过手机阅读二维码，就可以知道羊的成长历史，确保食品安全。在电梯上装上传感器，当电梯发生故障时，无需乘客报警，电梯管理部门会借助网络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去现场处理故障。物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何为“物联网”？朱宏任说，物联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约定俗成的公认的概念，总体来说，它是指各类传感器和现有的互联网相互衔接的一项新技术。按照百度的解释，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物品都与网络连接在一起，方便识别和管理。通俗地说，就是在物体上植入各种微型感应芯片，把它变得智能化，然后借助无线网络，人们就可以和物体“对话”，物体和物体之间也能“交流”，而这些物体既可以是小小的手表、钥匙，也能是汽车、楼房，总之日常生活中任何物品都可以变得“有感觉、有思想”。 从条形码到射频识别，自动识别技术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如今，“它的新特征就是物物相连的这种连通性已经日益商品化。”从事电信、IT及媒体领域策略咨询的欧洲公司AnalysysMason 首席顾问罗伯特·舒曼(RobertSchumann)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是可以将这种新技术转变成巨大收益的。” 在最早使用RFID的物流领域，虽然麦德龙、家乐福等欧洲多数零售巨头早已开始使用该技术，但据欧洲零售业圆桌会议(TheEuropeanRetailRoundTable)主管保罗·斯科汉(PaulSkehan)统计，该技术还“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新民表示，一旦物联网大规模普及，无数的日常生活用品需要加装更加小巧智能的传感器，或者直接升级换代，将给市场带来巨大商机。 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物联网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大大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技术动力。目前，美国、欧盟、中国等都在投入巨资深入研究探索物联网。 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以后，在他和工商领袖举行的圆桌会议上，“智慧地球”的概念被提出，其中包括美国要形成智慧型基础设施“物联网”，其被美国人认为是振兴经济、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奥巴马政府对此给予积极回应。 5月7、8两日，来自欧洲信息业、商业领域的科研人员、官员和企业负责人齐聚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就物联网这种新科技的发展前景做了广泛讨论。可以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一会议已不仅仅限于对有关新科技的讨论，更是欧盟寻找危机解决之道、保持经济长期发
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总的说来30 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 年年中以来扩大 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6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 年之久。2004 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 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 世纪90 年代的财政政策。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和2008 年中国消费和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状况分析和改革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班级：国贸114 姓名：申屠瑶波学号：2011010493 摘要：自中国建国以来，赶超成为近代中国所追求的梦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是以牺牲个人福利的提高及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为代价的,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就成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中国的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经济赶超中不断创出奇迹。本文将对建国后经济增长及其经济周期的状况进行分析，并且探究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改革开放高速发展 正文：一、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状况描述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实践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从1952至1977年，人均GDP从100元左右增长到340元，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是以牺牲个人福利的提高及扭曲经济运行机制为代价的，赶超后劲不足是几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就成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中国的改革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要远晚于东欧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的改革。但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无疑中国的改革对社会福利改进效应最明显，取得了改革与发展的双赢。 1949年至1978年，即改革开放前，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期，经济处于停滞或者倒退状态，市场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大大降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这种市场体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没多大变化。其中1958-1978年的年增长速度为5.4%，但是起伏波动大，GDP基本呈负增长，1961年GDP负增长27.3%，而且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1978年至2000年，即改革开放后十年，有些受灾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困难；部分城市居民住房还比较拥挤；由于物价上升，部分没有奖金或奖金很少的职工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有些地区任意扩大农产品议价、加价范围，有些单位滥发奖金和补贴，影响物价上涨，反过来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1995年GDP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1997年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 2000年至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经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一季度同比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四季度增长7.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2377亿元，比上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35319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231626亿元，增长8.1%。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
第三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提出，没有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缺少必要条件，就不能为我国国有经济的体制创新提供好的借鉴，就不能体现市场的调节作用，就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也就难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有机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我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轨道。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至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的9.2%与8.5%还略高。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由于搞活了经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也更加丰富了，大家心目中的“三大件”早已不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也不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已是住房，汽车，电脑等；又如，由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人们就业方式也多样化了，国有企业的“铁饭碗”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追求，私企，外企，自主创业，个人择业等成了许多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再如，个人财产性收入增多，投资理财成为热门话题，国债、基金、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成为很多人的投资手段。 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保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又极大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途径 摘要：近几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以来，宏观经济总体处于一种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但一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地显现出来，使得经济的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这种情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直接相关。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突出的弱点，那就是经济效益不高，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速度型增长方式之下。这种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同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有效运行，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转变增长方式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尤为艰巨。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要摈弃片面追求GDP 增长而不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成本、只重视物质财富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需要不顾及后代人利益的发展观念，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实现速度、结构、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粗放型增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改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具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与配置、协调供需关系的功能，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促进企业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因此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 3.优化经济结构。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3.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的持续下降，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姓名：傅志强 学号：20110204398
2008年金融海啸虽然退潮,但危机余波未息，2011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红色警报。在我国“十二五”期间，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宏观形式混沌不清，世人信心跌宕起伏，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各国发展参差不齐，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线的新形势，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在适时调整思路政策，全新筹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以催生新一轮产业变革，孕育新一轮技术突破，创造新一轮发展需求。 1. 后国际金融危机 一、概述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可能是两年、三年或者八年、十年甚至更久。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一个地区企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经济刺激计划后出现的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生存压力空前增大，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很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被市场所淘汰。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六大趋势特征 第一,世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当前美国、欧盟、日本三大
经济体先后逐步复苏,2009年四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环比(比上一季度)增长1.4%、0.1%和1.1%。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0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2.968%，新兴市场为7.253%，亚洲发展中国家为9.53%。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是依靠新兴市场 拉动的，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将维持这一现状。2011年世界经济实 际增长了3.3%。世银同时表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脱离出来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而欧洲的金融形势却不容乐观。 第二,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特别是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强势崛起,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逐渐增强。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一，上海证券市场交易额居 全球第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三驾马车”的变化令人关注。统计显示，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是54.2%，消费是51.6%，而净出口是-5.8%。从数据看，投资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均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开展新能 源革命,努力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 将成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 第四,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石油、黄金、铜、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均涨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高点。当前,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仍然有待时日,国际流动性过剩现象还将持续,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本文以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指标为依据，综合 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现时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不充分、经济增长粗放的突出问题，系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包括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外资外贸政策等。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经济增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是在高增长中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已呈振幅缩小、基本稳定的特点。1998～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谷底值与峰值在7.1％～9.1％之间，相差2个百分点；而在此之前，最低谷底值与最高峰值在3.8％～15.2％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这说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存在所谓“过热或过冷”的问题。按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在未来十几年内中国将保持年均7％的经济高增长速度。中国现时与未来的经济高增长是有持续动力支持的。这种动力支持主要源于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水平低。2003年中国GDP只有11.7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折算约合1.4万亿美元），只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1/4，故中国有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二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仅农村富余劳动力现在就有1～2亿人，尚且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隐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三是中国资本或资金供给充足。到2003年底，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10.4万亿元人民币，居民外币存款为800多亿美元，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已超过100％。此外，中国利用外资和现有外汇储备的规模也很大。四是中国非常重视利用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并努力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从而可以依靠先进技术和人才，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五是中国现在具有经济型政府的特点，政府行政手段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一定的重要作用。这种行政手段对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高效率。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粗放型、质量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问题。所以，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观，是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物价稳定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受到通胀的困扰，尤其是在1988～1989年和1993～1995年中国的通胀曾达到严重的程度，年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为18.8％、18％、14.7％、24.1％和17.1％。但是近年来，中国又出现了通缩的迹象。1998～2002年中国的消费价 格指数分别为-0.8％、-1.4％、0.4%、0.7％和-0.8％，其中有三年出现了轻度的通缩。2003年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又上升到1.2％，特别是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4.8%和2.3％，这说明现在中国已走出了通缩的阴影，并呈现出通胀的苗头。总之，近几年来中国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未来中国也不会担心通缩的问题，但中国对通胀却一直非常敏感。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曾遭受过通胀的打击，并且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引发通胀的内在因素，特别是受粮食、石油等资源的制约以及受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影响。二是中国在调控货币供给量方面存在缺陷，特别是受地方政府“倒逼机制”的影响，使中央银行很难有效控制住货币供给量。例如，2003年中国货币发行量（M0）为2468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14.3％，超计划发行率为64.5％，创建国以来最高发行率；贷款新增加3万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增发放贷款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率高达58％，是多年来发放贷款最多、最猛的一年，从而不可避免地拉动了物价全面上涨。之所以出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