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二次使秦考
马世年
提 要 “使秦”是韩非政治活动中很重要的方面,前人多认为韩非生平中仅一次出
使秦国———也就是他客死秦国之行。这种看法是值得讨论的。综合《本传》以及《史记》、
《韩非子》等材料,可以考证出韩非曾两度出使秦国。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战国策》、
李斯说秦王“先取韩以恐他国”,秦王使其谋虑下韩之策,韩王安深以为患,于是派韩非使
秦以图“存韩”;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即《本传》所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
急,乃遣非使秦”,入秦后与秦廷重臣李斯、姚贾等有过激烈的斗争,终遇害。韩非两次使
秦的目的都是为了救亡图存,这一点对于理解其爱国思想与人格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韩非 《韩非子》 初次使秦 再次使秦
韩非的政治活动,见于史料的并不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下简称《本传》)所载除他屡上韩王书外,最为完整的便要算是出使秦国的经历了。因此,韩非的“使秦”是研究其政治活动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韩非生平事迹的辨析,同时也关系到对韩非人格与思想的评价。然而,直至现在,此问题依然未能很好地解决。研究者多根据《本传》的记载,认为韩非生平中仅一次出使秦国,也就是他客死秦国之行。这种误解使得一些本需仔细辨析的历史事件被简单化了。其实,韩非生平中曾两度出使秦国,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我们需要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理清有关韩非使秦活动中的一些疑惑乃至误解。
一 “谋弱秦”与韩非的初次使秦
先来看《本传》中有关韩非使秦的记载: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①
①[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5页。
因为《本传》所载韩非使秦仅此一次,且记之甚详,故历来学者在谈及韩非使秦的经历时只
是指这一次。①偶有不同于常者,却又因为太过简略而少有人注意。②事实上,《本传》所
载只是韩非的最后一次使秦(即始皇十四年,前233年,详本文第二部分)。如果综合《本传》以及《史记》之《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年表》《李斯列传》,《韩非子?存韩》与《初见秦》等材料,还可以考证出韩非的另一次使秦活动,这里将其称作“初次使秦”。
首先来分析《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文字: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卒用其计谋。而李斯用事。
据《六国年表》秦栏: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免……大索。”《李斯列传》:“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使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张守节《正义》确定上书时间“在始皇十年。”据上,秦“大索逐客”与李斯上书在始皇十年(前237年)。李斯所上书即《谏逐客书》。上面这段话有两处文字容易被人忽视:
第一,“李斯因说秦王”之“因”。从文意与语法来分析,此处的“因”字表示时间的先后承接,相当于现在的“于是”之意,与《战国策?齐策四》“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的用法一致。这是指李斯说秦王止逐客令后,遂趁此机会,又说其“先取韩以恐他国”,这两件事应当前后相连,否则,“因”字便失去了承接的意义。上引《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文字之前,所述乃始皇十年事,引文后又接始皇十一年事,中间所省略的部分是插叙有关大梁人尉缭的事迹。故可以肯定,李斯“因说秦王”之事正在他谏逐客之后,时当始皇十年。
第二,“于是使斯下韩”之“下”。有学者将“下”字解释成“去、到、出使”之意,因此有了
“李斯请求取韩,而秦派李斯出使韩国”的说法。③其实,“下”在这里为“攻陷、攻克、降
服”。其用法与《战国策?齐策六》“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燕攻齐,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等大致相同。《史记?项羽本纪》:“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循广陵,未能下。”张守节《正义》:“以兵服之曰下。”同样,“下韩”之意也应作如此解释。上文明言“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取即攻取。因此,此处“下韩”当为攻取韩国。“某下某”这种用法在
①②③如张觉《韩非子全译?存韩》题解所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又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附编》之《秦国文学史》亦作此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蒲清谓:“韩非曾两次使秦,企图挽救祖国的危亡。公元前237年……韩非第一次使秦,上书驳李斯之议(书即《韩非子》中的《存韩》篇)。公元前233年……韩非再次使秦。”见其著《中国古代寓言史》
(增订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如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容肇祖《韩非子年表》、陈千钧《韩非新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李斯
韩非考》、蒋伯潜《诸子通考》、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附《韩非年表》
(该文在2000年出版的《韩非子新校注》中被删掉,不知何故),以及汝信《韩非评传》、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张觉《韩非子全译?前言》、施觉怀《韩非评传》等著述,均持此论。
《吕氏春秋》中可得印证。《介立篇》云:“郑人之下 也,①庄 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将“下”与“暴、围”并列,则“郑人下 ”意即“郑人攻下韩之 ”。这与“使斯下韩”之用法大体一致。所不同者在于,“使斯下韩”是说让李斯谋虑下韩之策,并非已攻陷韩国。周策纵先生说:“此所谓‘下韩’,义当为谋征韩使降伏。”赵逵夫先生亦说:“此言‘下韩’,意谓欲攻而
下之,非谓即已攻灭。”说皆极是。②《韩非子?存韩》中韩非上秦王书有“臣窃闻贵臣之计,
举兵将伐韩”,正是对“下韩”的最好注释。李斯谋虑下韩之事在《李斯列传》中亦有透露:“秦王乃除逐客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计谋”,即指《本传》中所说的“先取韩以恐他
国”,不过没有明说罢了。③这方与下文“韩王患之”意义一致。若不是李斯谋虑下韩之
策,而只是出使韩国,韩王又如何会“患之”呢?
辨明了以上两点后,“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这句话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我以为,这实际上是韩非初次使秦的政治背景与直接原因。
韩非初次使秦,现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为《韩非子?存韩》一文,因为以前的学者对韩非使秦的事迹认识不清,多将此文作时定在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年),这是不合史实的,有必要予以澄清。
《存韩》一文很有意思。文章共分为三部分:“韩非上秦王政书”、“李斯上秦王政书”与“李斯上韩王安书”,所谓“存韩”只能概括全文三分之一的内容。由文中记录之辞“秦遂遣斯使韩”、“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以及李斯上秦王书自称“臣斯”等句,可知后两章上书作者为李斯。至于前一章上书,“李斯上秦王政书”云:“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
……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④其中明言“韩客”即韩非,故可肯定为韩
非上秦王政书。现在的问题在于对该文作时的判定上。如果其作时早于前233年,那么它就不是韩非该年使秦时的上书,自然,韩非生平中仅一次使秦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认定此文的作时,则韩非初次使秦的时间也就可以确定了。
本文之所以将此文作时定在前233年,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将其与《本传》的有关记载合而读之,相互比附,认为《本传》李斯、姚贾诋毁韩非之语“非终为韩不为秦”,与“李斯上秦王政书”的论旨相符合,从而推断“韩非上秦王政书”为始皇十四年作,⑤这显然是一个
①②③④⑤陈千钧《韩非新传》即持此论,见《学术世界》,1935(1);陈奇猷说:“据《史记?韩非传》,韩王安遣韩非使秦,目的是要保存韩,故韩非至秦即上秦王书言存韩,即后《存韩篇》。后以李斯之谮,韩非入狱。”(《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17页。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点此句属上句,与谏逐客、复官同属一事,极是。
说并见周策纵为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所作《序》,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
据赵逵夫师考证,“‘郑人 ’当即《史记?六国年表》及《郑世家》《韩世家》所载韩景侯元年(前407)‘郑人败韩于负黍之役’一事”。“见《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误会,它掩盖了韩非生平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他的初次使秦。我们需要对此作一分析。
《本传》载李斯、姚贾语:“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而“李斯上秦王政书”则云:“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 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此自便之计也。”前者强调“终为韩不为秦”,而后者则说韩非欲求重于韩而谋“自便之计”,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绝不可混而为一。所以,由《本传》而比附“韩非上秦王政书”的作时,其方法是不正确的。此其一。
《存韩》中“韩非上秦王政书”,开篇即云:“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 蔽,入则为 荐。”关于“韩事秦”一语之所指即韩 王二十三年(前273年)之事。据《史记?韩世家》载,
王二十三年,赵、魏合攻韩华阳,秦使穰侯救之,“败赵、魏于华阳之下。”从此时起,韩国为形势所迫,进一步依附秦国,故而此处说“事秦”。如果此文作于前233年,则上距前273年已是整整四十年,又怎么能说是“三十余年”呢?故知其不作于前233年。此其二。
“韩非上秦王政书”云:“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又云:“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李斯上秦王政书”亦云:“秦与赵为难……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李斯上韩王安书”说得更明白:“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从中可以看出秦、赵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秦自从围邯郸后(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直到始皇十一年才伐赵。回到前引《秦始皇本纪》“大索,逐客”上来。引文后所接为:“十一年,王翦、桓 、杨端和攻邺,取九城。”《六国年表》于此年赵栏中载:“秦拔我 典、邺,取九城。”此前除始皇元年(前246年)秦拔赵之晋阳外,并无大规模战事,而此后则大战不断。从大的社会背景来分析,李斯、韩非所说的形势正是始皇十年秦欲伐赵的情形。可以肯定,这三篇上书当产生在此时。此其三。
再看《存韩》所收三篇上书的关系。“韩非上秦王政书”中说:“今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前已辨明,所谓“贵臣之计”说的是李斯等人准备攻韩的计谋。韩非为了保存韩国,避免秦伐韩之举,故劝秦王“从韩而伐赵”。“从”即“合纵”,这是韩非保国的策略。后秦王将此书转给李斯,于是李斯上书驳议韩非之策,而建议秦王召见韩王,“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秦王听其计,“遣李斯使韩”。李斯到韩国后,“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说韩王安赴秦与秦王会晤。将此事与前引《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等记载结合起来,便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李斯在说秦王“先取韩以恐他国”后,秦王“卒用其计谋”,使李斯谋虑下韩之策。韩王安深以为患,于是和韩非“谋弱秦”,商量自救之法。“弱秦”之谋的全部内容到底有哪些,今已不可得知,①但将韩非使秦作为其计划的重要一项,却是毋容置疑的。从时间来说,韩非此次入秦在前237年,
①有人认为韩国派遣“韩人郑国间秦,以作注溉渠”也为“弱秦”的一项(见邓廷爵《关于〈韩非子?初见秦〉的作者与韩非之死》,刊《学术月刊》,1982年3期),殊非。郑国作渠在始皇元年(详《六国年表》),这是逐客的起因。而后才是李斯谏逐客、谋下韩,以及韩王与韩非“谋弱秦”,二者次序不容混淆。
上距韩 王二十三年(前273年)秦救韩之事三十六、七年,这与“韩非上书秦王政书”所云“韩事秦三十余年”正相吻合。此其四。
又,《韩非子?初见秦》一文之收录亦可成为初次使秦的一个旁证。《初见秦》的真伪自
北宋时已有人怀疑,其后或否定,或赞同,众说纷纭。①今人刘汝霖先生在其《〈韩非子?初
见秦篇〉作者考》中,详列多条证据证明该文非韩非之作,最能服人。
②现在看来,尽管此文真正的作者尚难确定,但它不出于韩非之手这一点却是可信的。《韩非子》以之为全书之首,显系误收,这无疑是当时编集者的失考。但是,证明它不是韩非所作,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定它的价值。相反,它被收录到《韩非子》中,至少表明了早期编集者对于韩非生平事迹———尤其是使秦活动———的认识,因而成为我们探究此问题的又一佐证。
关于《韩非子》的编集与成书过程,我认为在司马迁撰写《本传》时已基本完成(不过当时尚未以“韩子”称之)。而《初见秦》与《存韩》等明显带有秦廷档案性质的文书被编入本书,是在汉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间由研习韩非学说、且能够接触到汉代宫廷内府文书的人完成的。从时间上看,距离韩非去世已数十年,编集者尽管对韩非的生平事迹有大致的了
解,但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已很难分清了,所以才会将《初见秦》这样的文章收入。
③而之所以将这些档案文书列在全书之首,则很有些“以史实为序”的意味。刘汝霖先生指出:“汉人搜求遗书,以多为贵,得记载著书人事迹资料,往往采入而置篇首,如《公孙龙子》首篇之《迹府》,《韩非子》首二篇之《初见秦》《存韩》是也,《商君书》之首篇《更法》,亦此例
也。”
④其言极有见地。郑良树先生也说:《韩非子》作为一部韩集,编纂者使用过一番苦心的;《存韩》就是一个佳证。它能被编入韩集,并且将李斯的批语及上韩王书一起附在《存韩》之后,除表示编纂者“来路不简单”之外,也表示他有意将此文作为韩非生平事迹的史料,列在书前。至于《初见秦》,用意大概也是如此,以为是韩非第一次见秦始皇时所写的奏书,可作生平史料
看待,所以列在书前,可惜它是一篇伪作,是编纂者的败笔了。
⑤是否为“败笔”暂且不论,但其所谓“可作生平史料看待,所以列在书前”,与刘汝霖却是一致的。可以说,编集者正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交待韩非的政治活动,“初见秦”就反映
①②③④⑤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602页。
刘汝霖《周秦诸子考》,文化学社1929年版。
马世年《〈韩非子〉编集与成书过程新探》,待刊。
刘汝霖《〈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收入《古史辨》
(四),罗根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认为出于韩非之手者,如吴师道、卢文 、顾广圻、张文虎等,又有陈祖 《韩非子别传》,松皋圆《韩非子纂闻》,张心 《伪书通考?子部?法家类》、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高亨《〈韩非子?初见秦篇〉作于韩非考》,严灵峰《论初见秦篇为韩非所自作》,张觉《〈韩非子〉编集探讨》等。认为非韩非作者,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语,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太田方《韩非子翼毳》,刘汝霖《〈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容肇祖《韩非子考证》,陈千钧《韩非子书考》,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郭沫若《〈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周勋初《韩非子札记》等。否定者则又认为本篇作者或为张仪,或为蔡泽、范雎、吕不韦、李斯等,参见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第2章第1节。
了他们对于使秦问题的基本看法。由《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曰章》可知,篇题“初见秦”三字,并非该文固有,而是后人所加,①意即初次求见秦王,但问题是,编集者为什么会将这篇文章定名为“初见秦”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所谓“初见秦”,自然是相对于“再见秦”而言的,汉初整理编纂韩非著作的人,对于韩非的生平事迹当知晓大致情况,包括其两次使秦的经历,因此,编集者所加的“初见秦”三字,便包含了他们对于韩非两次使秦的认识:既点明“见秦”之意,同时又暗含了后来的“再见秦”———这便是篇题深意之所在。不过由于时间的推移,编集者已经不能判定作品的真伪,所以未能细加甄别而误收了上书的内容。从这层意义上说,真正的“初见秦”,应当是《存韩》中的“韩非上秦王政书”。而韩非“再见秦”时所上秦王书,除收录在《韩非子》中的《爱臣》外,其他已很难确定了(这一点后文还将论及)。
还有一个方面亦需说明。《本传》云:“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似乎是说秦王此前未曾见过韩非。其实,秦王此时的嗟叹与四年前韩非的初次使秦并不矛盾。韩非首次入秦,其所负重任是破李斯下韩之谋以存国,并非游说取合于秦王,因此秦王不见其著述十分正常;及至后来读到其书才嗟叹不已。另外,李斯的回答也值得留意,“此韩非之所著书”,仅言姓名而没有任何背景材料的介绍,正可明秦王政已知韩非为谁,所不知者,仅其著述而已。
二 再次使秦与韩非之死
前已指出,《本传》所载实际上是韩非的第二次使秦,《本传》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不过,其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一,再次使秦的时间;二,韩非遇害的原因。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史记?韩世家》云:“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韩王安五年为前234年。而《秦始皇本纪》则云:“(始皇)十四年,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六国年表》秦栏亦载:“韩使非来,我杀非。”始皇十四年为韩王安六年(前233年)。这里,《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所载韩非使秦与《韩世家》相差一年。何者为是,学者们理解各不相同。王先慎赞同《纪》《表》之说:
《史记?秦本记》《六国表》并以韩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韩世家》属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韩,《纪》《表》未书。始皇十年用兵于赵,十四年定平阳、武城、宜安,而后从事于韩。则非之使秦当在韩王安六年,《纪》《表》为是。吴师道以非为韩王安五年使秦,
据《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驳文也。
②陈启天先生则认为,韩非使秦与其被害不在同一年,他说:
①②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1页。
陈奇猷说:“上书本无篇名,此所谓‘初见秦’者,乃后人所加。”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他又解释“初见秦”为“初见秦国”,因而说此三字“不词”、“不通之至”,则显得过于拘束了。见其《韩非子新校注》,第2页。
《世家》就非使秦之年言,故说韩王安五年,而连带记其见害。《纪》《表》就非见害之年言,而连带记其使秦,故若为驳文也。《策》吴注说:“始皇十三年上书,次年见
杀。”亦依非使秦与见害之年不同而分,极是。
①按: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所说:“始皇十三年上书,次年见杀”,并无证据,仅是臆测而已。陈氏以为《世家》与《纪》《表》均存在“连类而及”的问题,恐不可从。钱穆先生则云:
《韩世家》非使秦在王安五年,《始皇纪》《年表》皆在十四年,即王安六年。疑非以
王安五年十月后至秦,史公据秦纪则在翌年也。
②此说能够解决《世家》与《纪》《表》之间的矛盾,故其后有从之者,认为依钱氏说,则“《韩世
家》与《纪》《表》所载得并行而不悖也。”③但此处又有一问题。《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
统一天下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正义》:“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贺。”可见,秦是在统一天下后方改正为建亥之月,始皇十四年时尚未用秦正。因此,此说依然值得讨论。其实。钱氏此论也只是其推测而已。他在考证韩非年龄时明说:“其使秦在韩王安五
年,翌年见杀。”
④便又与陈启天说同。比较诸说,王先慎所说很有道理,且《纪》《表》均载韩非使秦与被杀在始皇十四年,则应以为是。很可能《世家》所载“王安五年”为“史驳文”,当作“王安六年”。也就是说,韩非之使秦及被害在前233年。
再来看韩非的死因。
司马迁在《本传》中交待死因说:“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按照太史公的看法,韩非是被李斯、姚贾谮害而死的,尤其是李斯,更是有着主要的干系。东汉人王充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论衡?祸虚篇》中说:“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将原因直接归到李斯的“妒才”上。此说影响广泛,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谓:“(秦)王闻其贤,欲观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嫉之。”直到20世纪初,陈千钧先生还认为韩非死因之一即是“李斯之妒才”。这种情况在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中才有所改变。他质疑说:“史称李斯谮杀非,此自政论之不合,斯之为秦谋者如此,未见即为谮。”从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去分析问题,而并没有以“妒才”简单了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后来王举忠先生《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邓廷爵先生《关于〈韩非子?初见秦〉的作者与韩非之死》等文章就是对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⑤
①
②
③
④
⑤王举忠《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辽宁大学学报》,1981(1);邓廷爵《关于〈韩非子?初见秦〉的作者与韩非之死》,《学术月刊》,1982(3)。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78页。赵海金《韩非子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67年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0页。陈启天《韩非及其政治学》,刊《国论》复刊1940(1卷5、6期)。
的确,倘若真如《本传》所说“李斯、姚贾害之”,则李斯又何必在秦王面前说“此韩非之所著书”呢?因为二人同学时李斯“自以为不如非”。自知不及而推荐,正所谓“自遗患也”;既知为患却还要举荐,最终又因妒才而谮杀,这个矛盾无法解释。
其实,李斯、姚贾诋毁韩非,最终将其杀害,并非是“妒才”,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钱氏所说“政论之不合”应该包括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两方面。从国家利益讲,根据《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从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缭游说秦王用财物贿赂士人后,始皇“卒用其计谋”,士能为秦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这已成为秦国的一贯的大政方针,因此,韩非“终为韩而不为秦”便已注定了他的悲剧。至于个人利益,则更是韩非的直接死因。郑良树先生在谈到“韩非之死”时,说到韩非入秦后两件“大干特干”的事情,一是“诱使秦国放弃远交近
攻的政策”,二是“阻止秦国破坏山东各国的纵约。”
①其实,第一件实为韩非初次使秦时所为,第二件才是其再次使秦时的政治活动。尽管郑先生未区分清韩非的两次入秦,但他所说韩非在秦的政治谋略,却是十分正确的。为了阻止秦国破坏山东各国的纵约,韩非与李斯、姚贾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具体策略便是离间秦国君臣的关系。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李斯等人的切身利益,从而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杀害韩非的办法来保全自身。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民强,尽管商君身死为戮,但其法治思想却在秦国延续下来。因此,秦始皇所欣赏韩非的,更多的是他主张的“君人之术”。“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其意盖在于此。可以想见,韩非再次入秦后,为了达到他离间救国的目的,与秦王所讨论的就不单是如何变法图强、贯彻法治思想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如何实行帝王之术,以术与势来统驭其臣下,防止人臣危主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韩非子?爱臣》篇得到证明。
《爱臣》是韩非第二次入秦后上秦王书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文。关于本文的真伪,容肇祖先生将其列为“未定为谁作的篇章而姑俟续考者”,②但其所列“文体、语气、思想”三条
证据均被潘重规先生所否定。
③目前可以肯定此文为韩非之作,问题的焦点在于作时的判定上。一种观点认为,本文为韩非早期上韩王书。如梁启超先生说:“盖非早年上韩王
之书,多对于时事发言。”④其后,陈启天、陈奇猷、梁启雄、郑良树等先生都赞同此说。
⑤不过,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爱臣》所论的“时事”于韩于秦,并无差别,都可以讲得通,由此并不能断为早年上韩王书;至于认为韩非不会开罪于李斯、姚贾等人,则是将韩非与他们的斗争平淡化了,也没有认识到韩非再次使秦依然欲存韩国的良苦用心。值得注意的倒是郑良树先生的观点,他从本篇所受孟子的影响来判定其作时:
①②③④⑤
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云:“然非以使节入秦,不久又下狱其势似未便上此书。如认此书出于韩非,则上韩王之说较为可信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进而补充说:“韩非乃因外交而至秦,岂有开罪秦重臣李斯、姚贾之理?此篇言治国之要,显系劝诫韩王之书。”梁启雄《韩子浅解》意见大致相同。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潘重规《韩非著述考》,见《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容肇祖《韩非子考证》,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2年版。
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第579、580页。
本篇有一段话: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
正如容肇祖所说的,这段话明显的是受到《孟子》“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的影响,无论是取义和用词,都逃不开孟子的影子。因此,笔
者认为本篇应当和《六反》相同的,都是韩非青年的作品。
①《六反》一文,周勋初先生以其对曾参作正面评价而定为早年之作,②这是不错的。但《爱臣》的情况却又有所不同。“臣闻”几句话尽管与《孟子?梁惠王上》所言很相近,可是并不能由此断言它是受了孟子思想的影响,因为这些话所针对的只是君主与人臣的斗争,在谈论君主统治时大家都可以说,并不是孟子独有的思想;况且韩非在表述是用“臣闻”的语气,则或许它还是当时的俗语。所以,不能说本篇受到了孟子的影响而定为韩非早期之作。
我们认为,《爱臣》应当是韩非再次使秦时的上秦王政书。王先慎说:“秦御臣民至严
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③陈千钧亦以篇首“爱臣太亲,大臣太贵”系指
李斯、姚贾,而断为韩非上秦王书,④其说确为灼见。《爱臣》开篇即云:“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其语显然有所指向。尤其是“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一段,在李斯、姚贾等人已渐用事且地位日渐显赫之时,这样的话语对其有多么大的威胁,自然不难想象。至于文中所说:“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营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更是惊人心魄。而韩非所说“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一句,尤值得留意。
韩非为何要进《爱臣》之言?他又为何将予头指向秦廷重臣?这是有其深刻用意的。《战国策?秦策五》记载了韩非与姚贾的一次斗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带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封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
姚贾则在自我辨解中说:“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又说:“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
①
②
③
④陈千钧《韩非子书考》,原刊《学术世界》1935(第1卷第1期),后收入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丛书之《韩非子集解》附录中。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6页。周勋初《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郑良树《韩非之著述及思想》,第26页。
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听从了他的辨解之言,“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韩非诋毁姚贾说“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将此与《爱臣》所说“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相对比,辞虽相反,但其用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韩非之所以毁姚贾,诚如陈千钧所言:“欲遂其存韩之实,不惜与秦庭诸臣为敌”,①是有着良苦用心的。韩非第二次使秦时与李斯的斗争虽不见明确记载,但根据《本传》《爱臣》等文献,参以韩非与姚贾的斗争,可以想见也应是很激烈的,故而才有“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的事。
李斯之荐非,是冀其有用于秦;及其入秦,李斯才发现韩非心中的“存韩”之志,与初次使秦并无二致。更严重的是,韩非为存韩而以危言离间秦之君臣关系。这才使李斯、姚贾等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乘秦王“未信用”之际进言而囚杀之。其所谓“非终为韩
不为秦”,确是一语中的。韩非之死,固与李斯有关,但决非“妒才”可以概括得了的。
②总之,考察韩非的两次使秦,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韩非的爱国思想与人格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韩非生活的时代,韩国已从强盛走向衰微,外遭强敌,内积羸弱;又兼君主无能、政治衰败,其国运之式微已为人所共见。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宗室之后———“诸公子”———的韩非,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深广的忧患。他目睹国家的日渐削弱,屡次上书以谏韩王,却并不见用,只能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满腔激愤融进著述之中。而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毅然为“存韩”而两度出使秦国。尤其是再次使秦,尽管身处险境,却为了救亡图存,不惜与秦廷的权臣作斗争,其爱国之心与不畏牺牲之精神令人称颂,而其结局更使人愍惜!倘若仅仅因为羼入《韩非子》的《初见秦》一文,就指斥韩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③则不仅是误读史料,也未免过于草率了。
(作者通讯地址: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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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秦始皇帝十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人起而维护《本传》的说法,如龚维英先生《试析韩非之死》说:“太史公所写的关于韩非之死的历史,是可信的。对于韩非之死,李斯有洗刷不净的罪愆。”见《中国史研究》,1983(2)。但他是在否定《战国策?秦策一》“四国为一”章的真实性之后所作的论述,故其结论并不可从。
陈千钧《韩非子书考》。
韩非子《说难》原文及翻译 韩非子 原文：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的说法适合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上抛弃了他。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关其思和这位老人说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
大学语文 《韩非子用人》译文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 《韩非子八说》译文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设立法制如有困难，考虑到虽有困难但能成事，则应予设立；事务既成而有害处，考虑到虽有害处但功大干过，则应予实施。不遇到困难的法制，不伴随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克周长千丈的大都城，击败十万之众的敌军，尽管我方伤亡人数达到三分之一，武器装备严重受损，士卒伤亡惨重；但仍然要庆贺打了胜仗，获得疆土。其原因正在于考虑到了代价小而获利大。洗头总有脱发，开刀总会流血伤肉；要是有人看到这点难处，就放弃洗头治病，便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先圣说过这样的话：“圆规再精确也会存在误差，水面再平静也会存在波纹。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通晓权衡利弊的说法。因此主张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诸实施的。所以圣人不强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论，而致力于那些无可更易的事务。人们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直廉洁，不追求财利，而是因为量器本身不能给人增多或减少财物，衡器本身不能给人加重或减轻财物，对它们有要求并不能得到什么；所以人们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违反法禁，吏属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财物进行贿赂活动，这样，国内的事务就会都像衡器、量器一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干坏事的就一定会被察觉，察觉了的就一定给予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一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注： 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译：不遇到困难的法制，不伴随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 《韩非子功名》译文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制服不贤的人。所以在高山上树立一尺长的木头，就能俯临千仞深的峡谷，木头并不长，而是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贤，而是因为他权势重；尧作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他不贤，而是因为他地位卑贱。千钧重物依靠船就能浮起来，销株轻物没有船就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销铢重，而是因为有没有依靠船的浮力这种势的差别。所以短木居高临下凭借的是位置，不贤者制服贤人凭借的是权势。做君主的，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稳定；天下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尊贵。臣下发挥特长，竭尽所能，所以忠诚。用尊贵的君主驱使忠诚的臣子，就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建立起功业和名望。名、实相依赖而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问题的经典论断 1. 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马,恩) 2. 物质是从各种实物总和中抽象出来的。(马,恩) 3. 运动应当从它得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马,恩) 4. 一切物质在本质上都具有类似感觉得反映特性。(列宁) 5. 观念得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载人脑中改造过得物质的东西而已。(马,恩) 6. 人得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 7.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 8.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恩) 9. 头脑的辨证法只是观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马,恩) 10. 所谓客观辨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实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运动的反映而已。(马,恩) 11. 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列宁) 12. 辩证法堆观存事物作肯定的同时包含对观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观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恩) 13. 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马,恩) 14.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马,恩) 15. 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性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马,恩) 16. 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列宁) 17.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列宁) 18.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那种需要酒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恩) 19.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 20.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马,恩) 21. 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马,恩) 22. 人的思维既是至上的，又是非至上的。(马,恩) 23.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恩) 24.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他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 25.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恩) 26. 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马,恩) 27.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他。（毛泽东 28.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 29. 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是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马,恩) 30.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列宁) 31.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他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实现性的品格。(列宁) 32.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恩) 33.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恩)
韩非子成语大全 日慎一日：慎：谨慎。一天比一天谨慎。形容做事 十分小心。 折长补短：截取长的，补充短的。比喻用长处补短 处。 蚕食鲸吞：象蚕吃桑叶那样一步步侵占，象鲸吞食 那样一下子吞并。比喻用各种方式侵占吞并别国的领土。造句：在乾隆时代，英吉利灭东印度，据孟加刺，渐肆其蚕食鲸吞手段，兼并那东、中、南三印度之地。（清·彭养鸥《黑籍冤魂》第二回） 比物连类：连：连缀。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对比。多言繁称：讲话或写文章，浮词很多，不必要地大 量引述。多指文风浮华不实。 连模拟物：连缀同类事物。《韩非子·难言》：“多 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虚而無用。”亦作“ 連類比事”。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子二》：“《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逮《韓非》遠甚。” 洋洋纚纚：yáng yáng sǎ sǎ 形容盛美而有条理。法不阿贵：法：法律；阿：偏袒。法律即使是对高
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形容执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造句：做到法不阿贵可能会遇到种种习惯势力的阻挠，因此，我们一定执法守法，坚决顶住歪风邪气的侵袭。 负薪救火：背着柴草去救火。比喻用错误的方法去 消除灾祸，结果使灾祸反而扩大。造句：若听诸葛亮之言，妄动甲兵，此所谓负薪救火也。（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以党举官：按照朋党关系来选拔官吏。去甚去泰：指做事不能太过分。 一栖两雄：比喻两雄对峙，势不并存。 唯唯诺诺：诺诺：答应的声音。形容自己没有主意， 一味附和，恭顺听从的样子。造句：他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违拗。（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 观貌察色：观察脸色以揣测对方的心意。 先意承旨：先意：超先想到；承旨：遵从意旨。原 指不等父母开口就能迎合父母的心意去做。后指揣摸上级意图，极力奉承。 一辞同轨：犹众口一词。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
.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政法系1103班 郭佳宝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生活在战国末期，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各国都进行过变法，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都已经初具规模。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这是制约个人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阻力。韩非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后来秦王嬴政读到了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了得到韩非就发兵攻韩，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这样韩非到了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把韩非投入狱中，不久韩非就在狱中被毒死了。
韩非认为，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已经过时了，统治者要从人自私的本性出发寻求新的治国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法家学说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商鞅重“法”，主张用法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申不害重“术”，推崇循名责实，以各种秘密的手段驾驭群臣，达到统治的目的；而慎到重“势”，主张君尊臣卑，上下有别，令行禁止。韩非将这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道的主张，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法与术相结合。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术”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说依据下属的能力授给人官职。 二是“循名责实”（《定法》），这是术的要点。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非常注重实物，循名责实是法家考察干部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表面情况和实质要互相加以验证，综合来考察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形名之术”。韩非子说君主要驾驭约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说的话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叁五之道”（《八经》），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个具体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以追究责任人的过失，利用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会轻慢君主，不严厉追究过失，臣下就会相互勾结。 四是在领导谋略上，要使用“七术”，也就是说七种策略（《内储说·七术》）。这七种策略是：（1）众端参照，也就是通过多方面的观察来验证臣下的言行；（2）必
《韩非子》选读 编稿：商章红审稿：姜虹 学习目标 1.了解韩非子及其作品； 2.积累文言词汇； 3.体会法家思想的内涵。 知识积累 文学常识 作家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 在政治上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等诸项政策，主张君主集权，反对贵族操纵政治。作品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书中重点宣扬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寓言 一种文学体裁，在短小的故事里寄寓较深刻的道理，以进行劝喻和讽刺，常用手法有比喻、拟人、夸张、排比。 写作背景 韩非所处的时代为战国末期，当时诸侯国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大国日益壮大，小国岌岌可危。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他眼见自己的国家日益衰微，屡次向韩王建议变法图强，却未被信任和采用。于是，韩非发愤著成《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反映了他革新救国的愿望，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 字词汇总 字音 果蓏（luǒ）蚌蛤腥臊恶臭（è xiù）不胜（shēng）决渎（dòu） 钻燧取火（suì）鲧禹（gǔn）耒（lěi）不宜今乎(yí) 郢书(yǐng) 子圉见孔子（yǔ）太宰噽（pǐ）土簋(guǐ) 似蠋（zhú）孟贲（bēn）嘬其母(zuō) 彘臞(zhì qú) 通假字 而民说．之通“悦” 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王通“情” 卜子妻写弊．裤也通“敝” 燕相白王，王大说．通“悦” 而置之其坐．通“座” 反．归取之通“返” 鳣．似蛇通“鳝” 亡．其富通“忘”
自相矛盾 矛和盾是古时候两种武器，矛是用来刺人的，盾是用来挡矛的，功用恰恰相反。 楚国有一个兼卖矛和盾的商人。一天，他带着这两样货色到街上叫卖，先举起盾牌向人吹嘘说：“我这盾牌呀，再坚固没有了，无论怎样锋利的矛枪也刺不穿它。”停一会儿，又举起他的矛枪向人夸耀说：“我这矛枪呀，再锋利没有了，无论怎样坚固的盾牌，它都刺得穿。” 旁边的人听了，不禁发笑，就问他说：“照这样说，就用你的矛枪来刺你的盾牌。结果会怎样呢?” 这个商人窘得答不出话来了。 酒酸与恶狗 宋国有位小生意人开了一爿酒家，专门出售陈年佳酿。这爿酒家窗明桌净，买卖公道，还在门前高高竖起一杆青旗，行人在几里地外都能看见酒旗招展。顾客一进门槛，店小二就笑脸相迎，殷勤接待。 按理说，这爿酒家应该是生意兴隆的；可是偏偏相反，常常整天不见一个顾客，十分冷落。一坛坛老酒开了封，卖不出去，都发酸变质了。 店主苦思冥想找不出原因，只好去请教附近一个老头儿。老头儿沉吟了一番，问他：“你看门狗凶不凶?”店老板挺纳闷地说：“凶啊，
可这跟卖酒有什么关系呢?”老头儿拈着胡须笑道：“人家怕你的恶狗。恶狗守在门口，见人就咬；酒再好，还有谁敢来买呢?” 郑人买鞋 有个郑国人，想到市上去买一双鞋子，便先用一根稻草量了量自己的脚，作为尺码。但临走时，却把尺码丢在家里，忘记带去。 他到了市上，走进一家鞋店，看见一双鞋子，觉得很中意，可是一摸口袋，尺码没有带来，忙对店员说： “我忘记了带尺码来，让我赶回去把尺码拿来再买。”说罢，拔脚就跑。 这样一来一往，等他从家里拿了尺码再到市上时，鞋店已关门打烊了，他终于没有买到鞋子。 有人知道了这事，就提醒他：“你为自己买鞋子，可以直接穿上试试大小，还要什么尺码呢 ?” 买鞋的人回答说：“我是宁肯相信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 讳疾忌医 名医扁鹊，有一次去见蔡桓侯。他在旁边立了一会儿对桓侯说：“你有病了，现在病还在皮肤里，若不赶快医治，病情将会加重!”桓侯听
韩非子简介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
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
韩非《重轻罪》原文及译文赏析 重轻罪 韩非 公孙鞅①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 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②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有天下不为也。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
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予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选自《韩非子·内储说上》） 【注释】①公孙鞅：即商鞅。②辜：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磔（zhé）：分裂肢体的酷刑。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A．无离其所难离：离开 B．得而辄辜磔于市得：捉住 C．比降北之罪比：比照 D．罪夫当丧者当：主持 【答案与解析】A（离：通“罹”，遭受）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A．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 B．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C．然则功且安至？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48 2009年12月號 先秦時期，由於周朝的封建體制崩潰，弊端百出，傳統的「禮」不能再維繫社會秩序，於是法家把「法」由「禮」中離析出來，以「法」的客觀、平等、公開等特質，取代「禮」的階級性、秘密性，做為治國的最高準繩。法家觀察到「威勢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亂」的現實，以及立法必須注重時效，因時制宜的特色，使法家思想成為支撐國家政治社會的骨幹。由秦國到清代的歷代統治，便都融用法家的學說主張。 韓非是戰國後期韓國的公子，喜好刑名法術之學，並到楚國向荀卿學習，回國後便屢次向韓王建議施行法治，俾使國家富強的主張，但因為他口吃，不善言談，又被當時的權貴重臣所扼阻，他的主張沒被採用，於是韓非發憤著述，今傳有《韓非子》二十卷，計五十五篇。 韓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他以領導者為中心，論及用人管理的方法，認為管理者必須切實掌握「法，勢，術」，「法」是法令制度，「勢」是政治的權 力，「術」是統御部屬的技巧，三者必須配合運用。韓非提出用人管理的良方，包括：先行試用、專任不兼職、分層負責、循名責實、注重傾聽與溝通；用人管理的避忌，則涵蓋：猛狗之人勿用、不為美言所惑、防微杜姦等。在今日仍有其應用的價值，告訴我們管理者的責任，在有效集中眾人的才智，適當任用專責人員，來為機構創造發展與利益，並提昇個人的成就與價值。 用人管理的良方 一、 （一）先予試用 韓非認為如何選用人才？只看一個人的形貌，光聽一個人的言辭，連孔子都無法判定此人是否適任。所以他說： 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韓非子．顯學》） 認為要銓選錄用一個人是否適任，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把職務交給他，試鍊他的能力，考察他的績效，如此即便是一般常人 《韓非子》論用人管理之術 方元珍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教授
韩非子·备内全文 原文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传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这疾死者不能处半。，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
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士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 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法守之臣为釜鬵之行，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赋，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 译文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受到别人控制。臣子对于君主，没有骨肉之亲，只是迫于权势而不得不侍奉。所以做臣子的，窥测君主的意图，没有一会儿停止过，而君主却懈怠傲慢地处于上位，这就是世上出现劫持杀害君主事件的原因。做君主而非常相信
浅谈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基于《韩非子》的分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国要崇尚法治 韩非子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鲜明提出治国要崇尚“法治”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鲜明地提出治国要崇尚法律，以法治国。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最高明的治国原则在于依靠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制分》P763）[1]可见，韩非子强调治国要崇尚“法治”而反对“人治”；（2）治国要崇尚法度而不依靠贤人：“上法而不上贤”（《忠孝》P741）[2]；（3）要把法治作为统治民众的根本：“治民无常，以法为本”（P759《心度》）[3]；（4）君主就应该依靠严守法治原则来建立功业：“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P516外储说右下）[4]；（5）要以法律作为处理政事的唯一准则：“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无二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P612问辩）[5]；（6）按法令办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据法直言，循绳墨，诛杀奸人，所以为上治也”（P649诡使）[6] 2．详细分析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还详细分析了治国要崇尚“法治”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1）对于治国而言，法治对多数人有效，而德治只对少数人有效：“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显学》P735）（2）法律是统治天下百姓的根本：“法者，王之本也”（P758）（3）依法办事能使国家强大，反之会使它衰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P41《有度》）“治强生于法，若孪生于阿”（P504外储说右下）（4）实行“法治”能有效地管理大臣：“彼明法，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P175《饰邪》） （二）、“法治”之立法 1．原则： （1）遵循自然顺天道 韩非子提出，立法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不逆天道”、“因自然”（P313《大体》）这就是说，立法要顺应天道，遵循自然的法则。“因道全法，君子乐而止大奸”（P314《大体》）这就是说，立法遵循自然的法则就能除暴安良。 （1）因时制宜应时势 韩非子认为，立法也要因时制宜：“论世之事，因为之备”。（P698《五蠹》）这就是说，治国要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P700《五蠹》）这就是说，政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措施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政事。“古今易俗，新故异备”。（P704《五蠹》）这就是说，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因此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P759《心度》）这就是说，法律能随着时代而变化，国家就会治理好；治国措施能适应社会情况，就会有功效。 （2）权衡利弊讲实效 韩非子强调，立法也要权衡利弊讲实效：“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P673《八说》）这就是说，法制的设立若有困难，估计它虽有困难但事情能办成，那么就设立它；事情的成功弱爆含有害的一面，估计它虽有害处但功绩很大，那么就去做。“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 [1] P763 [2] P741 [3] P759 [4] P516 [5] [6]
韩非子生平简介 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我们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不难发现韩非子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利益”这一前提和基础上。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用讲太多的仁义礼，建立一个国家的秩序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又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纵观韩非子一生，只能用坎坷一词形容。 不过韩非子的依法治国，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有一定的依据，其中精华是可借鉴的。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 法家的代表人韩非子主张的思想就是“依法治国”，这也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独霸中原的一个关键点，自秦国开始，就已经实行了唯一的君王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如今的民主社会体系，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他认为推广仁义都是在空谈，他的“法治思想”反对着“儒家思想”，君主应该采用手段统一自己的权利，将所有的权利统一起来，治理国家应该制定法律，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也因为他的轻罪重罚思想，导致了后来因为滥用权利的暴政，秦始皇在政时非常的重视并且重用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并且推广实施韩非子的政治政策，不幸的是，韩非子在收到重用后，也遭到了同门师兄弟李斯的嫉妒羡慕，李斯与韩非子出师同门，因此密谋毒死了韩非子。 但是也不得不说韩非子的“法治”也成就了现在我们的中国，法家思想成为了法律的起源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国家政权，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他也认为在追求利益的社会中是没有道德可言的，两千年的法治社会也和我们现在追求的法治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刚建立起的法律下还不是很成熟，很难做到人人平等，虽然说法治的思想跟本是“公平公正”。 因此，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有利也有弊!法律成为了当时统治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秦国虽然因统一六国而强大，也因为了他的暴政走向了改朝换代。 韩非子的著作 韩非子最大的成就就是《韩非子》，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韩非子·说难》、《韩非子·五蠹》、《韩非子·物权》等等。 他的著作多以寓言故事为主，其形象生动的表述了社会人生的道理，有些寓言故事非常的诙谐幽默，但却真实客观。 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时期，他是当时势力最弱的韩国的贵族，从小口吃，但是天资却非常的聪慧，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他的著作可谓是一个大手笔，非常的有才华，再加上他的见解也十分的深刻;他目睹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入灭亡，于是向韩王说了自己关于治国的意见，但是韩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韩非子非常的失望，不过却斌没
韩非子名言名句大全 [标签:栏目] ，韩非子名言名句大全 1、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 2、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 3、欲成其事，先败其事。 4、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 5、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6、胜而不骄，败而不怨。 7、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 8、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9、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 10、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11、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12、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 13、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 14、事有举之而有败，而贤其毋举之者。 15、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16、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17、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 18、自见之谓明。 19、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20、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21、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22、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 23、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24、悬衡而知平，没规而知圆。
25、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26、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27、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28、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29、臣得树人，则主失党。 30、圣人之治民，先治者强，先战者胜。 31、慈母有败子。 32、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 33、千里之马时一，其利缓；驽马日售，其利。 34、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 35、举世有道，计入有计出。 36、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 37、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快，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38、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 39、行成于思，毁于隋。业精于勤，荒于嬉。 40、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1、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不吹毛而求小疵。 42、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43、不吹毛而求小疵。 44、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 45、道私者乱，道法者治。 46、势不足以化则除之。 47、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 48、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 49、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
集大成者韩非子丨抱法、处势、用术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把人性恶的思想教给他，并告 诉他要对人进行教化。韩非子接受了前者，在他的一双冷 眼中，对人性的丑恶看得比荀子还要深刻；但韩非子放弃 了后者，他不相信卑劣的人性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他倡 导法制，认为只有法令的威慑，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欲的控制。 控制，主要就是针对恶的控制。归结到个人，是对个人的 懒散、邪恶、贪婪的控制，是对人群的愚蠢、盲目、冲动、挑衅和攫取的控制。一个人只有求善的信念是不够的，还 要有制恶手段和疏导流溢的生命欲望的勇气。 1.何谓控制力 韩非子的学问是帝王之学，在今天被转化为“管理学”之后，也常被作为领导者的专利。那么，这是否是一部与普 通人无关的书呢？非也。韩非子讲的控制力，是我们每个 人生存于世上必备的能力。比如，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一个 普通员工，韩非子说：“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意思是说，对于公司的某项业务，自己还不清楚的 时候就急着发言，这是不聪明的；明明知道却保留意见， 这是不忠诚的。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已经非常睿 智地指出了职员品质的两个核心：智慧与忠诚。而这两点 都集中表现在职员对于语言的掌控上：或者不能克制自己，急于表达未经详细调查和论证的观点；或者不能催动自己，由于胆怯或疏远而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主张，都是不正确的。 这不是一种邪恶的学说，而只是一种基本的生存能力。 2.“强国之道”的理论家 人群的情绪需要鼓动，反对的意见需要弹压，人们的贪欲 和攻击欲需要反复地利用。韩非子却不是这样强悍的男人。相对于他伟大的帝国控制梦想而言，他没有什么与生俱来 的权势。在一个纵横游说的时局里，他是个天生口讷的结
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比较 材料一韩非提出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认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②韩非还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据《韩非子》材料二③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好是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都难免有感情……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理智。法律所未及的问题或法律虽有所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是有的。这时候④就需要运用理智,那么应该求之于最好的一人抑或求之于全体人民……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于腐败,这已经很明显了……(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⑤(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有野心……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于是,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掌握政权。 ——摘编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材料一主要展现了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其中①说明他主张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②反映了韩非子主张变革和实行法治。材料二展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其中③说明他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④说明他主张实行民主政治;⑤说明他认为中产阶级最适合执掌政权。两则材料论述了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凸显了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学科核心素养。 【问题设置】 (1)根据材料,概括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种政治思想的命运并说明其原因。 第1页共1页
《韩非子.说难》阅读练习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各题。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 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8．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则见下节而遇卑贱下节：节操低下 B．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显：显赫 C．人间往夜告弥子间：抄小路 D．柔可狎而骑也狎：戏弄 9．下列各组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 而说之以厚利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B. 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 武公怒而戮之 C. 因问于群臣 我欲因之梦吴越 D. 厚者为戮，薄者见疑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 10．下列对文中语句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大凡游说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让自己的说法适合他 B. 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 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 C. 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 D. 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
关于韩非子介绍的用术材料 发表时间：2010-4-8 12:19:00 阅读次数:60 所属分类：2010年本科教学 关于韩非子介绍的用术材料 1．众端参观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韩非子 （1）卫灵谷庞信弥子瑕，对其言听计从。一个侏儒巧妙地讽谏卫灵谷说：“我做了个恶梦，梦见灶坑，今天见了公，是梦应验了。” 卫灵谷不高兴说：“我听说见到君主应该梦见太阳，能怎么能说梦见灶坑呢？”侏儒说：“太阳光茫照天下，一件物品是遮不住的，君主之明，可以照见一国，一个人也是挡不住的。而灶坑的亮光，一个人就可以挡住。是不是有人在‘蔽君之明’？如果是这样，我梦见灶坑，还是对的。” （2）鲁国叔孙氏有个爱臣叫竖牛，竖牛欲杀叔孙氏的儿子壬，就对壬说：“鲁君赐给你的玉环，你可以佩戴，我已向你爸爸请示过了。”但回头他就报告叔孙氏说：“壬和鲁君过从甚密，鲁君还赐了他玉环，现在就戴在身上呢！”叔孙氏召见王，果然如此，一怒之下将壬杀了。其后，竖牛唆使叔孙氏杀了另一个儿子丙。后来，叔孙氏病了，竖牛借口叔孙氏不愿听到嘈杂声，将服伺的人都赶到外面，叔孙氏无饭吃而饿死。 韩信评论说：“听所信之言，而子、父为人戮，此不参之患也”。 2. 必罚明威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 ---韩非子 成獾对齐王说：“王太仁慈，不太忍人。”齐王高兴地说：“太仁，太不忍人，岂不是美德么？” 成说：“这却是臣下应做的，不是君主应当做么。做臣下的，只有具备仁慈之心，才可以同他谋事，只有具备不恶人之念，才可以与他接近。大王太仁慈于薛公，使得大臣成了权臣；太不见忍于王室田氏，使父兄犯法却从不惩治。权臣擅权，兵弱于外；父兄犯法，政乱于内。内乱，外弱，这是亡国之道。 以下是一个不折不扣并不惜一切代价惩罚违法者的事例。 卫嗣公时，卫国一个犯人逃到魏国。这个犯人懂医道，为魏襄王的王后治好了病。卫嗣谷听说后，派使节持五十金到魏国买罪人，五次交涉却不成。卫嗣谷又下令提高交换条件，以“左氏”这个大邑换罪犯。群臣劝阻说：“用一个城邑换一个罪犯，太不值得。” 卫嗣公说：“‘治无小而乱无大’，治理国家如果不从小处入手，大乱就合随之而起。该惩罚的不惩治，该诛杀的不诛杀，这叫‘刑罚不必’，虽有十个左氏都邑，也无用。该惩治的惩治，该诛杀的诛杀，这叫‘刑罚必’。刑罚必就能树立法律的威信，虽然失去十个左氏都邑，对治国也是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