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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证持续增长的势头不致中断。一是一系列应急措施。1993年6月,宣布了稳定经济的“十六点计划”,包括金融、财政和投资等几个方面。这一计划的实施,使过热的倾向得到缓解。二是根本性措施。在这次调整中,中共中央认识到克服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最重要的突破是: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要方面的改革拟定了方案,绘制了蓝图。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上述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由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从1993年7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果断作出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宏观调控从整顿金融秩序人手,通过调整资金投向,清理和制止乱集资和违章拆借,金融秩序明显好转,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也随之开始降温,投资膨胀受到抑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得到缓解,经济发展避免了大的波动。而后进行的财贸、金融、外贸外汇、投资等宏观体制改革,着眼于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问题,巩固了宏观调控的成果。

具体包括:严格控制资金的流动,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96年底,过热的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混乱状况得到治理,持续三年之久的高通货膨胀大幅度回落,1997年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经过4年多的紧缩,从1995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1996年相比,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0.8%,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2.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步下降,1997年GDP 的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降到8.8%。总之,实行了4年半之久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消除了突出的金融风险,解决了投资膨胀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总的看来,经济的状态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逐渐显露出来。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发展,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经济数据表明,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下,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1992-1994年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199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国家针对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并随后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步回落,1996年降为6.1%,1997年降为0.8%。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1995-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5%、9.6%和8.8%,没有出现大起之后的大落,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软着陆”的主要经验是:(1)控制投资需求与加强农业、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2)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相结合。(3)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二、1998-200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积极有限度扩张

针对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情况,政府从1998年对宏观经济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即由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和积极扩大内需。但由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不同,1998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0%。1998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350亿元,比1996年第一季度的980亿元(因1997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1996年相比)减少约2/3。与1997年同期相比,1998年1月GDP的增长率为7.2%,2月降到6.8%。出口形势更为严峻,1998年计划出口增加10%,这表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不足,实际第一季度增长13.2%,但第二季度降到 3.3%,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1998年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中国连续几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包括如下措施:

(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998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100亿元。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1998年8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1080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于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8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中央财政赤字达到960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460亿元增加500亿元(增发的1080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500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500亿元,另有580亿元1999年转贷给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1998年第三季度GDP 增长7.6%,比第二季度快0.8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增长9%。1998年全年GDP 增长7.8%,接近8%的预定目标。但是,由于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1999年才充分显露出来。

1998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19.5%,表明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1999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策的投资。结果,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左右。中央财政支出增加946亿元,中央财政赤字达1503亿元。显然,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同样可引发通货膨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并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开始着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2、1.7、1.8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事实证明,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比其他任何

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更好地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它的增长仍然接近8%——这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标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公共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1]但是,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偏差同样是明显的。由于单向片面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调控另一方,仅仅在“市场需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需求刺激与供给推动较好地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来,中国连续几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根本性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面。

(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从松)

在货币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1.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量。1998年为配合财政增发1000亿元特种国债,银行相应地增加1000亿元贷款与其配套,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6.7%。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等手段,增加货币供给。1998年底M0比上年增长10.1%,M1和M2则分别增长11.9%和15.3%,仍比1997年慢,但比1998年上半年末加快,M1快3.2个百分点,M2快0.7百分点,也就是说,下半年货币供给的增长加快。

2.降低利率。1998年三次降低利率,金融机构法定一年期存款年利率由1997年的5.76%降至3.78%,但实际利率仅由1997年的7.2%降至5.7%,1998年第二季度为7.4%,仍高于1997年,1998年第三季度之后实际利率才低于1997年。由于实际利率仍高,利率下降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不明显,不过对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降低成本还是有作用的。

3.推广消费信贷,增加消费需求。1998年开始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开展了消费信贷。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还对扩大消费信贷提出了意见。消费信贷有助于增加消费需求,但受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居民普遍尚还不情愿用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消费,因此,推广消费信贷对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在短期内还很有限。

4.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增加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为增加外汇储备,除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外,还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商业银行开展对小企业的贷款。

总体上看,扩张的货币政策从1998年第二季度后才逐渐到位,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渠道仍不大畅通。这是由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占其资金来源总量的比重下降,它们已很少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因此中央银行难以利用再贷款扩大货币供给;由于出口下降,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减少;由于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投放资金也遇到了困难。此外,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也有困难。这是由于企业和居民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和实际利率仍高,降低利率并未使贷款有明显增加,而存款却继续快速增长;由于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风险的防范,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也更加谨慎;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各商业银行提高了备付金率,从而又降低了货币派生能力。

(三)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

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1998年中国出口仅增加0.5%。而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超过20%(1995年为21.7%),1997年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达3.6%。说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不小的作用。

为了增加出口,政府加强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1998年扩大了实行出口退税的商品种类,提高了退税率,中国的增值税为17%,出口退税率还低于此。

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亏损和倒闭增加,国有企业加快改革,都使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9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而实际失业人数远大于此数。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了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1998年有600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

在供给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和措施。采取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等。一些城市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有些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门。此外,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钢铁等进行调整,压缩其生产能力。

总而言之,从1998年开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由紧缩转向扩张。1998-2002年,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扩大内需方针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2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配套相应增加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带动经济景气回升。同时采取鼓励民间投资和增加公务员工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鼓励出口的措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随后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1998-2002年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7.8%的较快增长,在国际被誉为“一枝独秀”。这和宏观调控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是分不开的。但经济情况尚未根本性好转,通货紧缩仍在继续,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不小的差距。

三、2003年下半年至今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双稳健”

进入2003年,中国继续实施自1998年10月开始的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然而,200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由1998年的17亿多亩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15亿亩,为建国以来最低水平;粮食产量连续下降,由10246亿斤下降到8614亿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由824斤下降到668.6斤,是22年来最低水平。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万亿,增长26.7%,在建总规模约16万亿元,相当于近3年的工作量。2004年第一季度又增长43%,增幅之高是多年以来所没有的。部分行业投资增势强劲,结构矛盾突出。2003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2.6%和121.9%,2004年第一季度又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2004年初,钢材已形成的生产能力3.1亿吨,在建规模1.5亿吨,拟建的还有5000万吨。按此,全部建成投产,总规模将达到5.1亿吨,大大超过市场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类似。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投资膨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是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二是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三是投资膨胀、煤电油运

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如不采取措施,早晚会传导到最终产品。如果任凭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发展下去,最终势必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从2003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伊始,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势,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来治理;又不同于前几年经济偏冷和经济紧缩趋势,需要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一些部门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针对国内出现了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2003年下半年至今中国政府再次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此次加强宏观调控,有以下几个特点:(1)预见性强,措施及时。早在2003年6-9月,国家就从规范房地产发展、土地管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相继采取了措施。2004年4月,根据第一季度部分行业投资继续膨胀的问题,国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调控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较大幅度地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4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暂停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审批;对一些行业和方面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公布对“铁本事件”的严肃查处等等。这些措施在时间上比较集中,包括采取行政手段,形成组合的措施,力度明显加大。至今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得到了抑制。(2)有紧有宽,措施灵活。密切跟踪经济形势,采取渐进的方式,在保护投资和经济增长中正常的合理部分的同时,逐步解决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等问题。同时采取减免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明显回升。(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这使得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更为明确,同时,贯彻宏观调控措施成为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两方面互相促进。2003年以来的实践表明,此次加强宏观调控在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抑制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同时,不仅没有影响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良好发展势头。

2003年下半年以来,对中央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一直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央政府限制投资过度扩张的宏观调控,维护宏观经济大环境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各地方、各行业的发展和利益,然而从目前看,同某个局部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也是很自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外部性,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一般都是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事先当然要掌握大量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做出准确判断。但不可能等到各方面认识一致了,才去做出判断和采取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管理理论

1.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2.学习型组织理论3.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4.最新趋势 1.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 2.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 (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2.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考作文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考作文题 ·1990年 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去园,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不好,每朵花下都有刺”;另外一个女儿告诉母亲,“这里真好,每个刺上面都有花”。根据这一材料展开描写,写一篇议论文。 ·1991年 1、描写圆的想像物; 2、就“近墨者黑”或“近墨者未必黑”写一篇发言稿参加辩论。 ·1992年 清理路旁的脏物:1、根据提供的材料加以设想,记叙他们中的谁又怎样回来清理这个地方;2、选择所提供材料中的一个或几个人物(包括“我”)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展开议论,写一篇议论文。 ·1993年 一、一段圆规的说明文(200字) 二、根据下面的材料,写一篇记叙文,题目自拟,不少于500字。 夏日的夜晚,院子里,梧桐树下…… 啪!随着细微而清晰的一声爆裂,梧桐树的一块老皮剥落了,露出鲜嫩的新皮。 女儿对老树皮发出一串赞叹…… 儿子对新树皮发出一串赞美…… 父亲听着,看着,深有感触地说:“我希望人世间一切都能像你们俩所说的那样……” 要求:①对环境和气氛加以具体描写;②写出女儿、儿子的具体话语和父亲未说完的话,写出人物神态。 ·1994年 以《尝试》为题写一篇记叙文,不少于700字。 ·1995年

阅读寓言诗《鸟的评说》:1、任选寓言诗中的两种鸟,展开想像,以《××与××的对话》为题,写一个200字左右的对话片断;2、根据《鸟的评说》,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生活实际,展开议论,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议论文。 ·1996年 仔细观察《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完成两道作文题。 1、用说明文字介绍两幅漫画的画面内容; 2、以“我更喜好漫画《×××》”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1997年 材料1:小新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小牧到1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高中一年级,一背就是6年,1000多个日子。 材料2:某杂志社作调查:“你对同学最赞赏的品质是什么?”调查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乐于助人”。 材料3:某单位在一些青少年中作不记名问卷调查:“你如果遇到别人碰上麻烦事时会怎样对待?”回答“悄悄走开”的人不少。 根据材料1描写背同学上学的情景;根据材料2和材料3,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1998年 现在中学生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那么你是怎样的呢?从后面两个题目中,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情况的题目,举出实例,写一篇关于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 ·1999年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科学家又对记忆移植进行了研究。据报载,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小动物身上移植记忆已获得成功。他们的研究表明:进入大脑的信息经过编码贮存在一种化学物质里,转移这种化学物质,记忆便也随之转移。当然,人的记忆移植要比动物复杂得多,也许永远不会成功,但也有科学家相信,将来是能够做到的。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 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除诗歌外,其他文体不限。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即:1994-1997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降低高通胀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一次“软着陆”;1998-2002年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积极有限度扩张,扩大内需,降低高失业率,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第二次“软着陆”;2003年下半年至今政府采取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抑制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减缓物价上涨压力,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避免大起大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中国这些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及相关宏观政策措施,解决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问题,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和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94-199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适度从紧 1988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于是中国政府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1990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2.1%,居民消费价格上升3.1%。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1991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号召加快改革和发展。“南方谈话”推动了新的改革热潮,也促进了经济的上升势头。在1992年国民经济新一轮高涨中,地方、部门、企业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但中央政府的领导部门对于推进改革显得消极被动,没有采取措施来推进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改革长期落后的部门。同时,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各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划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等方面,很快掀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债券热、股票热、期货热等经济气泡,经济迅速达到过热状态。由此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通货膨胀开始攀升,并且在达到高位后长时间居高不下。到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结果导致了比1988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1993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集团化、金融国际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 第一,跨国流动的巨额短期资本同实物经济越来越脱节,变化大大决于实物经济的变化,严重“虚拟化”,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因此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这种虚拟资本往往可以用较少的本金控制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于己的资金,投向风险高、回报高、周期短的外汇、股票、期货以及衍生工具等市场。它们抓住某国经济结构中的弱点进行炒作和投机,且其流动不遵循实物经济的逻辑和规律,而主要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左右。因此,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无序、不可预测的跨国流动;这种不受实物经济规律约束的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反过来对实物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更加活跃,高潮迭起。80年代以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在东道国新建项目来形成生产能力,进入目标市场。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跨国投资则主要以兼并和收购方式实现,并一次次掀起并购热潮。通过同行业并购,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得以优势互补、增强实力,直接借助已有的资源和渠道迅速有效地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据

统计,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约占全球并购总额的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占20%。1997年以购并方式实现流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58%,价值高达3420亿美元。欧元启动后,欧洲资本大市场的形成将迫使欧洲的企业、金融机构大规模合并重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资本追求利润和投资安全的双重属性,在跨国流动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对投资地的安全和增值可能性进行评估和权衡的过程。从流向上看,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30%流向发展中国家,且集中在少数社会政治稳定、政策完善宽松、经济发展较快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90、1995、l99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高达79.3%、70.6%和68%,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分别为20.6%、28.l%和30.2%,且主要集中在拉美、加勒比地区和南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非洲的份额极小。 第四,随着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加快,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功及其持续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便捷而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本地智力和社会综合资源(相对于自然国是否具有鼓励开发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拥有具备创造和创新潜力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是否拥有相关的配套产业和企业群,是否具备丰富资源而言)来加强其适应市场的竞争能力。因此,东道的知识、智慧和信息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 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 比较分析及其引起的思考 摘要:频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总共发生了四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对这四次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从成因背景、影响程度、各国治理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共性和特性分析,从而为我国经济在日后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金融危机;比较研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四次比较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衍生的金融危机(2007年至今)。从历史进程来看,金融危机频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普遍呼声,我国应当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分析探讨以前各时期、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特点,以期发现其中的一些共通之处,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上面提到的四次危机都是近期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深刻的背景原因。因此,本文分别从危机的背景和成因、危机的传递和影响以及解决危机采取的对策三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对上述四次危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有所启示。 一、四次金融危机简介 第一次是1992年9月的欧洲货币危机,又称“9 月危机”。是年9月,在欧洲外汇市场出现了大量抛售英镑和里拉、抢购马克的风潮,一时间,英镑和里拉对马克的汇价急剧下挫,在官方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英镑和里拉先后退出欧洲货币机制,实行自由浮动。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也受到重创。在这场危机中,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国的中央银行向外汇市场投人了近10 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约60亿美元。欧洲货币体系因此面临自建立13 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它迫使欧洲货币体系在短时间内两度调整汇率,这就给欧洲货币体系乃至经济与货币联盟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次是1994岁末199 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 94年12月19日墨西哥财政部长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次日,政府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以下内容为经由本人实践调查原创写作) 1990到200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作为九零后的我,从有记忆以来亲眼见证了我身边的变化,小到吃穿住行,交通通讯,大到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转变都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一时期国家做出了一项关乎中国国未来经济走向的重大决定——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实行。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继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推动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九十年代以前,由于物质条件较差,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基本都是定量供应。在粮食方面,供给的大部分都是粗粮,每人每月仅供28斤左右,勉强达到温饱,至于想要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更是天方夜谭。而九十年代以来,吃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到九十年代中期,定量供应制度取消,食物的数量与种类明显增多。细粮的大量上市,改变了从前粗粮主导的饮食结构。 在服饰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单一款式与色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日常的衣着穿戴也逐渐有了新的流行趋势,踩脚裤,文化衫,松糕鞋,流苏裙等成为了人们热捧的时尚。大波浪,富成头更是成为九十年代的经典发型。 这一时期,家电的普及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冰箱,电视,洗衣机作为新的“三大件”在家庭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见证。 交通与通讯状况在九十年代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九零年以前,一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说私家车什么的了。进入九十年代,公交车的数量大幅提高,车次明显密集,另外还有计程车的普及,更是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相当的便利。这一时期,电话在家庭中基本普及,逐渐改变着写信——邮寄——等待——焦急而不得回信的局面。而BP机更成为了通讯的新宠,这种可移动通讯设备的流行与现在人们对Iphone的追捧相差无几,更大程度的方便了通讯联络。而手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电脑与互联网开始进入家庭,同样成为这一阶段经济进步的见证。虽然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就它的便捷与速度而言,已然为日后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这一切的经济发展与进步都与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密不可分——下海经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政府对个体私人的经营不再严格限制,正相反,甚至更加鼓励“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抓住机遇,加入到下海经商的行列,一时间市场经济空前活跃,从而十分有效的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高。加之我国积极推进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初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并逐渐向国际靠拢。财富不断的积累,生产力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截至九十年代末,人们的平均收入甚至可达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十倍以上!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绝对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 199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发展的阶段,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正走在由温饱向小康发展的路上。生活物资的空前丰富,使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最近几年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动荡而频繁实施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让人们重新反思现代经济中有关泡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思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吗?本文把泡沫问题放到现代金融经济这个大框架内来讨论,以揭示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经济泡沫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买主中,大多属于只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的投机者[1]。但是,资产价格上升通常伴随着预期的反向变化并带来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加尔布雷斯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事件,而且还将 由金融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飚升,继而价格狂跌并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现象称之为“泡沫”[2]。 J·斯蒂格利茨在他的《关于泡沫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如果投资者相信某种资产能以高于他们的预期时,这种资产的现实价格就会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是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 (1)泡沫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2)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的盛行和猖獗; (3)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4)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与经济泡沫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费雪认真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同时出现负债过度(over-indebeteness)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现象是多种市场产生大动荡和经济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为减轻债务而采取的行为导致物价下跌,以致陷入实际利率上升、借款人实际负债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对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顿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详尽描述。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最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负债-通货紧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种选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不稳定的运行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模型[3]。 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诸要素是确定的,其他的相关情况也都是预知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测量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而在凯恩斯构建起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交易作为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经济行为来分析,并十分重视考察与经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诸如货币持有量、利率、资产价格、设备投资等。在凯恩斯模型中,列举出了“危机”的概念,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稳定条件下人们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建立了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由此推断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在组织有序的投资市场上,如果一旦人们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率倘若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泡沫。1987-1977年日本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凯恩斯“不确定性模型”的应用性提供了佐证。 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thefinancial instability hpythesis)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在下列三个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当今理论界研究经济泡沫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 (1)在“以投资为中心解释经济周期”中融入“投资的金融理论”,并将金融制度、金融惯例的变革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2)在资本资产的价格形成和设备投资决定方式的框架下,考察经济主体的债务结构及将来还本付息的合约内容; (3)重视预期的形成,并强调贴现率与金融市场的利率随资本资产的流动性评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借款人金融债务派生出的本息及其实际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将资金借方的金融理财划分为套期保值金融、投机金融和庞兹金融三种类型,并强调景气时期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借款人从避险金融向投机性金融的转移过程,而在金融缩水和泡沫崩溃过程中,主要的变化趋势是由套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1、全球化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兼并重组成为重要主题,新的管理 思想和技术大量涌现和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比重下降(围绕团队 和流程重组,以提高成本有效性、企业灵活性及反应速度)。查尔斯.汉迪的 生产率和利润公式:用原来一半的人,支付两倍的薪酬,创造三倍的价值。 2、技术变革与服务经济势不可挡。计算机从提高效率工具变成群众沟通、组织 学习、知识分享工具,网络及通讯商业应用导致一部分工作消失和产生、工 作方式变化,服务业效率提高支付高薪酬、相应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经济3、对个人及组织整体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表现为能与企业区别、员工现有的知识能力(外在)、态度、动机、价值观、 行为(内在)等。 背景 4、客户的预期和期望不断提高。在传统基础上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应调整组织设计、领导技能,建立与客户满意度联系的绩效制度。此外,客户 概念延伸到组织内部。 的 5、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越来越短。职能型组织的审批制不能适应市场,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增加灵活性和效率,向员工授权,要求员工获得更多能力。变化 6、对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供给和使用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员工向智能型转变,对员工更大授权,员工学习新知识技能,承担更多风险,新员 工更关注发展、自主挑战。雇佣由终身承诺变为绩效契约。 1、组织设计与工作设计:职能型向市场导向组织结构转变,个体向团队转变。 2、沟通方式:垂直(决策方向单一)向平行(信息水平流动)。 管理 3、职业保障:靠贡献而不是靠忠诚。 实践 4、对待风险和错误:允许合理犯错误,要求承担风险。 的 5、创新活动:由专门部门到所有员工,要求持续创新。 变化 6、经营战略:企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做得有效率,做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 7、组织有效性的来源:从裁减人员、削减费用到提升质量和服务。 8、对变革的反应:由被动地使外部效应最小化到开拓外部市场抓住机会。 9、满足客户方式:注重客户潜在需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公共艺术在中国也叫“城市雕塑”,这个不太贴切的名称实际上也象征了中国公共艺术从幼稚状态开始的起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这条路基本上通过市场招标来作为主要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公共艺术主要分两大块:一块只由政府建设和规划项目内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等。 这主要是通过政府城市雕塑委员会来负责实施。另一块是由企业、地方政府等通过市场进行招标的地产项目来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 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个平等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市场上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诸多非市场元素还在其中产生影响。另一个影响中国公共艺术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公共艺术启蒙的缺乏。民众不太理解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决定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交给谁创作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也不太具备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的基本素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学院培养公共艺术人才是当下急务所需的。作为一名公共艺术家,一个能进行商业谈判和企业管理市场经营者,一个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有深入了解的文化实践者。在公共艺术实践中,大部分雕塑家习惯将自己的架上纯雕塑作品放大做成城市雕塑,这样的雕塑往往不是过于个人趣味,就是离公众的文化心理隔得太远。这种将城市雕塑纯艺术化的做法使中国的公共艺术一直没有定位清楚真正的公共艺术概念。这也使中国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成为公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很多雕塑家在公共艺术市场上不是很成功,同时也让那些个人趣味极强的跟公共空间不搭调的城市雕塑在城市街头成为一种强制性和文化暴力。 “什么是公共艺术”

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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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冷战时代的结束,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成为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精益思想、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组织扁平化理论、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和最新趋势。 一: 精益思想: ?精益思想的产生背景 精益生产(LP—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17个国家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精益思想 精益生产: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 精益思想:是指根据用户需求定义企业生产价值,按照价值流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要保留下来的、创业价值的各个活动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 拉动产品成产,而不是把产品硬推给用户,暴露出价值流中所隐藏的muda,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精益思想的五个原则 (一)根据客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 精益思想的关键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只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即价值只有在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 来表达时才有意义 (二)识别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 识别价值流的含义是在价值流中找到哪些是真正增值的活动、哪

些足叮以立即去掉的不增值活动,即浪费。精益思想要求价值流域中的 各个企业重新思考其经营方法,共同发现浪费,消除浪费。 (三)使价值流动起来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如部门的分工、大批量生产等等。阻断了本应动起来的价值流。精益将所有的停滞视为企业的浪费, 用持续改进、JIT、单件流等方法创造价值的连续流动。 (四)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值流 理解拉动思想的最佳途径,要从一个实际客户表示对一件实际产品的需要开始,然后倒推至,把合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 而不是把用户常常不想要的产品硬推给他们。拉动原则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能抛开预测,直接按用户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 (五)追求尽善尽美 价值流中浪费的步骤不可能通过一次改善彻底消除,浪费是被不断发现和具体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前的价值流状况设定一个新的 目标,重新开始流动和拉动的过程,发现和消除更多的浪费,不断地持 续这改边过程。 二: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理论: 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2.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理论产生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摘要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看看周围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我国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流逝,我们的道德也被一点点地冲刷掉了,道德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亟需正视国学以及国学教育,但国学教育如何有效地展开发挥其德化育人的功能值得我们研究,而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正在接受国学教育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学生入手,从他们学习国学的过程、内容等多个方面审视当下的国学教育。。本研究从校外培训机构中接受国学培训的小学生入手,通过发放问卷辅以访谈,了解了当下小学生国学教育的现状以及原因。小学生学习国学之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当下小学生有多种渠道接触国学,但小学校国学教育缺位,小学生深入接触国学机会较少,参与培训的小学生参与意识较强,但多是带着功利心目的学习,而在课外学习中缺乏主动性。校外培训机构中所学国学内容上贴近生活,内容多样,但无法形成系统,教材权威性让人质疑。针对小学生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要加强小学对国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将国学融入校园文化中去;其次,关注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合理引导小学生对国学教育的看法,避免盲目跟风或全盘否定的倾向;再次,注重教材编写,加强师资培训;最后,社会多方助力增加小学生接触国学的机会。 关键词:国学;国学教育;小学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一股“文化热”的发展,“国学热”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我国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苏醒、民族自尊心增强的背景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繁荣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步凸显,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官员腐败、子女不孝、各种大学生伤害事件等情况接连出现,尤其是小学生一代出现的道德问题让国人倍感焦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家将传统文化提到了发展的关键点上,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国学,也日益成为社会大众学习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试图从国学中所包含的经义中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国学强大的道德感化能力让社会各方投以瞩目的眼光,一次次拨动着大众的神经,于是国学就从高校专门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在大众中普及。2006年1月,《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版专栏,基本的国学知识开始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和于丹女士合作讲授《论语与人生》,开启了国学系列栏目《百家讲坛》的序幕。随着栏目的播出成功,2009年国学普及开始走向小学生,在央视二套财经频道推出了以“开心学国学”的一系列知识竞赛为主题的《开心辞典》栏目,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主流媒体的参与下,国学越来越多被国人了解,国学教育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己经不再满足于对国学的简单了解,而是想对其有深层次的学习,于是学校变成了国学教育展开的一大阵营,社会上的校外培训机构也积极筹建各种国学学习班,读经运动、私塾书院的出现在当下看来也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小学生接受国学教育、尤其是在蓬勃兴起的校外培训机构中接受国学教育的的现状到底如何,却很少有人关注,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调查从这个角度出发了解现状发现问题,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绪论 (一)问题的缘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一股“文化热"的发展,“国学热”在中国大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进口车之日系情节

汽车消费的黑白年代:十多年前种下的"日系情结" 1988年-1998年中国汽车消费的黑白年代 ★关键词 “下海”“拼装车”“罚没车”“套牌车”“广东日系车情结” 上世纪90年代,进口车卖得特别贵,佳美要60多万元,进口雅阁要40多万元,富豪(今称沃尔沃)、凌志(今称雷克萨斯)400都是70多万元一辆。 即使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也觉得难以承受,再加上正规渠道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少,许可证也被控制得紧,有钱人被迫想尽办法买走私车或者套牌车。 政策的含糊不清、管理的严重缺陷造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走私车、套牌车市场,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不过大量走私的日本车来到广东,满大街都是佳美、皇冠、公爵,这倒是“无心插柳”,培养出了今天广东人浓重的日系车情结。 卖组装雅阁赚钱 毕业后,何威进了当时广州一家汽车厂。 那是一家做汽车改装、加工的工厂。“其实毕业前我没想过搞汽车方面的工作,虽然学的是这个专业,但那时年轻人很流行自己创业,去南方、特区做生意、淘金,我当时想的是这个。”何威说。 当年,汽车一点都不热,他的师兄愿意去广标竟然是因为听说工厂里到处有冷气——不过何威最终还是来到广州这家商用车厂。 这家组装厂当时的产品现在看来有几分可笑:将广标生产的标致皮卡单排座改成双排座销售。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喜欢双排的车,能多坐人,但固执的法国人又不愿意做这样的改变,所以就把车买回去改了再卖出去,还很好卖。 当时工厂还有个非常赚钱的业务就是组装本田雅阁。雅阁当时是SKD进来,因为是配件,关税就非常低,厂里把车装配起来,再把本田的LOGO换成羊城厂的LOGO。其实,这种组装的成本只有3000块左右,但是卖出的车是30多万元。 一辆车利润很高,能赚几万块,很多人想买,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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