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9日/第013版
文化周刊
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
汪晖
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
19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变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变迁的回应。由于这一变迁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夺形式为动力，所谓回应不可避免地是学习和抵抗的双重过程。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终于有了它的日文节译本，我由衷地高兴。2005-2006年，我曾以此书若干章节为中心，在东京大学开设研究生讨论课程。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前辈和同行曾就此书举办过三次讨论，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匪浅。这部著作长达1700页，共计四卷，各卷有一个题目，分别是《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初版于2004年，2008年又出版了修订版，现在的日文版主要由原著的导论和总论、新版序言及有关区域视野的独立文章构成，与其说是对全书各章节的概述，不如说是在各章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概括。对于并非中国思想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过于琐细的资料罗列和分析，适合于进行思想的对话，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这部日文本的出版，对我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不但有机会多次访问日本，向日本的前辈和同行请教，而且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和叙述也逐渐地成为我的思考和对话的对象之一。在这方面，我尤其得益于沟口雄三先生。我们相识于1991年为创办《学人》丛刊而在东京召开的学术会议，此后有了近二十年的交往。1993年春天，我们同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观。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由于此，当我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资源，并试图与之对话之时，我发觉这一对话不可能仅限于日本的中国观，也必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例如，日本中国研究中提出的近世和近代的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亚洲和东洋等范畴，离开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也是无法把握的。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新版序言中，我对全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反思。兹就四个问题做一点补充性的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日本现代史学在中古与近代之间，曾经提出过“近世”的概念，例如京都学派有关“宋代资本主义”的阐述就与“东洋的近世”的命题相互匹配。2000年，当我和几位来自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一起讨论“早期现代”问题时，我很自然地将这个概念与日本的“近世”概念加以比较。“早期现代”的概念与“近世”概
念有些相似性，显然留有某种目的论的痕迹，为什么我在批判目的论的历史叙事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一概念？在我看来，一切概念都是在运用中展示其意义，“早期现代”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认可现代性的目的论。首先，“早期现代”概念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作为现代性根源的叙事，从而明显地区别于“殖民现代性”、“革命现代性”或作为对于西方挑战之回应的“现代性”的其他形态，因此，这一概念包含着将“现代”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其次，不同于“古代-中古-近世-现代”的线性逻辑，我在书中反复论证“早期现代”不是一种确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线性时间的某一个点上，也并不意味着早期现代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普遍的或高级的现代性的到来。这一概念只是提示着不同区域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些“现代现象”，它们得以产生的动力和得以表述的范畴都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及各种伴生现象—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形式。第三，早期现代的概念为一种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关系之外观察和反思现代提供了可能性。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随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文化霸权的形态，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其他边缘区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之一，是诉诸“传统”及其价值对于这一进程进行批判性的抵抗。但是，传统这一整体概念只有在与现代的对峙之中才能成立（总体化），它无法从其内部分解出另类现代性的要素。早期现代的概念从认识论上提供了一种从另类现代的视野反思现代性的可能—如果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殖民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的现代，这一另类现代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在解释“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再做补充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帝国”概念的运用，以及对于“中国”范畴的解释。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与其他帝国史相比，中国历史的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人、满洲人等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中国王朝谱系之中？儒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些新王朝的合法性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儒家政治文化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在这类巨大历史事变和转折中呈现的“连续性”？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有关“汉化”和“胡化”的辩论之中。这一跨越了几十年的争论在最近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展开：“汉化”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主导性的模式，而“新清史”的学者反对将单一的、统一的中国视为一个自古而来的政治体，以“征服王朝”及其独特的族性认同为据批评“汉化”的中国观。从历史叙述上看，“新清史”在中国历史中区分出两个王朝谱系，即以北魏、辽、金、元和清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与宋、明等“传统中华帝国模式”相互区别，认为清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以八旗制度为依托的“种族性”。两派学者均承认清朝的多元性，但前者强调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一个持续不断的“汉化”过程，从而为从连续性的观点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前提；而后者将中国视为不断变化的符号，认为清朝多民族帝国以其制度和文化上的满清特性为前提，从而提供了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解释。从空间上看，这一观点也与欧洲的东方知识有关内中国（即所谓China Proper）和外中国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化”的提法源自晚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它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民族融合现象时过分地将这一复杂、多面的过程凝聚在“汉”这一概念之上。如所周知，“汉”这一概念本非种族的概念，但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正如国家、文明等概念一样，这一范畴也经历了种族化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由“汉化”概念折射出的中国概念弱化了“中国”范畴在历史中的变异及内部多元性。
我个人倾向于用“中国化”这一概念取代“汉化”的概念，其主要的理由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在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的同时，也力图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
王朝的谱系之上。这一认同是主动的，不宜于用汉化这一被动性的概念加以描述。例如，金、元和满洲统治者都曾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法律和制度安排及经学解释，建构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经由他们建构的“中国”，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化的概念不是将断裂与连续性的概念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统合于一个承认变化和多元性的中国概念之上。二、这些王朝的中国化既不是单一的融合过程，也不是单向的征服过程，它涉及复杂的“承认”关系。这一承认关系既包括中原地区的人民对王朝正统的承认，也包括周边王朝和欧洲国家在朝贡关系或外交关系中对于这些王朝（尤其是清王朝）作为中国王朝的承认。无论在哪一个层面，承认都不是单向的。例如，汉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清王朝的承认是与他们在王朝内部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我把它界定为一种不同于现代平等主义的争取平等的斗争；周边王朝对于清朝作为中国的承认也伴随着清朝将自身建构为中国王朝并承续中国王朝的世界角色的自觉努力。
三、中国化也是以王朝内部的移民、通婚、风俗变迁、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为日常生活的基础的。移民、通婚、风俗变迁、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这些变化和融合也包含着局部的伊斯兰化、蒙古化、满洲化和汉化过程，但在王朝建设中，这些要素最终以“中国化”为主导的方向。人们通常将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放在中国文明的开放性的范畴内加以解释，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开放性不同于单方面的吸纳和包容，不排斥紧张和斗争，也并未取消多样性。从王朝演变的角度看，开放性意味着一个政治过程，而一种承认宗教、文化和其他认同的多样性的文明也必然是政治性的文明。四、正由于此，“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单一性，无论是多民族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统一性都不能等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跨体系社会”，即一个跨族群、跨宗教、跨语言甚至跨文明的政治体，它的政治统一始终是以“跨体系性”为其前提的。跨体系社会，以及跨社会体系等概念，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也不同于儒教文明圈或汉字文化圈等范畴的认识框架，它提示了一种在异质与趋同的动态关系中理解中国及其政治文化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命题。现代中国承续了清代国家的人口、幅员和其他社会——政治遗产，但两者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差异。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连续性的角度论述两者的关系。从王权到共和的转变，从农业-游牧帝国向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公民权、人民主权、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清晰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范畴、民族和民族区域等概念、阶级、政党和党国等体制等等都是全新的范畴，我们无法在旧有的政治文化中给予解释。无论如何判断共和的成败得失，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是革命性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是与如何界定这一革命性变迁及其内部张力密切相关的。如果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命题与“早期现代性”的命题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首先，“早期现代”为此后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各种要素，但“早期现代”与19世纪的大转变之间并不存在直线的连续关系。后者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例如，宋明理学中产生了某种个人的自觉，但这种个人的自觉与以财产权为中心的近代个人主义并没有直接的连续关系；又如，17世纪以降，清朝对于边界的勘定是其帝国建设的有机部分，这一现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对于边界的热衷有些相似，但两者的动力和隶属的规则系统是截然不同的。与此相似，现代思想也不是一个单向的潮流，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和抵抗存在于不同的思想之中。由于“早期现代”的概念论证了一种存在于近代资本主义范畴之外的现代现象，从而也为超越传统-现代的线性框架去理解现代中国思想提供了可能。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命题也包含着从早期现代（而不是通常所谓传统）的角度审视现代性的必要性。
其次，抵抗与合法化的双重过程发生在许多历史时刻，并不只是19-20世纪的单一现象。例如，宋代儒学、尤其是其天理观是适应着贵族制度的瓦解、郡县制国家的正规化、交通、贸易与新的市场关系的形成、城市和社会流动的发展，以及周边关系的演变而产生的，但所谓“适应”也包含着对于这一过程的批判和抵抗。新的社会主体性是通过这一适应与抵抗的双重过程才得以
确立的。19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变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变迁的回应。由于这一变迁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夺形式为动力，所谓回应不可避免地是学习和抵抗的双重过程。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和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激烈抵抗而产生的现代运动；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范畴内，中国的实践也包含着对于社会主义的主导形态的抵抗。没有内在于这一中国现代运动的抵抗逻辑，就无法解释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诞生。晚清和民国的思想人物，无论持激进或保守的立场，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寻求是与对于现代的反思、甚至抵抗相互纠缠的。
第三，“反现代的现代性”没有将对现代性的批判置于文化特殊论的框架之下，而是以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关系为前提，力图重构现代性的平等政治。例如，现代思想家揭示了现代平等主义对于不平等现象的合法化，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平等的价值，而是重构和深化对于平等的理解，并构筑相应的政治-社会方案。这是一种立足于独特历史情境的平等政治，它是普遍主义的，而不是特殊主义的；它对中国的独特性的关注被置于现代世界的具体历史关系之中。因此，“反现代的现代性”不是以特殊主义对抗普遍主义，而是立足于现代时势，通过揭示“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阶级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性质，力图创造一种独特的普遍政治。在这里，“独特的”一词不同于“特殊的”概念，它并不诉诸一种与现代性截然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他者（传统、东方等等），而是立足于具体情境中的创造性活动，以显示事件（如中国革命或变革）的普遍意义。我们可以从晚清以降的一系列事件中辨识出各种传统的或非传统的要素，但它们既不能解释为传统的单纯延续，也不能解释为对西方或其他文明的简单模仿。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也是能动的创造过程。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命题。19世纪中晚期以降，中国和整个东亚社会经历了一种话语转变，科学和科学话语几乎渗透了整个现代进程。科学话语的边界持续地扩展，远远超出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最终成为最为普遍的话语形态。它甚至穿越了民族语言、方言和宗教的藩篱，重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但是，科学话语的普遍化并没有像早期思想家预想的那样，导致了一个彻底“脱魅”的世界，恰恰相反，伴随着20世纪政治的衰落，宗教和其他信仰形态也以空前的规模潜滋暗长。如果说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世俗话语控制了整个现代政治领域，那么，宗教和其他信仰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再度归来；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正是科学和技术时代的去政治化和去价值化的后果。我在“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等范畴内，通过对于现代思想内部张力的分析，力图挖掘现代公理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和批判潜力。例如，在现代公理观中隐含着与不同形态的天理观的对话，也存在着最为激进的否定性的公理观或反公理的世界观。对这些思想和要素的探索不是为过去招魂，而是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探索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一项未完的探索。衷心地感谢本书译者石井刚先生，以及参与筹划翻译工作的村田雄二郎先生，也衷心地感谢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先生、小岛洁先生。没有他们的长期关注、推动和努力，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在本书出版之际，我特别地怀念刚刚仙逝的沟口雄三先生。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后，我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对于20世纪中国的重新思考，至今仍在艰难的跋涉之中，但沟口先生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在我的思考中回荡。对话在持续着。幸运的是，2006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一书，而青木书店又于近期将我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西藏问题和琉球问题的讨论以《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为题结集出版。这是一些新的未完的探索，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上延续和回应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思考。我期待着这些未完的探索能够给我带来与日本读者和同行深入对话的新契机。
（本文是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本（简本）所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岩波书店出版。）2010年12月3日星期五于北京
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文摘要：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联系在于：凡是世界的，都是民族的。离开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差别在于：并非一切民族额都是世界的。新世纪里，面对历史悠久的民族艺术传统，我们要从根源、借鉴与融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传统在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性并把它发扬光大。 关键词：民族艺术传统民族性世界性辩证关系艺术发展中国 引言：关于艺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有以下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艺术的世界性超越民族性：由于时代的前进，文化艺术同经济一样会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趋于统一，形成具有同一特点的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艺术潮流，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化艺术将成为今后世界艺术发展的主流；其二认为艺术的世界性同样具有民族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艺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艺术民族性认识的深入，只有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族艺术，才能使艺术作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我认为，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既不能等同，也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正文： 一、艺术的民族性 （一）艺术的民族性是指“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 具有民族性特点的艺术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 艺术的民族性来自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来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特殊性。 ①而民族精神的差异性就必然造就民族艺术的多元性。艺术的民族性，是艺术成熟的标志。 针对西方和东方这两个代表文化详细谈论，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 （二）首先，不能盲目的接受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对待艺术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和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不顾国情和自己的传统盲目照搬现代诸流派艺术，则是在落后状况下民族自卑心理的表现。这种态度除了反映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无知，同时还包含着一个误解——即将经济和物质技术上的进步和艺术发展水平混同为一了。 其次，也不能盲目的排斥西方文化，夸耀本国文化。正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乞丐大言不惭地向人们诉说其祖其父曾经是如何如何的高官巨富时，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同情他，甚至有人会骂他是败家子。先贤
诗歌的民族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基石 ————“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研究综述 文/解非 [内容摘要] 诗歌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灵性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综观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大致呈现出三种形态：诗意综合性、文化地域性、风格个性化。少数民族诗人是当代诗歌界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他们的诗歌始终坚守着一种神性的自觉的虔诚的信念，恪守民族的品格，叩问时代的精神，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气质、思想内蕴、审美旨趣、文化心理对于当代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缓冲和存续的作用，诗歌的民族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基石。 [关键词] 民族智慧、民族的形象、民族诗人、诗意综合性、文化地域性、风格个性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几千年过去了，许多诗篇还广为流传，同时，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广阔地域间共同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这五十六个民族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诗歌表现自己民族的情感和历史，诗歌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灵性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他们与汉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诗歌艺术。 诗歌的民族性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也凝聚了一个民族丰富质朴的思想感情，优秀诗作不可能建立在海市蜃楼上，它必定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坚实的肩膀上，立足的基点就是其民族性和民族传统，同时，它也一定是我们的时代诞生的孩子。每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平等自由生存的理念，
这种心态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才是人性的本真本源，才是诗歌灵魂的实质所在，可见，骨血是一个诗人的气韵，心灵是一个诗人的宇宙。一如华兹华斯说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他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呈现传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在追求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时候自动肩负起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认识到诗歌作品对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通过诗歌的形式让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得以传承，具有很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可以说2010年度评选的“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基本代表了最近几年少数民族诗歌的最高水平，这些诗歌紧扣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这些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的一首首诗作，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并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创作思想多元化，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不言而喻，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繁衍及其民族血缘宗系的传承过程，同时还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传承，正是文化的传承使得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地发展进步，这种传承、意识和情结表现在创作上，自然让其作品铭刻着民族印记、彪炳着民族性格、充溢着民族韵味、凸显着民族特色，每一个民族诗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情有独钟地对生养自己的民族热情赞美，并吸取本民族一脉相承的全部营养，创作出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而诗歌恰恰淋漓尽致的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命运、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社会性，从一个诗人的“天地之心”到一个国度的“国民之魂”。一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说的：“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诗人更是其中的杰出体现。
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问题： 有观点认为，近代中国接连不断的革命只是对外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对内则只实现了政权更迭，经济发展、人口、三农等现代化建设问题一个也没解决，总体来说，革命对内延误了现代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近代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回答： 马克思主义认为，讨论任何问题，必须把它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离开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抽象地谈论问题，无法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二是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任何矛盾的运动都是“破”与“立”的统一。无论革命还是现代化，都既有“破”又有“立”。简单地把革命界定为“破坏”，把现代化界定为“建设”，是片面的。谈论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辩证地看待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革命是中国现代化整个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和必要准备。 第一，只有通过革命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为现代化提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民族独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谈论现代化，只不过是梦呓。只有通过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处境，取得民族独立，才能谈得上现代化建设。 第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为现代化提供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由零星的、被动的现代化到全面的、主动的现代化的转变。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在启动和推进的过程中，中央政权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中国自从被帝国主义抛入现代化的旋涡后，一直处于被动现代化的境地。中国近代历史反复证明，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人民政权作为主导力量，民间现代化运动只能是枝枝节节、零零星星的现代化；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现代化无法由被动转为主动。因此，只有通过革命，
学术规范的历史性与客观性 ——由“汪晖抄袭门”评价参考文献的规范性 谷宇 鬻麓萄《‰。ⅫＭ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４７６０００，河南商丘 二”ｎ¨．…＂，。～。一．…一 霭壤熬随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 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的颁布，学术规范问题 合理的问题。叫刁 回顾近年来关于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方面的讨论，不难发现，“一刀切”的习惯依然常常左右舆论与媒体的倾向性。 １ 再次引发关注。近年来，围绕同一学术事件，学术界 内部出现争执不断、无从定夺的局面，原因在于评判标准的时间错位以及学术界对“抄袭”与否未有统一的客观标准。文章提出，当下学术评判应该遵循历史性地看待学术规范的原则，今后则应成立专门的学术审查和评判机构，严格按照新的规范执行。 “汪晖抄袭门＂所引发的争议 ２０１０年３月，（（文艺研究》刊发了论文《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文章迅速被诸家网站转载，引发热议。文章作者 瀚豳黧瞧学术规范；参考文献；历史性；客观性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４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与传承性，体现了对他人成果和读者的尊重，是反映学术著作出版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强出版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在对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作出具体界定之后，《通知》进一步指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执行情况将作为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国家级优秀图书推荐、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与验收，以及出版单位年检、等级评估等工作的重要条件。叫ｕ 该通知精神迅速得到了全国出版界以及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积极回应，但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执行过程中“应该有一定的弹性，不能一刀切”。比如，有些学者已经不在人世了，出版机构给他的著作增加索引等内容，恐怕就不太合适。因为创作：之际并不是按照现在的规范去做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应该提倡，不宜套得太死。学术著作 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的著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以下 简称《反抗绝望》多处抄袭，并通过摘录对比，指出汪晖抄袭了包括李泽厚Ⅸ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内的５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３】。而《反抗绝望》自出版２０多年以来，一直被鲁迅研究界公认为权威成果，至今仍然有不少的引用与摘转。 媒体热炒之后，就“抄袭门”是否成立的问题，要求彻查者与积极辩护者分为两大阵营，各种身份、各种心态混杂在一起，让一起本应在学术范围内消化的学术事
观众3：汪晖老师，您好！我记得鲁迅给别人回了一封信，好像在信里曾经说他很绝望，他说他本来觉得伤害青年人压榨青年人的都是那些老人，然后他说他觉得当那穷老的人死了以后可能就会好起来，但是他现在发现，破坏压榨青年人的竟然是那些青年人，然后我感觉现在在公司里，其实也都存在这种，就是老板他固然压榨员工，但是员工和员工之间，虽然都存在被压榨的地位上，但是他们之间很显然，你也想往上走，我也想往上走，他们之间也有那种竞争，在竞争之中可能也会有那种问题，我想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以色列去轰炸巴勒斯坦了，好像是光孩子就被炸死了70多个人，今天我在微博上看到这条信息，然后我就点开了下面的评论，看到很多的评论，但很多人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第一个就是说以色列炸得好，因为他们是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些在中国的巴勒斯坦人和阿富汗人，到以色列驻中国的大使馆门前去示威，然后打出了汉语的横幅，就是说解放巴勒斯坦，我觉得外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做出这样的行为，他显然不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历史，他才在中国打出这样的横幅，他肯定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而现在我们的青年反而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想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晖：谢谢你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你很敏锐，而且提的问题也非常好。第一个问题鲁迅在1927年4·12政变之后说的话，他就说过去相信青年都是好的，现在发现青年也会杀人，有时候还更厉害，所以他说对进化论从此幻灭。这是他一个说法，并不是年轻人都是好的，年轻人有可能更坏，这是事实，权力的结构再生产，是通过一代一代人完成的，所以并不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进化是要不得的，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刚才讲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说法，李大钊说青春是一个过程，是创造一个不同于白首的那样一种过程，那堕落成为像鲁迅所说的“屠伯”，他说这些人是“屠伯”，他说如果青年堕落成为这些“屠伯”，他当然就不是青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当时所说的这个青年、青春，都是指一个过程，因为老人也可以变成青年，原因是一个老人有了活力有了理念，能够处在那样的状态下。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人，包括鲁迅本人，他当时也被人称为老人，但同时也被称为灯塔，是吧？他是青年的灯塔，为什么他是？他的心在这个意义上年轻的。所以这毫无疑问，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鲁迅当年对于进步和进化的幻觉的破灭，在今天来思考青年问题也是重要的，因为青年毫无疑问在持续分化，因为社会构造的原因，产生出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在我在前面所提出的，一个是像李大钊所说的青春，一个是像陈独秀说1916年那样，他号召人们跟这些旧的心思要彻底的决裂，旧的心思是古代史的一部分，这是他当时的叙述，所以他提出这个青年问题。我认为提出青年问题，实际上是提出新的政治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的描述，不是一个描述的概念，这个青年不是一个描述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在今天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问题，你的问题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据我所知更多的年轻人，不关心这个事情，没觉得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个命运跟我们无关，因此也不能记起在新中国的历史里面，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曾经是我们中国自己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一个胸怀、一种理解。其他国家的解放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一)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过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①对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们既满怀期待，又心存疑惑。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观念挟经济全球化之风迅速蔓延和渗透到其他国家，全球的文学写作上出现趋同的现象，文学的全球化趋势逐渐模糊了文学的民族性特征，以民族国家命名的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搬用前苏联的文学话语，新时期以后又对西方文学话语亦步亦趋，充满了献媚的热情。在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次交流与冲突中，由于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慢慢地形成了目前文学的“失语”状态。 一、“全球化”的文学误读 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②曹雪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而为全人类所共有，２０世纪欧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对人的关怀上具有了相当的普世性、深刻性，从而预设了一套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标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会，使中国作家能够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话语，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近现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进大陆，现代意识开始渗透到作家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们开始应用现代意识来观照生活，体验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走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与美学原则，其要求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找到精神的支点。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当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人们开始探寻一条以文学现代意识来超越文学的民族意识而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贾平凹的《浮躁》、铁凝的《玫瑰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或者从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冲撞、推移着眼，或者从中外文化的渗透、裂变入笔，或者从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纠结、震荡出发，他们都力图从民族精神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去取得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然而，总体上文学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走失。 探究原因，“全球化”的文学迷思应该是首要因素，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迷思”，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西方启蒙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虚无和绝望。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主要有两项，即： （1）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2）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如何理解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呢？这两大任务既存在着区别，又相互联系。 第一，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内容与实现方式都不一样，不能相互替代。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充分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主要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第二，这两大历史任务又息息相关，不能分割。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 这两大历史任务也可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作阐述。目前，在史学界的一些人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在有的中国近代史着作中说：“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或者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有的人则更为直截了当地鼓吹“告别革命”，这是错误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离开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离开了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也是化不起来的。现代化既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之代替革命，也不能和革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革命或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也即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二者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前者为后者扫清障碍，后者是前者的归宿。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244? 论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罗丽娜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进入这个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交通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日渐趋同，精神生活也就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成为了大家经常提到的主题，正确认识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对于处在世界各民族联系愈来愈紧密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艺术；民族性；世界性 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对矛盾命题随着社会情势的复杂变动此消彼长，折射出复杂的历史语境及其深层意义结构的曲折变化，意味深长，值得认真思考。因此我将在这里将它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加以简单的讨论。 1.艺术的民族性 1.1 艺术的民族性的涵义 关于艺术的民族性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他的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具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民族的风格。”那么什么是艺术的民族性呢？艺术的民族性就是“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具有民族性特点的艺术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 1.2 民族艺术的多元存在 由于不同民族有着其自身不同的风俗习惯，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处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包括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心里状态等），并且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在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很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形成了世界民族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局面。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民族艺术种类的多样性。每一种艺术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和多种艺术门类并存，并且相互交流，形成符合这个民族的习性。我们以能歌善舞的草原民族为例，他们的艺术除了舞蹈之外，还有与舞蹈相伴的音乐艺术，音乐内容的诗歌等文学艺术，留存舞蹈形象的绘画艺术等，另外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艺术、服饰艺术，饮食艺术等。这些都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通过劳动，生活所自然产生的一个具有本民族风格的艺术。 其二是各类民族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艺术的风格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民族、地域而异，民族风格之下，体现了不同地区的地域风格、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等这也是同类民族艺术交流的基本前提。 同是奴隶社会，在埃及有雄伟的金字塔和巨大的神庙，在罗马有图拉真纪念柱和凯旋门，在中国有象征权威的青铜礼器和朝廷宗庙的礼乐；同是封建社会，欧洲有轻盈俏丽的哥特式教堂，中国则有李杜的诗篇和明清小说；在近代，毕加索的立体绘画与张大千的山水人物画并肩齐放。从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民族艺术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大家都变成一个面貌，形成一个模式，那我们的艺术世界就会是单调无味。 1.3 各民族艺术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就艺术的发展而言，它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而只有艺术的、弹性的、迂回曲折的。民族艺术更是如此，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的民族艺术来说，于你是新的，于我确是旧的，于你是古代的，于我却是现代的。各民族之间不是相互绝缘的，各民族的艺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民族的艺术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艺术要向前发展，还要借鉴其他民族艺术中好的东西。 各民族艺术之间的相互交流的结果就是现如今我们的世界存在的缤纷的艺术种类。现我们立足于东方看世界，艺术的交流过程主要体出了三种形式： 第一，东西方的艺术交流。如法国19世纪印象派的产生是取自日本浮世绘对线条、色彩的理解。 第二，中外民族间的艺术交流。如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敦煌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就结合了中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和民族的艺术。 第三，中华民族内部的艺术交流。古代的中华民族间的交流主要是农耕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艺术交流。如在西域民族学习汉族的书画艺术过程中就有一位元代的艺术大师——高克恭。他 是畏兀儿人（今维吾尔族），成为了元代米氏云山的代表画家，和他同属一个民族的边鲁，则在水墨细笔花鸟画中独占鳌头。 因此我们仅仅从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发展的现状以及她的历史可以很肯定的得出民族艺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发展的，在交流中彼此融合，使艺术越加的丰富多彩。 2.艺术的世界性 艺术的世界性主张摆脱桎梏、解放思想、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超阶级的势扩充。就艺术而言，是一种能为多民族所接受、容纳的形式、内容。黑格尔说：“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共赏的。”正因为如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莫奈的《日出印象》和张大千的山水人物画，都是为世界人民所共赏的名作。 3.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关于艺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艺术的世界性超越民族性；由于时代的前进，文化艺术同经济一样会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趋于统一，形成具有同一特点的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艺术潮流，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化艺术将成为今后世界艺术发展的主流；其二认为艺术的世界性同样具有民族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艺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艺术民族性认识的深入。只有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民族艺术。才能使艺术作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中国文化应该发展。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给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我们应当看到西方文化对经济落后的民族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正确认识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对于世界各民族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既不能等同，也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的两个方面。保持艺术的民族性不能夜郎自大不能因为民族艺术曾滋养过他民族文化而藐视他民族文化。正如，当我们看到一个乞丐大言不惭地向人们诉说其祖父曾经是如何如何的高官巨富时，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同情他。先贤的荣耀是我们民族的光辉历史，它应成为我们今天发奋图强的动力，而决不是我们招摇撞骗的旗帜或涂脂抹粉的面霜。又如孔雀开屏时固然美丽，但却难免会将它难看的部位亦展现无疑。万事万物莫不如此，有明就有暗的对比。艺术应该保持本民族的独特个性。 4.结论 艺术是为了表达感情而产生的，也是为了交流而产生的。在艺术的世界里，每一个民族艺术都是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各有各的优势。各民族艺术必须要立足于时代的现实生活，承担自己应有的社会功能，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使民族艺术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同时我们要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化，研究外国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艺术，并善于从中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创造的因素。在当今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交错矛盾中，我们既要以开放的、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又要头脑冷静。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艺术，注意与世界，时代接轨才能走出一条具有本民族文化品质和自己独特语言的现代艺术之路。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4132． [2]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A].毛泽东文集(第六册)[M]． [3]吴迈.文化的民族性与文艺的世界性——关于民族的几个问题[M].1996(1):10.
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汪晖关于中国现代 性的论说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探讨的中心问题是现代中国的含义、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这就必须追问现代的中国认同、地域观念和主权意识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汪著在探讨这一宏大的课题时，将观念史与制度史结合起来，以思想史的内在视野（儒学传统的演变）为中心，以“中国”国家形象的转化（从封建邦国到大一统帝国再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与之相配合的知识和制度的形成等为复线，建构中国思想的古今之变。这样一个尝试无疑是宏大的壮举，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该书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超出了时下一般性的思想史著作，堪称当前所见的中国现代思想 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 作者的独到之处是从更为基本的思想史视域——天理世界观向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来理解何谓中国的现代这一问题。对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不同时期中国认同的特征、演化与合法性的研究。作者认为，“作为一个道德／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天理构成了‘前西方’时代中国的道德实践、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概念，而以此为核心的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在漫长时代里形成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及其认同感正在面临危机；作为这一解体的结果的公理／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标志着原有的认同形态已
经难以为继。”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与天理观相互依赖的传统帝国的政治文化模式衰落了，而与现代公理观相应的民族－国家的模式逐渐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可以说，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化，构成了该书最为核心的部分，我们对该书的“评论”即以此为中心展开。这里所谓的“评论”不是站在一个局外的立场上展开的“评价”，而是敞开个人阅读此书时的所感所惑所思，以向作者 与时贤请教。 作者认为，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前者支持的是以过去为中心的历史意识，它包含着历史断裂与接续道统的意识，它以个人的道德／政治实践为中心重构道统谱系；而后者则以未来为中心，与之相应的是历史延续与无穷进化的历史意识以及通过投身未来事业以体现历史意志的生存样式。天理观支配着的是断裂的历史意识，它表现为一线单传的道统谱系的终止以及礼乐与制度的分化，这一分化具体展开为封建变郡县、学校变科举、井田变均田、夷狄进而为中国、中国推而为夷狄等等，其核心内涵是先秦那种直接体现天意和道德规范的礼乐已经流变成一种功能主义的、无法与天意沟通的制度，现实的制度再也无法提供道德的根据，因而普遍而内在的天理便成为儒者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中确立自身认同以及批判地介入现实生活的根据。作者的这一观察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天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超越了人的意志的普遍性存在（而不是发端于人的某种“宣称”），它以宇宙自身的秩序与条理的方
如何与人沟通交流方法有哪些 无处不在的交流，无处不在的矛盾，想要顺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有绝世宝典助你成功。下面整理了与人沟通交流方法，供你阅读参考。 与人沟通交流方法：与一号完美型沟通技巧 你必须以理性、合乎逻辑，并且正经的态度和他们沟通，才能获得他们的认同。 接着你可以适时表现一些幽默感，缓和他们的严肃僵硬，藉以牵引他们放松心情，放心发挥他们可以有的幽默、并且凡事试着朝正面想。 当他们不知为何生气，或是显得很「龟毛」时，我们不必太在意，不必追究他们的态度由来，不必跟之衡突，因为他们的怒气大多不是冲着你来的。它可能只是把无名火，也可能是针对其它跟你完全没相关的事! 说话要真诚、直接了当，因为他们十分感敏，加上判断力很佳，对于别人玩弄技俩、背后动机，他了然在心。如果你拐弯抹角只会令他不屑与厌恶! 与人沟通交流方法：与二号给予型沟通技巧 对于他们的付出，一定要表现出感激之意。 二型人最讨厌别人拒绝他们的好意，所以如果你想拒绝他们，就
必须很清楚地把你的理由、感觉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真的不需要他去帮你什么，因为这才是你最需要的，也是对你最好的「帮助」。 二型人总是将关注放在别人身上，所以你不妨鼓励他们多谈谈自己，并告诉他们你想知道他们的事，多了解他们一些。 当你想为他做某件事时，告诉他们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快乐，他们便会接受你的付出。 当他们只顾着为别人忙碌，或是显得情绪化、心神不宁时，不妨问问他们正在想什么?心情如何?以及此刻有什么需要? 与人沟通交流方法：与三号成功型沟通技巧 希望他们改变作风、或是思考其它方案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告诉他们这样做可能会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结果。 如果你喜欢他们，不妨尽量配合他们，因为当你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时，他们也乐于保护你，与你分享他们的成就。 如果你有被他们利用或操纵的感觉时，不妨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因为他们有时真的会忽略别人的感受，告诉他们后，他们多半会收敛一些，特别是当他无心伤害你时。 过度地批评只会让他们为了讨好你、顺应你，而矫情地做改变。所以要真正改变他们，应该是去爱他们，设法让他们去探索自己真正的感觉。 与人沟通交流方法：与四号独特型沟通技巧 感觉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与他们沟通一定要重视他们的感觉。
浅谈文学的民族性 对于讨论文学的民族性，首先这些名词要从内容上把握它们的含义。民族是一个人类学的种族概念，文学上的“民族”或文学的民族性则主要是某一地域民族的主体性显示，是某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品格表现。在某种意义上，独立性、主体性是民族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标志。相比较于文学的民族性来说，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那么从文学的世界性的内涵上也可以简单的对文学的民族性下一个定义：某一个地域民族特有的跟其他民族不同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现。文学是人类感情的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是人类历史的最形象的诠释。而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民族的的缩影，是这个民族的心声，是这个民族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更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和情感的结晶。 但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学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一些现当代的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但是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受到来自苏联，西方等一系列外来因素的影响，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所以，现在对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认识上存在这极大的偏颇。 比较根本的是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因为历史的一些原因，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对于自身文化的迷失，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无法产生立足自身的民族文学。 那么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下，我们应当怎样去发展我们的文化民族性呢？首先我们要对文化的民族性进行解析，文学的民族性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以及其活力之源是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就是指由有着形式的民主性的文学文本话语揭示、体现或流露出来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地具有对人民的关怀、纠正与精神提升效果的、渗透于所深刻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探究 【摘要】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总体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史。正确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也是正确、科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本文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视角，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 鸦片战争的炮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文明的大门。侵略者使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洪流中的同时，也不自觉的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门——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新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被输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军事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被付诸于实践。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在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状态下任何现代化的探索都是被动的，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开始中国的现代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现代化在经历了器物技术革新失败后又一次陷入绝望。而就在这“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经过和国内一系列思想流派激烈的争论角逐后，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为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所接受，并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信仰。历史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现代化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并在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蒸蒸日上，处处彰显着蓬勃生机。所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样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日益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便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良性互动的、二者不可或缺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指导理论，中国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当前形势下，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最终的奋斗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工业化还造成了现代社会其他的现代化特征，这些思想为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其次，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者提供了精神信仰。马克思
艺术原理 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系部：艺术学院 专业：视觉传达 姓名：李小梅 学号：1043111186 指导老师：唐济川
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当然对于本国家或是本民族的艺术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专业术语中艺术的民族性是指“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艺作品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 艺术的民族性特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具有民族性特点的艺术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当然不同的民族艺术有着不同的色彩和艺术芬芳，像是奴隶社会时期，在埃及有雄伟的金字塔和巨大的神庙；在希腊有维纳斯雕像和具有永恒魅力的神话；在罗马有图拉真纪念柱和众多的凯旋门。同样是在封建社会，欧洲有轻盈俏丽的哥特式教堂；中国则有李杜诗篇和明清小说。在近代毕加索的立体派绘画与齐白石的花鸟鱼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还有阿炳的《二泉映月》，埃菲尔铁塔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同民族的艺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世界上有许多的民族，而不同民族艺术的多元性存在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律，民族精神是艺术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艺术的民族性最重要，最基本的内涵在于是否表达了民族精神，是否用民族精神去观察客观事物，下面来谈一下中国艺术的民族性： 我们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都有其本民族不同个性的地点、风俗习性。在艺术上也同样表现出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如我国黄河以北诸多地区：天气寒冷，空气干燥，山重旷野，形象轮廓刚劲明显，色彩也单纯强烈。其与南方水木清秀，云烟速漫，色彩轻松流明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故而形成两个不同派系的山水画体貌：金碧辉煌与水墨苍劲的水系和水墨淡彩的南宗山水体系。这些具有特色的中华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从而影响到了诸多东南亚的国家文化艺术。但自清衰落，西洋绘画渗透到中国人的视线后，长期以来，对诸多的中国艺术家发生了较强烈的影响。、 好的地方是中西艺术的交流融合，让艺术的创新发展有更多的空间和表力。然而诸多的艺术者确因而产生了速感。就简单而言，20世纪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多次热烈的学术争论。例如有的同志一概地吸收西洋的所谓科学的表现手法，而对中国纯眼睛感官的观察表现方法不屑一顾，尚且这是对艺术褒读。假如科学的
怎样与人更好的沟通交流 如果你是对的，就要试着温和地、技巧地让对方同意你；如果你错了，就要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这要比为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卡耐基【美】 向随便什么人征求意见，叙述自己的痛苦，这会是一种幸福，可以跟穿越炎热沙漠的不幸者，从天上接到一滴凉水时的幸福相比。——司汤达 为一件过失辩解，往往使这过失显得格外重大，正像用布块缝补一个小小的窟窿眼儿，反而欲盖弥彰一样。——莎士比亚 太阳能比风更快的脱下你的大衣；仁厚、友善的方式比任何暴力更容易改变别人的心意。——卡耐基 有许多隐藏在心中的秘密都是通过眼睛被泄露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嘴巴. ——爱默生 这些名言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沟通很重要，告诉我们如何去沟通，告诉我们真正的沟通意义何在！与人交流要求我们巧妙地听和说，而不是无所顾忌地谈话。那么如何与人沟通交流呢 一、坦诚相见 与人沟通，在交流中要讲真话，尤其是坦白的讲出来你内心的感受、感情、痛苦、想法和期望，但绝对不是批评、责备、抱怨、攻击。 二、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不攻击、不说教 即使别人有错误也要耐心地说服，批评、责备、抱怨、攻击这些都是沟通的刽子手，只会使事情恶化。 三、互相尊重 只有给予对方尊重才有沟通，若对方不尊重你时，你也要适当的请求对方的尊重，否则很难沟通。 四、绝不口出恶言 交流要心平气和，语气要温柔，切忌恶言伤人，这就是所谓的“祸从口出”。 五、不说不该说的话 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话，往往要花费极大的代价来弥补，正是所谓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甚至于还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哩!所以沟通不能够信口雌黄、口无遮拦，但是完全不说话，有时后也会变得更恶劣。 六、情绪中不要沟通，尤其是不能够做决定 情绪中的沟通常常无好话，既理不清，也讲不明，尤其在情绪中，很容易冲动而失去理性，如：吵的不可开交的夫妻、反目成仇的父母子女、对峙已久的上司下属……尤其是不能够在情绪中做出情绪性、冲动性的“决定”，这很容易让事情不可挽回，令人后悔! 七、理性的沟通，不理性不要沟通 不理性只有争执的份，不会有结果，更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这种沟通无济于事。 八、知错就改 不只是沟通才需要知错就改，一切都需要。如果自己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如不想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时，最好的办法是主动认错。承认我错了是沟通的消毒剂，可解冻、改善与转化沟通的问题，就一句：我错了!勾销了多少人的新仇旧恨，化解掉多少年打不开的死结，让人豁然开朗，放下武器，重新面对自己，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甚至于我是谁??在这浩瀚的宇宙洪流里，人最在意的就是＂我″，如果有人不尊重我、打压我、欺负我或侮辱我时，即使是亲如父子，都可能反目成仇! 九、大胆地说对不起，别在乎所谓的面子说对不起，不代表我真的做了什么天大的错误或伤天害理的事，而是一种软化剂使事情终有“转圜”的余地，甚至于还可以创造“天堂”。其实有时候你也真的是大错特错，死不认错就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