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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案”二审辩护词(周泽)

“卡尔案”二审辩护词(周泽)
“卡尔案”二审辩护词(周泽)

“卡尔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就卡尔被控故意伤害犯罪一案,作为卡尔的二审辩护人,对高龙及陶家勇等人阻止卡尔关门,引出卡尔与高龙等人之间的“家门保卫战”,并最终使高龙、陶家勇受到轻伤,辩护人感到很遗憾,并对高龙和陶家勇深表同情。同时,我也为高龙、陶家勇感到庆幸。——要知道,对高龙、陶家勇等人的行为,要是在其他国家,是被允许使用致命武器进行防卫的。

同情不代表理性,庆幸更需要反思省。

本着法律人的理性,辩护人不得不说,高龙、陶家勇的受伤,完全是自身的过错导致的;卡尔完全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一审法院对卡尔的有罪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二审法院理应予以纠正,依法改判卡尔无罪。

现根据法庭调查情况,结合一审在卷证据,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证据问题

(一)被告人卡尔供述前后一致,客观客、真实,且有证人证言及客观证据予以印证,应予采信。

卡尔从2011年6月12日第一次接受公安人员询问,之后多次接受办案人员讯问,做过多次供述。这些供述前后没有任何矛盾,与被告人卡尔的当庭连说带比划所供述的情况,也没有矛盾,内容完全符合情理,客观、真实、可信。

卡尔供述中提到的基本事实,与所谓被害人高龙的证词,完全能够印证,同时也与卡尔家门及楼道照片、病历资料和卡尔身体受到伤害的照片,等等证据材料,能够印证。

(二)被害人陶家勇、高龙的证词,对二人被卡尔“伤害”的陈述,前后矛盾,甚至存在两人同日翻证及翻证证词内容几乎一字不差的现象,明显串通作证;当庭也未能如实作证,对二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词,没有可靠证据印证的内容,应不予采信。

高龙、陶家勇两名所谓的受害人,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两人庭前所作证词,除高龙2011年12月20日的证词内容比较详细之外,都比较简略。其中,两人2011年6月13日,也就是案发第二天的证词,与卡尔的供述,基本相符;相比卡尔的供述,只是少了很多过程和细节。基本可以采信。

但两名受害人2011年9月14日所作的第二份证词,却同时推翻了6月13日的证词对卡尔如何用刀及二人如何受伤的说法,而且两人9月14日的证词,离奇地高度一致,甚至连表达上的明显错误也一致:第一份证词对卡尔使用刀的方式,两人所说的是“挥”或者“挥舞”,与卡尔说的“挥舞”,是一致的;第二份证词则同时都改成了“砍”;对陶家通受伤的的原因,两人第一份证词说的都是“划伤”,第二份证证,却都变成了“砍伤”。“挥”或者“挥舞”,与“砍”显然是不同的行为动作;“划伤”与“砍伤”,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及后果,显然也是不同的。同时,两人的证词对卡尔的英文名字,都同时错误地进行了重复。对此,陶家勇当庭解释说“挥”就是左右方向,“砍”是上下方向,在南京话里“挥”就是“砍”的意思;而高龙则解释说是侦查人员记录的原因,说其作证时一直说的是卡尔用刀“砍”,是侦查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可能有的字不会写,将“砍”字记成了“挥”,将“砍”伤记成了“划”伤。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情理的。

常识告诉我们,两名关键证人9月14日的证词,系合谋串通作伪证,或者是办案人员帮助串通作伪证。两人9月14日串通作证之后,所作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除非有可靠证据印证,凡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词,不能与卡尔供相印证的,法庭应不予采信。

除了被害人作证的诚实性,本辩护人还想提请法庭特别注意所谓被害人陶家勇的作证能力。在法庭调查中,陶家勇宣称从1岁就开始学法律,学到了51岁,水平比辩护人斯伟江律师还高,还特别请法庭将其从1岁学开始学法律学到51岁的“奇异”学法经历记录在案。而对斯伟江律师的发问,陶却几乎都说“请看案卷”;自己以前的证词,“要看到内容才知道是否真实”(说明其某些证词是不真实的,因而在没看到具体证词之前,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证词哪些内容是真实的);而对本辩护人的发问,操一口南京话,初中没毕业的陶家勇却说本人普通话没说好,所提的问题不是高级问题,从而拒绝作实质性的回答。对本辩护人指出其证词内容的不真实,陶家勇则说自己初中没毕业,文化不高,签字时笔录很多字不认识,不知道啥意思。

辩护人认为,一个当庭说自己从1岁开始学法律,并要求法庭记录在案的人,肯定是公然向法庭撒谎;一个对自己过去的证词说要看内容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证人,过去的证词显然存在内容的不真实;一个当庭拒绝回答辩护人发问而只接受检察官发问的证人,显然未做到如实作证。因此,陶家勇的证词完全不具有可信度,法庭不应予以采信。

(三)本案关键性证据——鉴定结论,鉴定程序违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本案两名被害人的轻伤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分局的郭成纲法医领衔作出的。而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笔录证实,郭成纲在案发后曾参与侦查工作,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检查,并在案发第二天即违规出具了所谓被害人构成轻伤的鉴定意见。之后,参与过侦查工作的郭成纲,又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的名义,参与对所谓被害人高龙和陶家勇的伤情鉴定,作出两人构成轻伤的鉴定结论。对此,郭成纲作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时说,是领导安排他那样做的,他的职责并不固定,有时候是侦查员,有时候是法医,领导安排干啥就干啥。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及鉴定人的回避作了规定,侦查人员不能担任鉴定人。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十三条也明确规定,鉴定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担任过本案的侦查人员;(五)本人出具的鉴定意见需要重新鉴定的;(六)其他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本案鉴定人郭成纲不仅作为侦查人员参与了现场勘验工作,还在案发第二天出具了供公安机关立案参考的鉴定意见,最后又以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的名义出具了陶家勇及高龙构成轻伤的鉴定结论,显然违背了鉴定人回避的规定。故,本案鉴定结论程序违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对鉴定结论的违法问题,卡尔的另一辩护人斯伟江律师在庭审中作了充分的阐述,本辩护人完全同意其意见。

(四)参与本案侦查的南京市公安局民警龚俊安,还在本案中担任过被告人卡尔的翻译,违背了关于侦查人员、翻译人员回避的规定。

南京市公安局民警龚俊安是卡尔2011年9月16日接受讯问时的翻译;龚俊安同时以侦查人员身份参与了本案的侦查,参与询问并制作了所谓被害人高龙、陶家勇2011年9月14日的两份询问笔录,而高、陶两名被害人2011年9月14日的笔录,都同时改变了以前证词对卡尔行为方式及自身受伤情况的陈述,将原来陈述的卡尔用刀“挥”改成了“砍”,并陶家勇被“划”伤,改成了“砍”伤。

侦查人员龚俊安在卡尔案中既担任翻译人员,又担任侦查人员,明显违背了有关回避的规定。

(五)本案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及一审法院对证据的收集、采信,舍本逐末。

1、有关卡尔及其家人与小区保安发生纠纷,以及卡尔为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时损坏派出所门的证据,与卡尔被追诉的故意伤害罪毫无关系。

卡尔夫妇为装修房屋往小区内运建材与保安发生纠纷的治安案件材料(包括接处警登记表、派出所对小区保安、卡尔等所作的笔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所涉事实并未定性。有关物业管理纠纷的案件材料,也不是本案办案机关依法应该收集的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的证据。办案机关将相应材料作为控诉证据塞进侦查卷宗,并在庭审中刻意将不利卡尔的小区保安的“证言”作为控诉证据进行出示,显然是为了误导法庭对卡尔产生偏见,对其作出不公正的评价,明显违背法律程序。遗憾的是,对此“证据”,一审法院竟也认定“来源合法,具有证明效力”,“予以采信”。

2、侦查机关抛开病历资料记载的卡尔伤情,去询问医生对卡尔检查治疗的情况;抛开卡尔对被害人高龙、陶家勇的重新鉴定申请,去询问鉴定人作出鉴定的情况,完全是以主观证据否定客观证据。

被告人卡尔为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防卫,向侦查机关陈述了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其关门,对其进行推搡、殴打,致其受伤的情况,并提供了经医院检查证实自己伤情的病历资料,还申请对自己伤情进行鉴定。但侦查机关在侦查工作中,抛开卡尔要求鉴定自己伤情的申请及卡尔病历资料对其伤情的客观记载,去询问医生对卡尔检查治疗的情况。这完全是收集主观证据以否定客观证据。

同时,申请重新鉴定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鉴定结论的意见理应由专家作出,鉴定人只有义务出庭作证,而无单方接受办案人员询问以解释自己的鉴定意见的义务。然而,本案侦查机关对卡尔提出重新鉴定高龙、陶家勇伤情的申请,不是重新委托鉴定机关进行鉴定,而是去询问本应回避的鉴定人郭成纲对高龙、陶家勇进行鉴定的情况,试图由鉴定人郭成纲自己来证明自己所作的鉴定结论没有问题。

二、关于本案的事实及定性问题

尽管本案两名被害人证词存在失真的问题,证人王惠文、魏国霞证词存在矛盾,结合被告人卡尔的供述及高龙证词与卡尔供述相印证的内容,以及证人周琦青的证词,仍足以认定如下案件事实:高龙与卡尔的妻子谢群曾约定在6月12日下午5点半左右见面商谈处理双方纠纷;谢群因故取消了该约会;高龙接到谢群取消约会的电话通知后,仍带着陶家勇、王惠文、魏国霞赶往谢群家,并在未经谢群及其家人许可的情况下,混进谢群家的楼道门;高龙敲门,谢群的丈夫卡尔只看到高龙一人,便给打开房门;卡尔明白高龙找谢群后,告诉高龙,谢群不在家,准备关门;高龙阻止关门,与卡尔发生推搡;陶家勇、王惠文、魏国霞也从楼梯下上来参与阻止卡尔关闭家门,双方继续发生推搡;卡尔无法将高龙、陶家勇等人推开以关闭家门,还在推搡中吃了亏(一个人与高龙等四个人发生推搡,情景可想而知);徒手无法制止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关门的行为,卡尔进屋里拿出木棍驱赶高龙、陶家勇等人,结果木棍被抢走,并在木棍被抢走后的较长时间推搡中又一次吃了亏;之后卡尔到厨房拿出一把蔬菜刀挥舞着吓唬高龙、陶家勇等人,高、陶等人被迫后退;在高、陶等人退出卡尔家门开、关活动的区间后,卡尔迅速抓住门把手,使劲将门关上。在关门过程中,伸手试图继续阻止卡尔关门的陶家勇右手被卡尔手中的刀划伤,高龙左手拇指第一节被门夹掉1/2。在拿刀吓唬高龙等人之前的持续的推搡中,卡尔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对卡尔的受伤,辩方提供了卡尔的供述、案发后卡尔到医院检查的病历资料、卡尔妻子谢群在案发当晚卡尔被带到

派出所后的3人多小时等待处理期间给卡尔拍的照片予以证明。但检察官质证认为,医生接受询问证明没有对卡尔进行实质检查,病历资料不能证实卡尔受伤;卡尔受伤的照片来源不明,并认为照相时间可以修改,不予认可;而陶家勇则质证称照片上卡尔的多处伤痕是被蚊子叮咬后自己挠伤的。)

基于上述事实,不难作出如下判断:

(一)、被害人高龙、陶家勇等人将被告人卡尔家门敲开,阻止卡尔关门,是对卡尔及其家人住宅权利的不法侵害。卡尔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相应不法侵害。

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刑法》第245条还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规定为犯罪。

在卡尔的妻子谢群只与高龙一人存在纠纷,并只与高龙约定见面,且因临时有事通知高龙取消约会的情况下,高龙仍然带着陶家勇等多人,上门去找谢群,试图强行与别人商谈事务,是十分无礼的,也有违民事法律上的自愿原则。

高龙所称要与卡尔的妻子对帐,却带了四人去找谢群,其真实的目的是什么,辩护人不得而知。辩护人不敢肯定,高龙带着多人上门找谢群,是否真像证人谢群所说的,是“想暴力胁迫”。但高龙带了多人去找谢群,特别是将有暴力犯罪前科、并非财务人员的陶家勇也一并带去,很难让人相信,就是为了对帐。

无论高龙等人去找谢群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未经住宅权利人许可,趁他人进出楼道之机,混进谢群与卡尔住宅的楼道门,并在敲开谢群与卡尔的家门后,在开门的卡尔已明确告知谢群不在的情况下,拒不离开,并阻止卡尔关门,无疑都是违法行为。高龙的证词关于卡尔说“谢群不在”,“就要关门”,高龙等人“挡着门不让关”,“我们要求谢群出面”,等等内容,及高龙等人阻止卡尔关门的实际行为,足以证实,高龙等人敲开卡尔家门后拒不离开并阻止卡尔关门,就是为了逼迫“谢群出面”。这实质上是一种暴力胁迫性质的行为。如果不是卡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家门关上,谁也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

住宅就像一个家庭的堡垒,对于居住人的安全防护作用不言而喻。在西方国家,甚至有专门针对私宅保护的法案,规定对于那些未经许可进入私宅、并可能威胁到自己安全的闯入者,房主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来应对,被称为“堡垒法案”。住宅“堡垒”包括院子和车道,甚至工作场所和私人车子,都不可侵犯。

虽然我国法律对住宅保护没有具体的规定,但“住宅不受侵犯”的宪法规定,注定了任何人对他人住宅的破坏、侵扰,均构成对住宅的不法侵害。

本辩护人注意到,在审查起诉阶段及一审庭审中,检察官都多次问到高龙与谢群经济纠纷的情况以及高龙等人是否进入卡尔家里面,似乎只要高龙与谢群存在纠纷,其与谢群的见面约定即使取消了,其也有权到谢群家里去赖着不走,并阻止关门;只要高龙等人没有进入到卡尔家里,也没有实际伤害卡尔家人,高龙等人的行为就不算不法侵害;卡尔就不能对高龙等人实施正当防卫。这样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遗憾的是,一审判决竟然直接了当地认定,高龙等人的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针对一审法院关于高龙等人的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的认定,有网友不无讥讽地评论道:好吧,我们都去敲法官家门,敲开了门,不要让他关门,看他是不是认为不属于不法侵害。

网友对一审判决的讥讽发人深省。确实,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无异于住宅的居住人,没有关闭家门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任何理由,将他人家门敲开后拒不离开,且不让主人关闭家门。这样的逻辑,只能用荒谬来形容!

总之,高龙等人敲开卡尔家门后阻止卡关门的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卡尔及其家人的居住安全,是对卡尔住宅的侵犯,侵害了卡尔及其家人对住宅所享有的合权利,即使还构不成非法侵入住宅犯罪,至少也构成了治安违法,属于民法通则及刑法所规定的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卡尔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卫。除非防卫过当,否则不承担任何责任。

诚然,高龙陈述称其与卡尔的妻子存在经济纠纷,有权找谢群协商。而值得注意的是,对双方纠纷,高龙是在起诉后未告知谢群的情况下与谢群约定商谈的;开过多次庭后,现已撤诉。这说明高龙在其所谓的经济纠纷中,并无胜诉把握。就算其权利主张可以得到法律支持,协商作为民事行为,也需要遵循自愿原则。谢群无论是因客观原因取消约会,还是无故不见高龙等人,都不能成为高龙等人阻止卡尔关闭家门的合法理由。

(二)、上诉人卡尔先徒手外推高龙等人,后找来木棍双手执棍子两端外推高龙等人,最后拿出菜刀冲高龙、陶家勇等人挥舞,都是为驱赶阻止其关闭家门的高龙、陶家勇等人,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性行为。

卡尔为了将阻止其关闭家门的高龙等不法侵害人驱逐离开,以便将家门关闭,结束家门不能关闭使自己及家人陷于不安全的危险状态,采取了一系列防卫措施。

第一步防卫:徒手外推高龙、陶家勇等人。结果:在推搡中受到伤害,防卫失败,高龙、陶家勇等人继续阻止卡尔关门

卡尔6月12日的第一次供述,是这样说的:“他们人就挤在门边上,我门关不上,我就将他们往外推,那个高大的男子和姓高的男子就上来一个抓着我膀子,一个掐我脖子,我用双手推他们想把门关上,这样持续了3、4次,我和对方推搡,对方一个女的用脚踢我”。卡尔6月13日的第二次供述,也作了大体一致的陈述,之后的列次供述也大体一致。卡尔的供述是可信的。高龙6月13日接受侦查人员询问的证词称,“谢群的老公要关门,我们就挡着门不让关”。高龙这份证词没提到阻止关门致双生发生肢体接触和推搡的情况,但其2011

年12月20日接受检察人员的询问时所作证词,证实了双方发生肢体接触和推搡的情况:“当时我顶着门,卡尔想关门,就来推我,我推不过卡尔,就喊陶家勇他们过来,帮我顶着门,不让卡尔把门关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顶着门不让他们关,但卡尔要关门,要推我们,但是陶家勇比较壮,他推不动,所以我们之间相互顶着,之后卡尔看推不动,他就回到房间”。卡尔一个人无法徒手将阻止其关门的高龙等四人推开,以将家门关闭,第一步防卫失败。第二步防卫:手持木棍两端外推高龙、陶家勇等人。结果:木棍被抢走,高龙、陶家勇等人继续阻止关门

在无法徒手将高等人推开,以关闭家门,卡尔不得不采取新的防卫措施:从屋里拿出木棍,驱赶高龙、陶家勇等人。

对此,卡尔6月12日的供述称,(试图用手推开高龙等人失败后)其“就到屋里找了一根木头棍子”,“用这个木头棍子赶他们走,他们就抓着我的棍子,他们从我手上将棍子夺过去,我还是想把门关上,这个持续了大概30分钟,对方进入屋子掐着我的脖子往屋内的墙上撞”。之后的多次供述,卡尔都讲到,其到屋里找了一根木棍,手持木棍两端,把高龙、陶家勇等人往外推,结果棍子被高龙等人抢走。陶家勇在6月13日的第一份询问笔录中称,“谢群的老公到房间里面拿出了一个木头棍子,大概有40公分长,直径有7、8公分。谢群的老公拿木头棍子戳我,我就伸手把棍子抓住了,他就把棍子一推,我被推到后背碰到了楼梯台阶上,我当时抓棍子的手没有松,我倒在地上,我爬起来后我就将棍子摆放到楼梯旁边了。”高龙在6月13日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我们就挡着门不让关,谢群的老公就到屋里拿出了一根木头棍子,他手握棍子要砸陶家勇,陶家勇将棍子抢到手上。谢群的老公就用手推了陶家勇,陶家勇被推倒在楼梯的台阶上”。与6月13日询问笔录关于卡尔推倒陶家勇的说法不同

的是,高龙12月20日的询问笔录称:“两人就抢棍子,卡尔一松手,陶家勇站立不稳,就倒在楼梯上,我印象中卡尔好像压在了陶家勇身上,卡尔就爬起来进了房间”。对卡尔棍子被抢后的情况,高龙12月20日的笔录称,“陶家勇倒下后,我们还顶着门,卡尔没办法关门”,我把陶家勇扶起来,我们又站在门口,陶家勇抵着门我们站在陶家勇的右边“。

无论是陶家勇所说的卡尔用棍子“戳”他,还是高龙所说的卡尔用棍子“要砸陶家勇”,抑或是卡尔所供述的“双手抓住木棍的两端,把他们往外推”,卡尔拿棍子无疑都是为了制止高、陶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将高等人赶走,以便关门。结果是,卡尔用于防卫的棍子被抢走,自己还在推搡中吃了亏,家门依然无法关闭,防卫又一次失败,不得不采取新的防卫行动。

第三步防卫:用菜刀朝高龙、陶家勇等人挥舞,吓唬高龙、陶家勇等人。结果:高龙、陶家勇等人被迫后退,卡尔快速将家门关闭

在木棍被高龙、陶家勇抢走后,家门仍然未能关上,高龙、陶家勇等人仍然在阻止卡尔关闭家门,卡尔又从家里拿出菜刀来驱赶高龙、陶家勇等人,以制止高、陶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

对于菜刀的使用情况,卡尔的多次供述内容大体一致。其6月12日的第一次供述称,“他们从我手上将棍子夺过去,我还是想把门关上,这个持续了大概30分钟,对方进入屋子掐着我的脖子往屋内的墙上撞,后我就到厨房拿了一把蔬菜刀,用左手拿着挥舞,把对方吓出了屋子,我想把门关上,对方那个高大的男的伸手进来要打开门,我就用刀对那个人的手挥了上去,对方把手缩回去了,我就将门关上了。”其6月13日的讯问笔录称,“他们把我的棍子抢走了后,一个女的把棍子拿到边上去了。我一直把他们往外推,想把门关上,我们推搡了一会儿,那个高大的男子就进屋掐着我的脖子,把我往屋里的墙上推了一下,我的背撞在墙上了。我感到害怕,我跑进厨房里拿了一把蔬菜刀,我拿着刀从厨房走出来,他们还站在门口,我冲他们挥舞刀子,他们就往后退,这时我就去关门,这时那个高大男子伸手过来,想拉着门,我就冲他乱挥了一下,那个男子就把手缩回去了,我就赶紧把门关起来了并锁上了门。”

高龙、陶家勇对卡尔使用菜刀情况的陈述,前后变化巨大。高龙6月13日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谢群的老公就拿着刀对着陶家勇挥过来,陶家勇让了下,但他的右手被刀划到了,我们人就往后退,在这时,谢群的老公就使劲将门关上,我感觉到我的左手被夹到了,手指很痛流血了。” 陶家勇6月13日的询问笔录称,“他拿着刀子就对我们戳,我们人就往后退,他拿刀就开始挥舞,我的右手手背被他用刀划到了,当时手就流血了。”

高龙、陶家勇6月13日的证词,分别说的是卡尔拿着刀子“挥”、“挥舞”。而两人9月14日的证词却同时推翻之前的说法,都称“我们想站在门口等并不让他关门,卡尔先拿着个长木棍捣我们,我们把木棍抢下来,后他又从房间内拿出一把刀,就对着我们砍”。

前面的辩护意见已经提及,高龙、陶家勇9月14日的证词同时改变了先前的说法,与之前的证词前后矛盾,明显属于串通作伪证,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完全不应采信。而高龙、陶家勇6月13日的证词所称卡尔在木棍被抢后,拿出刀对着他们“挥”、“挥舞”,与卡尔关于用刀子“冲他们挥舞”的供述,大体一致的,可以认定,卡尔拿出刀子后,只是冲阻止关门的高龙、陶家勇等人挥舞,吓唬高龙、陶家勇等人,逼迫他们后退,以便将家门关上。

这一次防卫的结果,卡尔用刀向阻止关门的高龙、陶家勇等人挥舞,将高龙、陶家勇等人逼退后,终于将家门关上,结束了高龙、陶家勇等人对卡尔住宅的不法侵害。

毫无疑问,卡尔的以上一系列行为,都是基于制止不法侵害目的的防卫性行为,而非以追求损害他人身体为目的的攻击性、侵害性行为。

(三)、卡尔对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其关闭家门的不法侵害,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并未过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卡尔关门,侵害卡尔及其家人住宅权利的行为,卡尔先徒手外推高龙等人,未将高龙、陶家勇等人推开,没能将家门关上;又找来木棍,双手执棍子两端外推高龙等人,结果棍子被抢走,仍然未能将高龙、陶家勇等人推开,无法将家门关上;最后才拿出菜刀冲高龙、陶家勇等人挥舞,逼迫高龙、陶家勇等人后退,而后迅速将家门关上。这是卡尔对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关门的不法侵害,实施防卫的一个完整过程。

毫无疑问,如果卡尔能够徒手将阻止关门的高龙等人推开,将高龙等人的不法侵害制止,他就不会使用木棍,而后又用菜刀驱赶高龙等人,以致陶家勇、高龙受伤;如果木棍不被抢走,双手持木棍能够将高龙、陶家勇等人推开,能够将家门关上,卡尔就不会拿菜刀冲着高龙、陶家勇等人挥舞,以致最后将陶家勇划伤,关门将高龙夹伤;如果卡尔拿出菜刀冲高龙等人挥舞时,高龙、陶家勇能够立即退开,陶家勇在卡尔准备关门时不用手去拉门,高龙不用自己的手继续把在门上,以试图继续阻止卡尔关门,陶家勇就不会被卡尔挥舞的刀子划伤,高龙也不会被门夹伤。

在整个防卫过程中,卡尔的行为都在力求避免给他人造成伤害。对于木棍的使用,无论是陶家勇所说的卡尔用棍子“戳”或“捣”他,还是高龙所说的卡尔用棍子“要砸陶家勇”,抑或是卡尔所供述的“双手抓住木棍的两端,把他们往外推”,从卡尔手持的木棍能够被陶家勇抢走而卡尔却没能用木棍致伤高龙、陶家勇等人,可以看出,卡尔对木棍的使用,并不具有攻击性,不是为了伤害高龙、陶家勇等人,而只是为了制止高、陶等人的侵权行为,将高等人赶走,以便关门。否则,卡尔将木棍抡开,高龙、陶家勇等人不可能不受伤。如果真的是卡尔有伤人故意,像高龙所说是用木棍砸向陶家勇,陶家勇抓住木棍的手也不可能不受伤。

卡尔对刀子的使用,也是力求避免造成他人伤害,避免防卫过当。卡尔拿着刀对着高龙等人“挥舞”,显然只是为了吓唬高龙、陶家勇等人,将高等人逼退,以制止高、陶等人阻止关门的侵权行为,将高等人赶走,以便关门;在用刀将高等人逼退后,在关门的过程中,陶又伸手拉门,试图继续阻止卡尔关门,卡尔将刀挥过去,显然是试图逼使陶将手缩回去,以便关门,同样是为了制止高、陶等人的不法侵权行为,而不是为了伤害高龙、陶家勇等人。陶家勇及高龙虽然受了伤,但即使不考虑鉴定本身的程序问题,现有鉴定结论也只显示,两人的伤仅为轻伤。其中,高龙的受伤,还是其在卡尔即将关门的瞬间,将手把在门框上,被门夹伤的。卡尔的供述来看,其关门时并未看到高龙的手,其关门夹伤高龙的手,纯粹是意外事件。即或把高龙的受伤也归为卡尔防卫行为的结果,卡尔的防卫行为导致高龙与陶家勇轻伤的结果,显然也不属于重大损害。

从防卫限度上看,卡尔在高龙、陶家勇等人无法阻止其关门,其能够将家门关闭时,迅速将门关上,而未再对高龙、陶家勇等人进行追打,或在能够关门的情况下继续用刀对高龙、陶家勇等人进行伤害。卡尔的防卫行为,显然并未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本案中,卡尔制止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关门的不法侵害,所采取的防卫措施,步步升级,都以制止不法侵害为限度,是完全适当的,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也未造成重大损害,完全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四)、高龙及陶家勇所受伤害,完全是自己的过错导致的,应由自己承担责任,根本不应追究卡尔的故意伤害犯罪。

卡尔的妻子谢群已通知高龙取消约会,高龙仍带同多人到卡尔家里找谢群;在被告知谢群不在家,主人卡尔要关门的情况下,高、陶等人竟然阻止主人卡尔关门,这不仅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甚至是一种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犯罪行为。

卡尔要关自己的家门,高、陶等人如果不违法加以阻止,卡尔与高、陶等人就不会发生推搡;在卡尔将高、陶等人往外推时,如果高、陶等人不继续违法阻止卡尔关门,卡尔就不会拿木棍赶高、陶等人;在卡尔拿木棍赶时,如果高、陶等人不抢走木棍,继续违法阻止卡尔关门,卡尔就不需要拿菜刀继续赶高、陶等人;在卡尔已经拿出菜刀的情况下,如果高、陶等人不继续违法阻止卡尔关门,卡尔就不需要用刀冲高、陶挥舞;在卡尔用刀冲高、陶挥舞时,如果高、陶等人立即退开,不再违法阻止卡尔关门,或者在被迫后退,卡尔将门往里拉的瞬间,陶不伸手拉门,以试图继续违法阻止卡尔关门,陶就不会被刀划伤;而如果高龙不是在门快关上的一瞬间突然伸手扒门,卡尔在关门时就不会夹着高龙的手。

显而易见,高龙及陶家勇所受的伤害,完全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理应由自己承担责任。正如卡尔在庭审中所说的,他认为高龙、陶家勇等人应该在其防卫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放弃阻止关门。

值得注意的是,卡尔使劲关门,致高龙的拇指被夹伤的具体行为,还具有紧急避险的性质。卡尔在询问笔录中提到,“去年姓高的来过我家,跳过我家围墙非法进入我家院子,敲我家窗户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后被我赶走了”。这次高又带领多人敲开其家门,“挡着门不让关”(高龙笔录语)。面对高、陶等四人阻止关门,卡尔明显势单力孤,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需要保护,其危险感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在通过一步步的努力,最后用菜刀“挥舞”将高龙、陶家勇等人逼退后,在准备立即关门又遇到陶家勇伸手拉门,再挥刀使陶家勇将手缩回,卡尔面临的是如果不使劲、迅速关门,将遭受高、陶等人继续侵害的危险。因而,卡尔迅速、使劲关门的行为,又具有紧急避险的性质。在迅速、使劲关门时,卡尔并未注意到高龙的手在什么位置,正如卡尔在供述中所称“(关门)当时是一瞬间的行为,什么都没看到”,“没看到他(高龙)在哪里”。卡尔使劲迅速关门,是其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不存在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由于险情是陶家勇、高龙引起的,对高龙的损害应由陶家勇、高龙自行负责。

(五)、一审判决对事实和证据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1、一审法院认定卡尔犯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事实”,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甚至有意隐匿重要案件事实。

一审判决书认定,“高等人敲开谢家房门后,被告人卡尔称谢群不在家并欲关门,高等人认为谢仍在家中而阻止卡尔关门,并与卡尔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卡尔持木棍至门外将陶家勇推倒在地,后又持菜刀向站在门口的高、陶二人挥砍,将陶家勇右手手背和拇指、食指等部位砍伤,并强行关门,致手扶门框的高龙左手拇指末端被夹掉”。

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存在如下问题:

(1)、将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卡尔关闭家门的不法侵害行为,认定为不分是非的“争执”,忽略卡尔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的事实。

“争执”是“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的意思。卡尔与高龙等人之间,就关门和阻止关门的问题,已发生推搡等肢体接触和冲突,而不只是观点和意见上的“各执已见,互不相让”。而且,对关门和阻止关门的问题,完全不是可以“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的、是非不确定的“争执”问题。相反,高龙等人与卡尔之间,是非清楚,高龙等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卡尔关门决定,阻止卡尔关门,就是对卡尔合法权利的侵害,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卡尔对此有权进行必要的防卫,未造成重大损害,不承担刑事责任。一审判决对“争执”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混淆是非,将卡尔的防卫行为,认定为攻击行为和故意伤害行为,并隐匿或者说忽略了重要案件事实。

卡尔家门是向外开的,陶等人在门槛外所站的地方,正好挡住卡尔关门。卡尔是在用手往外推高龙等人,试图关门,失败,并受到高等人掐脖子等攻击之后,才从家里拿木棍继续制止高等人阻止关门的不法行为的。这是卡尔徒手进行防卫无效后,升级防卫行为,加大防卫力度。卡尔用木棍推高、陶等人,当然只能在门槛外往外推。陶家勇是在抢卡尔木棍的过程中,被卡尔推倒在地,是卡尔制止高、陶等人阻止关门这一不法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卡尔无端用木棍至门外将其推倒,故意对其进行攻击和伤害。一审判决将卡尔用木棍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认定为“卡尔持木棍至门外将陶家勇推倒在地”的故意伤害性质的攻击性行为,而隐匿了卡尔徒手防卫,双手外推高龙、陶家勇等人失败才使用木棍防卫的事实;隐匿了卡尔使用木棍进行防卫的过程中,陶家勇抢夺木棍的不法侵害事实;隐匿了卡尔使用木棍的过程中以及木棍被抢后,被高龙、卡尔等人推搡、扭打的不法侵害事实,忽略了卡尔下一步拿出菜刀实施防卫的背景。

2、一审判决认定卡尔持刀将陶家勇“砍伤”,证据不足,且不符合事实。

前所提到“挥”或“挥舞”与“砍”的意义和行为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汉语言常识,挥就是舞动,摇摆的意思;而挥舞则是“举起手臂[连同手里的东西一起]摇晃”;“砍”的语意则是“用刀斧等猛剁,用力劈”。

对于卡尔这样一个中年男人来说,如果是用刀“猛剁”、“用力劈”高龙、陶家勇等人,不可能只是让陶家勇一个人受伤;如果卡尔是用刀“砍”,进行“猛剁”、“用力劈”而且砍到了陶家勇的右手手背和拇指、食指等部位,那就不可能只是轻伤,而且连骨头都未伤及。根据生活常识,一只猪脚,用刀去砍,一刀下去都可能将骨头砍断了。陶家勇的手不可能那样经得住“砍”。实际上,在一审判决引述的所有证据材料中,没有一份证据可以证明陶家勇的伤,是卡尔“砍”伤的。

辩护人注意到,受刀伤的陶家勇6月12日在八一医院检查,病历记载的诊断结论是“右手背刀割伤”、“伴肌腱断裂”;陶家勇及高龙各自在公安机关于2011年6月13日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都说卡尔是用刀“挥”或者“挥舞”,陶家勇的手只是被卡尔用刀“划到了”,卡尔的供述也始终说是用刀对着高等人“挥舞”想“吓”退高等人。经证据之间相互印证,都足以证实,卡尔并没有用刀砍人,而只是用刀挥舞,划伤了想继续阻止卡尔关门、不法侵害卡尔住宅的陶家勇。

显然,一审判决关于卡尔“持菜刀向站在门口的高、陶二人挥砍,将陶家勇右手手背和拇指、食指等部位砍伤”的认定,根本没有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持,而且也明显不符合事实。

3、一审法院认定卡尔有故意伤害犯罪故意,高龙、陶家勇等人“没有实施侵害他人的行为”,卡尔正当防卫不成立,违背事实和法律。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卡尔手持菜刀对被害人进行挥舞,强行关闭家门,导致两被害人受到伤害,卡尔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具有放任的故意,应当认定被告人卡尔具有故意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本案被害人高龙等人前往谢家不具有非法侵害他人的故意,也没有实施非法侵害他人的行为。被告人卡尔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其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这完全与卡尔的实际行为不符,也与法律规定不符。

在本案中,卡尔在每一个具体行为上,都是克制的,都是在力图避免伤害对方的,用刀对高、陶等人挥舞,并不意味着具有放任伤害结果发生的故意,相反,这恰是卡尔试图避免伤害他人的表现。对于卡尔来说,他有理由相信,其对着高、陶挥舞菜刀,二人会本能躲避而后退,而不至于伤害二人,实际上在其挥舞菜刀的过程中,高、陶二人也确实后退了,没想到其在关门的瞬间,陶又突然伸手拉门,阻止关门。而卡尔在关门时,根本就没注意到高龙的手在什么位置。因此,卡尔根本不存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高、陶二人受害的后果而放

任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的犯罪故意,而只是想将自己的家门关上而已。一审判决关于卡尔行为“导致两被害人受到伤害,卡尔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具有放任的故意”,完全是无稽之谈。

对于卡尔及其家人的住宅权利受到了高龙、陶家勇等人的持续的不法侵害,前面的辩护意见中已有详述。一审判决关于“本案被害人高龙等人前往谢家不具有非法侵害他人的故意,也没有实施非法侵害他人的行为。被告人卡尔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其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的认定,显然也与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卡尔关门的客观事实不符,并与法律关于“住宅不受侵犯”,“禁止侵入他人住宅”的规定相悖。

在庭审中,检察官一直强调高龙、陶家勇等人,没有进入过卡尔家门;即使在卡尔回屋里找木棍和刀的时候,没有人阻挡,高龙、陶家勇等人也没有乘机进入卡尔家里。检察官似乎认为,只要不进入卡尔家门,高龙、陶家勇等人阻止卡尔关门的行为,就不算不法侵害。一审判决显然也是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

开门、关门是住宅居住人的当然权利。阻止他人关闭家门,使他人家门持续处于他人可以随时进入的状态,属于正在进行的对他人住宅的不法侵害,住宅居住人有权实施防卫,是毋庸置疑的。本案被告人卡尔的防卫行为,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未造成重大损害,一审法院否定卡尔行为的正当防卫属性,让人难以理解。

4、一审判决对控辩双方证据的认定,明显有失公正。

针对辩方出庭证人周琦青的证言,一审判决认定,“因其不能与被害人陈述、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相吻合,不予采信”。辩护人对比了一下出庭证人周琦青的证言与卡尔的供述,发现二者基本吻合,并无矛盾。一审判决在采信卡尔供述的情况下,却以周琦青的证言“不能与被害人陈述、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相吻合”而不予采信。这让辩护人感到十分费解。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并不能证明周琦青的证言是否真实,而被害人的陈述却前后矛盾,明显不具有可信度。周琦青的证言与明显不具有可信度的被害人陈述不吻合,法院却不采信出庭证人的证言,而采信具有利害关系的、不具有可信度的被害人陈述,这显然没有道理。

另外,前已述及,一审法院将卡尔夫妇为装修房屋往小区内运建材与保安发生纠纷的治安案件材料(包括接处警登记表、派出所对小区保安、卡尔等所作的笔录),等等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所谓证据,也认定为“来源合法,具有证明效力”,“予以采信”。不知道一审法院认定“具有证明效力”的这些所谓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的什么案件事实?!

(五)、一审判决对卡尔的驱逐出境判决,明显违背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

卡尔2001年来华,现已在华工作多年,并与中国公民谢群结婚,在南京组建家庭,且已生有一个5岁女儿。我国《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一审法院判决将卡尔驱逐出境,无疑将使卡尔难以承担对未成年女儿的监护和抚养责任义务,使其未成年女儿获得监护和抚养的权利同时被剥夺,并将加重作为中国公民的卡尔妻子对孩子的监护和抚养责任,甚至可能破坏中国公民谢群的家庭。这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

的司法理念。

(六)、一审判决影响了我国刑事司法之国际评价,并可能误导民众,二审当谨慎对待。对于像高龙、陶家勇这样敲开卡尔家门后,拒不离开的行为,在具有严格私权保护观念的西方国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我国同样属于是侵犯他人住宅的违法行为。对这样的违法

行为,无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如果在西方国家,高、陶二人甚至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然而,一审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明显错误的追诉行为,竟然发给“通行证”,在判决书里认定高、陶等人没有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同时却将卡尔的正当防卫行为造成的伤害,认定为故意伤害犯罪。

据我们了解,对于卡尔的案件,卡尔在澳大利亚的亲属及澳大利亚驻华机构非常重视。他们都无法理解,卡尔的行为为何会被中国司法机关认定为犯罪!不要说卡尔在澳大利亚的亲属及澳大利亚驻华机构不理解,就是我们也无法理解!难道办理卡尔故意伤害案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们的家门,是可以允许他人敲开后拒不离开并阻止主人关门的吗?!

一审判决如果不予纠正,将可能误导公众,让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以之为据,认为可以通过堵门、侵入他人住宅这样的违法,甚至犯罪手段,解决与他人的纷争,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而如果一审判决可能产生的误导,不能予以消除,一些人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带到了国外去处理问题,对他们自己来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司法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广受诟病的一大问题。而卡尔故意伤害案的涉外因素决定,该案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在国际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以上是本人的全部辩护意见,希望二审法院予以采纳。

上诉人卡尔的辩护人: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周泽律师

2013年2月7日

二审刑事辩护词的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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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田的辩护人,继续为其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一案重审二审进行辩护。 本案在原一审、二审和重新审理一审时,本律师就受托担任被告人吴x田的辩护人,已在上述审理阶段就其不构成诈骗罪发表了无罪辩护意见。在此,本辩护人除坚持上述审理阶段的辩护意见外,针对本案重新审理的《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蚌刑重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判决书”)之判决,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补充发表以下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综合本辩护人在原一审、二审和重新审理一审阶段的辩护意见一并予以考虑、采纳。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x田利用虚假融资的手段骗取人民币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其依据为,“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13日,新加坡某能源公司开出一份存在软条款的信用证,其后也没有按要求修改,蚌埠市A不能用于打包贷款,吴x田也没有获得报酬。同年5月底,吴x田让姚x立给其300万元人民币继续为蚌埠市A公司融资,同年6月1日,姚将款存入吴的银行卡帐户”(见《判决书》第3页第3自然段) 但是为什么吴x田说给他300万元为A公司融资,姚x立就给?一审

陈有西演讲 ---李庄案

陈有西演讲:律师的界线:李庄案的前前后后(上) (2010-04-25 17:09:28) 转载 分类:我的法律天空 标签: 文化 陈有西:在上海律师协会的演讲(全记录) 陈有西按]上海演讲后,很多律师同行向我要演讲稿和视频.由于当时上海律协刑委会没有录音录像,我很遗憾地说没有办法.以后陆续有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朋友给我发了视频片断和照片\录音,才知道那天有心人还真不少。前几天突然收到高明律师的全本录音稿,直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我第二次可能就讲不到那个程度。真的很感谢上海律协刑委会和翟建律师、培鸿律师、晓清副会长、高明律师。特别是高律师,3万多字翻录出来太不容易了。现在我把这个记录稿认真校读了一遍,基本保持原样。公布供同行们参考。需要的可以收藏一下,因为此文可能不会长久在网。 律师的界线 李庄案的前前后后 时间:2010年1月10日下午13:15—17:00时 地点:上海青松城三楼会议厅 主持人:翟建律师(上海律协刑委会) 主讲人:陈有西律师(京衡律师集团)

录音整理:高明律师(上海万方律师所) 校正、责编:陈有西律师 翟建: 各位律师,下午好!我看到会场内有许多站着的律师,我心里感到非常内疚。本来呢这个会是我们刑事法律研究会的一次活动,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都是欢迎有兴趣的律师来参加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活动都在网上发了信息,没有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人。本来呢安排在律协的35楼,但有的律师跟我打电话说网上报名150名根本报不进去。换个大的地方,我也是星期五请律师协会的同志在边上找个地方,就在这里,250多位置,还是不够.如果再找大一些大家就方便了。今天进场凭律师证,限于律师,还是不够.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律师就说明了问题,我们律师对李庄案件的关注,我也相信我们律师也不是纯粹为了凑热闹、故事跑来的,因为李庄这个案件确确实实发生在北京律师的身上,案子发生在远离我们所在地的重庆,但是,这个案子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律师行业,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冲击影响是很大的。在昨天市律协业务研究和职业培训会上,大家就总结2009年的工作,布置2010年的工作。刑事研究会2010年第一点就是继续强化刑事辩护律师对于风险问题的重视。优其是在履行辩护职责过程中应当注意、应当避免的风险。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陈有西大律师,他是我一、二十年的朋友,当年他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时候,我因为办案子就与他认识了。现在他出来当律师,他的头衔都放在银幕上

妨害公务罪二审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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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基础之辩: 《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 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

二审辩护词(徐xx)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tz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的委托,指派xx律师为上诉人提供辩护。结合本案事实、相关法律及一审判决书,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上诉人xxx的犯罪动机并不卑劣 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xxx犯罪动机卑劣,与事实不符。上诉人xxx与其他同案犯在犯罪动机上存在本质区别。根据公诉机关提交的同案犯s的供述(P51“……”),证明了上诉人xxx的犯罪动机仅仅是碍于老乡情面,帮忙在其他洗头房中找小姐,而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强迫他人卖淫的直接故意;只有因交友不慎,实施了涉案的预备行为。 二、上诉人xxx的主观恶性不深 辩护人认为,对上诉人xxx主观恶性的认定应综合考虑上诉人xxx的文化水平、法律认识、生活环境及涉案原因。上诉人xxx因经济条件限制,读书至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在家务农,至2008年3月份到x地帮他人看洗头房,生活圈狭小,可以说在案发前一年的时间里上诉人xxx的生活圈仅仅是x市x街道西4区,而那区洗头房众多,洗头房里的好多小姐都是骗来的或者抢来的,这一现象使xxx陷入一个误区,即小姐或被骗或被抢,只要她能继续从事小姐“工作”赚钱,她就能自愿,就不是犯罪。故,在同案犯实施犯罪预备的行为中,上诉人xxx因文化水平低,法律认识缺陷及周遭环境的影响,才碍于老乡情面实施了带路的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并不深。 三、上诉人xxx的犯罪性质并不恶劣 辩护人认为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涉嫌的罪名与犯罪性质不能等同,各共同犯罪分子的犯罪性质应结合犯罪分子实施的具体行为予以

考量。上诉人xxx虽涉嫌强迫卖淫罪,但是其实施的犯罪行为仅仅是带路,一个在预备阶段实施的辅助行为,上诉人xxx的犯罪性质不能以实施了暴力、胁迫等手段迫使他人卖淫的其他同案犯的恶劣犯罪性质为考量标准。 四、上诉人xxx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xxx在侦查阶段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庭审时虽承认其基本的犯罪事实,但仍有明显避重就轻的辩解,不能认为其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与事实不符,且与法律相悖。(一)根据x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对上诉人xxx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可知,上诉人xxx已经向公安机关如实交代了犯罪的基本事实,且认罪态度较好,侦查期间讯问笔录的差异也是因为记忆偏差导致,情有可原,其基本犯罪事实上诉人xxx并未否认。一审法院所谓的“避重就轻的辩解”系上诉人xxx的理解能力,认知角度,以及庭审时的紧张心理所致,一审法院能认定上诉人xxx“承认其基本的犯罪事实”恰恰证明了上诉人xxx认罪悔罪的这一事实。(二)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行使辩护的权利;第十四条第一款亦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而一审法院把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行为视为认罪态度不好,无悔罪表现的依据,与《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保障诉讼权利的规定相悖。 五、对上诉人xxx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X市公安局和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在分析上诉人xxx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情形的基础上均对上诉人xxx作出了取保候审的决定,表明了对上诉人xxx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肯定。在自2009年5月25日起至2010年11月11日近18个月的取保候审期间,上

崔某清故意杀人案二审辩护词

崔某清涉嫌故意杀人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崔某清的姐姐崔某珍的委托并征得崔某清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崔某清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的二审辩护人。本辩护人在参加了刚才的法庭审理后,结合本案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崔某清犯故意杀人罪是错误的,被告人崔某清只有伤害龙某明的主观故意,没有非法剥夺龙某明生命的故意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换句话说,行为人对其剥夺他人生命的结果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并且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这种死亡结果的发生。具体到本案,被告人崔某清主观上没有意识到,客观上无法认识到上一把小小的钻子会将一个人刺死,龙某明的死亡已超出了崔某清的主观故意。本辩护人就此问题将从七个方面对其详加阐述。 1、从案件的起因看,被告人与被害人是邻里关系,虽谈不上友好,但彼此之间并无深仇大恨或积怨很深,而是因对砌围墙一事双方均不够冷静和理智引起的。此种情况下,被告人动辄行凶杀人的犯罪动机很小,杀人的可能性不大,被告人缺乏杀人的思想基础。 2、被告人没有预谋杀人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和准备。案发前崔某清没有特定的杀人对象,没有预谋策划,没有事前准备好作案工具,没有特意设定作案时间、地点,而是随机而动。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崔某清事先将作案工具放置于衣柜上面的行为即为有预谋、有准备地杀人的观点不能成立:其一、在崔某清的三次供述中,第一次讲到了其作案工

具钻子是从衣柜上面拿的,但随后两次供述包括今天在庭审当中却又讲到钻子是从堂屋出来路过阶基时捡的,在本案获取钻子的来源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理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定该作案工具钻子系其从阶基上捡到的;其二、公诉人有预谋杀人的观点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虽然公诉人提到被告人崔某清的老婆张美莲讲到崔某清曾因砌的砖被推翻一事而受了气并对张美莲讲到“你好点带着细伢子,明天要是打架你莫笼去”的话,尽管这话听起来有交代后事的味道,但这并不能表明其有杀人的决心和故意,特别是其是否与人打架都处于待定状态,我们又从何谈起他已谋划杀人了呢?再者,我们对这句话亦有多种理解,而不是唯一。第一种理解:我与人打架时将他人杀死了,肯定要枪毙,你要带好崽;第二种理解:我与人打架时被打死了,你要带好崽;第三种理解:我与人打架时被打残了,你要带好崽;第四种理解:打架现场有可能伤及到你和崽,你俩别靠近,免得伤及你和崽。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由此推定崔某清有蓄谋杀人的故意。 3、从被告人选择使用的犯罪工具来看,崔某清拿的是一把钻子,而不是刀、斧、剑、枪、爆炸物等杀伤力威猛的工具,在崔某清看来,一把小小的钻子,其杀伤力是相当有限的,是不可能导致龙某明死亡的。如果崔某清真有想要或放任他人于死命,这种凶器自然不是首选。 4、从被告人伤害的部位和行为有无节制看,被害人身上的创口虽有10余处,但这是在龙某明不断攻击的情况下实施的,在龙某明停止攻击到他屋里去拿板凳坐在坪里以后,崔某清并没有再去刺龙某明。由此可以判定,其伤害故意明显,杀人故意不明显。 5、从被告人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看,崔某清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寻求作案,而是在龙某明来到自家门前,不经允许,动辄扳砖的情况下引发的事故,事想,如果没有龙某明强行扳砖的行为,如果没有龙某明殴打

细数当今中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刑辩律师

细数当今中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刑辩律师 无论在哪个国家,刑辩律师始终是法治的基石,是推动国家法治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对公民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他们为自由辩护,为生命辩护。“刑辩律师”本身就是他们至高荣誉。在当下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对法治进程的影响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他们在刑事辩护舞台上演绎着精彩和传奇。数律界风云人物,还看今朝! 张思之——“律师界的良心” “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 ——张思之 张思之,一个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的律师,却在法律界被尊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年已83岁的张思之谈到案件时精神矍烁,张思之曾为“四人

帮”集团做辩护律师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右派,劳改15年。1972年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改革开放后,重返律师界。长期以来,担任很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如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从潘家园移居崇文新世界,83岁的张思之独来独往已两年有余。赋闲之余,张思之偶尔地接见些朋友,多数时间看看书写写文章。 如果说中国律师界还有一位元老级人物的话,那么说是张思之应该无人有疑问了。张思之最令人瞩目的辩护经历大概要算1980年11月12日,他被指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案件中的辩护律师。但江青对张的态度和能力颇有微词,而且拒不接受“叶、邓派来的律师”。因此,张思之转而出任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李作鹏的辩护人。 张思之由此名声大噪,而他为异端辩护的职业律师生涯也就此拉开了序幕。面对多位被告人的诚挚委托,他从未表示过拒绝,一度被称作此类案件“专业户”。 尽管张思之在律师界很有声望,但他办理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唯一一件一审胜诉后还被检察院抗诉,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以致“屡战屡败”成了张思之律师执业生涯的一道标签,贯穿他律师生涯的主线。虽然“屡战屡败”,但张思之说,“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这是他说过的最狂妄的一句话。 张思之的良心与见识,得到了法律界的公认,他被称为“律师界的良心”。这些可以从他所办理的案件中得到印证。2000年,《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出版,这本汇集张思之近20年来就所代理案件写作的辩护词的专著,被北京汉语研究所重视,张思之因此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

陈广雄等涉嫌故意伤害案二审辩护词

陈广雄等涉嫌故意伤害案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陈广雄家属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陈广雄涉嫌故意伤害案中担任陈广雄的二审辩护人。我们介入此案至今,多次会见了陈广雄,听取其陈述,详细了解案情,到贵院详尽阅卷并复印卷宗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对本案的事实已十分清楚,现依法出具以下辩护意见。 在具体发表辩护意见前,我们恳请阁下注意:我们的二审辩护观点与陈广雄一审辩护律师完全不同!我们恳请高素质且业务谙熟的二审法官结合我们的辩护观点,严格按照刑事证据运用规则对本案全面审理、公正判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同案人和陈广雄的一审辩护律师,甚至陈广雄本人也曾说过其行为构成犯罪之类的话。我们认为,陈广雄本人认为有无构成故意伤害罪根本就不重要,有无构成故意伤害罪,关键在于被告人的案中行为是否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 如果被告人的案中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是否如实供述,仅属从轻量刑情节而已;反过来,如果被告人的案中行为根本就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则不管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不管被告人是否认罪伏法,依法处理的结果都应该是无罪,不能凭被告人曾经认罪或者当庭认罪,而不顾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就给被告人定罪。 陈广雄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懂法律,要求他对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有深刻的理解是不现实的,他完全可能在特定环境下草率认罪。

我们总的辩护观点:陈广雄依法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也不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或其它犯罪,应属无罪。 一、案发前后,陈广雄均没有伤害被害人的共同故意,更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任何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广雄明知被告人钟某某、周某某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伤害行为,仍共同参与并协助钟某某、周某某共同逃离现场,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与事实不符,逻辑混乱,显属错误。 (一)陈广雄用摩托车搭载钟某某、周某某经过果林治安亭,其目的是回家,之前并没有预谋去伤害应某某。 钟某某、周某某、陈广雄关于本事实的多次供述均高度一致,稳定可靠,均证明:陈广雄搭载钟某某、周某某经过果林治安亭,他们的目的是回家,之前并没有预谋去伤害应某某。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法刑一初字第95号《刑事开庭笔录》第8页: 陈广雄辩:当你们找不到庄家,由陈广雄开着摩托车达着你们时,是想做什么? 钟某某:是想着回家。 该《刑事开庭笔录》第12页: 钟某某辩:当时你们三个人去电话亭寻找不到六合彩的老板后,你们准备去哪里? 周某某:我们准备回家的。 该《刑事开庭笔录》第15页:

xxx二审辩护词

xxx涉嫌故意伤害一案 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受xxx等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xxx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被告人xxx的辩护人。经辩护人查阅本案的全部卷宗、会见被告人,现根据本案的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 xx县公安局刑侦一中队在2012年1月31日与xxx的父亲杨建民通话,询问xxx的相关情况,杨某明确说明xxx在家,准备去公安投案。通完电话后,不到15分钟,公安机关即赶到xxx家中将xxx抓获,这应当认定xxx属于自动投案。一审时被告人xxx及其辩护人明确提出了xxx这一法定从轻情节,且xxx的父亲出庭作证并提供了通话记录,但一审法院对这一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未经核查,一审判决对此未经说明,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二、xxx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于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本案属共同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31条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

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结合本案事实及卷宗当中的证据,从整个犯罪过程即犯意、预谋、准备、实施、既遂后等多个阶段的角度足以认定被告人xxx属于从犯:(一)被告人xxx不是该起犯罪犯意的造意者,也不是共同犯罪的发动者。综观本案,殴打被害人是由其他被告人临时直接起意,被告人xxx也仅仅是参与了殴打行为。 (二)依照xx县公安局(鲁)公(刑)鉴(伤)字【2011】459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因一眼盲,被害人构成重伤。而被害人的眼部受伤能够查实是何人所致,被害人构成重伤与被告人xxx无关,被告人xxx参与殴打,参与程度较轻,其仅仅是朝被害人的背部打了几拳。 (三)本案案发属于临时起意,各个被告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应当区分主从犯。 综上,从被告人xxx在整个犯罪的全过程中的行为上分析,其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到的是次要、辅助作用,应属从犯。依据《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被告人xxx应当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xxx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

杨学林律师李庄案辩护词

李庄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一审辩护词 杨学林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受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贵院审理的“辩护人妨害作证”案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我在庭前已经数次会见了李庄,并且认真查阅了贵院提供的部分案卷材料,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我首先要感谢合议庭的法官们,为我履行辩护职责提供的便利。虽然庭前查阅案卷材料由于公诉机关的原因,显得时间仓促;虽然我关于证人出庭、调查取证、延期审理等事项申请的结果令人失望,但是合议庭起码给予了回应。直到开庭前一天的晚上八点半,法官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侦查机关拒绝提交李庄被扣押的笔记本电脑。因此,我对合议庭在庭前所付出的劳动还是要表示感谢。但是我的感谢并不等于我认为所谓李庄“漏罪”案的侦查、起诉和受理具有合法性。因为包括本案的公诉机关与合议庭所在的人民法院在内,都是被侦查机关绑架而来的。 卷宗材料显示,2010年1月27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的举报后,将举报材料转交给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该局于2010年1月28日立案初查。自此,李庄“漏罪”案的侦查机关就开始绑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进入了违法的状态。因

为从2010年1月27日开始,另案追究李庄“辩护人妨害作证”漏罪的合法性基础就已经丧失了。 李庄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2010年2月9日终审宣判的。此前的1月27日,正属于该案的审理期间。在此期间发现同一被告人有同种“漏罪”应当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4月16日作出的“关于判决宣告后又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同种漏罪是否实行数罪并罚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宣告并已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不论新发现的罪与原判决的罪是否属于同种罪,都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但如果在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宣告以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发现原审被告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同种漏罪没有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时,不适用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 由于2010年1月27日发现的李庄“漏罪”与二审法院正在审理的李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属于同种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该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但是该院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错误地继续审理并终审宣判。正是由于这个错误,导致李庄今天被以与原案相同的同种罪再次提起公

民事诉讼二审代理词(范例)

民事诉讼二审代理词(范例) 案情简介 1993年10月14日,____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一并判决邱满囤胜诉。 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本案汪诚信等5位被告撰写散发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采用的是颠倒事实的手段和移花接木的方式。被告的这种侮辱和诽谤行为,无疑是对邱满囤名誉权的一种侵犯。 一、5位被告在《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中的具体侵权事实 邱满囤发明的“邱氏诱鼠剂”不仅作了科学鉴定,而且更经过了大量的应用实践的检验。5位被告编造虚假事实诽谤他人名誉的行为是我国《民法通则》明令禁止的。 2.被告把他人的表演嫁接到原告身上。5位被告撰写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称'1980年表演者在北京的一个养鸭场表演时,当场已被北京专业技术人员揭穿,表演者并不能分辨老鼠的公母“。 任何人对照上下文都知道这里表演者特指的是邱满囤,而不是别人。而今,被告方无论作任何托词都是徒劳的,只能更进一步暴露其撰文中伤原告的故意性,被告把一个别人表演的事实嫁接到邱满囤头上,说邱满囤表演时被北京专业技术人员揭穿,这是对他的诽谤。另外,还说邱满囤不能分辨老鼠的公母。众所周知,指责一个普通人不能分辨老鼠公母谈不上贬义,然而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指责一个研究了30多年老鼠的灭鼠专家邱满囤,则是明显地在贬低他研究灭鼠的能力,是对他的名誉的派毁。名誉权是什么?是一个公民、法人的品德、能力、才干、信誉等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综合评价。被告公开故意贬低邱满囤的能力是对他名誉权的一种侵害。 3.被告使用侮辱原告人格的语言。被告《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指责《无极之路》报道的专家让邱满囤脱下上衣外裤表演等情节是表演者“无

五元庄口令词

五元庄功法口令词古水北镇 预备式 两脚并拢,周身中正,两手自然下垂,百会上顶,目平视前方,目光回收,两眼轻轻闭合,全身放松。 第一式顶天立地合化混元 两手虎口带动,体前上升,与小腹平,两臂交叉合拢,掐指环诀,大臂外撑,手至胸前呈顶天立地掌。 叩齿:叩门齿九;叩左齿九;叩右齿九;叩门齿九。赤龙搅海左三;右三。舌点下腭三;点上腭三;点门齿缝三。松诀,转混元掌。吸气,发音:哦嗡(E。U。ENG)清 五 第二式畅通毛窍开启三关 松开混元掌,转掌心相对,指尖向前,两掌合开3。转掌心向上,升过乳头,前伸。指尖向下,掌心前撑、撑、撑。转指尖向外、上、内,掌心前撑、撑、撑;转指尖向上、外、下,掌心前撑、撑、撑。转指尖向外、上、内,掌心前撑,两臂外展成一字,外撑、撑、撑。转指尖向上、后、下,掌心外撑、撑、撑。转指尖向后、向上、前,掌心外撑。两臂体前合拢,与肩等宽,松腕,转掌心相对,合开3。 转掌心向上,小臂回收至胸前,小指相合,上托至眉,掌外分至耳侧指尖向后,连续转掌上升至头顶上方,中指相接,两臂伸直,掌心向上撑、撑、撑。 转掌心向下,下落。中指点天门,指背相合,前转3;后转3下按。手放平,上提,两臂伸直,两掌下落,中指点天门,指背相合,前转3;后转3。下按。手放平,上提,十指交叉,翻掌心向上,上举,揉腕3。上撑,体前下落,至小腹前,下按。 两手分开,中指相接。下按,翘脚趾;按,翘;按,翘。掌膝划圆:前、外、后、内,二,三;反转3。下按,脚趾落下。 中指相接,转掌心向内,升至肚脐,中指点按,沿腰带拉开至命门点按。转掌心向后,两掌重叠,外推内收3。转掌心向内,中指点命门,沿腰带至体侧指尖向下,外开内合3。中指向前,至肚脐点按,中指相接前伸,指根相合;指根分开,中指点肚脐,前伸,指根相合;分开,点肚脐,前伸,指根相合。分开,点肚脐,前伸,两掌相合至混元。 第三式鹤企四顾神守中寰 两手分开。合、开,合、开,合、开。转掌,磨掌;3。两掌撕开提左腿。鹤首推揉:3。体左转90°。回中位。体右转90°踩莲,两脚并拢,转掌下落,腹前抱球。磨掌3。两掌撕开提右腿。鹤首推揉:3。体右转90°。回中位。体左转90°踩莲,两脚并拢,转掌下落,腹前抱球。 第四式展翅翱翔揉抻弹颤 转平行掌,合、开,合、开,合、开。展翅:转掌心向上,上升至胸,外开,外伸成一字,小臂回收,前合,下落,小臂外开至体侧,上起,外伸,回收,前合,下落,转掌心相对。 翱翔:外开、小合,开、小合,开、小合,开、小合。转掌心向下,合、小开,合、小开,合、小开,合、小开。外展,开、小合,开、小合,开、小合,开、小合。转掌心向前,合、小开,合、小开,合、小开,合、小开。两掌相合于混元。 第五式喜笑助心神中峰立山根 转指尖向上,成合十手,立中峰指,转指尖向前,向前伸出,小臂回收,中峰立山根。左上右下划圆发音:惺3。反转

斯伟江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交通肇事案二审辩护词

XXX涉嫌交通肇事一案 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倚天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XXX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涉嫌交通肇事案的二审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一审判决对于被告人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予以认定,但未能从宽处理,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1、被告人犯罪后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自己全部罪行,属于自首,并且被告人认罪、悔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均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自首制度在中国的立法设置和司法适用中源远流长,对于司法机关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等方面意义重大。自首可以减轻乃至消除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减少司法机关追诉的负担和司法成本;促使犯罪分子悔罪向善。本案中,被告人在深夜交通肇事后,立即拨打电话报警,其初衷就是相信法律会给XXX一个改过自

新、重新作人的机会。然而,一审判决虽然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依然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个月,其判决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制定自首制度的司法理念和精神背道而驰,不利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因此,一审判决已明确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及其它从轻、减轻情节,未能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与法不符。 2、被害人有严重过错,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行人只能在人行道上通行,严格禁止行人在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嬉闹。在本案中,被害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深夜在机动车道内停留,是造成本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害人有严重过错,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3、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平时一贯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之前科。且被告人从领取驾驶执照至事故发生前,一贯遵守交通规则,未发生过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纯属偶然和意外,判处较轻的刑罚足以对其起到教育和惩罚的作用。 4、被告人积极对本案被害人的家属作出赔偿,有悔罪表现。 被告人归案后主动表示对本案被害人的家属作出赔偿,愿意承担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虽然被告人XXX处于被羁押状态,但被告人亲属已转存11万元作为民事赔偿款。同时,被告人及其亲属也表示在民事赔偿方面一定会积极配合,在转存的数

[斯伟江辩护词]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

[斯伟江辩护词]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 [斯伟江辩护词]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 [全文] 篇一 : 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 斯伟江律师的优秀辩护词[全文] [短评] 李庄一案如果说没有斯伟江这篇辩护词,重庆检方不一定会作出撤诉决定。斯伟江这一辩护词将来肯定会作为中国律师的示范教材,会上优秀律师图书的。在律师中会说话的绝不只有斯伟江,杨学林两个人,但既会说又敢说话的,绝对要算上斯和杨两人了~ 李庄再次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审辩护词/斯伟江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

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二审宣判。 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 侦查。 2011年3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妨害作证罪,侦查终结,移送江北区检察院。 2011年4月2日,江北区检察院将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起诉到江北区人民法院。

王某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案件二审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接受非法制造爆炸物一案被告人王××亲属委托,指派我们作为王××的辩护人,今天出席法庭,为王××辩护。通过参加今天的庭审,我们对本案事实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和掌握。辩护人认为,由于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期间由公安机关重新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作出的物证鉴定结论同样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效力,不能据此证明被告人王××制造的所谓“爆炸性可疑物”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爆炸物”,因此,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 一、侦查机关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的检材是否是原来公安机关从被告人王××处查获的“爆炸性可疑物”,存在重大疑问,同时,鉴定程序也存在违法情形: 1、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扣押的物品、文件,侦查机关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损毁。由于侦查机关未依法对本案查获的“爆炸性可疑物”或其样品进行封存处理,在提取鉴定检材时也未安排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场见证,致使本次鉴定送检的检材是否是原查获物品难以认定。 2、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制造的“爆炸性可疑物”是由硝酸铵、柴油、硫磺、工业盐等物品混合而成,根据化工知识,硝酸铵具有很强的吸水性,易吸水受潮而结块甚至溶化,因此,一般厂家所生产的塑料袋包装的硝酸铵,其保质期为四个月。如果再掺加上柴油、硫磺、工业盐这些物质,其受潮、结块、溶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保质期将更短。比如,由硝酸铵和柴油按照规定的比例制成的铵油炸药,其保质期仅为15天。公安机关先后两次查获被告人王××制造的“爆炸性可疑物”的时间是2007年1月份和3月份,本次检验鉴定的时间是2008年1月份,从查获到送检,前后间隔分别为近一年和近十个月,而且其间还经过了一个高温多雨的夏季,并且也无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在此期间曾采取特殊手段和方式对查获的物品或其样品进行了储存,按正常情况推断,侦查机关从王××处查获的这些由硝酸铵、柴油、工业盐、硫磺等成分组成的物品应当早已溶化,及时侥幸没有溶化,也必然已经严重结块,其爆炸性能必将严重下降,甚至拒爆。而融化了的硝铵炸药,是根本无法引爆的。 3、但是,极为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1月10日由本案侦查机关向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提交的检材,竟然试爆成功了,且是“爆炸完全”,且是用8号工业雷管直接引爆成功的!对此,辩护人认为,这只能说明本次侦查机关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检材根本不是从当初被告人除查获的物品,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个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检验鉴定结果。理由是:第一,根据化工知识,由硝酸铵、柴油、硫磺等成分混合而成的硝铵炸药,即使是由正规厂家生产的且在保质期内的,也不具有雷管起爆感度,也就是说,这类炸药用雷管根本无法引爆,更不用说王××依照道听途说的土方法自制的这种“爆炸性可疑物”,而且是早已过了保质期早该融化掉的了。同时被告人王××的当庭供述也证实,他矿上的经过诸城民用爆破器材销售公司业务培训的爆破工,曾用导火索、8号工业雷管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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