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工作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这里谈谈科学这一面。我曾经提出语文教学应当科学化的问题。对此，有些同志有点怀疑。有的认为，语文教学有不少老经验，发挥发挥就可以了，从前不讲什么科学化，不也照样教语文、学语文吗？有的认为，语文教学科学化是需要的，不过很难，简直无从下手。总之，这些同志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必要性或者可能性有疑问。
语文教学科学化是必要的。搞任何工作，都要讲究科学性。有了科学性才能够提高效率，加快速度。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更要注意效率、速度的问题，语文教学也不例外，何况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种种原因，语文教学中确实存在着很不科学或者不够科学的做法，存在着因此而造成的不应有的浪费。总结前人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仅仅靠这个就不够了。我们一定要把语文教学的改革纳入科学的轨道，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迈出新的步子。
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可能性也是无须怀疑的。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规律，难道唯独语文教学是例外吗？不会的。语文教学也有它自己的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掌握的。有些国家早已在研究并试图掌握他们本国语文教学的规律，有的甚至在研究教学汉语的规律，难道我们自己倒可以对语文教学的科学化视为“蜀道”，只能“以手抚膺坐长叹”么？
要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逐步做到教学比较地科学化一些，先决的是要有科学的态度。关于科学的态度，我曾谈过实事求是的问题，这里，我想再加上两点，连起来说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从实际出发，它的对立面就是从概念出发；实事求是，它的对立面就是不注意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讲求实效的对立面就是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做一些劳而少功，劳而无功或华而不实的事情。咱们的语文教学在这些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语文教学的性质、目的任务问题，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讨论了一气，现在又讨论起来了。──语文课是“工具课”？是“思想性很强的基础工具课”？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文训练二者并重吗？如果不是并重，那么，又以哪个为主？等等，等等，众说纷纭。再比如，语文课的“语”是语言，“文”是什么呢？有的说是文字，有的说是文学，有的说是文章，辩论得很热闹。我对这种讨论兴趣不大，觉得偏于概念的性质多了点。我并不一般地否认讨论概念的必要性；我也不否认把某些概念弄清楚对于教学工作有益处；我更不否认，现在大家之所以关心这类问题，是出于高度的积极性。不过，我觉得，当我们对有些概念讨论到一定程度，暂时不能更前进一步、更深入一步的时候，不妨把它放一放，这也许并不会影响实际工作。例如，不管对“语文”二字怎样解释，你反正得把这本《语文》课本教好。课文里的字，总得让学生认识吧？一篇篇的文章，总得让学生读懂，有些还得读熟吧？有些文学作品，总得让学生能够适当领略吧？好些课文讲了重要的道理，有助于提高思想认识，总得让学生明白吧？一本一本的《语文》课本教下来，总得让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一步一步地不断提高吧？我倾向于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多多下工夫，试试看，怎么教法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多找出些办法来，多蹬出些路子来。
上边说的是关于语文课的讨论。具体一些说，一篇课文该怎么教法？对那个所谓“《红领巾》教学”的“五大块”（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方法）该怎么对待？恐怕不宜绝对化。不能不管哪一篇，不管在哪个年级，都是这么五大块；也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取消，一块也不要。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拿作者
生平、时代背景来说，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的态度去抽象地谈论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应当讲还是不应当讲，那恐怕得不出什么结论，倘若竟然得出了结论，那结论恐怕是靠不住的，或多或少带有些片面性的。比如，初中第一册就有鲁迅的作品，那么，要不要在这个时候介绍鲁迅生平呢？12岁的孩子，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他不知道，鲁迅还有什么作品也不知道，你就给他大讲一通，介绍鲁迅的思想如何由进化论变为阶级论，他会问：“什么叫进化论？”鲁迅的作品，初中第二册、第三册直至高中各册大概都会有的。这位伟大的作家是不是在初中第一册一接触就要介绍？什么时候介绍更合适一些？或者分怎样的几次介绍更好一些？这就得实事求是地加以考虑。再比如，初中第一册选了李白的《望天门山》。介绍不介绍李白？介绍多少？刚刚才念了李白的这么一首诗，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怎么个浪漫法？学生能理解么？还有一首是王之涣的《登鹳鹊楼》。王之涣这样一位诗人，在中学介绍不介绍？介绍多少？这些问题都得琢磨琢磨。这一册还有一课是高士其《给青少年的一封信》。讲这一课，高士其是何许人，恐怕倒要介绍一下，介绍介绍他怎样为科学而斗争，怎样为科学普及而斗争，这对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理解课文，接受思想教育，都有很大的好处。处理这类问题，都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否则，抽象地讲，高士其跟李白来比，该介绍谁呢？很难说。
再比如说时代背景。初中第五册相连的有两篇课文，算是一个单元，一篇是介绍祖冲之，另一篇是介绍哥白尼。这两篇的时代背景怎么讲？依我看，后一篇需要适当介绍介绍时代背景，前一篇就不一定要介绍。祖冲之创制大明历跟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有多大的关系呢？哥白尼可不然。如果不讲点时代背景．孩子们会说：地动说，这有什么？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我还不知道吗？所以，要给他们讲点时代背景，使他们了解中世纪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文艺复兴又是怎么回事，哥白尼这个地动说怎么好几百年拿不出来，为什么有的人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就被烧死了，讲一讲这些，对鼓励青少年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很有作用。我甚至设想，如果请学校里教世界史的老师替你讲一个钟头，也不为过分。这样一讲，学生再来念这篇文章，积极性就会比较高，效果可能很不相同。
作者生平、时代背景讲还是不讲，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你介绍了效果好就介绍，介绍了没有什么效果就不必介绍。讲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是如此，语文教学的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学生觉得他需要的、有兴趣的东西咱们讲了，上一堂课有所得，那么，他缺了课就会找老师或同学补上；如果他觉得上语文课听不听都一样，那他下次缺了课就不补了，这不是合乎情理的吗？
本来，做什么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效，都要有这种科学态度。为什么在谈论语文教学时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这一条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有点问题的，或者说很有些问题。如果说语文教学效率的确不高，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这种科学的态度。
有了基本的科学态度，教学工作就会比较地合乎科学，至少不至于太违背科学，虽然还不能说教学已经科学化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我们就能对语文教学的实际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了解和分析，也就是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使我们的教学工作更加切合实际，具有条理性、规律性，逐步地科学化起来。
语文教学的“实际”，包含的内容很广泛。首先是社会实际，即我们当前的社会对语文教学的要求；我国语文本身的实际，它的历史和现状；学生的实际，他们的语文能力、思维能力、接受能力的发展过程和各个学习阶段达到的水平，他们掌握各种知识的情况，他们学习语文的态度和要求，他们能拿出多少精力去学习语文，等等（上面所举的有关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的几个例子，大多是从学生的这些实际来考虑的）；教师的实际，他们的业务情况，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愿望；目前我们教育工作、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等等。这些个“际”都需要我们去研究，而多年来，从咱们开始有这门功课，也就是废科举办新学设“国文”课以来，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门课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的科学研究。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对儿童、青少年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成长发展过程的研究问题。
任何问题没有数目字是很难说得上科学研究的。咱们语文学科只有一个数目字，就是那个3500常用字，可靠不可靠还有待研究，因为社会在发展变化，某些字的使用频率也会跟着有所变化，并且咱们实行简化汉字，取消了一些字，合并了一些字。今天，常用汉字究竟有多少？各个年级的学生能认多少？都需要研究。至于词，现代汉语常用词汇是多少？没有这么个数字。两周岁的幼儿大概能掌握多少词？城市、农村、平原、山区各约多少？各是哪些个？如果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又能掌握多少词？城市、农村、平原、山区又各是多少？各是哪些个？这中间的幅度有多大？三、四、五、六周岁的幼儿，小学、中学各年级的学生，各能掌握大约多少？哪些个？如果有良好的教育训练，这些数字的幅度又各是多大？都说不出来。再比如句式。现代汉语的基本句式有哪些？常用的复杂句式有哪些？两周岁的幼儿能掌握哪些句式？三、四、五、六周岁的孩子们呢？小学各年级的孩子们呢？中学各年级的青少年呢？
再说思维能力。两周岁的幼儿会用哪些思维形式？三、四、五、六周岁的呢？我观察我那个两岁半的小孙女，她的思维已经相当复杂，她会用归纳推理，会用演绎推理，也会用类叱推理。当然，她时常会用错，因为她的知识和生活范围都非常狭窄。我们要研究_二、三、四、五、六周岁的孩子归类、比较的能力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分析、综合的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抽象、概括的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形成概念、学会判断、进行推理的能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小学各个年级能达到什么程度，中学各年级能达到什么程度，分别容易出现什么问题，等等。
在听说读写的能力上，要研究他们听一段话能抓住要点的能力是怎么一个发展道路，在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什么水平；有准备连贯性说话的能力和无准备连贯性说话的能力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读的能力（包括理解、记忆的能力以至读的速度）的增长有哪些过程。我们现在说课本的分量多少，总是指篇数，不是指字数。我认为。应当讲字数。一个学期，究竟应该、可能读多少字，我们心中无数。在写的能力方面，一个人写的能力的增长究竟是怎么一个过程？在什么阶段，他有书面表达的要求？这种要求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在什么阶段他有什么样的写的能力？到什么阶段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些都需要研究。当然，这同他思维能力
的逐步增长和知识领域的逐步扩大，同他生活经验的逐渐丰富都有关系，不是孤立的语言问题。
现在，大家都为每两周两大摞作文本而感到苦恼。这些甘苦我是了解的，我们要研究怎样把老师从批改作文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但是，关于写的训练，不光是那些怎么批，怎么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抓住规律，使我们的训练更加科学化。比如，消灭错别字。从学生学写字以后就开始有错另4字，于是我们就消灭之，从小学消灭起，一直消灭到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错别字简直比蚊子还要顽强。蚊子，我们还能知道它在什么季节生在什么地方，可以采取一些办法，让它少生点，不是光靠熏。而在许多情况下，错别字就只靠“熏”，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使它少生。当然，不少有经验的语文教师是注意在识字教学中预防错别字的产生的，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不少．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处于不自觉的状况。』北京一个中学曾对全校学生举行了测验，结果错字总共不到600。如果把这600个再进一步分析一下错的有多少，别的有多少；错，因何而错，别，因何而别；哪些字容易写错，哪些字容易写别；哪一种错字、别字最顽强，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老出现，假如这么分析一下，找出个规律来，假如不止这一所学校，有若干学校都做这种调查、分析，找出一些规律，这就等于找出了蚊子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孳生，那么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到这些地方撒点药，就用不着再熏了，至少少生一些。熏起来容易一些。
再比如病句，也是从小学改到大学，没个完。连出版物上的病句也是一抓一把。如果我们对病句产生的规律也如同研究错别字一样如此这般地进行一番研究，把这些问题搞得比较清楚，那么，我们有关句子的语言训练就可以比较地科学，效率就会比较地高一些，病句的“发病率”就会低一些。
我提了一大堆问题（语文教学中有待研究的远不止这些问题），无非是想说明，我们语文教学有许多问题需要做些切实的、深入的研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还是一片空白。如果我们经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掌握了一些主要问题的一般性规律，比如说，某个年龄，孩子的某种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经过适当的教育，这种能力又能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中间的幅度有多大，掌握了它一般性的规律，又掌握了一些特殊情况，
那么，我们的教学就有了针对性，就有l『科！擎性；为什么在这个年级要教这些东西，在下个年级要教那些东西，就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样，我们的教材编写，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可以纳入科学的轨道，就可以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发展得更快更好，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排除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从根本上提高教学效率。这是关系到全国两亿多人的成长问题，关系到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大有可为的。
科学研究如此重要，那么谁最确研究的条件呢？在座的老师们。你们有大量的观察对象：．每位老师今年教120个学生，明年又换120，这就是240，5年多少？600。这些观察的对象是在你的教育之下成长发展，你可以了如指掌地知道他们语言能力、思维能力的各个方面。这是多么可贵的科研材料！当然，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也应当研究这些问题，不研究就叫做不务正业。有关的科研部门更要研究这些问题。不过，我们老师们不能光等待。我们要既做伸手派，找他们要东西，又做动手派，自己研究问题，并且向他们提供东西。当然，从时间和空间看，从研究的对象看，老师们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也许研究的结果有它的局
限性。但是，更广泛的、更带有普遍意义的成果是从这些一个又一个的个别研究成果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研究中做一些有益的、有价值的工作。我想，这点老师们大概会同意的。要说效率不高，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制造出来的，久已有之，但是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来解决它。
效率必须提高，速度必须加快，然而，取巧的办法是没有的，吃老本的省力办法也是不行的，只能用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做扎扎空宣的科学研有T作。大幅穹改{井语文教学的出路就在汶里。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