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
邹薇方迎风
一、引言
减少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绝大部分贫困人口仍集中在农村地区，而贫困状况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中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状况究竟怎样测度？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2009）统计，1990～1999年中国年均脱贫680万人；1995～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根据中国新制定的贫困线标准，2005年贫困人口为6432万，贫困发生率为6.8%；2009年贫困人口为3597万，贫困发生率为3.8%。但按1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使用中国农村住户消费数据进行的测算表明，中国的贫困人口由1981年的7.3亿降到2005年的1.06亿，贫困发生率由73.5%下降到8.1%（Chen等，2010）。可见，不同的测算标准对于中国贫困状况的刻画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仍采用传统的单一收入（或支出）方法测度贫困，既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贫困的程度、广度和分布特征，也不能提高扶贫开发政策的效率。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和计量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把握中国进
入“中等收入国家”阵营以来城乡贫困呈现出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探讨现阶段对中国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进行动态测度的适宜方法。（2）采用包括新发布的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在内的20年间的面板数据（样本家户为32147户，其中农村21818户，占67.87%；城市10329户，占32.17%），突破了既有文献只注重单个年度CHNS数据，或者考察维度比较偏狭的局限性。（3）基于“能力”与贫困关联的研究，采用维度等权重与指标等权重两种方法，分别进行多维贫困指标测度和指标分解，并且比较了依照不同方法测算的多维贫困指标和贫困发生率的动态变化趋势。（4）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
阿玛蒂亚·森最早从“能力”、“功能”、“权利”等角度来讨论贫困问题，他指出，一方面，不能把贫困仅仅看成是收入缺乏或消费水平低下，贫困的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抓住经济机会和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或者其能力“被剥夺”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贫困往往是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相伴随的，即贫困人口无法平等地获取或接触到许多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公共品），不具备把这些产品转化成效用的“功能”或“权利”（Sen，1985；阿马蒂亚·森，2001）。因此，对贫困的认识、测度和治理要超越单一的“收入或消费”的维度，而应该考虑更多的维度，包括平等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卫生医疗条件、平等的社会保障安排、平等的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
目前，构造多维贫困指数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等，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等，2003）、克服贫困线界定中随意性的模糊集方法（Cheli等，1995）、投入产出效率方法（Ramos等，2005）、“双界线”方法（Alkire等，2011）及主成分分析、多元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其中，“双界线”方法得到较多应用，它首先选择每个维度的贫困线以确定个体在各个维度下的贫困状况，然后选择维度贫困的临界值，将一个或多个维度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确定为贫困者。在中国，目前采用多维度能力方法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的研究还不多，并且选用的维度和数据比较有限。尚卫平、姚智谋（2005）就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初步探讨。陈立中（2008）仅采用单一年份的省级宏观数据，王小林等（2009）则仅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并赋予选用的指标以相等的权重，因而都难以反映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
本文基于Alkire等（2011）构造的多维度测度方法，选用了收入、教育、生活质量3个维度来测度贫困，其中生活质量维度具体地由饮用水、卫生设施、做饭燃料、照明、住房和耐用品拥有状况6项指标构成。结果发现，与单一的收入贫困下降的趋势不同，多维贫困波动性很大；尽管农村与城市的收入贫困趋于收敛，但近年来，农村多维贫困对于全国多维贫困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2006年为82.34%，2009年为86.42%），表明城乡间多维贫困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地区差异上，东、中、西部的省份之间多维贫困差异并不像收入贫困那样泾渭分明，不同省份的多维贫困变化趋势差异很大，但东部省份的多维贫困下降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在测度方法上，多维贫困对权重和维度的改变非常敏感，本文中两种不同权重下的
多维贫困有很大差异，这意味着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探求合意且合理的测度方法（Ravallion ，
2011；Lustig ，2011）。二、数据、指标与各维度贫困描述
（一）数据来源与抽样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该调查分别于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和2009年共进行了8次。1997年之前调查包括辽宁、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
贵州和广西8个省份，1997年用相邻的黑龙江省代替未能参加调查的辽宁省，从2000年开始对以上9个省份都进行调查，这9个省份地理位置与发展水平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东部省份为山东和江苏；中部省份为黑龙江、辽宁、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省份为贵州和广西）。该数据中样本选用的是多阶段的随机集群抽样方法，数据中每年大约有3400～4400个家户，19000左右的个体。
（二）指标与变量的选取与介绍
在构造多维贫困指数时，维度的选择至关重要。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消费习惯下，需要选择合适的维度来测度当地的贫困。在多维贫困的维度选择中，除最基本的收入或消费支出之外，一般还要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环境等因素。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就业、人身安全、赋权、体面出门的能力及心理等主观福利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生存权利（Alkire ，2007）。但在具体测度多维贫困指数时，还需要考虑个体及家庭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本文选取教育、饮用水、厕所类型、照明、做饭燃料、住房、耐用品拥有状况（包括11种生活用品）和居民收入8项指标，构造3个贫困测度的维度，教育与收入各自单独作为一个维度，而其他指标共同构成“生活质量”维度（贫困线设定如表1所示）。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可获得的数据，本文选择地区（城乡、省份）、劳动力比例、家户规模和户主特征变量（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从事的职业等）为影响多维贫困的外在环境变量。本文将年龄在16～64岁的个体定义为劳动力。
（三）各维度贫困的统计描述
表2和图1刻画了中国按照不同贫困线测算的收入贫困发生率。
注：各维度贫困线参考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结合该维度数据确定。
表1
贫困线的设定
贫困线的设定
生活质量饮用水不能使用自来水者卫生设施厕所类型，不能使用冲水厕所照明没有电可用的家户
做饭燃料不能使用清洁能源的家户
房屋没有房子或房子没产权的家户
教育
教育水平以该家户中最高教育水平代替，小于5年的家户视为教育贫困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电扇、电话、手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均没有的家户
耐用品
其中，各年的收入经CPI 调整到2009年，官方贫困线为2008年国家新采用1196元/人年，1.25美元贫困线则按购买力平价折算，购买力平价数值来自世界银行Penn World Table 7.0，2009年的购买力平价为3.3424，经折算后，1.25美元下每年的贫困线为1525元/人年。中国官方贫困线与1.25美元/人天的收入贫困线测算相比，后者贫困发生率显然较高，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如1989年二者差距为0.0681，2009年差距缩小为0.0128）。同时依照1.25美元贫困线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收入贫困发生率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农村的收入贫困发生率持续高于城市居民，但农村收入贫困的下降更为显著，以致农村与城市收入贫困发生率的差距也出现了持续缩小的趋势。例如，1989年二者差距为0.1392，2009年缩小到0.0178。
注：表中城市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与本文余下部分收入贫困都是在1.25美元/人天的标准下计算的。
表2
收入贫困发生率年
份
1989
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官方贫困线
0.12240.10790.11490.07890.09010.07880.07840.05991.25美元/人天贫困线0.19050.18020.17940.12270.12770.10810.10110.0727农村0.23650.20350.19660.12600.14220.11490.10730.0785城市
0.0973
0.1316
0.1401
0.1161
0.0971
0.0934
0.0879
0.0607
本文从多个维度分别测算了8项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见图2）。结果发现：（1）在各维度贫困测算中，卫生设施的贫困发生率是最高的，其次是饮用水和做饭燃料的贫困，而耐用品拥有与用电的贫困程度是最低的。（2）就各维度的贫困下降程度而言，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的贫困发生率下降较显著；耐用品拥有与用电的贫困发生率始终处在较低水平，下降也比较平缓；教育的贫困发生率仅在1989年呈现微弱下降，随即转为平缓上升，2000后更是出现了加快上升趋势。（3）2000年之前，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和住房的贫困发
生率比同期收入贫困发生率要高，2000年之后，住房的贫困发生率下降，而教育的贫困发生率却出现上升，在最近的两次调查（2006、2009年）中，教育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因此，减少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和教育的贫困发生率是当前进一步扶贫开发需要考虑的主要维度。
在上述各维度贫困发生率的测算的
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家户出现一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情况。
表3中反映了7个不同图1
1989～2009年官方贫困线与1.25美元/人天
贫困线下的贫困发生率
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的动态变化（不包括收入维度的贫困）
。其中贫困维度为0对应的是在任何指标上均不存在贫困的家户，其比例逐年上升，由1989年的3.98%上升到2009年的43.84%，
这从多维贫困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突出成绩。但仍然有较多的人口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如2009年，存在两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家户比重达28.78%，3个维度及以上的农户比重仍有9.1%。可见，从不同维度剖析贫困的发生状况，可以对贫困的程度和深度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也有助于制定指向性更
明确的减贫政策。
三、多维贫困指数的测算及其分解
（一）维度等权重情形下多维贫困指数的测算和分解1.维度等权重下多维贫困指数的测算
首先考虑维度等权重情形，利用Alkire 等（2011）的“双界线”方法来计算多维贫困指数（下文简称为“AF 多维贫困指数”），并依照指标、地区、城乡等因素对其进行分解研究。所谓“维度等权重”，是指假设教育、收入与生活质量3个维度的权重相等，而生活质量中所包括的6个指标也以相等的权重构造而成。换言之，
收入和教育的权重均为0.3333，生活质量维度中各指标（饮用水、卫生设施、用电、做饭燃料、住房和耐用品拥有）的权重均是0.0556（即0.3333/6）。AF 多维贫困指数（M 0）和平均被剥夺程度A 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M 0=Σn
i =1c i （k ）/nd ；A =Σn
i =1c i （k
）/dq （1）
注：此表中不包括收入维度的贫困。
%
表3
家户的维度贫困
年
份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0 3.98 5.167.9316.9623.8928.7632.9443.84127.1730.0031.6831.5329.5929.7828.4727.38231.2330.9130.4325.7926.8625.2824.5519.68325.5724.9824.6520.8416.3313.3011.397.6449.157.21 3.91 3.86 2.49 2.40 2.35 1.265 2.29 1.41 1.080.780.650.360.230.1860.530.300.230.210.120.120.070.027
0.08
0.03
0.09
0.03
0.07
贫困的维度数
图2
各维度的贫困发生率
其中，n 表示家户数，q 表示在维度贫困线为k 时的多维贫困人数，c i （k ）表示贫困个体i 加权的贫困维度数，平均被剥夺程度A 则由所有贫困家户平均被剥夺的维度数与总维度数d 相比得到，如表4中1989年的A 值（0.5152）表示该年贫困家户平均有8×0.5152=4.1216个维度是处于贫困的。从式（1）可以发现，M 0由贫困发生率与被剥夺维度数的份额复合得到，即：M 0=H ×A ，这里H =q /n ，表示贫困发生率。因此，多维贫困指数M 0取决于在给定维度临界线下的贫困发生率和平均被剥夺程度，该指数综合反映了个体的能力剥夺情况，或者说，从“能力”的视角形成了对多维贫困的程度和深度的测算。
在进行多维贫困指数测算时，比较关键的是维度临界线（k ）的选择。本文在维度等权重情形下，分别按照k =3、k =4和k =5的不同临界线，计算了平均被剥夺程度（A ）、贫困发生率（H ）与AF 多维贫困指数（M 0）（见表4）。可以发现，当k =3时，家户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从1989年的27.01%下降到2009年的12.25%，平均被剥夺程度则由0.5152下降到0.4705，AF 多维贫困指数也由0.1392下降为0.0576。而当维度临界线提高到k =4和k =5时，就任一年而言，多维贫困指数与贫困发生率都急剧下降，平均被剥夺程度大幅度上升；而在不同年份间比较，多维贫困的变化趋势则越来越平稳。例如，在k =5时，多维贫困指数与贫困发生率则在一个平稳的水平上下小幅度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困的持久性，即每年总有一部分人处于极度贫困中。
2.维度等权重下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
我们将对AF 多维贫困指数依照指标、
地区和城乡因素进行分解。在分解中，本文全部选用k =3（因为k =3与实际更相吻合，并且其数值大小使分解更精确）。按照指标进行的分解表明（见表5），在3个维度的贫困测度中，教育贫困最为严重，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大，为47.27%；其次为收入贫困与生活质量贫困，它们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分别为32.69%和20.04%。在生活质量维度中，卫生设施的贫困最高，为0.1463，
而导致生活质量贫困的主要因素包括卫生设施、
做饭燃料与饮用水。可见，单纯从收入角度测度
表4维度等权重情形下的平均被剥夺程度、贫困发生率与
AF 多维贫困指数
k A
H
M 0
k A
H
M 0
1989年2000年30.51520.27010.139230.50010.15660.078340.58990.14930.088140.63140.06010.037950.8271
0.0353
0.0292
50.7886
0.0261
0.0206
1991年2004年30.51240.23430.120030.48400.15650.075740.58940.12670.074740.62460.05120.032050.8082
0.0319
0.0258
50.7644
0.0230
0.0176
1993年2006年30.49180.23480.115530.48340.17170.083040.58230.10360.060340.65210.04800.031350.8155
0.0245
0.0200
50.7588
0.0274
0.0208
1997年2009年30.49500.17560.086930.47050.12250.057640.59940.07660.045940.63930.03200.02045
0.7866
0.0245
0.0193
5
0.7424
0.0180
0.0134
注：这里是对2006年k =3的M 0进行分解。
表5
AF 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分解
饮用水卫生设施照明做饭燃料住房耐用品M 00.08140.11770.05810.14630.00140.05980.01850.0153标准差0.27350.32230.23390.35350.03700.23690.13480.1228贡献度（%）
32.69
47.27
3.89
9.80
0.09
4.00
1.24
1.02
生活质量
指标收入教育贫困会低估贫困的发生率，教育贫困和生活质量贫困已经成为贫困人口面临的严峻问题。
我们把AF 多维贫困指数按城乡进行分解（见表6），从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村多维贫困状况比城市多维贫困要严重得多。在每个调查年份，
农村多维贫困指数均明显高于城市多维贫困指数，在1989年高出近2倍，在2009年高出3倍多。另一方面，农村多维贫困是全国多维贫困的主要致因，在1989年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为80.07%，在20世纪90年代该比值有所下降，
但2000年以后，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再次提升，2009年达到86.42%。可见，城乡之间在多维贫困的消减上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这是与城乡间收入贫困的差距的变化（见表1）迥然不同的结果。
注：k =3；AF 多维贫困指数分解方法如下：M 0（p ，z ）=［n （x ）/n ］M 0（x ，z ）+［n （y ）/n ］M 0（y ，z ），其中，z 为贫困线，n 是总人口，n （x ）是群体x 的人口数，n （y ）是群体y 的人口数，n =n （x ）+n （y ）。
表6
AF 多维贫困指数按城乡分解
年份
1989
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农村M 00.16660.13560.12750.09580.09240.08670.10050.0735贡献度（%）80.0776.3476.8574.1480.2078.0782.3486.42城市M 00.08370.08760.08790.06860.04840.05230.04580.0243贡献度（%）19.9323.6623.1525.8619.8021.9317.6613.58全国M 0
0.1392
0.1200
0.1155
0.0869
0.0783
0.0757
0.0830
0.0576
指标由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样本所涉及的省份分布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我们考虑把AF 多维贫困指数按省份（地区）进行分解（见图3），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结果。其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的是辽宁，而并不是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或山东；其二，多维贫困程度最严重的是西部的贵州和中部的河南，总体上看，贵州的多维贫困程度最深；其三，多维贫困指数下降最为迅速的省份包括江苏、
湖南和广西，分别分布在东、中、西部；图3
维度等权重下各省多维贫困指数动态变化
注：这里是对2006年k =3的M 0进行分解。
饮用水卫生设施照明做饭燃料住房耐用品M 0
0.05400.07480.12050.16940.00250.11610.01740.0169贡献度（%）
9.45
13.08
21.08
29.65
0.43
20.32
3.04
2.95
生活质量
指标收入教育表8
指标等权重下AF 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分解
其四，山东和湖北的多维贫困指数呈振荡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尽管收入水平的高低的确与多维贫困指数有密切关系，但多维贫困的程度及其下降的幅度并非都与该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这也说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减贫不仅要求提高增长率和收入水平，而且要求在教育、生活质量等多维度进行投入。
（二）指标等权重情形下多维贫困指数的测度和分解
由于权重在多维贫困的构造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Foster 等，2009；Decancq 等，2010；Alkire 等，2010），我们设定对8个多维贫困指标取相等权重（0.125），再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更细致地区分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二是对上述分析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从表7可见，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均出现了显著下降。但由于权重设定的不同，这两种多维贫困测度的结果有明显差异
（见图4）。首先，在2004年以前，指标等权重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均高于维度等权重下的多维贫困指数，说明中国在卫生设施、
饮用水、做饭燃料等生活质量指标上的贫困状况相当严重；其次，在指标等权重情形下，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较快下降，而在维度等权重情形下，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
维贫困指数则下降较平缓，并且出现了轻微的上下波动。这说明，
消除卫生设施、饮用水、做饭燃料等生活质量贫困可以通过公共品供给而在较短时期取得成效；再次，通过对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进行分解可见（见表8）
，各项指标的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表7指标等权重下的平均被剥夺程度、贫困发生率与AF 多维贫困指数
年
份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A 0.45240.43920.42840.42270.42000.41450.41170.4061H 0.43050.39420.35500.28760.23490.19310.17350.1085M 0
0.19480.1731
0.1521
0.1216
0.0987
0.0801
0.0714
0.0441
指标注：k =3。
图4
两种权重下多维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
指数的动态变化
度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指标等权重情形下，生活质量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最高（77.47%），而造成生活质量贫困的因素主要有卫生设施、饮用水和做饭燃料；最后，两种权重下的多维贫困测度也有密切相关性，在考虑所有年份的情况下，维度等权重下的贫困发生率为18.66%，而指标等权重下的贫困发生率为26.35%，有13.17%的人口在两种权重测度的情况下都处于贫困，二者之间相关性也较大，Pearson相关系数为0.7824，Spearman相关系数则达到0.9428。
四、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种权重下都拒绝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不一致，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9所示，在维度等权重和指标等权重下，户主的特征和家中劳动力的比例都对贫困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户主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则多维贫困的程度就越低；户主如果处在单身状态（即未婚、离婚、分居及丧偶）则贫困更严重；户主从事农业的家户比户主从事非农工作和退休状态的家户贫困要严重得多；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多维贫困发生率先上升后下降，转折点大约在55岁左右。在家庭特征方面，农户规模越大、家户中劳动力比例和男性劳动力比例越高，则贫困的程度越轻，其中家户规模对多维贫困负效应是因为选用的都是家户指标，家户规模越大，一般拥有耐用品、劳动力会比较多，生活设施改善的可能性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
在地区特征上，农村要比城市贫困严重；在省份的差异上，各省相互之间贫困轻重并不与省份的经济发展相一致，相对于辽宁省，在维度等权重下，江苏、广西、湖南的贫困整体上较轻，山东、河南、湖北、贵州和黑龙江较严重；而在指标等权重下，江苏、湖南、广西与贵州的贫困整体上较轻，山东、湖北和黑龙江的贫困较严重，这也说明权重与维度的选择对多维贫困影响很大，尤其是生活质量维度权重的选择会极大地改变各省份的贫困地位，因为此维度中的很多指标不仅与各省份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还与当地的观念与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在实际应用时，对维度及权重的选择要依目前国家的扶贫方向与扶贫阶段而定，在解决温饱与实现义务教育之后，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将成为扶贫攻坚与公共支出的重点，此时采用指标等权重比较好。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8个调查年度的数据对中国的多维贫困进行动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家户的多维贫困状况逐年得到改善，但相对于收入贫困，家户的多维贫困依然很严重，且家户的多维贫困波动性较大；不过，随着贫困的维度增加，贫困波动相对处在一个平稳的水平。这说明贫困家户存在着较大脆弱性与贫困持久性。（2）在多维贫困衡量中，维度等权重下，维度贫困大小依次为教育、收入与生活质量；指标等权重下，卫生设
施、饮用水与做
饭燃料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教育与收入；从贫困发生率来看，卫生设施、
做饭燃料与饮用水的贫困发生率都比收入高，教育贫困则经历早期的下降到中期的平稳过后，最后两年呈现上升趋势并超过收入贫困。这说明了现阶段减贫不仅要求提高增长率和收入水平，而且要求在教育、
生活质量等多维度进行投入。（3）外部环境因素对家户的多维贫困影响也较为显著。从家庭特征角度看，户主的教育程度越高家户贫困越低，
户主处于单身状态、从事农业工作或赡养负担高的家户的贫困状况更严重，因此，政府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从地区角度看，虽然农村的多维贫困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相对于城镇仍很严重，尤其以教育与生活质量贫困为甚；农村多维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高并呈上升趋势，农村地区尤其需要从多角度加强扶贫工作的力度。
注：*、**、***分别表示在置信水平10%、5%、1%上是显著的。
表9
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n=28395）
维度等权重指标等权重
系数t-值系数t-值常数项0.392133.01***0.294629.32***户主性别-0.0437-16.02***
-0.0399-17.28***
户主年龄0.0015 3.03***0.0012 3.00***户主年龄的平方
-0.000013-2.59***-0.000012-2.83***户主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小学-0.1301-50.34***-0.0548-25.08***初中-0.1375-50.26***-0.0641-27.71***高中-0.1425-42.34***-0.0765-26.87***技校-0.1545-33.62***-0.0874-22.48***大专及以上-0.1632-32.68***
-0.1094-25.89***
户主婚姻（在婚）单身
0.0088 2.76***0.0168 6.23***户主工作情况（无工作）农业0.0052 1.67*0.057221.46***非农-0.0724-22.37
***
-0.0516-18.87
***
退休-0.0933-25.25***-0.0847-27.10***是否住在农村0.046523.58***0.068941.32***家户规模-0.0268-36.85***-0.0148-24.06***家户劳动力比例-0.0912-18.22
***-0.0529-12.50
***
家户男性劳动力比例-0.0299
-4.45***
-0.0038-0.67地区（辽宁）黑龙江0.0125 3.03***0.03399.69***江苏-0.0137-3.75***-0.0129-4.16***山东0.0164 4.44***0.0070 2.24**河南0.0192 5.17***-0.0023-0.72湖北0.0099 2.69***0.0048 1.50湖南-0.0244-6.67***-0.0616-19.87***广西-0.0083-2.23**-0.0239-7.61***贵州
0.0069
1.86
*
-0.0290
-9.22
***
F （24，28363）=577.60Prob>F=0.0000F （24，28363）=672.79Prob>F=0.0000变量
总之，“能力贫困”是政府现阶段应当关注的重点，政府应更有效率地进行扶贫以消除贫困的脆弱性与持久性，要注重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使他们利用自己获取的能力来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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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萍）
中国城乡贫困问题 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2） 汪天平3007208218 李佳悦3007208203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以上看我国的城乡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不可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
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所以，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及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情况看，边远地区、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居多。这些地区都有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教育文化、工农业不发达，信息闭塞、商业网点不健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不畅，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微薄的特点。这些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开发项目效益低下的最直接原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在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贫困明显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各种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东、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比重大，程度深。贫困人口比例在全国约占到8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约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附件3：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405号——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是指企业对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成果，按照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等维度进行计量，分析盈亏动因，从而支持企业精细化管理、满足内部营运管理需要的一种分析方法。 第二条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主要适用于市场竞争压力较大、组织结构相对复杂或具有多元化产品（或服务）体系的企业。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还应具备一定的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第二章应用环境 第三条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400号——营运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四条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按照多维度建立内部经营评价和成本管理制度，并按照管理最小颗粒度进行内部转移定价、成本分摊、业绩分成、经济增加值计量等。 管理最小颗粒度，是指企业根据实际管理需要与管理能力所确定的最小业务评价单元。
第五条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通常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信息系统、模块或工具，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及时、准确、高效地获取各维度管理最小颗粒度相关信息。 第三章应用程序 第六条企业进行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一般按照确定分析维度、建立分析模型、制定数据标准、收集数据、加工数据、编制分析报告等程序进行。 第七条企业应根据组织架构、管理能力，以及绩效管理、销售管理、渠道管理、产品管理、生产管理、研发管理等管理需求，确定盈利能力分析各维度的类别，通常包括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等。 第八条企业应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净利润、经济增加值（EVA）等核心财务指标为基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见附录1）。 业财融合程度较高的企业可将与经营业绩直接相关的业务信息，如销售量、市场份额、用户数等，纳入多维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金融企业在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时，可加入经风险调整后的经济增加值（EVA）、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等指标。 第九条企业应根据盈利能力分析各维度的分类规则和所构建的分析模型制定统一的基础数据标准和数据校验规则，保证各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数据基础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并通过系统参数配置、数据质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王芳敏经济学院2009级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引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属于生存型、数量型消费低水平小康，还未进入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阶段；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国1339724852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国际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显的尤为重要，而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是对症下药、帮助提高农村扶贫效果的重要前提。 一、郸城县发展现状 （一）郸城县背景简介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茨河上游，北依鹿邑县，西连淮阳县，南接沈丘县，东南和东部与安徽省界首市、太和县，亳州市为邻。县境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辖8镇11乡3个办事处和1个工业区，共518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面积1637235亩。 县境属黄淮平原，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平坦，土质粘重，降水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及林木生长。 郸城县既非名胜古迹、又非伟人故乡，经济发展仅靠田地耕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人均GDP在同级县中排名较为落后。近年来，郸城县为发展经济，大力开发以亚洲最大的金丹乳酸厂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企业，导致郸城县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郸城县外来开发商较多，但大都为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政府的庇护下由租用到强制购买农民土地，得到利润后又
大都撤资，是名副其实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未为郸城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二）郸城县农村贫困状况及特征总结 郸城县各乡镇贫富程度各异，村庄中的富裕人和贫困人并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贫困。从中国宏观形势来看，1987年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02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郸城县的农村贫困也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1.收入水平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郸城县农村居民人均耕地水平较少，加之近年来郸城县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耕地保护不当，农民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可耕种土地大量减少。造成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受传统思想影响，每户居民家中大都有2~4个孩子，甚至更多！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维持家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收支倒挂导致贫困居民的生活处境越来越困难，恩尔格系数大，食物消费量少质差、营养供给不足，消费结构明显不合理。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生活质量不高 与经济水平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想通过多生育子女作为生产活动及养老的保障，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境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教育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资源分配不公平影响教育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村镇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且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低下导致难以获得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农村卫生资源薄弱，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困难，医生职业道德素质下降，巨额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目前疾病已经成为郸城县农村贫困产生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3.贫困家庭应付意外（如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低，因而更容易反复陷入贫困，不能自拔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05年4月3日称：2003年脱贫人口有1460万，返贫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
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贫困问题分析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方面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分层日益突出。于是在众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村弱势群体也开始形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者及贫困群体，也无疑得更多的关注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弱势群体。 关键词：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贫困 正文：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这一群体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众所周知，贫困的核心是能力的欠缺。就我国农村的贫困而言，主要是绝对贫困问题，即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限度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因此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又是一种不断缩小的局部性贫困。 一、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贫困的因素也很多。（1）政策和制度的障碍是造成改革前农村存在的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例如，首先长期以来实行的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其次二元户籍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改善生活状况和处
于恶劣生存环境下的贫困人口通过迁移来解决贫困的机会。人民公社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 （2）不合理的生产开发方式是构成贫困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源并成为经济资源，需要一个适当的转换过程，而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开发方式，则在资源开发利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开发方式始终是围绕粮食生产中心的初级开发方式，而不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开发。 （3）人口素质低。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差，从根本上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成为贫困延续的基本原因之一。人口素质差也是构成缓解贫困的一大障碍，这是中国反贫困工作至少在中短期内所无法回避和逾越的难题。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中国一直面临较为严重的农村贫困问题。虽然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为减少，但是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部分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由于农民间收入差距和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逐渐显现，逐渐也呈现出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移，相对贫困问题逐渐扩大。大部分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是新时期农村贫困的一大特点，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主要属于生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政策 [ 吴波（1982—）男，四川遂宁人，博士研究生，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信息工程师。电邮：bobby0506_cn@https://www.doczj.com/doc/0e13890823.html,]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贫困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发生的原因、现象、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反贫困的政策应分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对贫困人口的救济；二是避免贫困人群陷入贫困陷阱；三是要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进行政策制订。 关键词：城市贫困；反贫困 urban poverty and policy in china wu bo abstract:urban poverty is a new emergenc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y growth after opening and refor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factors involved in urban poverty incidence, phenomena of it and problems remaining in current policies. then suggestions proposed when making anti-poverty policy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a well-defined safety-net should be constructed; second, poverty trap ought to be avoid, and the last, rural-urban co-ordin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urban poverty; anti-poverty 城市贫困在传统意义上指城市里的三无人员，即无生活来源、
中国的贫困及其福利现状 论文摘要：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一阶段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因此它具有较大的临时性特点。但是，在目前的贫困问题基本缓解以后，新的贫困特点和贫困问题还会出现并长期存在。因此要及时调整反贫困行动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政策措施。 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农业国成长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正在向现代化强国冲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而尽快补上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滞后的短板显得异常重要。在推进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简单扩张与延伸，也不是欧美国家 关键词：贫困现状、福利现状、养老问题 一、中国面临的贫困现状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和各个城市地方政府在对贫困的测量中所实行的标准很不统一，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城市贫困测量的统一标准和全国范围城市贫困规模的准确数字。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不少研究者根据已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作出了估计，其测算和估计数从1500万到5000万不等，估算的城市贫困率从5%左右到超过15%。 近年来，在各种研究文献和各个城市反贫困的实践中，比较多地采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作为测算贫困者规模的标准。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1980万人。鉴于低保覆盖面目前仍然处于扩大之中，加上未能纳入的，因此实际的贫困者数量很可能高于这一数字。民政部关于全国低保对象的数据是根据各个城市低保对象调查的数据，而各个城市的低保对象调查中一般是根据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需求来测算的。因此这一数据只是代表了“绝对贫困型”的测算，是城市贫困规模估计中的下限数据。由于许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和测算，以及对受益者的认定还受到各级财政对低保制度财力投入量的限制，因此与贫困救助有关的贫困规模估算数只能是一个低位测算。例如，一些研究者根据实际失业率的情况，以及对一些地
附件3：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405 号——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是指企业对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成果，按照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等维度进行计量，分析盈亏动因，从而支持企业精细化管理、满足内部营运管理需要的一种分析方法。 第二条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主要适用于市场竞争压力较大、组织结构相对复杂或具有多元化产品（或服务）体系的企业。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还应具备一定的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第二章应用环境 第三条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400 号——营运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四条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工具方法，应按照多维度建立内部经营评价和成本管理制度，并按照管理最小颗粒度进行内部转移定价、成本分摊、业绩分成、经济增加值计量等。 管理最小颗粒度，是指企业根据实际管理需要与管理能力所确定的最小业务评价单元
第五条企业应用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通常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信息系统、模块或工具，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及时、准确、高效地获取各维度管理最小颗粒度相关信息。 第三章应用程序 第六条企业进行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一般按照确定分析维度、建立分析模型、制定数据标准、收集数据、加工数据、编制分析报告等程序进行。 第七条企业应根据组织架构、管理能力，以及绩效管理、销售管理、渠道管理、产品管理、生产管理、研发管理等管理需求，确定盈利能力分析各维度的类别，通常包括区域、产品、部门、客户、渠道、员工等。 第八条企业应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净利润、经济增加值（EVA ）等核心财务指标为基础，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见附录1）。 业财融合程度较高的企业可将与经营业绩直接相关的业务信息，如销售量、市场份额、用户数等，纳入多维盈利能力分析模型。 金融企业在构建多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模型时，可加入经风险调整后的经济增加值（EVA ）、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 ）等指标。 第九条企业应根据盈利能力分析各维度的分类规则和所构建的分析模型制定统一的基础数据标准和数据校验规则，保证各维度盈利能力分析数据基础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并通过系统参数配置、数据质量管控等在信息系统中予以实施。 第十条企业应根据管理最小颗粒度确定数据源的获取标准，并从信息系
经济管理学院 发展经济学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与减贫对策分析 学号： 200903010127 姓名：任少鹏 班级：农林经济管理091班
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与减贫对策分析 贫困，一个深深困扰全人类发展的毒瘤和顽症，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包袱，也是在21世纪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挑战。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是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要在这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最需急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近30年来有了巨大发展，但在农村地区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前提条件。本文主要对我国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造成贫困的原因和我国减贫对策进行分析，希望自己对中国农村贫困能有更确切的了解。 一、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原因 1978年至1985年，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在7年内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1985年这1993年，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由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1993年的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562.5万人；1994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减少714.3万人；截至2010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减少到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1.6%。但是随着反贫困的深入，反贫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贫困者每年脱贫的数量与比例都在下降。 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 （一）自然原因 贫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生态问题，贫困的发生与贫困程度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几乎都处于生态环境恶劣的山区高原地区。其中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60%。这些地区农业的生产条件极差，水资源短缺、土地贫瘠、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反过来又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就形成了贫困——环境恶化——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二）制度政策原因 1、农村教育、医疗落后 教育与医疗是人们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但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教育与医疗水平十分低下。教师资源极度短缺，教育投资力度小，导致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下、无技术特长，形不成人力资源群。“普九”欠债一直困扰着基层政府和
1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及特征 1.1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 从传统意义上讲，城镇的贫困人口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救助对象， 即“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人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导致城市中涌现出大批新的贫困人口。 城市新贫困人口可以界定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既有的经济秩序受到冲击，经济增长的安全性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受到 影响，导致城市中一部分适应能力较弱的人群陷入贫困，城市中部分居 民的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城市综合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扬，造成他们的 生活相对或者绝对贫困，成为新的贫困群体。当前我国城市新贫困人 口主要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1）城镇贫困职工。因体制性因素下岗的职工、企业破产的失业职工、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的在职职工，这三种人员中的贫困人口以及他们的 赡养人口，统称为“城镇贫困职工”。这部分群体由于失业，丧失了获 得主要经济收入和福利的物资生产条件，没有自我支配的任何生产要 素，也就无法独自摆脱贫困的处境。 （2）失地农民。这是近几年中国城市中新出现的一个群体。在城市化 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 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 工人身份。然而，随着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 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又没
有社会保障措施配套，又由于其自身素质低、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庭负担较重，相当一部分人生活仍较困难，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凸 显出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它是一个庞大的特殊 人群，与城市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新贫困人口组成部分。（3）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 或半失业状态，贫困农民工除农村户口外，具备了城市贫困居民的一切特征，是最地道的城市贫民。伴随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的发展，民工潮由过去单身外出向接家眷定居发展，由离土不离乡向离乡弃土、 离家带口发展，各城市出现“富人区”的同时，城郊接合部“贫民区”即“棚户区”大量出现。 1．2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市新贫困群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地区性差异显著。1997 年的城市贫困入口中，有 85.5%约 997 万人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贫富收入差距过大。1997 年城市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4.2 倍，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仍呈扩大的趋势；三是行业性特点明显。纺织、煤炭、机械等传统行业中的职工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2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 （1）分配不公平。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困，主 要是资产分配不均等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贫困问 题所表现出来明显的行业性就与此有关。这里所说的行业性贫困，主要指一些传统的行业，如纺织、煤炭等受需求结构影响走向滑坡，
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温晓琼 周亚雄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贫困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是学术界、改革者和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贫困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进行了综述,如贫困含义的演进、贫困研究的层次论、贫困成因的分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贫困;前沿问题;综述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贫困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所解决的贫困问题,依然停留在多维贫困层面的较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今后所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的层次也会进一步提高。当前有关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困含义的演进 对于贫困的含义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贫困的含义经过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不断扩散的过程。早期对贫困含义的研究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新近贫困含义的研究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1989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1994年,林闽钢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1997年,曹洪民认为,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两种状态,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物质供给不能维持生存,或因生活状况处在生存临界点以下而被称为生存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指生存临界点以上的生活状况,是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之后出现的一种贫困,同时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2000年,陆小华指出,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状态,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一般意义上,前者称为相对贫困,后者即指绝对贫困(丁谦, 2003)。2002年,刘尧认为,阿玛蒂亚·森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他的能力贫困的概念: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在他看来,贫困的真正含义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由此可见,关于贫困的含义的研究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二、贫困研究的层次论 学术界一般将贫困研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次,但是随着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难以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来简单的解释。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贫困层次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目前中国城乡贫困问题难以用“绝对”概念或“相对”概念加以笼统概括的,因为它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其动态特征的明显表现是贫困群体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上下浮沉。而借助于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则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分析目前我国贫困问题的实际状况。因为转型期我国城乡存在的贫困人口,正处于满足或维持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阶段,用莫泰基所谓的“基本性的贫困”对这种贫困进行描述则更显得贴切。存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一特殊的贫困群体,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和数量规模,有鲜明的动态特征表现,他们才是现阶段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也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反贫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要针对对象(王大超、张远军, 2002)。 另一种观点是,贫困研究因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宏观层次、地区中观层次、家庭或个人微观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造成贫困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家层次上的贫困应该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和解释成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赶超,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制度变革上。地区层次上的贫困则应该主要从资源和经济结构层面来解释成因,扩大资源开发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对外来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将是贫困地区进行贫困治理的主要战略选择。微观层次上的贫困主要应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种能力包含甚广,主要有:机会的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资源(包括信息)获取能力、获得公平待遇能力等。“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舒尔茨,1990)。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应成为微观层次贫困治理的首要选择(刘纯阳、蔡铨,2004)。 三、贫困成因的分析 对中国贫困的特征与成因以及减贫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以及通常人们的看法,多将贫困问题简单地视为收入问题。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也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目前中国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贫困,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贫困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保障。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贫困。对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知识贫困问题(胡鞍钢,2001)。 伴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日见成熟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资源短缺固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原因。个人能力、人口数量、区位特点、经济结构、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都已进入了贫困研究者的视野。综合起来看,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要素贫困观(沈红,2000;李伟,2001;李秉龙等,2004)向贫困文化观(周怡,2002)再向能力贫困观(黄文平等,2002;刘尧,2002)的转变。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代反贫困研究的又一亮点,也成为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制定卓有成效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四、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导向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利益格局,在给城市注入生动活力的同时也导致城市社会不断分化,新城市贫困问题迅速出现和扩大。转型期出现的新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人口占绝大比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已经成为新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与传统的城市“三无”贫困人口有本质的区别。新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凸现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对城市的内在发展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组织、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苏勤,2003)。新城市贫困问题以其丰富的地理和社会意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五、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2004年7月表示,2003年中国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贫困人口反弹问题一出现,便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学术界又一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对现有扶贫机制和政策进行反思。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2004)。除了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以外,贫困人口的反弹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性扶贫的正面效应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扶贫开始显露出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蔡方华,2004)。由此可见,对扶贫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贫困研究的又一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研究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分析或比较分析的层面,而应该逐步把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其中。与此相适应,对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将相映转化,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参考文献: ①林闽钢.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2).. ②曹洪民.关于贫困的标准.中国贫困地区,1997,(5). ③丁谦.关于贫困的界定.开发研究,2003,(6). ④刘尧.农村知识贫困与农村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5). ⑤王大超,张远军.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经济纵横,2002,(5). ⑥(美)西奥多·W·舒尔茨(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⑦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论.经济问题,2004,(10). ⑧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3). ⑨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2,(2). ⑽李伟.教育与健康水平对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一项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5). ⑾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⑿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3). ⒀黄文平,卢新波.贫困问题的经济学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8). ⒁苏勤,林炳耀.我国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进展.中国软科学,2003,(7). ⒂苏勤,林炳耀.面临新城市贫困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对策研究.人文地理,2003,(5). ⒃我国贫困人口出现反弹反思:新贫困人口从何而来.南方周末,2004,7,29. ⒄蔡方华.反弹彰显扶贫难局.中国乡镇企业,2004,(8). ⒅叶普万.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人文杂志,2003,(2). ⒆吴理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经济评论,2001,(4). ⒇应宏锋,白丽娜.西部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与人力资本积累.人文杂志,2004,(6). (21)徐万坪,杨能良.贫困度量指标.经济师,2004,(11). (22)刘俊文.超越贫困陷阱———国际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04,(10). (23)杨宏.贫困致因及反贫困立法选择研究.理论学刊,2004,(10). (24)曹芳等.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 (25)尹海洁、关士续.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代际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4,(8). (26)毛学峰、辛贤.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04,(2). (27)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12). (28)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城市问题,2003,(3). — 57 — 甘肃农业 2005年第11期(总第2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