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了解1
房产税之辩1
社会阶层的三分法2
中国得了价格病3
媒体走得出去吗5
●深度阅读7
维稳的死胡同7
宏观解读
《宏观解读》总第111期●综合了解
房产税之辩
4月21日出版的《香港商报》发表文章说，近日，内地风传将在部分城市试行山寨版物业税——房地产保有税，由此引发支持与反对此项政策的两方人士展开激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来自官方背景的研究机构，他对征收物业税的积极主张，难免让人揣测是否代表了决策层的政策倾向。贾康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抓紧研究、准备出台物业税（房地产税）的提案》。提案指出，中国开征物业税，既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稳定的不动产税收，还可抑制房地产泡沫。贾康认为，“物业税推出后，楼价应该会逐步下降，至少不会出现飙升的局面”。他表示，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开征这样的财产税，可以在房地产供需双方行为合理化导向上形成一种约束，改变双方预期和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实际形成的市场供需结构，使楼价企稳。
体制内学者贾康支持物业税，尚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身为既得利益者的地产商潘石屹，亦是物业税的热烈拥护者，不免令人大跌眼镜。在不久前的博鳌论坛上，潘石屹称，从长远来看，适当地出台物业税，可以增加业主持有房子的压力，会挤压出一部分的房子丢到市场上去，令没有房子的人可以买到房子。潘石屹称，这几年两会期间，他都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开征物业税的建议，却未有人附和跟联名。“别人说，政府把钱赚了一道，开发商赚了一道，现在又要收钱，不签。问题是，不搞物业税，楼价怎么降下来？”潘石屹义正词严之际，却被论坛主持人、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王永平将了一军：“潘总，SOHO去年毛利高达52%，如果你们开发商少赚一点，也可以将楼价降下来。”于是潘石屹有关物业税的高论就此打住。
在物业税问题上，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表现出其一贯鲜明的开发商立场。他认为，要想降楼价，非但不能加税，反而应该减税。任志强说，提高利率和税收会增加楼价成本和消费成本，不能让供给增加并抑制楼价。“与其将大量资金用于保障房，不如减息、减租、减税和加大供给，帮助更多人解决住房问题。当供给大量增加时，又怎会有天价地出现？谁还敢囤地和捂盘？价格自然就平衡了。”
评论：在房产保有环节征税，到底是会推高楼价还是降低楼价？关键就是要看投机者，能否将税收转嫁出去。如果税收可以完全转嫁出去，多征多少税，就可以向购房者多收多少钱，当然就是推高楼价了。但如果税收不能完全转嫁出去呢，情况就有
《宏观解读》2010年第15期
些复杂：一方面，由于税收的存在，投机者赚钱少了，他肯定要从购房者那里，尽可能得将损失补回来，这是使楼价上行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损失不可能完全补回来，投机者的投机收益降低，他肯定就会修正自己的行为，可能把先前买来的房子卖掉，也可能减少日后的投机性需求量，这是使楼价下行的力量。最后的结果，究竟楼价是推高还是降低，就是要看两种力量之间的拉扯和对比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打压楼市的决心很大，投机者实现税收转嫁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在此时推出房产税，其结果毫无疑问，应该是会降低楼价。■
社会阶层的三分法
近日，社会学者于建嵘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然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具体点说就是三个阶层：第一层是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精英层。第二层是中间层，包括一些小官僚，一些企业人士，他们的生活过得还可以。最底下一层，就是缺乏社会保障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民”了。
当前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社会分层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处在金字塔较高层级的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
其二，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由于较高阶层的封闭性逐渐增强且具有排斥性，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出“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单向性流动。也就是说，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中高层向下流动却非常容易，尤其是处在中间的社会阶层，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底层。
其三，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处在金字塔顶层的是垄断权力和资本的权贵精英，他们通过权力和资本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使得中下层社会成员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权力和资本垄断阶层的附属物。
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带来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不稳定。众所周知，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他们是沟通精英和底层的桥梁和纽带，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
《宏观解读》总第111期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很激烈。
相比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比如当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就是明证，这也是诱发社会泄愤等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助燃剂”。
更具危险性的是，中国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在动态下沉，造成人心不稳。这里的下沉，并不是表示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而是指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层的人数是在不断增加的。这一点有些社会学家不承认。但你不能认为有电视看，有手机用，就比几百年前的皇帝过得还牛。底层增加的判断标准，不是说他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电视看了，而是说他缺乏了原来作为中产阶层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性的东西。
评论：这些年研究社会阶层划分的作品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要算是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领衔完成的那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三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样来划分社会阶层，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实际上根本用不着这么复杂、这么麻烦，于建嵘上面的“三分法”就很好，而且更能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实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和“三个代表”很好地对应起来：前两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认为是针对于建嵘所说的“第二层”（确切地说，这一层中还应再加上知识分子）；第三个代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认为是针对于建嵘所说的“最底下一层”。那于建嵘所说的“第一层”呢？这一层就不是“被代表者”，而是“代表者”了。假如说，一个“代表者”，不是去代表自己，而是去代表别人，而且还能把社会上其他所有的人都代表了，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恐怕是两个字：神仙！■
中国得了价格病
中国经济又现飘忽之势，有人说经济过热，有人说要防再冷；有人说通胀已现，有人说物价难涨；有人认为有泡沫，有人认为很实在。仅靠统计数据，还把握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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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明白点，不妨从三个影响广泛、作用重大的价格升跌，切开一个横切面，来看看中国经济如何起伏。
首先要看的，当然是楼价。2010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看来是以压抑楼价来入手。自上世纪90年代末，推动房地产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实际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成了中国最大的市场，房地产成了大部分中国人最主要的消费品。
按最保守的数字，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最新数据，2010年3月份，全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7%，其中新建住宅售价同比上涨14.2%，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5.9%，创造了该统计数据建立以来的最高历史纪录。如果放更长远点看，最典型的是北京房价十年翻了十倍，而且还在“翻番”。
与之同时，房地产价格的疯狂上升，也成中国经济之痛。中国经济已相当依赖房地产投资，地方政府已相当依赖土地财政，中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数量被注入钢筋水泥。这导致了资产泡沫的出现，也令民众无钱可花、无钱敢花，内需怎能提振？
接下来可看的，是油价，因为中国不仅进入人人买房时代，也抢先一步进入汽车社会，而汽车要用油。中国在防通货膨胀，什么都不许涨价，油价再度被调升。就在4月间，中国国内成品油价上调，汽油和柴油分别上浮4%—4.5%。理由是国际油价已经由十星期前的69美元，上升到85美元以上。
调到这个程度，已是中国油价的历史最高点。中国的油价涨跌，说是以国际油价涨跌为由，但国际油价2008年历史最高位时，中国国内成品油价也没涨成这样，而这次调价后，国内外价差分别达到3%和50%。所以是消费者大骂，专家百惑不解。
事实上，中国的油价是在所谓“原油加成本”机制下，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又是两大垄断国营油企控制，涨跌只在垄断油企一念之间，由之形成独立于国际市场的特殊价格体系。而中国这一特殊油价形成和存在理由，只是中共领导层要保“石油安全”，让垄断国企获取国际上罕见的超额利润，就是政府让消费者出钱支付的保护费。但由之形成的经济矛盾，就一天天深得难以化解。
最后再看的是肉价。中国已富到城里人减少吃肉的年代，但猪肉价格对中国经济有特殊影响，物价涨缩、经济冷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猪肉价格预警。所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19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就专门讨论猪肉问题。
近年来经济界有种说法，肉价跟房价有特殊关联，即房价升肉价跌。这种说法有数据可证，但是否构成规律还要研究。在此前房价疯涨声中，许多地区肉价连续下跌。四川猪肉价从去年12月起一路下滑，如今已跌破猪粮比价红色警戒线，河南肉价也
《宏观解读》总第111期
连续12个星期下挫。生猪和肉类两大产区，价格跌成这样，国务院自然着急，温家宝开会研究的，就是如何稳定生猪生产、市场肉价。
在通胀威胁下，肉价下挫不是好事吗？当然不是。专家说，中国1985年放开肉类市场后，中国生猪市场开始呈现周期性波动，并经历了三个完整波动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的波谷阶段。如此大幅震荡在其他国家较为罕见，反映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错位，反映的是政府调控不力。
这三个价格及其联动关系，对中国经济确有重要影响。肉价与房价的反比关系，说的是房价疯涨，制约了民众消费活动，人们不能不减少吃肉。而房价与油价关系，则是房价疯涨，把大量中低收入者赶到郊区，令交通需求上升，人们生活成本增加，更不敢消费，垄断油企控制价格，油价也创出新高。因此，中国经济得了价格病，病根则是结构性的矛盾，现在要吃重药。（本文由美国《世界日报》4月21日发表的文章摘编而成）■
媒体走得出去吗
按语：先前曾经做过驻外记者，目前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资深MPA项目的张涛，最近在其哈佛博客上，写了一篇博文，谈的是官方媒体机构，在建立和传播软实力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话题并不新鲜，但有他个人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悟，还是让大家看看吧。某些人编织的大网，网住的不仅仅是别人，而且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官方媒体的海外突围问题上是这样，在科研教育问题上是这样，在和台湾的统一问题上是这样，在国际场合屡屡受到不公正对待问题上还是这样。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就把大网拿掉，不可能；因为有了大网，就干脆不做事了，也不可能。既不拿掉大网，又要做事，靠什么？钱！至于钱花的值不值，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那就不在某些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因为以前的新闻从业背景和兴趣，我这学期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选修了一门叫做“新闻、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班里的国际学生远多于美国学生，尽管教授讲课的内容以美国经验为主，但国际学生的踊跃参与，使得关于海外经验的讨论一直很热烈。我个人最为关注的话题是，当今中国官方主流媒体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应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这也将是我这门课期末论文的题目。
前些时候，诸如新华社和CCTV等一些中国官方媒体机构，响应传播中国软实力的号召，并在荷包鼓鼓的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开始着手海外布局，目的是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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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争取到更多的全球话语权。虽然已是旧闻，3月6日的《经济学家》就《中国日报》最近改版一事借题发挥，用“中国人来了”的题目又把此事炒了次回锅肉。
《经济学家》的文章多少有点语焉未详，但中心思想是“第四权力”的实力和声誉并不是砸钱就能砸出来的，同时对传说中中国政府高达400多亿人民币的预算有咂舌之势。我无意跟着人云亦云，也不想借此文为自己的期末论文打前站，只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个人的一些感受。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不是万能的。中国建立和传播软实力的需求实实在在，但我个人认为官方媒体目前是否为最佳渠道却值得商榷。在全球排兵布阵之前，有关政府部门既需要了解国外受众的需求，同时也更有必要对官方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定位有充分的了解。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眼里，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完全不同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国家。依此逻辑，官方媒体机构作为政府宣传组织而非中立新闻机构的定位，对于西方人来讲是难以撼动的心理定势。
记得我当年作驻外记者的时候，所服务的新闻机构早已是名义上的全球化运作，换句话说，此机构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分社和记者。虽然作为官方驻外机构有相应的条条框框，但新闻这个职业还是给了我这样的年轻记者一定的发挥空间，也有不少机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沟通和交流。在自己渐入佳境，觉得融入国际大家庭之时，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一名中国背景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我误打误撞走进了会议厅，平时和我还算熟络的国外同行那种视我为异类的目光至今难以忘怀。
早在一两年前，和一些国外的朋友闲聊之时，我就时不时地就中国官方媒体海外拓展的话题询问他们的看法。一位从事新闻行业的美国人曾在国内某新闻机构当过改稿专家，对中国试图借此渠道建立软实力的想法颇不以为然，称这是“不可能的使命”，除非西方世界的受众先集体洗一次脑。
我认识的中方新闻从业人员在这方面的认知似乎有所不同。这其中自然也有他们的道理，但目前似乎会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我的一个好朋友，年轻有为，人也聪明，好几年前就当上了国内某权威国际新闻和评论杂志的副总编辑，最近又被一家新近创刊的财经杂志挖过去担任要职。虽然是私人资本的背景，但该杂志是挂在某知名官方新闻机构名下，我的朋友一度甚至还有在美国这边发行英文版的想法。记得他反复跟我说过好几次，专业人才的匮乏是中国媒体国际化的真正软肋。
对于中国而言，官方媒体面临的海外困局，短期内恐怕不会有满意的答案。尽管如此，中国软实力的建立和传播依然可以通过媒体来完成，但在操作和用人方面具体
《宏观解读》总第111期
应该怎么做，中国媒体机构的学习曲线还相当陡峭。最近《环球时报》英文版上某位外籍专栏作家，拿粗俗当幽默而招致众怒的事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媒体国际化过程中，尚难分良莠的稚嫩。■
●深度阅读
维稳的死胡同
按语：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领衔的一帮青年人，出版了一本影响比较大的书，叫做“与总书记谈心”。关于稳定问题，他们是这样谈的：“对稳定作为发展和改革的前提的认识，还必须避免掉入另一个陷阱：把维持稳定变成维持现状的消极模式。而对有助于长治久安的改革举措不敢碰，对能否维持住稳定的局面作消极的理解。这种即时苟安的精神状态是万万要不得的。”他们还谈到，不能“心理脆弱”、“时时处在心理紧张状态”，不能“求稳怕乱，不思进取”，“急则治标”是必要的，但归根结底是“求因治本”，因为“满足治标，积重难返，就可能最终形成难治甚至不治的局面”。如今，十多年的时间过去，言犹在耳，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日前，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说的就是这方面的话题，摘编如下：
□维稳步入误区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
随着这些年“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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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
□缺失的利益表达
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宏观解读》总第111期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破除“不稳定幻象”
目前需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这种幻象是指，一种看起来似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激化、社会稳定面临严重现实威胁的感觉。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数字。
由于缺少应对社会冲突的有效措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敏感的现象，有时连正常的讨论和研究都不能进行。这种敏感性不完全来自事实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而现有的维稳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效应，其本身就有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吓人的效果。
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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