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马勇
2012-09-03 11:01:10 来源：《领导者》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1900年是二十世纪开端，这一年所爆发的义和团战争是中国历史巨大不幸。这场战争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被解读为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稍后又被解读为愚昧民众的排外主义。其实，如果结合1898年之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演变，分明可以觉察到清廷内部围绕着大阿哥事件的权力斗争始终左右并深刻影响着中外关系。义和团战争其实只是中国内部政争的延续，由内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内政。各国公使和各国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宫内部的权力厮杀，到后来还是清廷内部比较明了世界大势的力量出手遏制了这场冲突，化危为机，引领中国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
关键词：大阿哥事件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政治变革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如果从1840年中国被迫踏上现代化之途算起，至1900年，中国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六十年。六十年中国虽说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1884年中法之战和1895年甲午战争三场对外战争，只是从总体上说，这三场战争都属于局部战争，且中国方面注意及时止损，避免了大规模冲突。六十年的主基调就是和平发展，赶超东西方。然而后来回望，为什么经过六十年发展，中国竟然在1900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排外运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反帝爱国运动呢？这场运动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进行观察，究竟应该怎样评估呢？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有
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被撩拨的民族主义情绪
义和团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就，确实恢复了往昔盛世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中国在1890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中国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中国必须在政治上有办法。这就是稍后所谓“维新时代”所要直面的主题。
从比较严格意义上说，“维新时代”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基本特征“维新时代”进展顺利，缓慢的政治变革一直在有序进行。中国确实走上了一条正确轨道。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在甲午战后恢复发展太快，特别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远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不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
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沉睡几万年的矿产资源开采了，近代中国许多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近乎失控的大发展，必然衍生许多问题。
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获取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提升利润，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修整维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员也需要登岸休养甚至需要一些“无烟工业”，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用来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烦难问题，更不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中国政府明明知道列强的要求只是经济上的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道这样的要求应该满足，但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在这些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完整，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帮助中国，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只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能够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
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中国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观念及法律因素，中国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国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中国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煮熟的鸭子飞了”，肥沃的辽东半岛被德、俄、法三国干涉还给中国了。仅仅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①，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基地，计划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基地。②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而更为蹊跷的是，中国政府原本寄托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中国政府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俄国人爽快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然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
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国主权丧失，在世界经济交往日趋扩大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租借港口和土地，这些今天看来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实严重困扰着中国人，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真诚感到民族危机空前。
即便民族危机空前，即便列强租借中国港口和土地是对主权的侵害，那么进一步是否由此能够得出中国必须改变三年前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呢？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二、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后果
对于清廷最高统治层来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固然令人心烦，但绝对没有使中国必须改变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来自底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不这样看，这些边缘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机会改变中国。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时，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绝无隐讳。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
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
③如果从政治发展脉络，这份文件标志着1898年“百日维新”政治改革的开始，当然稍后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变革在一场素来被称为“戊戌政变”的突发事件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指责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④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场突发事变的打击，发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少年时代就有的肾病似乎突然之间急剧恶化。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⑤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基本共识，那时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厌恶西
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肆意攻击诋毁天朝，最可恶的是列强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容忍的。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无法理解立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分际，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逐渐左转逐渐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⑥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自从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以来，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战后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这样
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知道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城乡遍设教堂，把传统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不可，将那些洋教士特别是追随洋教士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排外心理已占据整个中国社会。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还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传言，这些传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夸张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的很，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扬眉吐气重出江湖，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那时当权者的一个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
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违背民意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传言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应该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多年养育之恩，光绪帝正如自己所辩白的那样，他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资料，即便是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⑦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所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那些政治流亡者所宣传的那样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太过于夸大了帝后冲突，也太过于戏剧化。
政治流亡者虽然吃尽了苦头，但却获得了道义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大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专制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话语弱势。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海外政治流亡者，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体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迹象。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⑧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确乎为光绪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其本质应该与光绪帝的病情恶化，以及清代权力传承有关。
满洲贵族入关建政虽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满洲人由于没有掌握中国文明的精华，没有弄清传统中国政治权力传承精粹在哪里。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政治权力父死子继的大原则。如果没有子嗣，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传承小原则是兄终弟及。再次，假如兄终弟及也无法实现，比如皇帝没有亲兄弟，那也没有问题，按照血缘关系，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皇位继承人。中国文明的这种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皇族内部的权力冲突，是一种自然顺位。然而由于满洲人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汉人士大夫大约也懒得将这些精华告诉他们，所以清廷自第一个皇帝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皇帝，始终面临着皇位继承问题的困扰，始终不知究竟怎样解决。
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主要是因为光绪帝的身体经过1898年的折腾可能实在顶不住了，而且光绪帝大婚已经十几年了，看来已经很难有自己的龙子龙孙了，因为在过去两年中，也曾有外国公使馆的医生为皇上看过病，已经证明皇上的肾病相当严重。为了大清王朝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光绪帝万一发生什么不虞，
特别是因为皇上需要静养，而清廷繁琐的日常典礼实在太多了，所以如果有一个大阿哥代劳，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务重回正常状态。这是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完全是为光绪帝的身体着想，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绪帝本人的主意。
从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储”是对的，清廷官方文书也都是这样解释的。然而由于此时离1898年政治变动太近了，许多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出于政治原因，在清廷为正常的政治运作，而在那些被流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试图更换皇帝的做法，为了保护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皇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挚诚，通电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呼吁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庆亲王，如荣禄等公忠体国，奏请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⑨，将一个正常的人事调整视为影响中外关系的大事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三、失控的发展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只在上层，而下层民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是到了后来，当上层政治变化引发中外关系紧张和冲突时，政治高层非常不恰当地利用了民粹主义情绪，遂使问题复杂化。
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痛苦，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当然也没有能力就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甲午战败对下层民众来说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就此灭亡。于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社会民众自发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用独特
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像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灭亡并不感到特别可怕，他们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于是有义和拳在山东悄然兴起。
正如人们久已知道的那样，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在此之前数月，义和拳一直在鲁西北慢慢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拳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蒙古。⑩所以经久不衰的民谣称“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大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随着《马关条约》的落实，外国资本潮水般进入中国，中国经济实际上渐渐处于失控的发展状态，与外国资本大幅进入中国相配套的政策并不完善，强劲的发展势头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形成新的文化冲突，于是民间秘密结社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意于“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开始放弃先前两百年“反清复明”政治诉求，转而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人“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种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国人。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不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外国资本无节制地进入中国，外国商品无限制的涌入，这一方面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难度在加大，许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朝廷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
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中国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他们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工作、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大幅增加，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在增加，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传教，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11)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战后，中外冲突最剧烈的无疑是山东。山东人不仅在战争中遭受到直接
痛苦，而且在战后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山东成了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修铁路，开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破坏坟茔，山东境内铁路沿线、矿山周围的百姓没有得到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因经济开发而受到了无端伤害。
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在实际上，那些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失控的发展”终于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全怪罪于德国人。按照中德约定，德国铁路、矿山所需要的土地当然由中国政府征收整理后提供，德国方面不介入与中国百姓的直接关系，德国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因此这些征用补偿的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至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德国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的嫌疑，于是久而久之，德国人根本不再顾忌中德原先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德国人往往绕开中国地方当局，迅速直接派兵强行镇压。这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无疑增加了中外之间的仇视。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过很好建议，希望由总理衙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 (12)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在山东开发投资的不只是德国人，日本、英国，在山东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战后，威海卫曾被日本作为抵押占领三年之久，后被英国顺手租借。这些租借、开发，即便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殖民，但中外发生冲突的几率无疑在上升。这是义和拳兴起的一个外部原因。
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经济转型有关。甲午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价、规模，使铁路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还有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管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运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旅馆、色情场所、妓女等都受到极大影响，大批失业，四处流浪。甲午战后急剧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反而因发展使很多人的经济利益受损。
除了经济急剧且近乎失控的发展等原因，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造反，只是那几年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到了1899年，黄河领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流离失所，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影响，怒火中烧，随时崩溃。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就是大刀会，就是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四、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
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摸。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点儿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
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是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因而在山东发生的中外冲突比较多，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这些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大量流民。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对于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尽量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这些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13)
很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14)；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15)；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觉得既然这些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个意思向朝廷作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这些义和拳、大刀会，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其实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成为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16)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17)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无效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18)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这只是内政对外交的一个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将自发的民众当作对外交涉的筹码。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时内政对外交还有第二个需求，即我们反复讲到的大阿哥
事件，到目前为止，列强还有意无意轻蔑大阿哥，轻蔑大阿哥的老爹端王爷。按照中国体制，端王爷现在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办大臣，各国公使的故意轻蔑在端王爷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伤害，好像无需细说了。外交上的雕虫小技在这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调控筹码。
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清廷由于满洲贵族根本弄不清中国文明的本质和精华，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弄成像是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满洲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这里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难说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其实是一点一点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着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也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认为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比如庆王爷，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爷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样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爷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方面去塑造，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真的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没有说这位端王爷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
其实对于庚子国变我本来说不上有了解，对义和团的运动也限于历史课本上曾经给过的爱国救国运动的评价，原本是抱着激动的心情想要回顾下这段历史，赞美下在历史上即使官方不作为人民也从未停止过的反抗。当然我没有脱离一般情况，在看书之前还是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去了解它——百度一下，可是不了解还好，大概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后，我真的震撼了，历史课本上给的评价现在看来真是不太确切的，甚至有人称其为故意美化。了解了一点之后，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悲剧。我决定写这个。在别人还在纠结什么题目的时候我就从图书馆把相关的书借来了。在只能借5本书的艰苦条件下。我还把一本的名额分给了一个期刊。因为那上边有一篇对学生运动的评价。我觉得这两者是有联系的。虽然那并没有给我提供可以引用的内容，但也帮助我整理了自己的思路，看过了那么多之后，对庚子国变，对义和团运动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地位我始终摆脱不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 不知道由于何种原因，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之称。其实，这个“反帝”的头衔未免牵强，在很多人看来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甚至还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这是致命的缺点，这愚昧的盲目排外的做法让他们的出发点遭到很多质疑。至于“爱国”是要承认的，确实也反对外来势力，但是实际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远远在洋人之上，甚至不客气的说是义和团盲目的反洋运动给列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加大侵华力度，爱国不当反而害国。 自1860年，《天津条约》之后，英法俄日美等各国连续在北京设立使馆。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便于1900年八国宣战。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1]。 1901年7月25日，《辛丑条约》签署，中国不仅赔偿四百五十兆银两，还被迫将大沽炮台以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一律铲平，并且被迫同意各国派兵驻守租界地，中国主权彻底沦丧[2]。庚子国变为中国人不堪外国人压迫之民族排外运动，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爱国精神可嘉，行动却愚昧。 有人说义和团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动的宗教思想和进步的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思想两种成份组成的。不管当时看来是什么概念，现在看来‘排外’、‘灭洋’反映出的多半是农民知识的狭隘性。义和团是农民的暴动，是拍桌子式的反抗，我很气愤，但仅此而已。义和团赶不上辛亥革命有组织，也远不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明确目标。但以它为一场有组织有目标更有力量的侵略提供了舆论基础——八国联军侵华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由于一场暴动而引来的战争，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是吃亏了。 ‘义和团，起山东’开始是以拜神练拳为主，后来发生‘教案’，逐渐演变为仇教团体，自诩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3]。我看了点义和团起源的资料。这神
义和团运动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义和团的成员、组织形式和活动地区。平原大捷。“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因此口号的核心是“灭洋”，是义和团反帝爱国性质的具体表现。“扶清’说明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通过学习、分析《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通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是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是使中国免于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主要原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它沉重地打击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活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英勇表现，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重点分析： 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是本课重点之一。这是认识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重要依据，义和团运动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具体表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辛丑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另一重点内容。《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了。 难点分析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是本课难点之一。它涉及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19世纪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扶清灭洋”口号的含义学生也不易理解。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尖锐的集中反映，具有朴素的爱国意识，能够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但这个口号带有笼统的排外性质，也导致义和团对清政府放松警惕。 清政府同义和团的关系是另一个难点问题。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从“镇压”到“招抚”再到“镇压”，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控制、利用，最终消灭义和团，只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而义和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一开始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对清政府放松了警惕。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导入新课：可以联系所学知识提问。让学生回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然后教师指出，紧接着农民阶级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2．义和团的兴起： ①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结合课本内容和多媒体课件，讲清义和团的活动地区、组织形式和主要成员，指出平原大捷是义和团从兴起到壮大的转折点。
义和团抵制洋货有多疯狂？ 2017-03-04陈事美天涯连线 文︱陈事美 抵制洋货就像抽羊角风，隔断时间就会犯一次。但追根溯源，抵制洋货从何时兴起的呢？这必定和近代中国的开放有关。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大门，洋货开始陆续进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放力度加强，洋货早已十分普及。洋火（火柴）、洋油（煤油）等日用生活品便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本是造福人民群众生活的好东西，在有些人的眼里却成了耻辱。他们通常使用暴力手段剥夺人们使用洋货的权力，而且他们都披着爱国的外衣，对，他们就是义和团，也可以说是抵制洋货的鼻祖。 义和团拳民基本都是山东、直隶的农民，因为家里闹灾，无法种地，闲暇聚众滋事。“扶清灭洋”是义和团的核心宗旨，是不是真的“扶清”不清楚，但“灭洋”则是真的。烧教堂、杀洋人，让很多人洋人闻风丧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是不错的，至少可以杀杀洋人的威风。但烧杀打砸惯了就刹不住车，他们开始折腾起自己人。
1900年，义和团开始进入大城市，以京津为最。此时的他们，基本是遇“洋”必毁，和“洋”沾边就逃不过他们的魔爪。天津首当其冲，作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最开放城市，天津城里的“洋”东西太多太多。听说马路上电线杆是洋方法做的，拔掉！看这个楼房是外国洋造型，烧掉！铁路是外国人建的，毁掉！ 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当时很多人家都点洋油灯照明。这帮农民看不惯，我们乡下晚上漆黑一片，你们居然灯火通明，竟然还用的是洋人的煤油。捣毁！义和团依仗人多势众，根本不由分说，进到人家里就把洋油灯摔碎，把人家里的洋油倒掉。一时间，天津市民谈义和团色变，谈“洋”色变。胆小的市民，纷纷主动摔碎洋油灯，倒掉洋油，将家里的洋货全部藏起来或直接毁掉。最疯狂的时候，义和团拳民可以肆无忌惮到市民家里搜查，是否藏有洋玩意，不仅洋油，还有洋磁杯，洋药、洋布等。一些恼怒的市民若是抗议，轻者被痛殴，重者遭斩杀。南市一个家庭的小男孩，仅仅因为穿了一双洋袜子，全家就被一阵暴打。 与天津近在咫尺的北京也无法幸免。北京前门一条街，商铺云集，甚是繁华，却成了义和团抵制洋货的重灾区。义和团拳民非常喜欢巡街，看到哪家店铺招牌有“洋”字，就强迫人家改掉，否则直接砸毁。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体现了我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民族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和团原叫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在山东西部秘密活动。义和拳信神练功，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它的活动一直受清政府的查禁和镇压。1898年以后，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集中打击外国教会侵略势力。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运动揭开序幕，迅速发展壮大，势如燎原烈火，很快掀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北部，震撼全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总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列强势力向中国扩张，宗教成了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随着传教士日益专横跋扈，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强烈。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夺中国沿海军港，并深入内地掠夺铁路、矿山权益，企图瓜分中国。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狂，他们收罗土豪劣绅、流氓恶棍入教，作为教民，霸占土地，欺压百姓。清朝官吏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庇护教士、
教民，压制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 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每坛25人，设有坛主。入坛的人都要焚香宣誓，并严格遵守“不扰民、不贪财”等戒条。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仇恨外国侵略势力带来的铁路、轮船、洋货、教堂，见到这些必毁之而后快。随着义和团反帝斗争声势日益壮大，帝国主义十分惊慌，不断催促清政府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还公然干涉清政府内政，责令清政府派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随后帝国主义又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义和团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奋起反抗，给了侵略者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区别
试比较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异同。 答：相同点： ①所处时代：都发生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前期； ②运动主体：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 ③领导者：农民阶级； ④斗争方式：斗争武装斗争为方式的农民革命运动； ⑤组织形式：都利用宗教结社形式来发动群众，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⑥结果及原因：都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的。 ⑦作用：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不同点： ①时代背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变化，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其爆发的根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族矛盾是其根本原因。
②矛头所向：太平天国要推翻清政府，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③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义和团运动持续时间14年（1851—1864），波及范围大半个中国，转战18省；义和团运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山东、京津地区活动，时间和范围不如太平天国运动。 ④组织的严密性：太平天国有严密的组织(拜上帝会和太平军军事编制)，有公认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义和团组织松散，没有公认领袖,缺少统一指挥。 ⑤斗争水平：太平天国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斗争水平高，其《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革命的思想结晶。义和团没有纲领,斗争水平低,被清政府利用。 ⑥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领导人吸收基督教的合理成分，形成拜上帝教，组织动员群众，太平天国有平等的外交思想,有灵活的外交策略，主张向西方学习，《资政新篇》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方案，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义和团盲目排外，不能区分资本主义侵略和外来的先进文明，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落后性。
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解琳琳 摘要：鲁晋地区曾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突出地区，义和团时期，毓贤曾经先后任山东巡抚 和山西巡抚。其中在任职过程中，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反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义和 团的所做所为呈现的形象也是模糊而矛盾的。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 持，对洋教痛恨至极，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的思想变化是随着当时 的社会环境和官民阶级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发展变化的。 关键词：毓贤招抚义和团洋教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纷纷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带着他们的侵略野心开始了在中国的新一轮掠夺。清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却一再的纵容与妥协。割地、赔款、在华建设教堂等一系列深深的震撼了爱国人士的心灵。特别是一再饱受外国传教士剥削的农民阶层成了帝国主义直接压迫的对象。而山东作为帝国主义入侵的据点，阶级矛盾更加格外凸显尖锐。 当时，对帝国主义“仇教”的态度占据着上风，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等一部分官员在内，作为山东巡抚的毓贤则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典型代表，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其作为封建官吏的代表人物行为上在进程中矛盾而变化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更深深的影响这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态势。 一、毓贤简介及在义和团初期其围剿的政策 毓贤（？—1901年）字佐臣，监生出身。清末汉军正黄旗人。毓贤的主要活动是在光绪年间进行的。光绪五年，毓贤由选用同知报捐知府，光绪十五年，委署山东曹州知府，鲁南曹州府属一带，向来是经常发生人民反抗斗争的地方，“曹故多盗，毓贤抵任后，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两千余人。”［1］光绪十七年由巡抚张曜奏荐得以实授，并盛赞其“讲求吏治，整顿捕务，署任两年，民怀吏畏”的政绩，［2］随后授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九月来京陛见。十月巡抚李秉衡以节交霜降，黄河各工俱庆安澜，追陈毓贤在兖沂曹济道任内出力，得旨交部优叙。二十四年巡抚张汝梅以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奏署山东布政使，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旋授山东巡抚。”［3］ 特别提出的是，毓贤本是所谓的“果于杀戮捕务”的屠夫，［4］在毓贤任职山东按察使的光绪二十二年，他坚决执行朝廷的旨意，积极镇压大刀会的反抗组织活动，命令“将首要各犯捉获就地正法，余令归家，不准再习，限一月内各向各官具结报明，否则大兵压境，按户搜查，如一查出，即与首犯同罪”，［5］残忍无情，并杀害了会首刘士端等。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巨野教案发生，毓贤以“善治盗，不惮斩戮”［6］取得了朝廷的赏识和信任，成
1901，义和团真相 １９０１，义和团真相 沙林农民起义的倒退，见识不如梁山好汉１００年以前，仅仅１００年前，中国大地还是一片古意，从清帝国的官员到农民，对洋人的鄙视惊人地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就“豁然痊愈 ”。大学士徐桐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 除了这些庸聩高官仇洋，最底层的农民也都把仇恨集中到洋人身上。这一年，北方忽然爆发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大师兄骑高马，红灯照举红灯，数百万流民涌入城镇，深信能够“降神附体”，“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他们杀洋人，杀中国的基督徒，烧教堂，抢劫城乡良民……他们到北京各王府内演示“神功”，使得一些贵族高官战战兢兢，连慈禧太后也对其法术深信不移：“有如此之神勇义士，
定能灭洋人，保我大清江山。”因此贸然下令攻打使馆，向八国同时宣战…… 以上情节都是从著名作家王树增的新作《１９０１年》（解放军出版社）中读来的。这是一册恸史，读来令人既毛骨耸然，又让人恍然大悟──这段晚清历史，这些义和团的作为，跟过去几十年宣传的大不一样，做为正面形象的农民起义军怎么是这个样子…… 在那伸手可及的年代，英、法等国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居里发现了镭射线，而我们这个大国没有汽车、扒了铁路、刚有电报、几亿人民从没听说过“科学”这个词，更没听说过“民主”、“国民”、“经济”等。整个北方的居民差不多都深信洋人不是人，是某种动物，有一位叫汪仲洋的写他第一次见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 外洋夷人，必有妖术，但中国人很放心，因为他们深信义和团的法术更大，而且从老子、诸葛亮到孙悟空、关公、武松等人还活在某处，他们会从各方飞驰过来，扶佐拳众，洋人肯定玩完。 对那些被诱骗而来见洋人就杀见洋房就烧的反文明的 农民，不知应怜悯还是忿然。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支节，让人
义和团运动 八年级历史教案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义和团的成员、组织形式和活动地区。平原大捷。“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因此口号的核心是“灭洋”，是义和团反帝爱国性质的具体表现。“扶清’说明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通过学习、分析《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通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是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是使中国免于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主要原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它沉重地打击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活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英勇表现，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重点分析： 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是本课重点之一。这是认识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重要依据，义和团运动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具体表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辛丑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另一重点内容。《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了。 难点分析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是本课难点之一。它涉及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19世纪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扶清灭洋”口号的含义学生也不易理解。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尖锐的集中反映，具有朴素的爱国意识，能够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但这个口号带有笼统的排外性质，也导致义和团对清政府放松警惕。
义和团的起源和爆发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加持续时间长，褒贬辩论激烈，评价不一，纷争不断，总是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新的分析而引发问题不断的历史事件。义和团洋教案真正起于1872年山东冠县梨园屯（值得注意的是，梨园屯并不在山东冠县范围之内，而是处于山东直隶交界的留边地）教案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途中将战争罪责推到义和团身上，命各地清军对其进行剿灭，虽之后仍有义和团余部进行小范围内的抗争和战斗，但总体来说，曾经席卷了山东直隶以及北京的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已然趋于没落，毫无死灰复燃之迹象，那么，这前后长达18年之久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洋教案运动，若究其真正的起源，则要追溯到更久远的范畴，其原因则更加复杂。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说明义和团的起源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义和团团员的构成以及“义和团”这个名称的演变，义和团在称之为义和团之前，分散在各地曾有过很多名称，例如，以山东曹州府曹县的烧饼刘庄为核心的大刀会，红拳会；还有以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为核心的梅花拳；还有在以荏平高唐为核心的神拳，之后又叫做义和拳，还有就是河北境内的梅花拳，义和拳，由此看出各地名称不一致。在这些之中，山东曹州府曹县的大刀会入会有一条规定：自行购买武器。就当地的农民生活水平，这一点显然把普通百姓排斥在外，也就是大刀会基本组成人员是富户，目的很简单：防御盗贼，保护资产。而到了梅花拳，则基本面对对象转化成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样，受众层面就扩大了，而到了梨花屯教案时候，赵三多（梅花拳第14代传人）则为了给梅花拳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则改运动中的队伍梅花拳为——义和拳，他也成为义和拳的首领，要注意，赵三多此举意在将教案中的队伍与梅花拳撇清关系（毕竟，在梨花屯教案中，破坏教堂，与教民起冲突最后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府发生了一些摩擦）。而位于鲁西北的朱红灯的大刀会他则直接改名为“义和团”，并宣扬“刀枪不入”“助清灭洋”。所以说，整体来看，义和团在形成这个名称之前，各地曾用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称呼，梅花拳、义民会、神拳、神团、义合团等等，最终，各地汇成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名称：义和团。 关于义和团起源，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当时时任直隶吴桥县令的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兴起与谣言的煽动或19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早已从中国获得了传教的权利，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是部分传教士或教民依仗列强的支持，在中国横行霸道，拆民房、修教堂、霸占中国平民的财产，甚而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加之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一些官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更引起民众不满，因而自发采取行动对抗教会。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前奏。 根本原因：19世纪末期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直接原因：清朝末年，中国境内基督教教会与民众的冲突。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即主要原因)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义和团运动的意义 ①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 ②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的变更上，我们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而它的爆发也促进了其他民众意识的觉醒。
义和团运动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 义和团运动： （一）爆发原因： 1、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2、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3、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
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本身的缺陷性和盲目性。 ①义和团作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②义和团本身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2、义和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3、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 4、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三）历史意义： 1、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2、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
第七届全国初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观摩资料(教学设计及说 明) 上传: 彭小斌更新时间：2012-5-20 8:48:21 《 6. 2. 2 用坐标表示平移》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北京市第八中学冯娜 教材：《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七年级下册 第六章《平面直角坐标系》第二节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的说明 学生在第五章《相交线与平行线》中已经学习了图形的平移（从形的角度理解平移），在本章学习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基础知识后，本节课学习用坐标来表示平移（即从数的角度刻画平移）. 这节课不仅探究了平移所引起坐标变化的规律，也探究了坐标变化引起位置变化的规律. 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初步体会平面直角坐标系架起了数与形之间的“桥梁”，为今后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研究其它几种图形变换奠定基础. 二、教学目标 初步掌握点的坐标变化与点的平移关系，进而理解图形各个点的坐标变化与图形平移的关系，并解决与平移有关的问题. 经历探索点的平移与点的坐标变化之间的规律过程，体会数形结合思想. 了解利用图形的平移变换解决简单问题. 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的精神，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发现并归纳点的坐标变化与点的平移的关系；教学难点是文字语言、图形语言、坐标表示之间的转化以及应用. 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本课采用教师的启发引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利用多媒体等手段教学. 五、教学过程设计与实施 根据班级学生基础较好的特点，我把这节课分为五个环节: 情境引入 归纳小结,布置作业 知识拓展 探寻图形上点的坐标变化与图形平移的规律
探究新知 探寻点的坐标变化与点的平移规律 知识运用 （一）情境引入 本环节主要是创设情境，在实际问题中引出本节课题. 1．首先观看建国60周年阅兵式短片，然后提出问题： 短片中,方阵可以看成是进行什么运动？ 2. 方阵的平移就是组成方阵的每一个士兵的平移，那么怎样保证方阵的移动整齐划一？ 其实在训练期间，标兵准确地编入了方阵指定位置，完成了对每位参训人员坐标定位的编号工作.为了走的更齐，他们找来胶带在地上每六十公分就贴上一条,这样做就可以保证每一位士兵的落脚点一致.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发现：可以借助地面标尺（平面直角坐标系）刻画士兵的移动（点的平移），进而可以刻画方阵的移动（图形的平移）. （二）探究新知 本环节主要是引导学生探究点的坐标变化与点的平移规律. 例1. 如图，已知a（–1 , 2），根据下列条件，在相应的坐标系中分别画出平移后的点，
义和团运动·教案示例之一 教案示例之一 义和团运动 北京市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特级教师贺心滋 （一）教学目的 一、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1.记忆：义和团的组织形式、活动地区。平原大捷的时间、地点、领导人。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事迹，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 2.理解：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慈禧太后阴谋利用义和团的罪恶目的。《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的社会危害。 二、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 1.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掠夺空前残酷和野蛮的殖民战争，中国人民不会忘记1900年的国耻与国难。 2.义和团与爱国清军的坚决抵抗，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三、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 1.通过引导学生讨论“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意义和局限，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 2.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分析《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重点和难点 重点：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其对中国的社会危害。 难点：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关系。
教学用具 放大绘制《义和团运动的形势》地图一幅。 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幻灯片。 教学方法 以启发式为主的综合教学法。 （二）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指导学生朗读“课前提示”。然后教师指出，“课前提示”中提到“19世纪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这说明了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请同学们回答，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学生的答问，指出，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救亡图存，进行维新变法运动，但很快失败了。与此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席卷了中国北方，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15课义和团运动。 讲授新课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板书） 1.义和拳：（板书） 义和拳是义和团最初的名称。它是在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秘密组织。它的活动方式是设立神坛拳厂，通过练习拳棒、传授武艺、散发传单等形式来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活动。其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 2.平原起义1899年（板书） ①原因：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狂。外国传教上作为侵略的先锋，深入到中国广大内地。仅山东省的教堂就有1000多处，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景象。这些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在民教争讼中，清朝地方官吏又“袒教抑民”，造成许多“民冤不伸”的案件。因此，广大群众同教会和传教士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1899年秋，山东平原县义和拳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比较分析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次农民运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在此试对这两次农民运动做一些比较，希望能对同仁认识两次运动有所帮助。 一、基于不同视角的对比 1、从背景上比较。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1851年。当时的中国处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土地高度集中在皇室、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而加紧搜刮人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劳苦大众纷纷起义；外国侵略导致中国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鸦片通过大量走私进入中国，战争后外国商品冲击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另一方面，开始逐步瓦解中国自然经济，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有一定冲击。 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此时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之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加剧，争做中国的债主，抢夺中国的路矿和办厂权，还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猖獗，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欺压中国百姓，激起中国人民不断的反洋教斗争；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想传播，并出现戊戌变法，但是以失败告终。 2、从斗争目标和方式上比较。太平军转战18个省，占领长江重镇南京，建立农民阶级的政权，通过北伐、西征、东征，将战斗矛头直指清政府及其统治中心。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封建色彩十分鲜明，特别表现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纲领，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斗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也反映了农民阶级对待外国侵略的态度，特别是《资政新篇》中明确表示的严禁吸食鸦片、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等主张，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更是直接与洋枪队进行战斗。 义和团运动持续的时间和斗争影响的地区都不及太平天国运动，但是，义和团运动从反洋教斗争到抗击八国联军，从攻打教堂到激战天津车站，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 二、基于比较的分析与解读 1、认识两次农民运动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政治上，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导致清王朝内部力量对比产生变化：满洲贵族的军事势力严重削弱，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地位提高；导致清王朝“借师助剿”、投靠外国侵略者。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斗争，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经济上，太平天国运动正处于自然经济解体时期，洋务运动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开始出现，《资政新篇》的提出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声。而义和团运动处于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当时农民阶级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愿望。 2、分析形成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原因。分析两次运动相同点或不同点的原因，则要从背景、过程中逐项寻找。例如，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有统一的领导核心而义和团运动则没有，要认识到农民阶级的起义通常是依靠宗教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依靠宗教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是在反对洋教的斗争中兴起的，在是否有宗教组织这一点上两者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其次，太平天国运动是长期秘密准备之后爆发的，在起义中建立了领导核心，而义和团是在清政府打击、容忍、合作之下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清政府控制，而且起义受偶然因素影响大，较为仓促，不容易形成领导核心。第三，太平天国运动有都城天京，而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又“借”清朝北京，不容易建立政权。第四，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扶清灭洋”中的“扶清”，在当时仅代表部分中国人民的要求，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长期且一致的愿望，所以能够形成领导核心。
义和团真相：灭不了洋人专杀中国同胞 编辑：维基揭秘（ID：Wikipediad)责任编辑：接吻鱼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4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本文摘自2009年第7期《杂文月刊(选刊版)》，作者郭老学徒，原题为《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义和团一他们一家一家地把房子点着了，黑暗中火光冲天。房子里的男人们已经逃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在冲天的火光中，传出了凄惨的哭喊声。有女人冲出火海。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刀剖开她的肚子，再几个人拽胳膊拽腿把她扔回大火中。这是1900年6月4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 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
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 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4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二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那是震惊世界的惨案，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在这样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却，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案。1900年7月，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 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7月17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 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
义和团运动有哪些影响 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守旧顽固派被清除 义和拳运动的结果之一是朝廷体制内的守旧顽固派被清除，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灭亡。 统治威信下降 前往镇压义和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清政府在事件中对联军势力无能为力，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俄日在中国的扩张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日本驻屯军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列强对华政策的改变
义和团事件亦改变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减缓了当时列强殖化中国的步伐，正如当时谚语所讲：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强意识到利用虚弱不堪的清政府统治中国百姓，显然比列强直接派总督统治百姓有利。 后续影响 义和团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掌握朝政的中国慈禧太后也认识到无论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军队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军队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德军在镇压义和拳暴乱后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美军第九步兵团因其在战役中的表现被冠以绰号满人。直至今日，该步兵团(驻扎在韩国Camp Casey)仍然会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纪念那次惨烈的战役。能够成功完成的士兵将被授予一面绘有中国龙的绶带。 义和团运动无法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不平等条约的爱国精神，因为在整个运动中，愚昧无知的滥杀占绝大多数，真正反抗西方侵略者军队几乎没有。 义和团运动相关评价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
厨鹦鳓赛锎 ——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口北京大学历史系林华国教授 义和团运动为ＴａＪ＂在山东一度沉寂而在直隶迅猛发展 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地区是山东。１９００年初起，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沉寂。而与此同时，直隶义和团却迅猛发展起来。当时就流行一种说法，义和团起于山东，而大发展则在直隶。这种说法在史学界长期得到普遍认可。人们还力求对义和团在直东两省的不同发展趋势作出解释。 实际上，义和团起于山东的说法并不确切。作为义和团运动发端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１８９８年１０月的赵三多起义。此次起义开始的地点冠县十八村虽然在行政上属山东冠县管辖，但其地理位置却在直隶境内，是山东在直隶境内的一块“飞地”。起义队伍的主力是直隶威县地区的义和拳。起义队伍活动的地点也不限于冠县十八村，而是包括直隶的曲周十八村、南宫十八村以及威县的一些村庄。因此，确切地应该说义和团是起于直东交界地区①。 赵三多起义刚开始发动，尚未开展大规模斗争，就在官兵压力下解散了大部分队伍。虽有姚文起率领的一支队伍坚持斗争，但规模太小而且两天后就遭到失败。因此，这次起义并未引起人们重视。此后数十年中，国内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记载和论著绝大多数对此次起义只字未提，而比赵三多起义晚一年的发生于山东平原县的朱红灯起义则由于多种原因②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在很长时期内被人们普遍视为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③。就义和团内部而言，朱红灯起义后，各地新建立的义和团组织大多仿效朱红灯的队伍，采用了类似神拳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直隶最早的义和拳组织虽是由梅花拳更名而来，但后来新建的义和拳组织大多仿效朱红灯的神拳，并尊山东义和团为“老团”。这也使人们对“义和团起山东”之说更加深信不疑。 综上所述，直隶义和拳产生的时间实际上比山东还略早一些。在朱红灯起义前，直隶义和团组织发展的程度并不比山东差。但赵三多起义受挫之后的一段ａ－ｊ－问内，直隶义和团的活动比较隐蔽，未发动新的大规模斗争。在朱红灯起义之后，山东义和团的影响一时远远超过了直隶，山东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公认的义和团运动的中心。 但是，自从朱红灯起义失败，袁－ｌ：！ｔ凯取代毓贤任山东巡抚以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渐趋沉寂（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为什么会出 ①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一书摒弃了一般著述中通行的“义和团起山东”的说法，提出“义和拳运动乃发生于‘直 东交界’地区”（此书第５页）。我在《义和团史事考》中，同意这一看法，并作了一些具体考证。 ②朱红灯起义持续时间较长，从杠子李庄之役到朱红灯被捕，历时一个多月。而且，朱红灯等主要领导人被捕后，余部仍坚 持斗争。这次起义过程中曾在森罗殿与一营多清军发生激战，引起震动较大。事后，平原知县蒋楷被革职，山东巡抚毓贤被调走，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不久，蒋楷写了《太平拳匪记事》一书，对此次起义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进一步扩大了此次起义的影响。 ③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起，人们才普遍把赵三多起义视为义和团运动开端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