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题】社会·经济
【关键词】公局/士绅/乡村基层社会
【正文】以往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问题（注：例如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此均有论述。），还有学者对广东的士绅机构作过研究（注：杨念群的《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也涉及了本文论及的问题，予笔者很大启发。杨先生的论文重点论述士绅机构“军事化”的问题，这些机构的其他职能并非这篇论文关注之点。杨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广东不同区域(例如珠三角与客家地区)的差异，也没有提及19世纪中期以后普遍设立的“公局”。），但关于各地士绅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研究似乎还不多。晚清广东的“公局”是普遍设立的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机构，有一定代表性（注：刘志伟、陈春声的《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一文(收入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提及番禺沙湾的仁让公局，并对其做了个案研究。两位教授向笔者提供了有关史料的照片。《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是笔者所知的惟一一种公局的原始档案。本文引用该项资料时按刘、陈两教授文章的编号。），本文拟做一专题探讨。
一、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公局在广东普遍设立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6回提到：“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那里，遇到乡人有什么争执的事，都由公局的绅士议断。”[1] (p439) “局”一般指官署或办事机构。在清朝，官署被称为“局”的多为临时性或新设立的机构，如善后局、保甲局、厘金局、缉捕局之类。非官方的办事机构往往也称为“局”，例如，香山县的士绅“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敬，免受苛索”，建立“印金局”；为“合邑致送京官炭金”建立“炭金局”[2] (卷4，建置·局所)。“公局”一词常见于晚清的文献，从字面看，“公局”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如1906年，粤督“札饬广东藩司，克日择地设一公局，名曰广东铁路公局，以便接见绅商”[3]。但在晚清的广东，“公局”在多数情况下是指士绅在乡村地区的办事机构，通常是“团练公局”的简称。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也有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有时也用社学、公约等名义)，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2] (卷4，建置·局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4] (卷15，列传)。道光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2] (卷11，列传)。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5] (卷4，耆旧)。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公局在广东的普遍建立，与咸丰年间的红兵起义有关，这在文献中有清楚的反映（注：黄宇和查阅大量叶名琛档案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见(澳)黄宇和著、区鉷译：《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5页。多种方志(如香山、顺德、南海的县志)的记载也可作为佐证。）。顺德县的情况
最为典型。嘉庆八年(1803)顺德县在籍进士胡鸣鸾等建立了容桂公约，拥有武装，“按亩抽费，设船勇专司搜捕”；但这个公约后来已相当涣散。而且，并非全县都有类似机构。红兵起义时，顺德士绅组织了很多武装组织。但在起义平定后，这类组织并没有解散，不但在县城继续有团练总局，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等还“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6] (卷27，列传七；卷32，杂志)。于是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容桂公约的捕务和捕费等。1871年，顺德县团练总局奉命裁撤，“并传知各乡公局改为公约”；总局就改称“护沙公约”，即著名的东海护沙局。中法战争期间，县团练总局再次成立，战后又解散。按《顺德县续志》的记载，顺德县的公局多数改名公约，也有仍用公局之名[7] (卷3，建置略二)。但不管改名与否，实质并无区别，时人也统称之为公局。1866年到广东广宁县任知县的杜凤治，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和副将郑绍忠按照督抚谕令，令该县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先在石苟等五地设立以及下谕帖任命公局局绅等情况[8] (第3册，同治六年十月初六、初八、十三、十四等日)。1886年，粤督张之洞支持郑绍忠(已晋升为署理提督)在东莞等县遍设公局，“在县城设公局一所，市、镇、大乡设分局一所，遴选公正绅士，经理局事”[9] (第4册，p2534～2535)。遂溪县知县徐赓升到任后拟定治匪章程，第一条就是“设公局以捕匪类”，具体做法是“于通村适中之地设公局一所，即遴选其族内诚实士绅十余名为局首”[10] (p224～226)。可见，在一二十年间，公局在广东各级地方官员提倡鼓励下普遍设立，逐步演变为常设机构。在有些地方，公局甚至成为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一个级别。如番禺县分捕属(省城城区)和各司，下属的茭塘司有南洲局、彬社局、岗尾局、石楼局、赤山局(陈族置立)；沙湾司有仁让局、石桥局、萝西局、鳌山局、韦涌局、古坝局、龙湾局、沙亭局、沙圩等乡十三约公所，茭塘、沙湾两司还有沙茭总局“为沙茭两属士绅集议之所”；鹿步司有鹿步总局、升平局(客民公立)；慕德里司有升平公所、安和局、凤凰局[11] (卷5，置志三)。清末公局在广东成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自有其社会原因。清王朝得以平定咸、同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很大程度是靠士绅的力量，在广东尤其如此。在镇压19世纪50年代的红兵起义时，筹募军饷、收集情报、缉捕起义者等事项主要靠各地士绅，有时，士绅的武装甚至成为战事的主力。镇压红兵起义使广东士绅的队伍膨胀，“十余金可捐一监生，红匪闹得六七品功牌亦多”[8] (第5册，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士绅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事后，大的动乱虽然暂时平息，但动乱的因素仍潜滋暗长，到了清末便形成所谓“广东盗风，甲于天下”的局面，面对急剧动荡变化的社会，官、绅共同的反应便是设法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众所周知，清朝的基层政权建立在州县，但州、县法定的官员、书吏、衙役的数量有限，而清末广东很多县的人口已有几十万，甚至百万。如番禺县在宣统二年办理自治选举查报户口，有176091户，996513口（注：民国《番禺县续志》卷7“政经志一·户口”。同书称3年后的统计为1514189人。可能第1个数字未包括省城城区人口。）；顺德县在宣统初年有男女丁口1356487人[7] (卷5，政经略一)；香山县在宣统元年有163315户，822218口[5] (卷6，户口)。而且，在晚清，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社会变迁最迅速的地区，一方面经济发展，人员流动频繁，人的观念也有很大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伴随而来的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尖锐化，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大量增加，以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清朝制度规定的机构和人员，绝对无法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和治理。清朝虽有保甲制度，但担任地保的多为庶民，充其量只能够传达官府命令，不可能有实际的权威。而且因为缺乏资源等原因，保甲在很多地方已是名存实亡，例如，1866年杜凤治在日记中记载，广宁县的妙村，曾是县治，但无地保，“牌长亦一月一轮，无定人”；钟村等地“向无地保，只设里正轮充”[8] (第5册，同治六年十月十六日、二十日)。清朝本来也设计过由贡举生员担任约正、副的乡约。按照最初的设想，乡约主要是讲教化礼仪的场所，并无强制的力量，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建立了乡约，已经建立的也并非都能维持。而镇压农民起义时建立的镇、都、堡、乡公局，却正好适应了清皇朝把统治延伸到县以下基层社会的需要。在广
东的某些地区(如珠三角，尤其是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本来士绅就人数较多、势力较大，公局为中下层士绅提供了分享权力、扬名桑梓的机会以及收入稳定的职位(局绅多有月薪、车马费等（注：如在东海护沙局办事的绅士百人以上，每人每月的薪金8～40两不等，对下层士绅来说，这是过得去的收入。见《香山东海十六沙居民五十余年痛史》，载《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525页。）)。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首先有利于士绅；加上入局办事对局绅的家庭、宗族和个人都会带来利益。因此，公局这种非法定的权力机构也获得士绅的广泛支持。各地公局都在地方官管理之下，州县官发给“局戳”作为公局行使权力的凭证，下“谕单”任免局绅。在珠三角几个县，知县的属官巡检直接负责管辖各公局。1901年，南海县沙头乡局绅莫汝桢等18人“盖用局戳，联名赴县禀保”著匪崔亚炽，南海知县“以该绅等力保著匪，通详各宪，将各局绅概行斥退，另选公正绅士接办局务，并详请奏革功名”[12]。可见，知县有权把全局局绅“概行斥退”，但必须向上司报告。局绅的遴选，都是在各级地方官员管辖下进行的；不过，各乡各族会通过某种方式，选出局绅的候选人。1910年3月，广州河南各乡绅耆在南洲书院选举局绅，结果是得12票2人，得5票1人，得4票1人，得3票1人，得1票2人，“其余各乡选举票均书‘从众取决’”。得4票以上的3人为“正取”，其余4人为“备取”[13]。这次选举以每乡一票进行，所有候选人得票率都很低，而多数乡没有自己的意见。所谓“正取”、“备取”，说明选举以后还要官府裁定。从《续修南海县志》等方志的人物传记来看，任县以下公局局绅者多为贡、举、生员，出身进士或任过较高官职的高级士绅很少见。士绅有时可以在自己的家乡之外的公局当局绅。公局与宗族通常密不可分，番禺县沙湾仁让公局的局绅，同时也是何姓宗族树本堂的族绅[14] (p433～435)。由于宗族的矛盾，有时同一地点还会成立不同宗族控制的公局。如同治年间广宁县妙村陈姓、谢姓“不协”，知县谕令该地建立公局，结果两姓各建立了一个[8] (第5册，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局在实际运作中无疑必须同宗族配合。时人说：“计一乡局之设，局绅数人，局勇十人廿人不等。局绅薪水需费，局勇口粮需费，年中支销，极少亦须筹备的款千余金。”[15] 局费的筹措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例如，顺德县的东海护沙局和各乡镇的公局，经费来源就有按亩抽费、沙骨、鸭埠、铺捐、行捐、各乡分认、庙宇收入、茧捐、桑花捐、筑堤羡余、会廉银、族尝拨款、约租收入、仓田会借拨、匪乡花红、圩场秤用等名目[7] (卷3，建置略二)。各种罚款通常会拨充局费，有的公局甚至打算“开设铺票(一种赌博)，抽款充公”[16]。局费的征收、保管、开支，制造了大量谋取私利的机会。
二、晚清广东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清末民初番禺县沙湾《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收录了52件文件，其中明确注明属于公局的有12件，有些没有落款的文件，从内容看应该也是属于公局的。这些文件涉及的事项包括：禁铁匠造剑仔、禁赌博、禁止藉查烟抢劫、通知领取烟牌、禁米店抬价、解劫匪、组织蚕业公司、暂停收谷、增加练勇自保、试演土炮、请委任团练团长、请领团防枪械等；从文件反映出，清末民初仁让公局拥有的武装力量(不包括在沙田区的护沙队)有陆勇130名、水勇70名、义勇队108名，武器有毛瑟单响枪50杆、毛瑟抬枪30杆、长杆十响无烟枪70杆、土枪50杆、土抬枪40杆[14] (p433～435)。从仁让局的例子，可知公局拥有武装，有权处理本乡的公共事务，有稽查权、缉捕权，还可以通过订立乡规或“奉谕告示”等形式有一定立法权，其主要权责在维护治安方面。公局尚有一项重要的权责是“攻匪保良”(指证、揭发盗匪，担保、保释良民)。1906年岑春煊在通饬各属办理会匪札文中称“攻匪保良，系局绅专责。且又耳目切近，平空拿送事所必无。此等匪徒诡计多端，既无飘布可据，到案狡展又属惯技，若有局绅具结而仍不办，是永无惩办之日”；要求“以后各局拿获会匪，或据局、族绅耆捆送，无论有无起获飘布，务须悉心研讯，核其情罪之轻重，照章分别禀办。倘畏罪狡赖，始终坚不认供，亦即取具局绅‘如诬反坐’甘结，即行禀请惩办”[17]。公局本有缉捕、审讯权，岑春煊规定只要局绅坚持“指攻”，即使疑犯没有口供也可以惩办，这样，局绅
实际上也就掌握了一乡居民的生杀大权。公局是乡民首先报案的机构。如1901年秋，广州
城郊西蓢村接到盗匪的打单信，“即投知乡局商议是事如何办法”[18]。每逢有重大治安事件，
乡局都会及时向官府报告。1904年，香山盗匪200余人，在离县城几里外的乡村“高树旗帜，
大书拿擒仑革命军字样，向各处勒收行水、掳掠”，居民先报告隆都局，“由隆都局飞报地方
文武请兵围捕”[19]。1911年4月28日，陆领等人为响应黄花岗起义(他们不知道起义已经
失败)，在顺德县乐从圩起事，当时“即将该圩各绅拘住”，但次日即有乐从圩局绅刘济川和
附近水藤局的局绅到县衙门报告[20，21]。局绅往往还会越级向上报告，甚至直接报告督抚。
公局通常以奉谕告示的形式，发布带强制性的命令，但往往会夸大、曲解官府的指示。1910
年冬，番禺沙湾仁让局发布告示禁止铁匠打造“剑仔”，开头即称“近有剑仔会出现，迭奉大
宪出示严禁，犯者斩决”[22] (编号2)。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大宪”告示。清末广东会党
人数众多，民间武器泛滥，官府总不能把有剑仔的人都处死刑，估计是仁让局为了严禁而故
意张大其词。1894年，香山县属恭谷两都局绅“遍布公启，托言奉有宪谕，严禁米谷出洋，
如有商贩载运，拿获究办”[23]。从这则报道的口气来看，局绅是否真有“宪谕”也是值得
怀疑的。官府有时还把公局作为执行政令的一级机构。如1895冬，广东的督抚为防止盗匪利
“特札饬广州府周太守谕令顺德县暨局绅等：凡各处乡落一概禁止演戏，用迎神赛会抢劫滋事，
大良城外所有外来船舶不得湾泊入涌”[24]。1904年8月，广州城船户抗捐罢驶，但“各乡
局均竭力调停，不许渡船随声附和”，故各地到广州的水路交通仍能维持[25]。显然，各地乡
局执行了官府的命令，避免了罢驶事件的扩大。公局实行稽查、缉捕，但按清朝法律，局
绅对刑事案件并无判决、执行权，然而，对一般案件，局绅往往自行判处。1894年，顺德县
陈村拿获拐妇一名，“公局绅董以此妇行拐未成，免其死罪，决押令游刑示儆”[26]。有些局
绅甚至敢于杀人。佛山近郊石湾乡局绅吴景星“处事明决，不避嫌怨”，“族人有嗜赌受母责
反殴其母者”，吴景星认为按法律应治凌迟，但这会累及家族，“遂白其母，命子弟缚沉诸江”
[27] (卷20，列传)。民国初年报纸报道，清末广东谘议局议员刘鲲海，“在乡局办事多年”，
被视为“绅界之屠伯”[28]，这类报道至少说明时人认为公局常有杀人之事。
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 苏社基〔2012〕23号 关于做好用工登记备案与职工社会保险申报业务 统一经办联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行用工登记备案与职工社会保险申报业务统一经办联动管理的意见》（苏人保规〔2012〕16号，以下简称《意见》），我市市区用人单位用工登记备案（含劳动合同书面报告，下同）与职工社会保险申报业务实行统一经办、联动管理，并开展“一站式”服务。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苏州市区社会保险统筹范围内（包括平江区、沧浪区、金阊区、高新区，以下简称市区）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在登记注册地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与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下称职工，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在编职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用工登记备案和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参保手续。 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意见》及本通知规定，到社保关系所在地市、区社保经办机构“三合一”经办窗口，办理用工登记备案、社会保险参保申报（以下称用工参保）和退工登记备案、社会保险停保申报（以下称退工停保）手续。 三、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办理用工参保手续。办理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苏州市区用人单位职工就业参保登记表》或《苏州市区用人单位职工就业参保申报花名册》。 其中，对在市区首次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市区户籍人员，应填报《苏州市区用人单位职工就业参保登记表》，并提供其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同时办理个人基本信息登记手续；对其余人员，应填报《苏州市区用人单位职工就业参保申报花名册》（对户籍在市区、尚未进行个人基本信息登记的人员，应先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办理基本信息登记手续）。
中国社会治理：演变与危机 作者：张静 219人参与11评论 讨论社会建设，我们的关注焦点，就不应仅局限于建立何种管理组织，而是上述“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如何再造的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社会滞后的问题逐渐突显：表现在社会冲突日增，价值分歧加重，人际信用式微，行为预期不确定增加，社会情绪的政治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虽然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并不会直接导致全面的社会进步。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大挑战接踵而至，但目前理念更新及知识准备仍十分有限。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部分：上层是官治系统，由皇权控制，基层则是地方管治系统，由族长或乡绅控制。这种治理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通过科举巩固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统一，以及基层社会的分治体系。分治体系是指，由分散于社会基层的多个权力中心实施治理。乡绅生活在基层自己所属的族群中间，他们拥有土地资产和人际声望，在局部地方承担司法、执法和伦理教化角色。乡绅或族长不具有官方身份，但重视在官朝中“有人”，皇权总是通过绅权、即地方权威，而不是企图取代他们治理地方社会。 这意味着，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治理领域，对于基层社会而言，皇权仅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地方绅权则具有实际的管辖意义。虽然正式官制制度并没有承认这种分治局面，但事实是，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费孝通语）。只要取得了地方的象征性承认，国家从未谋求对地方社会真正的、具有挑战意味的管辖权，甚至在治理的细节方面，国家也未能实际推行统一的治理规则，而任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抽象原则的“因地制宜”改造，使其适合本地实际情况，一向是正当的、获得各方面认同的做法。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代发生了变化。不断出现的局部战乱，迫使国家扩大征兵，设法增加农业税入，对基层资源的动员及组织重视增强，地方社会治理逐渐纳入了“官治”的范围。进入近代以来，国家试图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地方权威为国家设在基层的政权分支，地方权威逐渐转为服务于国家目标——征兵、收税、进赋——的组织机构。这一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见张仲礼《中国士绅及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触及了原有社会治理的基础框架：基层治理者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其与地方社会的互赖关联逐渐瓦解。 1949年后的社会重组 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重组了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大量新的国家行政组织、企事业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及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中国人称“单位”，社会成员被安置其中。在城市，这些单位主要是事业机构或企业组织。在乡村，它们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行政村。这些“单位”从事生产，更是实际上的社会治理组织，在单位中，人们不仅获得工薪，而且可以和公共制度发生关系，分享公共资源的分配。这意味着，一种特有的个体与公共的组织关系建立起来：人们成为单位的成员，就在公共体制中获得了位置，并得到相应的权利资格。单位对其成员负有全面“责任”。在公共制度和社会成员之间，单位实际充当着连接、协调、应责和代表的组织角色。 就社会治理而言，单位显然是实际上的执行者，类似于公共组织在基层的代理机构。因此，表面上看，社会中的公务机构有限，但实际上的“代理机构”遍地存在。单位有边界，有行
xxx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 社会保险基金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为保障社会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根据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和上级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定，结台我区社保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遵守《会计法》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认真执行国家财经政策、财经纪律和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财务会计制度，管号社会保险基金，加强保险基金活动的会计核算和监管。 二，严格遵守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专户储存”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基金的筹集不得任意扩大或减少统筹项目收缴比例和金额，要及时收缴、储存、登记，单独建帐、建卡。准确建立、核算职工个人帐户。 三、正确使用基金会计项目。未经批准，不得任意增设或删改总帐科目，不得删改指定设置的明细科目；按省上的统一要求，正确设置会计帐簿和组织业务核算、如强帐目、帐实的核对和审查、防止错帐、漏帐、重帐或违犯财经纪律等现象的发生；正确填制报表，并按有关规定的程序和时间报送。 四、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核定、收缴、支付、上解、下拨、储存、调剂及管理服务费和其它专项经费的提取、使用、上解和下拨必须按规定严格执行，不准任意扩大或减少提取和解缴比例。 五、往来款项的结算和清理，不得长期拖欠和无偿占用对方或缴纳单位的资金。不得向统筹单位收缴任何与基金无关的费用，各项规定解缴款均必须及时足额上缴，不得拖延或截留。
六、建立健全凭证、收付款委托书和收据的管理制度，凭证、委托书要规定领用手续和限制份数，防止遗失或被盗。收据必须按规定从财政或税务部门购买和使用。凡开具的每项内客，须与批准的业务范围和项目一致，收据的内容，必须合法。 七、严禁出租、出借银行帐号或收据。不得接受各种来历不明，非本业务范围内的款项，不得替外单位或个人转移、寄存资金。 八、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对基金会计和出纳岗位应分别设置严格帐务处理手续和凭证传递程序。会计、出纳业务不得一人兼管，严格执行钱、帐分管原则。 九、建立健全财务档案管理制度。财务工作的文件、帐卡、凭单、报表等必须妥善保管，及时归档，专人负责，防止遗失或盗窃。会计人员工作移交，必须造具清册，有专人监交，内容、手续清楚、完备。 十、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基金存款和其它应保密的数据，不扩大财务报表的报送范围。 十一、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工作均受同级财政、审计、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查和监督。 xxx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论徽州 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 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 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 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 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 considerable credibility. 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 徽州特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 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 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三要素 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 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而徽州宗 族“千年之冢，不动一 ？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 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 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19世纪中西交往的标志性事件——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初步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得出的印象。这样的初次中西正式直接的接触即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的影响，例如乾隆皇帝赏赐给马戛尔尼的玉如意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具尊贵意义的，但对他来说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巴罗的游记就直接指出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而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通商口岸，诸如广州、汉口、宁波、福州等地。《泰晤士报》特约记者柯克发现广州的房子并不十分高大，
中国近代史复习 一、名词解释： 1.《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于1858年签订的卖国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增开口岸10处；分别赔给英法银400万两和200万两；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内地；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各口等。11月，清政府又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2.北伐：是太平天国建立后，由林凤祥与李开芳在1853年进行的以直捣北京为总目标的战争。北伐战争前期，因为清军没有准备充足，太平军长驱直入，攻到了天津外围地区，后来由于帝国主义与清王朝的勾结，北伐军在与清军的决战中遭到大败，林凤祥与李开芳等领袖后被杀害，北伐壮烈地失败了。北伐虽然失败了，可是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通知，同时潜质了清廷北方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西征行动。 3.《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时期，有洪仁轩提出的统筹全局，解决太平天国危机，发展太平天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有：（1）政治上认为要指定法律、制度，主张集中统一，加强中央集权；（2）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商业；(3)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提倡“文以纪实“的学风；（4）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往来，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对当时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具有启发意义，但由于缺乏实际社会条件而对挽救太平天国的危机作用不大。 4.《原道救世歌》：是洪秀全在1844年出走传教撰写的一篇诗文。诗文强调上帝是独一真神，人人都只应拜上帝，不拜木石偶像、菩萨邪神。劝诫人们反对“奸淫”、“忤父母”等六种不道德行为，强调个人的自我道德约束和完善。《原道救世歌》体现了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广泛传播为后来的起义起到了重大的宣传作用。 5.《原道醒世训》：是洪秀全在1844年出走传教撰写的一篇诗文。诗文对“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强烈谴责，之处天下男女皆为兄弟姐妹，不可有“此疆彼界之私”，不能起“尔吞我并之念”，建立一个“天禧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贤”的大同理想社会。《原道醒世训》体现了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广泛传播为后来的起义起到了重大的宣传作用。 6.《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是指1885年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在天津签订的中法战争停战条约。具体内容有（1）、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2）在中、越边界指定两处同上，一为保胜以上。即云南边界；一在谅山以北，即广西境内。法商刻在此地居住，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3）法国货物进出越南与云南、广西应减税率；（4）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进行商办；（5）法国撤走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7.大陆政策：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制定的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侵略目标第一步是中国台湾，第二步是朝鲜，以朝鲜为跳板实行第三步计划即侵略中国满蒙，第四步计划是侵占全中国，最后一步是进军亚洲最终称霸全球。大陆政策是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基本政策，是充满着血腥的暴力政策。 8.《胶澳租界条约》：是指1898年3月6日德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租借胶州湾的条约。该条约规定了清政府把胶州湾租给德国99年，并且在租借期间“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准许德国拥有在山东修筑铁路与开矿以及办理其他事务的权力。条约使得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使得中国的国土主权进一步被破坏。 9.门户开放：是1899年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或租借地的投资事业或任何即得利益，其他国家不得干涉；（2）各国运往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7日/第A08版 社会学 人工社会研究为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梁玉成 基于自主行动者建模（AgentBasedModel，以下简称“ABM”）的核心概念是“自主行动者”。自主行动者是具有认知、决策判断和行动能力的个体。在研究中，研究者根据所要研究的现象，在模型中设置不同的行动者，并根据需要设定不同的角色，赋予其特定的认知能力、先赋的资源禀赋以及判断流程和行动模式；然后足够数量的自主行动者被放置在一个人工建构的世界中，随着时间的演进，各自不断地重复“外部认知、策略判断、展开行动”的过程，从而通过行动者之间以及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不断互动，得到特定现象的演化历程及结果。 首先用于居住隔离研究 基于自主行动者模型最早的案例来自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ing）的居住隔离模型。谢林从1960年代起就对美国的种族居住隔离问题感兴趣，他发现美国社区的种族分布呈现出“U”形的极化现象，要么都是黑人，要么都是白人，很少能找到中间状态。因此，他试图建立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他首先假定只有两个种族——X和O，且在初始时期X和O均匀混居。如果人们有某种程度的种族偏好（这一程度即“阈值”），那么当一个人发现他居所周围居住的非本种族的人数过多，超过了他的阈值，他会选择搬家。在第一个时间点里，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进行判断，然后决定是否搬家，并采取行动；在第二个时间点，某个在第一个时间点不需要搬家的人，可能会出现他旁边的同种族的人由于阈值较高而搬走了，使得旁边搬来了非本种族的人，从而导致居住环境的异种族数量增加而差异超过了他能容忍的阈值，于是决定搬家；有可能由于他的搬离又影响到别人……经过多次迭代，最后出现了百分之百的种族居住隔离。 ABM研究者爱普斯坦（JoshuaM.Epstein）这样定义ABM方法所研究的问题：“ABM是通过无中心的、局部的、异质性的自主行动个体，来研究社会规律如何显现。”这一方法使我们可以从外部去观察人类世界：在一个研究者设计出的世界中，自主行动者们在一个给定的起点出发，表现出其在什么样的规则作用下行动，最后演化成宏观的社会现象。 克服定量与定性方法各自缺陷 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都存在着不足。定性研究在概念定义和逻辑演绎上难以做到严密；定量方法由于数据收集和观察上的限制，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而ABM方法能克服以上弱点。一是异质性。在一般量化模型中，全部个案被自变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自变量和因变量取值一样的个案，就属于同质的个案。然而，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文化背景不同，交往对象不同、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也不同，传统的量化研究无法充分体现这些异质性。二是自主性。每个个体行动者都是具有自主性的，并不存在一个外在的绝对中心控制着行动者；微观的个体和宏观的外部环境存在着交互作用和反馈，并随着时间而演进。三是局部性的交互作用。个体对于社会的认知往往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空间，影响他的也往往只及于其所处社会空间周围的个体，而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只具有局部性的交互作用。这又导致了第四个议题，即有限理性。个体由于不能得到整个社会全部的信息，其获得信息的边界、计算能力的边界，都导致个体的有限理性。五是个体行动者和社会的学习能力。无论个体行动者还是社会，都会不断地从已有的经历中学习和进化，从而不断提高其处理问题的能力。 鉴于此，爱普斯坦提出了ABM的经典定义，即将具有异质性的自主行动者放置在一个特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一、双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第一条甲方（用人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 单位类型（企业、其他）经济类型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注册登记地 实际经营地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第二条乙方（劳动者）姓名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实际居住地 通讯地址、电子邮箱及联系电话 第三条乙方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甲方。 二、劳动合同期限 第四条本合同期限经双方协商一致，采取下列第种形式： （一）固定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其中，试用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二）无固定期限：自年月日起。其中，试用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三）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自年月日起完成时止。 三、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第五条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岗位，从事工作，工作地点为。 甲乙双方可以签订岗位协议书，约定岗位具体职责和要求。 第六条乙方应按照甲方安排的工作内容及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 四、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 第七条甲方安排乙方所在岗位实行下列第种工作时间制度： （一）标准工作时间制度：乙方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 40小时，每周休息日。 （二）不定时工作制。甲方在保障乙方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乙方意见的基础上，应采取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弹性工作等适当方式，确保乙方的休 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三）以（月、季、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平均日和平 均周工作时间不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甲方应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批准后实行。 第八条甲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合理安排乙方工作时间，依法保证乙方的休息权利，保证乙方依法享有法定节假日以及探亲、婚 丧、计划生育、带薪年休等休假权利。 第九条甲方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逼迫乙方加班。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 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乙方身体健康的条 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3小时，每月不超过36小时。 五、劳动报酬 第十条甲乙双方按照依法确定的工资分配制度，协商约定乙方的工资水平，实行同工同酬。 第十一条甲方按下列第种形式支付乙方工资。 （一）计时工资。乙方的工资标准为元/月（周）。 （二）计件工资。乙方的劳动定额标准为。计件单价为。
浅读《中国绅士》 1本书的由来，意义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绅士》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共分为7篇加一个附录。在成书之前各篇登载于报刊之上。此书是费老在自己的《皇权和绅士》《乡土重建》中选出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口述给雷德菲尔德夫人。后独自整理出版的。此书虽然是选集，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新的思维逻辑。 《中国绅士》的翻译出版有着现实意义。无可讳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冒险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创建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渺茫的前途……年轻人在权势的门外久久等候着。这些年轻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能给人以启迪。 费孝通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科学，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机型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替代我们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 这段话很好的表现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的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收到挑战。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 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做了比较，也对昆明的一个工厂做过调查。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的。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历史的延续性确实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现实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要步骤。” 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质疑：这些关于民国时期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电机的某些随想相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绅士的研究。说这句话的人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既问卷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往往限于数量并且流于表面。过分相信书上的材料，缺少实感。书上得来终觉浅，那有实践得来的清晰。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费老严谨的学术理论精神，带来的颠覆性的全新观点，给我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1.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是指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家和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开展的基金筹集、待遇支付、基金保值增值的行为和过程。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管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和决算管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营运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稽核和监督等。 2.社会保障基金决算是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根据有关要求对全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编制的年度基金财务报告。报告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基金收支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3.社会福利基金：是指国家为了实施社会福利制度，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通过各种渠道所建立起来的法定的、专款专用的货币资金。 4.社会救助基金：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救助制度，通过各种渠道所建立起来的、法定的、专款专用的货币资金。 5.社会保障预算：是指国家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给，以便实现国家社会保障职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编制的预算。由社会保障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组成。 6.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方式：是指为履行基金监督职能，完成或达到基金监督任务或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方法，主要包括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 7.负所得税：是一项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人们提供自动支付的计划，是政府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 8.社会保险水平：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的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险的高低程度。计算公式：社会保险水平=社会保险支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100% 9.社会保险水平超度：是指社会保险支出增长过快，超过国民经济能承受的水平，从而超过了应有的适度水平。 10.现收现付筹资原则：是近期横向收付平衡，要求先做出当年或近几年内某项社会保障措施所需支付的费用预算，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分摊到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个人，当年提取当年支付，一般不留余额，但在实际执行时会有一定余额。11.完全积累筹资原则：是远期纵向收支平衡，实质是个体一生中的代内收入再分配制度。首先由政府基金管理部门对有关人口寿命、经济发展状况等做宏观预测，然后预测劳动者退休之后所需的保险费用支出，将其平均分摊到劳动者的整个就业期间和投保期间。 12.社会保障基金支付是指社会保障基金的经办机构在遵守政府对社会保险支付管理原则和制度的前提下，将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发给履行了社会保险缴费义务的个人的过程。 13.公平是社会保险的本质和核心。效率是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物质保障。 14.社会救助是指当社会成员陷入生存危机或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时，有国际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物质援助。15.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含义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或委托的机构用社会保障基金购买国家政策和法律许可的金融资产或实际资产，以使社会保障基金在一定时期内获取预期收益的基金运营行为。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目标：（1）确保基金的完整和安全（2）防止基金贬值，实现基金保值，争取基金增值（3）满足给付的需要，避免支付危机发生（4）保持高效率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原则：（1）依法管理，规范运行（2）坚持收支两条线，征收和支出适当分离（3）实行预算管理，根据社会保障目标编制社会保障基金的年度与中长期收支预算（4）严格监督，杜绝漏洞
1.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答:错误.殖民主义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列强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木易.他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他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 2.帝国主义列强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 答:错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二是中华民族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不是其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利害冲突,但他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战争.因而,该论断的表述是不准确的. 3.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答:这种表述不准确,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区中有:中华民资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自唱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金大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对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复制和勾结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并主要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4.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答:错误,(1)<天朝田亩制度>确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一起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2)不过,他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是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天>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 5.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答:错误,洋务派主张培养洋务人才,但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他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大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知识和新视野,而科举制度是清朝封建统治的重要基础,洋务派对此大力进行维护,直至1905年才取消. 6.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教训? 答:正确,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做了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共仆隶,而专制帝制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公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职能分解到各直属事业单位， 就是人社局的具体工作了 1.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促进就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收集、发布职业供求信息；为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和劳动者求职提供职业介绍服务；负责街道、社区和乡镇、村就业平台的业务指导与管理；指导协调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组织开展境外劳务输出工作；开展小额贷款担保服务和创业指导工作；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就业再就业优惠政策；负责全市城镇失业登记及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待遇的发放工作；负责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及规范指导劳务派遣工作。 2.市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贯彻执行国家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负责全市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工作；审核、发放死亡离退休人员的丧葬抚恤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负责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承办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承办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 3.市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贯彻执行国家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负责全市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职工工伤和生育保
险待遇审核及支付；负责对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职工工伤和生育保险定点单位费用结算；负责对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职工工伤和生育保险定点单位服务行为的监督、检查。 4.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 负责全市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工作；负责参保单位及个人缴费的申报、审核工作；负责社会保险扩面工作；负责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清欠工作；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负责社会保险个人帐户的建帐、管理工作；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登记参保工作。 5.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宣传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监督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投诉；依法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案件，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负责对区、县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指导与监督。 6.市劳动保障局计算机信息管理中心 负责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建设、运行管理、维护工作；负责社会保障卡的发放和管理工作；负责12333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工作。 7.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 负责全市因工及因病、非因工负伤职工的伤残鉴定工作。 8.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国外新书评介? 沈艾娣著《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Henrietta Harrison ,T he M an A w akened f rom D reams :One M an πs L i f e i n a N ort h Chi na V ill a ge ,1857-1942,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 ,2005,xii +207pp. 罗衍军 ①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山西省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1894年中举,此后三次参加会试均未中,民国以后曾任县议会议长等职务。其《晋祠志》由慕湘、吕文幸点校,《退想斋日记》由乔志强选辑标注,分别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6、1990年出版。 ② 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第137—160页;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69—80页;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第27—32页。 《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一书是英国学者沈艾娣新近出版的一部力作。沈艾娣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要从事19、20世纪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著者通过对近代山西举人刘大鹏①生平的研究,剖析传统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并由此映照时代变迁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流变。对于刘大鹏及其日记,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学人的关注,罗志田、行 龙、郝平等都曾有相关论著发表。 ②沈氏此书着力于研究资料的挖掘和刘氏生平与思想的阐述,对我们准确认知近代中国乡村士子及其所生活的世界不无助益。 该书由前言、正文(六部分,每部分对应刘大鹏的相应身份)、结尾、注释、参考书目、索引组成。在前言中,著者认为历史学家把更多的热情给予了那些适应时代变迁、成功保持自身地位、动员民众支持改革和现代化的政治精英,而对另一部分如刘大鹏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走向衰落的前精英的命运则缺少关注。她还讲述了个人研究刘大鹏生平的两个路径:其一是阐述儒学传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探究儒学在失去了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后,在民众心目中和日常实践中的变迁历程;其二是阐释山西乡村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过程。 第一部分“撰述者”,第二部分“儒生”,第三部分“孝子”,分别讲述了刘大鹏这三种身份的内涵及其相关理念的嬗变。著者指出在《晋祠志》中的《卧虎山人》、《梦醒子》等传记中,刘氏将个人真实际遇与虚幻描述相结合,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排斥官位、坚守儒家理念、追求安逸生活的隐士,这些描写是他对自身现实处境的一种安慰,是面对失败时维持其尊严的方式。怀抱儒家传统理念的刘氏,认为读书目的在于仕宦济民,但进入太原崇修书院后,他发现人们更重视八股文的应试技巧而非先哲的教诲。至1891年,他五次应举人试均未中,至太谷县南席村任塾师,雄心与现实的矛盾使他备感不快。1893年某夜,他梦遇一老者。老者告知其所需者唯“诚、敬”,这标志着他内心观念的转向。从此,刘的自我身份和观念确立,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儒家观念的坚守者。1894年,他第六次应举人试中举,更加强了对传统理念的认同。此后,他于1895、1898、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在孝道观念上,刘氏的孝道基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真正感情,并通过细微的日常生活表达出来。他的孝亦延及与母亲和妻子的亲属关系上,他像祭奠自己的父系祖先一样,祭奠母亲的父母和兄长。刘的孝道使他在乡村赢得声望,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效仿他的做法。刘将仕宦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压力。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其长子刘δ的仕进之途断绝,光宗耀祖之梦由此破灭;次子刘 身负乃父期望,在学业失败和爱子夭折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失常。 第四部分“民众代表”,第五部分“商人”,第六部分“老农”,诠释了刘氏这些身份的表现及其相互调适、演进过程。在刘早年的内心深处,满怀“忠君爱民”的儒家理念,认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应该对国(皇帝)尽忠,对民众实行仁政。他对清政府的新政持排斥态度,认为是“以夷变华”、“荣国害民”。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刘虽对新生的民国持厌憎态度,但他认为仍当发挥自己民众代表的作用。因此他参加省议会,担任省议员。随? 881?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自查报告 篇一：社会保障基金自查情况汇报 乾安县人民政府关于 社会保障基金自查情况的报告 省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 自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检查工作通知》下发以后，我县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责成由县监察局牵头，组织财政局、劳动、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对全县医保、低保、医疗救助资金及信息网络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现就自查情况总结报告如下：一、社会保障基金运行情况 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对其实行高位操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管体制与机制的建立，全力确保基金安全规范运行。几年来，我县未发生一起挤占、挪用社会保障资金现象。2009年，我县被民政厅评为“全省社会救助先进单位”、“全省低保工作先进单位”我县低保工作经验做法在全省做经验交流，被省劳动厅评为“医疗保险先进单位”。 （一）医保基金运行情况：截止6月末，我县城镇职工参保人数为35350人，基金收入为2240万元，支出472万元，累计结余
结1520万元；城镇居民参保人数为60023人，基金收入9.2万元，支出11.9万元，累计结余708万元；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为2377人，基金收入44万元，支出10.8万元，累计结余81万元；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12672人，基金收入39万元，支出3.3万元，累计结余67万元。 （二）低保资金运行情况：截止6月末，我县共有城乡低保户11535户24875人，共发低保金1921.6万元，其中城镇低保户6822户15111人，保障标准为城镇每人每月平均170.5元，月发低保金257.6万元；农村低保户4713户9764人，保障标准农村每人每年平均764.8元，季发低保金186.963万元。2010年上半年，省里共拨城乡低保金和各项补助资金共2729万元，支出1921.6万元，其中，城市低保拨入2254万元，支出1538.9万元;农村低保拨入475万元,支出382.7万元。 （三）医疗救助资金运行情况：我县于2009年全部启动城乡大病医疗救助，分别以住院救助、门诊救助、日常救助和临时救助四种形式进行救助，2009年度城乡医疗救助1088人，支出医疗救助资金81.7421万元。其中：住院救助311人，支出救助资金51.7021万元；日常救助742人，支出救助资金21.98万元；临时救助35人，支出救助资金8.06万元。结余347.2579万元。2010年上半年医疗救助135人，支出救助资金24.011万元。其中：住院救助115人，支出救助资金19.723万元；临时救助20人，支出救助资金4.288万元。结余102.98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