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教育中的“人”是怎么不见的？
初春三月，复旦附中校园，橱窗里一篇绿底黑字的千字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篇题为《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文章，不仅观点鲜明地批评了应试教育，还如此发问：“我们敢不敢提这样的口号：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不拼升学率!”
这是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面对当前基础教育的现状发出的声音。
在中等学校执教了40年的黄玉峰对记者说，他之所以强调“人的教育”，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如今的教育在不小程度上让“人”消失不见了。“一天，学校升旗仪式，我站在台前，看到下面学生黑压压的一片。一刹那，我突然想到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精神上、在人格上都站起来了?他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黄玉峰看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让人性升华，让人快乐，但现在的教育却并不如人愿，甚至有时给人带来痛苦。
于是，思考与追问伴随而生。
人是教育的目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爱，是最根本的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人”为什么会不见了?
黄玉峰：我认为，首先在于如今的教育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
前几年有一个6岁的孩子让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两本书，媒体广为宣传，称他为神童。我把他的书看了一下，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分明是在培养人格扭曲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整本日记不足两万字，但充满了自大、嫉妒、仇恨、霸气，这些思想情绪是很可怕的。更令人费解的是，媒体迎合功利主义的胃口，竟然对这样一个孩子大肆炒作。这不是在教育引导，而是对孩子们的精神毒害!
解放周末：在这个事例里，有些人不是以人格是否健全来衡量孩子，而是以追逐名利的本事来作为评判孩子的标准。
黄玉峰：是的。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这也就是说，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有质量。但基于功利主义的所谓教育，难免会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爱。
解放周末：那么，教育为什么会被功利主义侵蚀?
黄玉峰：这与“分数挂帅”的风气有关。高分意味着有出息，有前途，所以，人们急功近利，唯分数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把孩子培养成“人”，不考虑人格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了，结果却是人成了分数的奴隶。于是，孩子们从小就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因分数而喜怒哀乐，很多时候“人”的成长就不能不放在一边了。
教育，不能简化成考试和被考试
解放周末：与功利主义的倾向联系最紧密的，恐怕是应试教育这一方式。
黄玉峰：正是。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5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事先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2人错了，3人对了，或是3人错了，2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全错了!
解放周末：标准答案掌握在出题人手上。
黄玉峰：我记得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出题者一定要学生批判这种孤芳自赏。有同学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结果却是一律大扣分。
问题在于，我们既然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不同的芳香，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思想有不同的声音呢?而现在的应试教育，训练学生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不需要有自己的见解。美国教育家库姆斯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而应试教育往往把有灵性的人训练成“适应环境的庸才”。
解放周末：教育，不能简化成考试和被考试。
黄玉峰：这样简化带来的结果是，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无休止的题海中，学习乐趣被剥夺了，生活乐趣被剥夺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在这样的环境压力和氛围熏陶下，不仅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也往往会淡化人最宝贵的善心和良知。这些年来，有的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竟然干出令全社会瞠目结舌的可怕事情，就很值得我们去反思教育问题。
一句“屈原向我们走来”，训练出多少“套文”
解放周末：学校的教育一旦进入了应试的“轨道”，“训练”难免会替代“人的教育”。
黄玉峰：是的。既然有一个功利的目标，就要制订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让教师去锻铸符合“标准”的零件。
解放周末：学校似乎成了流水线。
黄玉峰：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养根”、“积累”。但训练主义却让我们的学生从一两年级就开始搞分析，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相反，天天做习题，讲语法，对答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这样的语文教育，怎么有利于“人”的成长呢?
解放周末：那么，数学、外语等学科呢?
黄玉峰：外语常常考的是本国人都做不出的怪题目，所以不少学生学了十几年还是哑巴英语。数学则一味追求难度，奥数一哄而上，学生不是去体验数学思想，而是做大量习题。苏步青先生的孙女是我的学生，当年我去家访时，苏教授就曾对我说，你应该呼吁，数学的难度要降下来。大数学家竟也认为数学太难，这说明数学教育同样被训练主义折腾得够呛。
解放周末：因为训练主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训练学生去应试。比如作文，背几篇范文，就以为能“以不变应万变”。
黄玉峰：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曾经发现，一句“屈原向我们走来”，就可以适用于多个作文题。比如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这样写：“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当他举身跳入赴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人们反感“套话”，殊不知训练出来的“套文”何其多也!
解放周末：问题还在于一些作文题存在着学生去“套”的空间。
黄玉峰：对，一些作文题容易套。而再去看看国外的作文题：美国芝加哥大学入学考试有道题是“想像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新加坡曾出过高考作文题“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这样的题目，没有读过许多书，没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是写不出的。
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解放周末：对于上述种种问题，这些年来教育界也在努力破解。
黄玉峰：应该说是相当努力的，也获得了一些进步，但成效还不如大家所愿。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我认为有些口号中存在误区，也是原因之一。
解放周末：哪些口号存在误区?
黄玉峰：比如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每一次课改又会提出几串口号，出现一批“专家”，但结果却往往让人越搞越糊涂。
解放周末：您认为具体有哪些值得探讨的?
黄玉峰：比如，关于减负。现在媒体把“减负”叫得震天响。教育部门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但我认为，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解放周末：减负之前首先要明确目的，要减掉哪些负。
黄玉峰：减负的目的是增效，是为了孩子更健康地发展。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而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地分析、讨论探究、做习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
解放周末：负担越减越重。
黄玉峰：“负担”不是叫嚷几声就可以减下来的。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接受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所以往往是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
解放周末：近几年的教改中还有一项新事物叫“研究性课程”，很受关注，您怎么看?
黄玉峰：我的观点是，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才是教育的规律。
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师面对的是人，不能什么都量化
解放周末：许多人还批评当前的教育中存在着一种量化倾向。
黄玉峰：我称之为“技术主义”——一切教学活动都被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量化。
解放周末：具体怎么量化?
黄玉峰：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使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学生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
解放周末：一切都格式化了、僵化了。
黄玉峰：在我看来，这种技术主义就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但是，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如果上课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加以控制，这有没有把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
解放周末：上课不是演戏，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
黄玉峰：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解放周末：立足于“人”的教育，应该给他们自由生长的空间。
黄玉峰：而技术主义的教育方式，很容易使有才华的学生变得灰头土脸，使朝气蓬勃的少年郎变成习题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
“那么，怎样才能把‘人’找回来呢?”记者问。
思索了一下，黄玉峰说：“人人都知道难，但我认为，越是难，越应该在破解难题方面有所作为。”
“有人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推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上，我不这么看，体制固然有问题，但不是唯一的，其中有历史原因，有社会原因，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光骂是没有用的。”
黄玉峰喜欢上世纪80年代的一句口号“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他说：“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有一点理想，有一点责任感，有一点担当精神，从我做起，在身边环境中做一些改变。”40年来，他一直努力推行语文教改，收到良好效果，也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他说：“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我们总要尽心尽力地履行责任，共同去创造教育的明天。”
谈到日前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黄玉峰也注意到，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与以往不同，提出将人才培养体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为此，他倍感高兴：“这说明教育正在回归‘以人为本’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