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讲解词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您光临直隶总督署。
直隶总督署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是清朝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被列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直隶总督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作为全省最高的封疆大吏，直隶总督具有“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之责，直隶是现在河北省的前身，不过它的疆域要大于现在的河北省，到晚清时管辖着直隶全省12个府、7个直隶州、3个直隶厅和127个州县。包括现在的河北省和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辽宁等省市部分地区。
“总督”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为总管监督之意，定为官名入衔，则始于明代。直隶总督设于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式定制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被裁撤，历经10帝、250年的历史，共设有总督75人、100任次。直隶因地处天子脚下，有护卫京师之责。直隶总督多为朝中重臣，较著名的有雍正朝的李维钧、李卫、唐执玉；乾隆朝的方观承、高斌、周元理、刘墉；近代史上更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风云人物。清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与该署有着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历史内涵非常丰富，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称。
直隶总督署修建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均为小式硬山建筑，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沧桑，但仍然保持着直隶总督时期的建筑规模和建筑格局，保留着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特色，为典型的衙署建筑群。
直隶总督署严格按照清制修建，坐北朝南，分为中、东、西三路，主体建
筑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等院落全部集中在中轴线上，其它一些辅助建筑如花厅、幕府院等分列在东西两路。总督署规模宏大，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30米，总占地面积30000余平方米。
总督署的第一道门称大门，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衙门口。说到衙门口，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在方位和朝向上是非常讲究的，“衙门口朝南开”取的是《易经》上所讲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意思，不含任何贬义。
总督署大门上方悬挂一块匾额，写着“直隶总督部堂”六个大字，清代的总督都有“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的兼衔，在清代，对各部尚书又称“堂官”，因此总督有了“部堂”的称呼，“直隶总督部堂”因此而得名。
在总督署大门之外，据史料记载还有一组半封闭型的院落，包括东、西班房、东、西辕门、照壁、旗杆、石狮、鼓亭、乐亭等。
辕门：是总督署大门外的一道门，东西各一座，称“东辕门”、“西辕门”，东辕门上书“都南屏翰”，西辕门上书“冀北干城”，都是对直隶省重要地理位臵的形象概括。“辕门”的起源与古代帝王出行有关，古代帝王出行宿营时，用车围起禁地，在出入口处两车相对，两车辕相向仰起，称“辕门”。后来辕门不仅成为统兵将帅的营门，而且也被地方官署所沿用。辕门平时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入。属官来署拜谒总督，要在辕门外下马或下轿，从东辕门进入，初次拜见，还要递上名片，呈报履历。总督发往所属府、州、县的文书大多数也由报房抄印后送到辕门外，由驿传人员发送各地，称“辕门抄”。
照壁：也称照墙、影壁，最初是一种礼制设臵，出现在皇宫、官衙，有“树、屏、萧墙、罘罳”等古名。后来照壁逐渐走向民间，老百姓家也可以建造照壁，但照壁仍有高低贵贱之分。如皇家的九龙壁，是照壁的极致，显示着帝王无与伦比的地位与尊贵，而直隶总督署门前的照壁却起着一种警示作用，
照壁中间雕有“海水江涯、旭日东升”的图案，图中有一名为“饕餮”的怪兽，饕餮又称“贪”，传说这种怪兽非常贪婪，不仅要吃掉金银财宝，而且想吞食太阳，如此贪得无厌，最后还是被海水淹没了，以此警戒总督不要贪赃枉法，否则，国法不容。
旗杆：在照壁北侧，左右各一根，是衙署等级的标志之一。原为木质，近20米高。民国初年曹锟在此任直鲁豫巡阅使时，为显示他的地位，用进口水泥重建旗杆并增加高度，达33.6米，成为全国旗杆之最。1971年被拉倒，1994年由保定市民捐资复建。
石狮：在大门外左右两侧各有一只，石狮原为辟邪物，后成为衙署等级标志之一。狮子传说是在19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由安息国国王传入中国的。狮子素有“兽中之王”之称，摆放在大门前起着一种象征性的护卫作用，并借用它雄猛的形象以显示主人的威势。石狮的摆放，按左雄右雌的规制。雄狮右爪下踏一个球，称“狮子滚绣球”，绣球代表权力，玩耍权力于股掌之中，象征王权的至高无上。雌狮左爪下踏一只小狮子，称“少师少保”，象征子嗣昌盛，世代为官。无论雄狮还是雌狮，狮头都是雄狮的样子，头上毛发象翻卷的云团，称为“螺髻”，螺髻的多少象征着品位的高低，凡一品官员府第门前“螺髻”的数量为13个，称为“十三太保”，一品以下每降一级减少一个，七品以下官员衙署不准摆放。
班房：又称官房，大门东西两侧各五间。清代官署清晨有定期或不定期的点卯制度，所属官吏，每日清晨卯时前（早晨的5—7时），要到衙署门前等候点卯，班房就是官吏暂时休息的场所。
总督署的第二道门是仪门，仪门取“有仪可象”之意，是主人迎送宾客的地方。清代官员相见，有非常繁杂的礼仪程式，与总督品级相当或高于总督的官员来署，总督要到仪门迎接，宾主从中门而入，共进大堂。而品级比总督低
的官员则按照文东武西的规制从仪门两侧的便门进入。总督在清代是正二品，但因加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使衔而成为从一品官员，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只有一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从中门进入。在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的时候，为了避讳溥仪的“仪”字，这座门曾经一度被称为“式门”。
在仪门的门柱上有一副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撰写的对联：
昔为畿辅今控岩疆观政得余闲一壑一丘亲布臵
近接太行远临渤海豪情留胜概亦趋亦步许追随
上联的前两句是讲直隶省重要的地理位臵，在鸦片战争之前，直隶省是环绕国都的京畿重地，而在鸦片战争以后，直隶却作为显要的边防地带被控制着。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当时正处在“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曾国藩因为处理此案不当被调任两江总督。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武力对清政府进行威胁，这时的直隶真的成了“岩疆”。李鸿章审时度势，对直隶进行了重新布防，他调集淮军在京畿各海口驻扎，同时将驻扎在直隶省的练军改守内地要冲。这就是他所讲的“一壑一丘亲布臵”。
下联前两句“近接太行，远临渤海”指的是直隶的地理位臵。“豪情留胜概”指的是前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他带着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豪情”来到直隶，在直隶任上做了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留下了“胜概”，这里的“胜概”是指美好的境状。“亦趋亦步许追随”指的是李鸿章自己，他表示要追随他的老师曾国藩，象西汉初年的萧规曹随一样接着干。
过了仪门，进入的院落就是大堂院，大堂院正中是甬道，在甬道左右有许多高大的古树，分别是侧柏、桧柏和国槐，它们栽种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这些桧柏、国槐不仅是总督署活的历史，也是保定历史见证。这可以追溯到总督署的前身了。
有官便有衙。随着直隶总督的定制，总督衙署也应时而建。直隶总督署的前身可上溯至元代，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顺天路（后改保定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修建了“宣化堂”，这便是直隶总督署的最早前身。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北方后，改保定路为保定府，知府衙署设在元朝的宣化堂。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定都燕京，保定近靠京师，地理位臵日渐重要，遂将大宁都司署移至保定，保定府署改为大宁都司署，府衙则在原址以东约三十步另行修建。
入清以后，继续臵大宁都司，衙署也依旧。康熙八年（1669年），大宁都司奉旨裁撤。同时直隶巡抚自正定移驻保定，于是将城西北角的原参将署衙改为巡抚署，大宁都司署则改成参将署。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将直隶巡抚改为直隶总督。原巡抚署也升格为总督署。
因总督署在城西北角，“湫隘痹陋，观瞻不肃”，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特谕奉使易州的钦天监（清廷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机构）监正明图和户部主事管志宁道经保定为总督署相度选址，遂选定参将署作为总督署的新址。得到清帝批准后，由怡贤亲王传谕署理总督杨鲲“庀材鸠工，并发工帑”，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增建。
雍正八年（1730年），直隶总督署由西大街迁此，移参将署至西大街。自后，直到清朝灭亡，始终为直隶省的军政枢纽机关。
而最为奇特的是，每年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这些古树会被数百只猫头鹰所盘踞，构成一幅衙署奇观---“古柏群鹰”图。这幅景观给森严肃穆的古衙增加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关于它的由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并与直隶总督方观承有关
。方观承是乾隆年间一位著名且具有传奇色彩的直隶总督，他出身于书香
门第，少年时期又因家庭受到“文字狱”的牵连而贫困潦倒，中年得志后迅速升迁，“如日中天”。因为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他担任直隶总督后非常关心民事，勤于政务。十分注重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积极推广经济作物棉花和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解决直隶老百姓缺吃少穿的问题，直隶省的经济因此得到迅速发展，老百姓拍手称道。
可是有一年，保定周围发生了鼠灾，闹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身为总督的方观承心急如焚，日夜考虑如何消除鼠灾。一天夜里，他正在总督署内和师爷商量办法，突然一只受伤的猫头鹰跌落在方观承面前。看着痛苦中的猫头鹰，方观承忽然想起自己小时侯自己在东北见过猫头鹰捉老鼠的事来，瞬间想到如果利用猫头鹰来治鼠不就解决鼠害了吗！于是他命人小心照顾受伤的猫头鹰，并亲自给它换药。经过精心喂养猫头鹰的伤很快便痊愈了。看着精神饱满在笼中欢跳的猫头鹰，方观承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可谁知由于仆人管理不善，一天早上猫头鹰竟窜出笼子飞向高空无影无踪了。就在方观承苦闷之时，谁知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几声猫头鹰的叫声惊醒了方观承。只见数十只猫头鹰飞到总督署院内，盘旋着落到了古树上。自此，这些猫头鹰便昼伏夜出，没过多久很快便消除了保定的鼠灾。从那年开始，每逢冬季，猫头鹰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总督署，寒来暑往，形成奇观。这大概就是猫头鹰为了感谢方观承的救命之恩吧。
实际上据有关生物专家的研究证明，这些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猫头鹰，只不过是到此来越冬的，为何选择栖息总督署呢？一是猫头鹰喜欢在高大茂密的乔木上栖息，总督署枝繁叶茂的柏树和国槐为它们提供了休息的场所；二是总督署地处古城中心，周围高楼林立，人口稠密，这里形成了一个低洼暖岛地带，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候鸟猫头鹰越冬的首选之地。当然，这个传说之所以流传至今，大概是因为人们还在怀念这位100多年前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吧！
在古树的掩映下，甬道的正中矗立着一座四柱三间的牌坊，--“公生明”
牌坊，因牌坊南面刻有“公生明”三字而得名。“公生明”即取“公生明，偏生暗”之意，牌坊北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大字。意思是：为官者的俸禄取自于民膏民脂，一定要奉公守法，为民做事。否则，即使老百姓好欺负，老天爷也是不会饶恕的。因为这座牌坊立在甬道之上，正对总督署大堂，对为官者起到了一定警戒作用，也是一种官场箴规。
官场箴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皇帝对州县官员例有赐诫，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王孟昶也一脉相承并亲自撰写“戒谕辞”整饬吏治。宋灭蜀后，宋太祖赵匡胤从戒谕辞中摘录四句，也就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以易虐，上天难欺”16字作为戒右铭，命令郡县刻石立在公堂前，宋太宗则进一步强调各郡县堂前必须立此戒石，故而又称“戒石铭”；南宋高宗又亲自向州县颁布黄庭坚所写的御制戒石铭。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命令将“戒石铭”立于大堂甬道间，并专门做亭子对戒石加以保护，但因避讳“明”字，故将“公生明”三字改为“戒石”二字。“戒石铭”同样被清政府所沿用，但因碑石立在甬道间，出入诸多不便，便改做牌坊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公生明”牌坊这个样子。
当然，自宋以来的这种立戒石的制度是不是真正发挥了官场箴规的作用了呢？据记载，宋太宗颁布了戒石铭以后，官员们贪婪如故，而且曾经有人对当时的官场进行了形象描述：“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牌坊的东西两侧有18间科房。东侧为吏、户、礼科房，西侧为兵、刑、工科房，它们是总督署内办公人员的办公处所。清代在朝中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总督署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的办公机构，处理一些相应
事宜。
吏科掌管官吏的任免、考绩、升降等；户科掌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礼科掌典礼、科举、学校；兵科掌军政；刑科掌刑法、狱讼等；工科掌工程、造田、屯田、水利等等。
在科房里的办公人员称书吏，书吏是未经吏部、兵部两部铨选而在衙门供职的具体办事人员。书吏与官员一样，各级衙署都有定额。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各省督抚衙门内的书吏定额并不相同，最多的是闽浙总督署，有59人，最少的是台湾巡抚衙门，有12人，直隶总督署有32人。
书吏的俸银是“按季给银米”，其等级因从事工作的繁简而分为繁缺供事书吏和简缺供事书吏。有的衙门有总书和分书等各目，总书地位稍高，分书属于一般性的书办。
书吏实行招募制，每五年为一期，役满后必须退役回籍，更换新人，以防止“积久必生”。同时总督在每年年终都要对书吏的差办事务进行考核，发现有违法乱纪、欺官害民行为的要依法治罪。虽然有人数和服役期限的限制以及各种形式的考核，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人以“改换名姓”等办法逃避限制，甚至子孙世业。这些“刀笔吏”的肆意妄为、擅权专权大大加剧了吏治的败坏。
在东科房南侧还有五间架阁库，因屋内摆放盛放卷宗的木格架而得名，是存放署内各类文件档案的地方。同时，在西科房的南侧还有五间承发司房，是署内收转外地来文、下发署内文告等有关事宜的办事机构。
在甬道北侧矗立的是总督署内的权威性建筑——大堂，堂前有抱厦、月台、显得气派、威严，是总督举行重大政务活动和隆重贺典的地方。迎接圣旨、拜发奏折和每年秋审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直隶总督拜折场面非常隆重，清政府规定总督有上奏密折的权力，发折前必先拜折，拜折仪式便在月台上进行。梆声响过三遍之后，总督走出大堂，站
在月台之上，属吏和亲兵按文东武西列队站立。辕门外鸣炮三声，鼓亭乐声大起，这时，内装奏折的木箱被放在香案上，总督面向京城，对木箱行三跪九叩礼，行礼完毕，总督捧下木箱，亲兵双手接过，高举过头，走出总督署，辕门外又炮响三声表示送行。直隶总督的诸多奏折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发往京城的。
在大堂明柱上悬挂着几幅联匾。“旟镇冀门”匾，是乾隆帝赐给直隶总督方观承的，方观承是乾隆朝著名的五督臣之一，自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至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任直隶总督一职，在任其间，除暂时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需外，在直隶将近20年，任职年限仅次于同治、光绪年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方观承在直隶总督任上，兴农治水，赈济灾民，处理狱讼，每项事情都办理的井井有条，起到了保障京畿的作用，因此乾隆赐匾表彰他的突出政绩。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两副对联，是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七十大寿的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御赐的。东侧为慈禧所赐，即：“栋梁华夏资良辅，带励河山锡大年。”所赐匾额为“调鼎凝厘”。西侧为光绪皇帝所赐，即：“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勚富文年。”所赐匾额为“钧衡笃祜”。这两副匾均是相国添福的意思。
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拥有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这相当于古代的宰相，同时他手握重权，掌管着清廷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更有着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权。所以二人有这样的匾额所赠。
“钧衡笃祜”，“钧”指制做陶器的转轮，后来用“秉钧”比喻掌握国政。“衡”指北斗星中的第五星，居北斗之中，主回转，因而比喻权力中枢，两个字合在一起，比喻担负国家政务重任的人。“笃”是“厚”的意思，“祜”是“福”的意思。所以合起来即是“相国添福”。
“调鼎凝厘”，“鼎”是古代一种炊具，“调鼎”当然就是指烹调食物。根
据历史记载，商代初年的宰相伊尹原来是个奴隶，善调五味，很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因此后人便用“调鼎”一词来比喻担任宰相治理国家。“凝”，是“聚集”的意思，“厘”是“福”的意思。所以“调鼎凝厘”也是“相国添福”。
慈禧太后的御赐联，上联是：“栋梁华夏资良辅”，这里的“栋梁”用作动词，是“作为栋梁支撑着。”，“资”是“送”的意思，“良辅”是指“贤良的辅佐大臣”。上联的意思是：你作为栋梁支撑着华夏的江山，是上苍送给朝廷的贤良大臣。
下联：“带砺山河”一语出自刘邦对他的功臣发的誓言，大意是，要让功臣们的福祥传到子孙万代，即使黄河变得象衣带那样细了，泰山象磨刀石那样小了，也不会改变这种承诺。“带砺山河”借指永世相传的皇恩。“锡”是“赐予”的意思。“大年”是说年寿长。下联意思是：你沐浴着永世的皇恩，老天也会赐你长寿。
光绪皇帝的御赐联，上联：“圭卣恩荣方召望”，“圭”是指“圭瓒”，为古代一种玉制的酒器，形状为勺形，以圭为柄。“卣”是古代的一种酒壶，本联中“圭卣”二字引用了《诗经》上的一个典故，周宣王命令召虎带兵讨伐当时居住在淮水流域的夷族，临行前周王赏给召虎一只玉勺、一樽香酒，最后召虎打败了淮夷，被封为召穆公。
“恩荣”是指受皇帝恩宠的荣耀。“方”为“等同”、“相等”的意思。“召望”是指向召虎那样的名望。因为李鸿章曾帮助清王朝在江淮一带消灭了太平军和捻军，建立了象召虎一样的战功，所以光绪皇帝将他比做召虎。上联的意思是说；李鸿章你享有皇帝赐圭瓒、赏香酒那样的恩宠之荣，你的名望可以与周代的召虎相匹敌。
下联：“鼎钟勋勚富文年”，“鼎钟”是指鼎和钟，古代在钟和鼎上镌刻铭文以表彰有功者。“勋勚”是“功勋、勋劳”的意思。“富”是“多、充裕”
的意思，“文”是“美、善”的意思，因此，下联的意思是：李鸿章你建立了足以刻铭文于钟鼎那样的卓著功勋，你将富有未来极美好的年华。
在大堂楹柱上还有一副直隶总督曾国藩亲自撰写的对联。即：
长吏多从耕田凿开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这副对联是曾国藩于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二月初二到任后题写的，除悬挂在总督署大堂之外，还分送各府州县衙。
上联的意思是：地方各级官员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事一样认真对待民事。下联的意思是曾国藩对直隶众僚属们提出的为官要求：我们一起认真讲求补救个人的过失，恪守尽忠于皇帝的道德，这样做人有了尺度，做官也便有了规范。
曾国藩在同治八年到同治九年九月直隶任职期间，以“练兵、饬吏、治河”为三大要务，对直隶进行整顿。这副对联便是他为整顿直隶吏治题写的，他告诫众官员“视民事须如家事”，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大堂复原陈列是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期为背景进行的。大堂正中陈列一面屏风，上面绘有仙鹤、潮水和初升的太阳，取“一品当朝”的谐音。清代文武官员分为九品十八阶，用顶戴、补服等加以区分。补服就是胸前背后绣有方型补丁的服饰，清制规定，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文一品绣鹤，仙鹤遂就成为文一品的象征。总督为一品大员，理所应当用鹤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屏风前面是公案桌和太师椅，公案桌上面陈列着令箭架、签筒、笔筒、笔架、黑红砚台等办公用品。公案桌一旁还陈列着诰封架，上面摆放着总督印信——官防，这是总督权利的象征。
在屏风上面悬挂着一块匾——“恪恭首牧”匾，首先解释一下“牧”，“牧”是地方官的代称，“首牧”即直隶众吏之首。这是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雍正帝赐给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直隶总督唐执玉的牌匾。
唐执玉是雍正年间一位著名的直隶总督，雍正七年至雍正九年（公元1729——公元1731年）在直隶任职，任职期间，他以“将勤补拙，以俭养廉”为座右铭，以“厚民生，澄吏治”为己任，治理河道、减轻民众负担，政绩十分突出。清政府每年给他的养廉银他只用十分之三、四，其余全部上交国库，同时教育子孙不许贪图钱财。由于他一生勤俭，雍正九年死在总督任上时，竟然没有钱来装殓遗体，最后在他的后任总督顾琮的带领下，由直隶省的众官员捐资才将他的遗体装殓，运回原籍安葬。他以自己的政绩赢得了雍正帝的信任和赏识，二人关系密切，当时有人评价他们的关系是“明良相遇，千载一时也”。
另外，唐执玉还直接参与了直隶总督署修建的全过程，他也因此成为在这里办公的第一任直隶总督。雍正所赐的“恪恭首牧”匾额，以后历任总督都无一例外地将它悬挂在大堂之上，以表示对自己为官起一种警戒的作用。
除此之外，大堂上还陈列着总督出巡、视察民情时的仪仗，总督出巡时声势浩大，仪仗队由74人组成，包括：青旗八面，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每样一对。旗枪四只，回避、肃敬牌各两个。除此之外，还有万民伞。万民伞上书写“万民感戴”四字，是老百姓送给直隶总督的，以表达老百姓的感激之情。这两把伞是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李鸿章治理白洋淀有功，高阳、安新、任邱、雄县的士绅所赠送的，伞上所书写的就是当地士绅百姓的名字。在清代，地方官出巡时，一定要带上万民伞，以表示自己是一位受老百姓爱戴拥护的好官，所以说，直隶总督出巡万民伞是必不可少的。
职衔牌又称云牌鸾驾，因人而异，数量不等。这里所陈列的是以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时的职衔。西侧为实任之衔，包括：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直隶军务粮饷、兼管直隶巡抚事、奉旨管理河道、管理长芦盐政、钦差北洋通商大臣、武英殿总裁等衔。东侧为荣誉衔，包括：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
士、头品顶戴、一等肃毅伯、赏戴三眼花翎、赏穿方龙补服、赏用紫疆、紫禁城骑马等。
兵部尚书：清承明制，中央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臵满汉尚书各一员掌其事，官秩从一品，兵部尚书掌管武官的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事。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并不是真正去兵部出任尚书，而是有了这个加衔，就有了军事指挥权，也以此节制直隶全省的绿营兵。
都察院右都御史：是监察官吏的官衔，类似于今天的国家监察部，设左右都御史，官秩从一品。在清代，只以左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执掌院事，而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则只用于总督和巡抚的兼衔，使他们具有监察所辖地方官吏的权力。总督也正是有以上两个兼衔，才从正二品上升为从一品。
总督直隶军务粮饷：此官衔是总督的本官名，“总督”之名由此而来。“总督”一词为“总管督理”之意，从明代开始定官名入衔，但明代总督是临时的，有事则设，事毕则罢。到了清代，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总督由临时差遣成为固定官职，并列为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所辖省份的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成为该省或数省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但总督军务仍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也正因此，总督还有“制台、制军、大帅”等称呼。
兼管直隶巡抚事：在清代，总督和巡抚同为封疆大吏，一般来说，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总督之所以称“部堂”，“盖兵部堂官虽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为主者也”。巡抚虽称“部院”，“盖都察院虽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为主者也”。直隶总督由直隶巡抚升任而来，自雍正二年成为定制以后，直隶省再也没有设过巡抚，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清廷下令明确规定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这样，直隶总督成为直隶省名正言顺的最高军政长官。
奉旨管理河道：河道总督是管理河务的地方专职官员。清初设总河、副总河，后分设东河、北河和南河三员河道总督。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清
政府命令直隶总督兼管北河河道总督事宜。至此，直隶总督掌管的事权里又增加了一项重要职责，管理直隶境内的河道。直隶境内河流众多，有永定河、漳河等五大水系，尤其是永定河经常泛滥，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因此直隶总督长年奔波在治河工地，正因为这样直隶总督中也出现了一批治河名臣，如雍正年间的孙嘉淦、乾隆年间的高斌、方观承等人。其中，乾隆帝的岳父高斌是清代著名四大河督之一，他对于直隶河道的有利治理，减缓了水旱灾害对直隶民众生活的影响，为京城及直隶安全度汛立下了汗马功劳。
管理长芦盐政：盐政是封建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要政。清代专差御史巡视盐课，称为“巡盐御史”。后设都转盐运使或盐法道具体办理盐务。雍正以后逐渐改由督抚兼理。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长芦盐政由直隶总督兼理，掌管长芦盐区的盐业生产以及保卫滩沱、巡察滩私、督察场务等事宜。长芦盐区在清代的范围包括现在河北省黄骅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盐场。
武英殿总裁：武英殿属皇帝便殿，从乾隆时起，武英殿设宫中修书处，掌刊印书籍。清朝有1200多种图书在这里编辑、刻版、刊印，也称“殿本书”，总裁即是武英殿修书处的最高负责人。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李鸿章出任武英殿总裁。
钦差北洋通商大臣：即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是随着洋务运动和对外交涉事务的增多而增设的。北洋大臣的前身是三口通商大臣，设于同治元年（公元1861年），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下设机构，常驻天津，负责办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通商事务，并管理天津关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改为北洋大臣，除管理直隶之外，山东、奉天等地的通商交涉事宜也归北洋大臣统管。这是直隶总督事权扩大的又一标志。李鸿章正是由于这个官衔，才得以参与外交，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正是由于这个官衔，方便了总督处理北洋通商、
洋务、海防等事务，直隶总督开始在天津设立行馆，每年春天开河至冬天封河的这一段时间，直隶总督在天津办公，其它时间再回保定直隶总督署。如果遇到重要事件，也可不拘泥这一惯例。
李鸿章在直隶期间获得的荣誉衔很多，包括：
太子太傅：即太子的老师。是名义上的学官而实质上是极高的荣誉性虚衔。古代帝王及太子的名义上的老师被称作“三公三孤”，即太傅、太师、太保、少傅、少师、少保。自隋唐以后，演变成为一套十二级名为学官实非学官的虚衔，即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他们并不是帝王或太子读书成长的实际上的师傅，而是无定员、无定职、无固定官属的荣誉性虚衔，成为各种荣誉称号中的高级称号，作为对元老重臣、高级官员们的加衔。因此是从最低一级的太子少保逐渐升迁，被授予者荣耀万分，被尊称为“宫保”。三公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太子三师为从一品，太子三孤为正二品。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被赏加太子太保衔，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被赏加太子太傅衔，死后被追赠为太傅。
文华殿大学士：提到大学士，可以想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学士始设于明代，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而开始设立大学士，大学士在皇帝身旁，只对皇帝负责，因而大学士成为“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重要职官。大学士号称“辅臣”，首席辅臣称为“首辅”或“元首”，权力最重，一般尊称为“阁老”。大学士又兼六部尚书衔的，一般尊称为“阁部”。清承明制，也设内阁大学士，乾隆时以三殿三阁为定制，即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内阁中共设满汉大学士二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六个殿阁大学士保和殿最高，东阁最低，可以从低到高逐渐升迁。清朝的大学士又被称为中堂，其来源是他
到六部中的某部之后，该部满汉尚书分坐左右，该大学士坐在正中，因而得名“中堂”。清代的大学士并无多大实权，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军国大计被其独揽，内阁更起不到任何作用，连秘书班子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大学士仅成为文官的最高荣誉称号。当然，作为荣誉性而不付实际责任的最突出表现便是许多大学士根本不在北京，手握重权的总督加大学士衔，只不过代表该总督的身份和地位罢了。李鸿章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任文华殿大学士。
头品顶戴：“品”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常见的表现官员地位高低的标志。最早起源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的官僚选拨制度。清代文武官员都分为九品，九品以下为未入流官，即不再是官而是吏了。清代1—3品为上品，4—5品为中品，6—9品为下品。反映在服饰上，三个等级之间有区别，“头品顶戴”即是一品大员的意思。
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的爵位，爵是一种授给贵族或高官的荣誉的等级制度。据考证最早的爵位等级制度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从晋代开始，爵位制度开始系统化、制度化。清代的爵位制度分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等。“公、侯、伯”属于“超品”，除去“云骑尉”和“恩骑尉”，前面几级内部又分为几个等级，如一等侯、二等伯等。从雍正时选用嘉美字样赐给公爵，乾隆起将侯爵、伯爵一律赠予美号。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公元1897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被加封为“一等肃毅伯”，按清代谥法，“执心决断，身正人服曰肃”，“致果杀敌，强而能断曰毅”，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极高的。
赏戴三眼花翎：花翎是指清代高级官员顶戴后面一根孔雀尾的翎毛。那些光彩夺目的圆圈状花纹，被称作“眼”，一个圆圈状花纹叫作一“眼”。故而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花翎在清初只用以赏赐满蒙王公贵族和五品以上
禁卫军官，从不赏给外官和文臣，所以花翎被认为是一种极高的恩宠和荣誉的象征。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因收复台湾功勋卓著，诏封靖海侯，世袭罔替。他力辞世袭靖海侯的爵位，而求“赐戴花翎”，康熙特旨赐戴，开外官赐翎的先例。乾隆起开始赏赐给有军功的人，赏赐范围有所扩大，但花翎特别是三眼花翎一直是极受尊崇的象征，从乾隆时期到清朝末年，不是宗室王公的大臣被赐三眼花翎的只有七人，直隶总督获得这样殊荣的的也只有道光年间的长龄和光绪年间的李鸿章二人，李鸿章在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获此“殊荣”。
赏穿方龙补服：补服是清代官服中最主要的一种，因胸前背后各有一块补子而得名。清朝官制规定，文武官员的补子为方形，文官绣禽，武官绣兽，郡王以上才允许绣龙饰。如果不是有封爵的贵族，而被赐以团龙补服，则属于特别的殊荣。李鸿章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被赐以方龙补服的，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多事之秋的赏赐对于清廷来讲也算是一种特例。
赏用紫缰：紫缰，顾名思义为“紫色缰绳”，紫色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在清代，皇子、亲王、郡王例用黄缰；贝勒、贝子、入八分公、镇国公用紫缰，其余大臣须特赏方准使用，以此显示被赏用的荣誉。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清廷赐李鸿章赏用紫缰，此时正值慈禧假意“归政”于光绪皇帝，光绪的赏赐可谓是用心良苦。
紫禁城骑马：紫禁城，天子居住的地方，到了大门口，自然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紫禁城四面有下马碑石多处，文武官员到了下马碑，自然要下马下轿，这是规制，不得冒犯。自宋代以来，为照顾年迈老臣，实行了“赏朝马”制度。到清代，六十五岁以上的有战功的大臣，经批准允许骑马进入紫禁城。准骑者由东华门进入的到箭亭下马，由西华门进入的到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再坐肩舆到宫殿。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在平定捻军农民起义后，时年45岁的李鸿章进京觐见时被赏赐紫禁城骑马，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宠了。
以上就是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期的职权范围和荣誉职衔，由此可见，直隶总督的职权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到李鸿章时期达到了顶峰。李鸿章任直隶总督25年，这段时期也是李鸿章一生为官的顶峰时期，李鸿章所兴办的洋务活动，如编练北洋海军、兴办军事民用工业等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李鸿章因此控制着清廷的内政外交，成为清末炙手可热的权臣。
直隶总督署大堂真可谓森严肃穆，令人望而生畏。可是在100多年前却发生了一起让中国人扼腕痛惜的事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英、法、德、意等四国军队对京城周围进行进一步侵略，四国军队10000多人从京、津两地出发向保定进攻。当时的护理总督廷雍奉李鸿章之令不战而退，并命令官绅商民前往徐水迎接，嗜杀成性的侵略者占领保定后，对保定进行分区治理，在烧杀虏掠的同时，也没有放过软弱无能的清廷官员，他们逮捕了直隶总督廷雍、直隶按察使沈家本、城守尉奎恒、淮军统领王占奎等人，11月6日，四国侵略军首领耀武扬威地坐在总督署大堂之上，进行所谓的“国际审判”，而后按照清朝法律，用清廷对待“十恶不赦”的罪犯的条款，以纵容“义和团”的名义将廷雍、奎恒、王占奎等3人押至保定城南凤凰台枭首示众。一位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公堂之上被侵略者审判并处死，这不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府亦或整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悲剧，这件事情就像一根耻辱柱在警示后人：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大堂之后即是二堂，又称“退思堂”、“思补堂”，有遇事深思熟虑助其不足之意，又称“琴治堂”，取,《吕氏春秋》中宓子贱弹琴理案的典故，后用以称颂长吏办案之所为琴堂。总督署二堂是总督接见外地官员或复审案件的地方。据曾国藩在同治八年任直督时的日记中记载：在署内处理公务每五天（逢五排十）会审一次，名曰“衙门期”，均在二堂进行。
在清代，总督办公有自己的衙门期，逢五、十日，下属官员身穿官服到上级官署请求召见并问候平安，称作“大排期”，逢三、八日，属官穿便服到上级官吏衙署，称作“小排日”。每到“大排小排日”，总督在二堂升堂就坐，接待下属官吏。同时，这里也是总督复审案卷的地方，总督为地方最高审级，不审理一般的民刑案件，只对流刑、死刑以上案件进行复审。直隶总督曾国藩在任期间，曾对直隶各类民刑案件的积案进行过突击审理，在他的努力下，自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四月到十一月，用了7个月的时间，全省共审结注销同治七年以前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起。可见当时二堂的利用率之高。
在二堂楹柱上有一副曾国藩所题写的对联：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上联的意思是：你有什么缺点，我随时会用合乎礼制国法而又委婉的语言进行规劝，为各位带来幸福吉利。下联的意思是：老百姓在遭受了水深火热之后，需要良吏的励精图治来暗暗挽回民心。这幅对联是对属下的劝诫联，是作为晚清重臣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深深忧虑，也是封疆大吏力图通过整饬吏治改变清王朝命运的一种向往。
在二堂内上悬“政肃风清”匾额，正中竖一硬木雕的三扇座屏，座屏中间雕有麒麟图案，两侧雕有团鹤各一只。麒麟为武一品官衔的象征，鹤则代表文一品，此屏风包含了直隶总督既管军事又管民政，是直隶全省最高军政长官的象征。屏风前的公案桌上摆放着笔筒、黑红砚台等办公用品。公案桌两侧各放三把椅子，是总督复审案件时以供藩司、臬司及有关府道官员会审时坐用。
在二堂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间暖阁，称启事厅和议事厅，东侧议事厅是总督上堂前与幕僚议事的地方，也是总督上堂前更衣休息的场所。西侧启事厅是署内幕僚和书吏为总督复审案件时查找或整理案卷的场所。也是为总督平日处
理一般公务代笔行文的地方。
幕僚又称幕友、幕客、师爷、幕宾，是总督自行出资选聘的协助总督进行工作的人，也可以说是总督的私人智囊团。
幕府制度的形成开始于唐代，到清代幕僚数量达到顶峰。原因之一，满蒙贵族被委以重职，他们之中许多人不熟悉民政，需要有人帮助出谋划策，帮办文墨。雍正年间的直隶总督宜兆熊就是一位不通晓汉字的总督。
其二，清代总督虽已为固定官职，但因其最初的临时派遣性，没有固定的属官编制，而直隶省如此重要的省份，如此繁杂的事宜，必须有各种专长的人来辅佐帮助总督决策、处理。
其三，总督多为科举入仕，或为捐官入仕，对理政、理财不一定都很精通，那些书吏只是处理具体事宜，远不如这些对社会十分了解且处理实际问题能力较强的幕僚。
其四，根据当时的回避制度，文官不能在本省做官，连退休官员也不准过问地方政务，从外省来的地方官需通过幕僚了解本地情况。以上种种原因，造成清代幕僚数量大增，他们盘距衙署，左右地方官的为政。
既然是总督所聘用的助手，关系着总督为政的优劣成败，所以这些人基本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这些人的来源不外乎“朝廷指派”、“随长官出差”、“省内名流”、“丁忧人员”、“专业幕宾”等等。幕僚的种类是与总督的工作紧密相联的，有“钱谷幕”、“刑名幕”、“奏折幕”、“书启幕”等等。
师爷既是总督花钱专门聘请来的，幕僚的多少是不确定的，由总督的实力及势力而定。历史上曾国藩幕僚非常多，达80人之多。有如此多的幕僚来辅佐，总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他们与总督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更不是主人和佣人的关系，总督称幕僚为西宾、西席或老夫子，幕僚则称总督为主人、东家和东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