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中的历史隐喻.txt结婚就像是给自由穿件棉衣，活动起来不方便，但会很温暖。谈恋爱就像剥洋葱，总有一层让你泪流。《让子弹飞》中的十大历史隐喻
在笔者的印象中，作为演员的姜文一向很man，而作为导演的他也一贯很man，正如其新作《让子弹飞》，不出所料，又是一部让女人走开的电影——女演员能被人记住的大概只有那两只跃然而出的小白兔）。
虽然电影的场景设定在北洋时期的西南地区，但从风格上来说，《让子弹飞》是一部典型的中国西部片。总体评价，《让子弹飞》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片，演员一线，段子一流，台词风趣，有流行的潜力；另外就是，电影节奏明快，现代感强，精神气足，鸡血味浓。
当然，在革命史观中，“打鸡血”并不是个坏词，譬如去年的《十月围城》和这次的《让子弹飞》，实则是同一类型，前者说的是为什么要革命，后者说的则是如何革命，归根结底，反抗暴政非革命不行，而革命又非暴力不行。
历史写多了，电影中的一些历史场景也就似曾相识，如“割肚验米粉”一节，如没有猜错，应来自中法战争中的一个传闻，冯子材部的某士兵吃了一碗米粉被店主污蔑为两碗并辱及冯军，该士兵为证明清白，割肚而亡，店主后被正法。当然，这等细节无关宏旨，倒是影片中的十大历史隐喻颇值得玩赏，姑与诸位分享之（且不论是妄想还是胡猜）。
1、火车为什么要马来拉——电影一开始，马县长带着老婆、师爷去上任，坐的火车很有个性，因为它是用马来拉的，而电影的结尾还是马拉着火车跑了，前后呼应，应不是随意安排。鉴于电影中浓厚的革命情节，加上电影的大背景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马拉着火车”隐喻的实质上是“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打着“民主共和”的幌子，骨子里却仍旧是从前的专制，甚至更加的不伦不类甚至等而下之。类似的隐喻还有没有出现的九个县长——就算是来九十个县长，也改变不了社会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因为底层的基础不是“拔苗助长式”的革命所能改变的。
2、十八星旗——之所以说电影有辛亥之印象，主要证据是反复出现的十八星旗。各位，十八星旗是什么？那可是武昌起义后打出来的第一面旗帜，细说起来，这十八星旗还是有些故事的。清末同盟会成立后，原华兴会的黄兴主张十八星旗，而孙文主张青天白日旗，两大巨头争得面红耳赤，后以黄兴的让步而告终（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海军旗太接近）。事后，同属华兴会的宋教仁在日记中对孙有“洪秀全之讥”，并一度远离同盟会。但
认真的说，十八星旗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含义是本土“十八行省”，满洲、新疆、西藏、蒙古都排除在外，其正中日本人之计谋——直白的说，这就是日本乐见的打着“驱逐鞑虏”旗号下的分裂主义嘛。武昌起义后，南方独立各省飘扬的旗帜也大不相同：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的是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用的是光复会的五色旗；陈炯明在惠州举义时，手里拿的是古老的“井”字旗；那些反正的省份，只管挂出一面白布算是顺风旗——顶多在旗上写上“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皇帝下岗后，十八星旗也很快改为提倡“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五色旗是北洋时期（1912-1928，北伐之前）的中国国旗，电影中不用五色旗而大打十八星旗，颂扬的岂不是辛亥革命。
3、收税收到了2010年——辛亥革命后，皇帝被赶跑了，王纲解钮，在新的权威没能树立起来之前，豪绅就变成了土霸王，正如任所欲为的黄四郎与各任县长收了后一百年的税。一个皇帝倒下去之后，成千上万的土霸王站了起来，正如县衙门口长满了藤蔓的鸣冤鼓，老百姓连喊冤的可能性都没了，就算税交到3000年，也是无可奈何。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也是真实的历史场景，特别是在一些偏僻的地区，电影的历史大景没错。
4、站着赚钱，赚富人的钱——排除极少数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和买个县长一样，无非也是为了“赚钱”，不脱“名利”二字。至于说什么“站着赚钱、跪着赚钱”，说白了就是暴力唯上，背后有枪杆子支撑，自然能站着赚钱，绕来绕去，无非是暴力革命论的老一套。不过，《让子弹飞》里说的是民国初年，老百姓大概还混得下去，除了黄四郎，富绅还有两家，因而革命的环境不算好，哪怕张牧之和他的弟兄们喊破喉咙让他们去革命，这些人也是不去的。等到三四十年代后，在“革命”的内战和外敌入侵的不断冲击下，穷人被刮得差不多了，要想赚钱就只能打富人的主意，这时的革命土壤也就形成了。
5、“枪在手，跟我走”——这是电影中鸡血味最浓的一句，它要说什么？持枪自由。有枪就能“杀四郎，抢碉楼”，就能反抗暴政，这听起来很美，可惜只是革命党人的浪漫主义，正如其反复号召而无人跟随的滑稽。持枪自由并不会带来美好社会，反而促成无政府状态，正如那个“九种方法弄死他”，革命后暴民们的残忍与盲动，才是真正可怕的，而这在上个世纪的无数次革命中，反复得到了证明（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个帝制下的顺民得了）。
6、“人民”不如呆头鹅
——张牧之以为民众拿了枪就会跟着他革命，但跟来的却只有一群鹅——鹅城的人还不如一群呆头鹅。正如影片中把钱交还的片段，“人民”一向是“谁强大就服从谁”，信任这样的“人民”，后果很严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人民”，有也只是被代表的“人民”，因为他们从来都是逆来顺受、默不作声，不管你是分银子还是分女人或是分土地，他们都是默默的接受——到了一定时候也是要默默交还的。
7、“替死鬼”的价值——不无遗憾的说，中国人的革命总是错失目标，正如作为替身的黄四郎死了，而真正的黄四郎却反被当成了替身。历史的很多时候，真相并不重要（甚至对革命是有害的），重要是如何欺骗并利用那些愚民，好比“闯王来了不纳粮”（不纳粮他们吃什么？），好比“驱逐鞑虏”（满人皇帝一下台，该调调就立刻喊停），辛亥革命如此，后面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一向是形式主义的革命，一向是放过真凶，而参与革命的大都不知道革命的意义何在。由此，黄四郎的真假肉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符号的“黄四郎”死了——所以鹅民们都冲进碉楼抢东西了。
8、鹅城——看过电影《毒太阳》和《载满鹅的火车》那本书的人或许会意识到，“鹅城”在这里不仅是要讥讽鹅城中的那些愚民，事实上，它隐喻的是苏俄式道路，也就是“俄城”。所谓“苏俄式道路”，无非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高度统一（作为同义词就是专制），正如《毒太阳》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台词，“火车上载满了鹅”，正是这样的道路和国度，才使得城里的人变成了呆头鹅——而作为对应的“康城”，想必是实行另一种体制的城市或国度。
9、去浦东——这是电影中的最后一句台词，也是很多观众为之困惑不解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张牧之的弟兄们为什么不想再重新回山里了？仅仅是因为“不太轻松”吗？No，是他们不想革命了，影片结尾的转换稍显突兀，但也符合情理——人不能总是活在革命当中——去浦东，实质上是一种“告别革命论”。这个，可以顶。
10、让子弹飞一会儿——这是影片中的题眼。为什么要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因为社会的进步是点点滴滴的，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革命，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坚实的基础，要有十二分的耐性。革命只是一种激情，改良却是一种生活，鸡血之后，尚有清醒与理智，这也是这次电影中最大的进步之处。“让子弹飞”，这个，可以等，可以去努力。
问题1：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1920.
葛优演的马县长，在刚进鹅城不久就说：“不好
，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原著中故事发生在193X年，是姜文特意改到1920年的。
问题2：黄四郎只是个地主恶霸么？ 没那么简单
黄四郎交给假麻子（胡军）地雷时，说了很多：“北中国我不知道，但这种限量版地雷，整个南国只有两个”；“第一个在辛亥革命时炸了第一响”；“惊天，动地，还泣鬼神”；“1910，made in U.S”
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这1910年才生产。 黄四郎不但知道辛亥革命的地雷是什么型号，还拥有唯一一颗双胞胎地雷。 请问，黄四郎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黄四郎参与了在武昌起义的核心策划，是辛亥革命的老资格革命党！不信？下面还有佐证
问题3：张麻子只是个土匪么？ 当然不是
电影里很明白的说了， 张牧之，早年追随松坡将军（蔡锷），17岁时即为其麾下手枪队长。是讲武堂出来的（考虑到蔡锷，应为1909年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蔡锷在日本死后（1916），张牧之回国，落草。
蔡锷何人？梁启超高徒，民国开国元勋，护国军神。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20日，蔡锷就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响应革命。1915年又发动护国讨袁并取得胜利。张牧之早年即追随他，也算是 辛亥革命党对老资格。
张牧之和黄四郎还曾是革命战友？ 影片给出了明显的线索
问题4：1900的一面之缘？
张牧之与马邦德赴黄四郎的鸿门宴时， 黄四郎说。“20年前，我和张麻子曾有一面之缘”。从影片可以看出，黄四郎一开始就知道假县长就是张牧之就是张麻子。这句一面之缘，是他刻意点开的敲山震虎。影片确凿的发生在1920年。 20年前就是1900年。
黄四郎和张牧之在这一年见过面？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们继续从张17岁当上蔡锷手枪队长入手。
问题是，张牧之现在多少岁，又是那一年遇上蔡锷的呢？
蔡锷1882年12月出生，1899年在时务学堂的老师唐才常德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练兵。
如果张是1904年后见到的蔡锷，那么1900年时张牧之不超过13岁。 这样的孩子不应引起黄四郎的注意。且1920年时33岁，似乎又嫩了一些。蔡锷活到此时也不过三十七岁。 1899年之前的蔡锷不过是个16岁不到的学生，虽然已经声名不弱，但也不至于配个手枪队长吧。 张蔡相逢，应为1899-1904年蔡锷留学时发生。17岁的张牧之，又为何会给一个留学生作手枪队长呢？
查了一下，1900年时，唐才常策划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 蔡锷闻讯即回国响应老师。但唐看他
年纪小，就派他去湖南送信。 后来唐才常被张之洞拍平， 蔡锷身在湖南躲过此劫，又回了日本（其实这时候他才改名叫蔡锷，才去学军事）。我以为，张牧之当上蔡锷手枪队长，正是这一年。 估计是唐才常不放心蔡锷一个人走，派了张牧之这个同龄毛头小伙子，给他当的保镖--”手枪队长”（估计是光头小队长）。 这样算，1920年影片发生时张牧之37岁，也很符合人物形象。
黄四郎会在1900年认识张牧之，两种可能。1是黄也参与了自立军起义，在武汉或者湖南见过蔡锷与张牧之。 2是蔡锷把这个手枪小战士一起带到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和黄有过一面之缘。
我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黄四郎和张牧之，显然都在日本混过不短地时间。
问题5：张牧之黄四郎都混过日本？ 应该是，他们都对介错很熟
先来介绍一下介错：
日本人不爱上吊爱切腹，他们觉得切死自己挺光荣的。 但切腹挺难操作，一刀捅进去，一时死不了还特别疼。身体倒得七扭八歪，挣扎起来满地的血，死相难看，特别不体面。故很多时候切腹者会让一个信赖的朋友当「介错」。介错人手持长刀站在其身后，在自杀者的短刀切腹的一瞬间砍下他的脑袋。
切腹大家都熟，但介错就相对冷僻。 更别说在没网络和电视的1920年， 如果不是对日本文化相当熟悉的人，根本说不出这俩字吧。
黄四郎在鸿门宴上说“要是这三个人供出我来，我就切腹，请兄台当我的介错”。 张牧之说“你搞错了，介错人用的是长刀”。两个人应该都在日本待过相当长的时间。 尤其是黄四郎，好端端的中国人没事谁能扯到切腹去。张牧之要在日本混，只能是1900-1904年。因为1904年蔡锷回国后就没怎么去日本（其实我也不熟，蒙的），作为蔡锷的手枪队长，张牧之也不能去日本。等1916年8月，蔡锷病重去日本治病，当时张牧之一定跟着去了日本，但估计这段时间他可没兴趣研究什么切腹。何况11月初蔡锷就病逝了。
回答了这5个问题后， 我们重新看黄四郎这个人。 他留过西洋，也留过东洋。说话爱拽文，冒成语，国学功底算不错。你若把他看作一个土财主，这些设定显然有很蹩脚； 但若把他看作早期便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 那些设定就很恰当。
黄四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土财主。 他是一个腐化的前革命者，现当权派。 在鹅城，他是“官府”的代言人。
我总结一下暗线：
1900年，张牧之追随蔡锷到日本，并与黄四郎有一面之缘。
1900-1911年，张牧之和黄四郎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但无交集。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武昌起义，黄
四郎为核心成员。 10月30日，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张牧之也算核心成员。
1911年-1920年． 辛亥胜利后，革命者黄四郎，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利敛财。他投靠了实力军阀张敬尧（还是张宗昌？ 其实我没听清楚。 总不能是张孝准吧）这座靠山后，愈发肆无忌惮，横征暴敛，更以故乡鹅城为根本苦心经营，控制了民国小半的烟土交易，大发其财。
辛亥胜利后，革命者张牧之，不求权钱，继续追随蔡锷。 1916年蔡锷死于日本，此后张牧之对时局失望，干脆落草为寇。
1920年， 张牧之马邦德来到鹅城，电影开始。张黄斗法，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鹅城起义，胜利后张牧之分文不得，心爱的女人和他的兄弟们一起走了。这场“革命”，正如当年的辛亥革命， 他什么也没得到，甚至失去了很多。 他坐的chair， 也被别的man抗走了。
这就是姜文在此电影里内藏的政治隐喻。 谁会投入革命？蔡锷这样的英雄会，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会，但最后得权的一定是袁世凯；张牧之这样的爷们会，黄四郎这样的投机者会，但最后得利的一定是黄四郎。 当张牧之再次掀起鹅城革命，他不为财也不为权，不为女人也不为大众。他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隐喻还不够过瘾， 鸿门宴上还有句台词。“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谢绝联想，请勿跨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