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2期World Economic Papers April，2013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
———基于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杨继东杨其静*
摘要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下，由于工会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对工会的态度，因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工会能够帮助工人提高工资的效应
是否会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差异而变化呢？基于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本
文发现：尽管工会能够普遍地提高工人工资，但在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工会的工资效应被
显著地削弱。这意味着，在工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谈判力可能会被企业政治关联所抑制。
关键词工会政治关联工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政府试图通过鼓励发展企业工会来增强工人集体谈判力，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①。学者们利用各种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相对于无工会企业，工会企业雇员②享有更多的福利和更高的工资（Chen and Chan，2004；Ge，2007；Lu et al．，2010；Yao and Zhong，2012；Budd et al．，2012）。
由于中国的工会都隶属或者依附于中国政府，因此在劳资谈判中工会到底起何种角色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雇员的利益将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态度（Chen，2003）。由此，我们猜测，那些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企业将有渠道和能力来削弱工会的谈判力，从而抑
*杨继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E-mail：yangjidong2001@163．com，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59号，邮政编码100872；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E-mail：qijing_yang@163．com。作者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0YJA790224）和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首都经济学科群建设项目（编号：2010010053）的资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契约与组织理论研讨班参与者的有益评论，以及匿名审稿人宝贵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5和2006年先后通过了《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决议》（2005年6
月）和《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2005，2006），强调要着力推进工会组建，完善工会维权机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强企业工会工作，在维护职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2年两会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在接受《劳动报》访问时说：“工会应当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这既是工会履行各项社会职能、突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②在中文文献中可见到“员工”和“工人”的两种提法。虽然这两者间的含义可能确有差异，但文献（包括数据库）
往往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而且在英文文献中通常只有“employee”一词，因此本文将统一使用“雇员”来概括“员工”和“工人”，除非原始数据有明确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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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资水平的上涨。为了检验该假设，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在计量模型中不仅引入企业的政治关联变量，而且还特别引入工会和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以便考察工会对小时工资的影响是否会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差异而改变。我们的经验研究发现：工会提高工资水平的工资效应确实存在，政治关联本身对工资并无显著影响；更为有趣的是，工会的工资效应仅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显著，而在政治关联企业中工会并没有显著提高雇员的工资水平，工会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与工资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也显示这些结论是可信的。实证结果为如下猜想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证据，即工会确实可以增强企业雇员在工资形成过程中的谈判力，但这种谈判力会被企业的政治关联性所削弱。
本文以下部分这样安排：第二部分通过文献综述来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第三部分对样本进行描述，给出初步的统计分析判断；第四部分给出主要的计量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简要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会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对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工会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工会所扮演的角色，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垄断者（monopoly face）与集体协商者（collective voice face）（Freeman and Medoff，1984；Freeman，2004）。无疑，工会被普遍视为一个雇员集体行动的垄断组织且相信其能够帮助工会成员分享到垄断租金（即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而降低企业效率。自然地，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工会的垄断力量是否会受到市场环境、行业结构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并证实了各种理论推测，即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率越低、行业集中度越高，则工会谈判力越强、工人工资越高；但是，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比如，进口、外包）等因素可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则有利于降低工会谈判能力和工会成员工资（Teulings and Hartog，1998；Slaughter，2001；Harrison，2002；Card et al．，2003；Brock and Dobbelaere，2006；Dumont et al．，2006；Abraham et al．，2009；Dinlersoz and Jeremy，2012）。与之不同，若工会被视为一个集体协商者，则意味着工会能够加强员工保护、缓和劳资矛盾、降低员工流动性并刺激员工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积极性，从而能够增进劳资双方的利益。进而，工会应该被视为一个促进帕累托改进者。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工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会都隶属或者依附于中国政府，缺乏真正的集体谈判机制（collective bargaining），而且更不拥有罢工权和劳动供给垄断权，因此不少人怀疑中国工会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和提升工人的利益（Metcalf and Li，2007）。不过，Chen（2003）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工会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的组织也是工人的组织，尽管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只要工会的目标不与政府相冲突，政府就将允许并支持工会在劳资谈判中扮演工人利益代表或者劳资协调人的角色而为工人争取更多利益。可见，与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不同，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中国的工会是否能够改善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而且这恰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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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验研究的核心内容。
基于微观数据的第一份经验研究可能是Chen and Chan（2004）。他们利用中华全国总工会1997年的一份全国性的制造业企业职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能够显著地改善工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保障。随后，Ge（2007）利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工会不仅使员工享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而且企业具有更高的增加值，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源培训费。与之不同，Lu et al．（2010）利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在2006年对私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虽然工会显著地改善了职员福利和签约率，但对工资和奖金并无显著影响。此外，Budd et al．（2012）从《中国劳工统计年鉴》获取1994—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也发现滞后一期的工会密度（工会成员/总雇员数）并不会影响工资水平。然而，上述经验研究所使用的工资数据仅是月工资而无月工作小时数。这使得计量结果的含义并不清晰。为此，Yao and Zhong（2012）利用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2006年春季对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获得了企业层面的“月工作小时”和“小时工资”。在引入多种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他们发现，工会与小时工资的对数、养老金覆盖率（以及其他一些福利性支出）显著正相关而与月工作小时的对数显著负相关。可见，中国工会确实能够增进员工的利益。
不过，这是源于工会增强了员工谈判力还是源于调和了劳资关系并由此提高了劳动效率呢？若是后者，则工会的成立理应同时增进劳资双方的利益。然而，仅有的两份涉及生产率和利润的经验研究显示：虽然工会与员工利益（工资或者福利）、企业生产率（增加值或者人均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却与利润率（净收入/总资产或者利润/总固定资产）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Ge，2007；Lu et al．，2010）。这意味着，工会企业为员工支付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未必是企业自愿选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的结果①，因此当政府推出新的劳动法时，企业寻求各种方法来规避管制（Wang et al．，2009）。不仅如此，即便员工的生产率因工会的成立而提高，企业也未必会主动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除非工会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力量或者增强了劳方在企业内部的集体谈判力②。考虑到中国的工会既不能要求企业只能或者优先雇佣工会成员，更不能形成西方式的行业或者区域工会联盟，因此单个企业成立工会不太可能改变劳动力市场基本的供求关系。由此一个相对合理的判断应该是：若中国工会真能增进员工利益，则主要是源于法律赋予工会在与企业一对一谈判中的相关权利。
正如前面所言，中国的工会都隶属或者依附于政府，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态度（Chen，2003）。换言之，工会谈判力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待工会的态度和支持力度。因此，一个问题随即而起：企业的政治关联性是否会影响到工会的谈判力，从而影响到员工利益改善的程度呢？
就政治关联本身来说，它有可能导致企业员工享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并且一些经
①②事实上，若向工人承诺稳定的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激励机制，那么这些措施应该在工会成立之前就应该被企业主动采纳。
比如，工会成立使得企业的薪酬制度有所改变，从而员工能够更多地分享到企业效益增加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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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杨其静和杨继东，2010）。这不仅是政府为获取这些企业员工支持的必然要求（Shleifer and Vishny，1994），而且政治关联往往弱化了企业预算约束而导致企业更能容忍雇员工资福利费用的增加。然而，当工会在企业中成立而有可能侵蚀雇主方利益时，企业的政治关联因素将有动力和能力通过抑制工会的谈判力而抑制员工利益增长的幅度。具体有两种主要情况：第一，政治关联企业的很多利润就来自于政治关联的权力租金①，而工会为增进员工利益的努力很有可能侵蚀了这些权力租金，因此企业的政治关联因素自然有动力抑制工会的谈判力；第二，工会增进员工利益的努力侵蚀了企业利益而促使那些原本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积极寻求建立政治关联性并与之形成利益共同体（比如，给予掌握政治资源的相关当事人企业高管职务、股权等），并以此来抑制工会的谈判力。结果，尽管政治关联企业可能为了迎合政府推动工会成立的号召而更有积极性成立工会，并且政治关联本身可能并不会直接导致企业员工既有利益的下降（Lu et al．，2010；Yao and Zhong，2012）②，但却会间接抑制工会为增进员工利益的努力，从而抑制员工利益增长的幅度。
综上分析，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而在Yao and Zhong（2012）的基础上提出这样一个核心假说：员工小时工资的对数无论与政治关联本身存在何种相关关系，但很可能与政治关联和工会的交互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抑制了工会的谈判力，弱化了工会的工资效应。
三、样本描述与初步分析
由于只有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2006年春季对全国12个城市1268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才可获取“小时平均工资”，因此本文也使用该数据。Yao and Zhong（2012）对该数据已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介绍，本文不再赘述。如何定义企业的政治关联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根据调查问题B130所提供的信息来刻画政治关联变量，即“企业主或总裁是否是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担任当地政府的顾问或参事”。如果回答是，企业政治关联变量为1，否则为0。在全部样本中，大约有39%的企业具有政治关联。同时，本文设定了企业是否存在工会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存在工会，则取值为1，否则为0。在全部样本中，约有69%的企业存在工会，其中31%的工会企业存在政治关联。
调查问卷提供了两个工资指标，即职员的月平均工资和工人月平均工资。表1的描述统计显示，职员的月平均工资为1253元，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1036元。利用问卷中提供的每天工作小时数和每周工作天数，可计算出职员和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分别为7．2元和6元左右。
①②
相关综述请参见杨其静（2010）。
Lu et al．（2010）将企业家是否是中共党员、政府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虚拟变量来刻画企业的政治关联性，但并未发现这些变量对员工工资和福利有显著影响。Yao and Zhong（2012）以总经理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来刻画企业的政治关联性，但未发现它对于工资和养老金覆盖率有显著影响，尽管它会与企业是否成立工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402013年第2期
另外，通过调查问卷，本文还使用了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工人中初中及以上学历人的比例；企业总经理学历；企业管理层大学学历占比；外地员工百分比；企业产品所在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企业主要产品在全国同行业市场的份额；出口占销售的比重；企业是否改制的虚拟变量；企业是否是上市公司的虚拟变量①。
表1样本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观测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职员月平均工资（元）124012526234008200
工人月平均工资（元）123410364783008500
职员小时工资12277．194．201．4851．25
工人小时工资12215．953．361．1950
工会12340．68960．462801
政治关联12430．38860．487601
工会*政治关联12170．31390．464301
工人初中以上比例12393．36400．946414
总经理学历12372．84800．728215
管理层大学学历占比12462．34671．283314
外地员工百分比11892．06481．333315
人均资产对数11794．43641．18－0．398．08
人均销售对数11795．60691．000．978．79
企业员工对数11795．36401．290．693111．373
销售利润率11790．03250．1069－1．46070．7225
竞争12261．25530．472213
出口占比119516．16630．8680100
全国同行业份额11132．82031．894216
改制12460．09630．295101
上市12340．04450．206401
①问卷中对应着这样一些问题：D040表示工人中初中及以上学历人的比例（1=0—20%；2=20%—40%；3=
40%—60%；4≥60%）；D030表示企业总经理的学历（1=初中或初中以下；2=高中或中专；3=大学；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d020表示企业管理层大学学历占比（1=0—20%；2=20%—40%；3=40%—60%；
4≥60%）；e040表示外地员工百分比（1=0—20%；2=20%—40%；3=40%—60%；4=60%—80%；5=80%—100%）；H020表示企业产品所在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1=很激烈；2=适度；3=很低）；h070表示企业主要产品在全国同行业市场的份额（1=0—1%，2=1%—3%，3=3%—5%；4=5%—10%；5=10%—20%；6=20%以上）；h053表示出口占销售的比重（%）；D052表示企业是否改制的虚拟变量（改制是指该企业是国企或集体企业改制后的企业）；d250表示企业是否是上市公司的虚拟变量。
2013年第2期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41
图1根据企业是否有工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把全部样本企业划分为四组：非工会无政治关联企业；非工会政治关联企业；工会无政治关联企业和工会政治关联企业。根据前文的假说，非工会企业要比工会企业工资低，政治关联企业可能比非政治关联企业低。因此，我们以非工会政治关联企业作为参照，比较其他类型企业相对非工会政治关联企业的平均工资绝对差额和相对增长幅度。如图1所示，与非工会政治关联企业相比，非工会无政治关联、工会政治关联企业、工会无政治关联企业的小时平均工资差额分别高出为0．3元，0．9元和1．5元。相对增幅分别为：3．2%，14．4%和23．5%。显然，工会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平均工资是最高的，而非工会政治关联企业工资是最低的。这与前文的假说是一致的，工会企业平均工资明显高于非工会企业，但同样是在工会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政治关联企业。工会的工资效应受到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
图1不同类型企业平均小时工资对比
表2进一步检验上述均值差异，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图1的结论。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现象。首先，无论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相对于非工会企业，工会企业的平均小时工资较高，这与Yao and Zhong（201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现象仅仅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是显著的，而在有政治关联企业中却并不显著。真正有趣的是，在工会企业中，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平均工资显著高于政治关联企业，但在非工会企业中，这种现象并不显著。
由于国有企业一般都有工会。表3在样本中剔除了国有企业，结果与表2类似，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工会无政治关联企业工资最高，非工会政治关联企业工资最低。
表2和3统计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本身可能对工资的影响较小，但却可能显著地限制工会的谈判力而抑制工资上涨。下面对该假说进行更严格的计量分析。
422013年第2期
表2政治关联、工会与平均工资
平均小时工资对数是否具有政治关联
非政治关联企业
（A）
N=731政治关联企业
（B）
N=453
（A）－（B）
是否建立工会非工会企业
（C）
N=369
1．7917
［0．0242］
N=284
1．7696
［0．0421］
N=85
0．0221
［0．0500］
工会企业
（D）
N=815
1．9222
［0．0234］
N=447
1．8464
［0．0296］
N=368
0．0757＊＊
［0．0351］
（C）－（D）－0．1304＊＊＊
［0．0351］
－0．0767
［0．0584］
注：这里包括了全部可获得的样本，N表示样本数，括号内是标准误差。使用ttest检验两组数的均值差异。＊＊，＊＊＊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3政治关联、工会与平均工资（非国有企业）
平均小时工资对数是否有政治关联
非政治关联企业
（A）
N=674政治关联企业
（B）
N=396
（A）－（B）
是否建立工会非工会企业
（C）
N=360
1．7931
［0．0246］
N=277
1．7686
［0．0430］
N=83
0．0245
［0．0507］
工会企业
（D）
N=710
1．9089
［0．0249］
N=397
1．8114
［0．0284］
N=313
0．0974＊＊＊
［0．0377］
（C）－（D）－．1157＊＊＊
［0．0363］
－0．0428
［0．0594］
注：这里样本不包括国有企业，N表示样本数，括号内是标准误差。使用ttest检验两组数的均值差异。＊＊，＊＊＊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四、经验结果
（一）基本结果
为了检验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考虑如下回归模型：
log珚ω
i =α+β
1
U
i
+β
2
P
i
+θ（U
i
*P
i
）+∑X i+I+εi（1）
式中，log珚ω
i
表示企业平均小时工资的对数。虽然调查问卷中并没有明确定义职员和工人，但区分了职员平均工资和工人平均工资，因此我们分别以职员小时平均工资的对数和工人小时平均工资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U表示企业是否有工会的虚拟变量，P表示是否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U*P是工会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反映了工会
2013年第2期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43
对工资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政治关联发生变化。X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工人中大学以上学历的比例、总经理的学历、管理层中大学以上的学历、企业的规模（总资产，或员工对数）、企业绩效（销售利润率）、是否是改制企业以及是否是上市公司、企业的所有制、是否是出口企业、是否是上市公司等，以及资产负债率。I控制企业的行业、城市和所有制的固定效应。所有制表示为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
从表4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以“职员小时平均工资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基本的固定效应后，工会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会企业要比非工会企业平均工资高12%。政治关联本身也显著地提高了平均工资水平。工会与政治关联交互项对工会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在模型（2）中，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工会对工资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但政治关联对工资的影响不再显著。工会与政治关联交互项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平均来说，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众多其他因素之后，尽管工会提高了工资11．5%，但在政治关联企业里，工会的工资效应为负7．1%（11．5%—18．6%）。政治关联明显地抑制了工会的工资效应。模型（3）和（4）以工人小时平均工作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工会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很显著，而政治关联对工人小时平均工资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工会与政治关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绝对值变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变为－0．101，且在10%水平上显著。
表4OLS回归结果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变量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工会0．119＊＊＊0．115＊＊＊0．102＊＊＊0．0853＊＊
（0．0363）（0．0399）（0．0341）（0．0374）政治关联0．118＊＊0．1060．05960．0439
（0．0585）（0．0695）（0．0511）（0．0533）工会*政治关联－0．151＊＊－0．186＊＊－0．0692－0．101*
（0．0676）（0．0784）（0．0601）（0．0627）工人初中以上学历
比例
－0．0178－0．0158
（0．0154）（0．0130）总经理学历0．01960．0262
（0．0241）（0．0218）管理层学历0．0377＊＊＊0．0271＊＊大学以上比例（0．0131）（0．0124）外地员工百分比0．000788－0．00427
（0．0136）（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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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变量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人均固定资产对数0．0374＊＊＊0．0304＊＊
（0．0144）（0．0135）
人均销售对数0．0366*0．0444＊＊
（0．0203）（0．0179）
从业人员对数0．0562＊＊＊0．0506＊＊＊
（0．0164）（0．0142）
销售利润率0．448＊＊0．284*
（0．183）（0．154）
市场竞争程度0．04880．0224
（0．0332）（0．0276）
出口占销售比重－0．00162＊＊－0．000871
（0．000648）（0．000645）
全国同行业市场份额0．007410．00396
（0．00931）（0．00760）
所有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行业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城市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观测数11018971098894
R-squared0．6120．7050．5730．670
注：被解释变量为职员和工人小时工资自然对数。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治关联对工会的影响，我们把样本根据政治关联变量进行分组，分为政治关联企业和非政治关联企业，分组回归方程（1）。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政治关联企业，我们不能得到工会提高雇员平均小时工资的证据。但是在非政治关联企业，工会显著提高了职员和工人平均小时工资。
从控制变量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看，我们发现：管理层的学历水平越高，雇员工资水平也越高；企业规模越大，盈利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这些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与Yao and Zhong（2012）的结果是一致的。
2013年第2期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45
表5OLS分组回归结果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变量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政治关联企业
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非政治关联企业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政治关联企业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非政治关联企业
工会－0．1130．0964＊＊－0．01630．0753*
（0．0962）（0．0475）（0．0817）（0．0448）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行业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城市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观测数336542334541
R-squared0．8480．7280．8460．663
注：被解释变量为职员和工人小时工资自然对数。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结果假设工会是外生变量，没有考虑工会存在的内生性问题①。为了解决工会的内生性问题，姚洋和钟宁桦（2008）使用了工会密度和工会普遍性两个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工会内生性问题，发现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工会对工资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由于工会普遍性这一工具变量效果更好，并且数据可得②，为了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检验工会—政治关联假说，本文使用工会普遍性作为工会的工具变量。根据有无政治关联，我们再次把样本分为两组，即政治关联企业和非政治关联企业，在方程（1）中把工会单独作为内生变量，剔除政治关联与工会的交互项和政治关联变量。如果政治关联限制了工会的作用，那么我们预期在政治关联企业样本组，工会对工资的影响更弱，而在非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的影响会更强③。表6报告了分组情况下，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4）使用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基本复制了姚洋和钟宁桦（2008）的结果，在考虑工会内生的情况下，工具变量的结果仍然表明工会对工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相比OLS的回归结果经济意义上的影响更大。与我们的预测一致，模型（2）和（5）列的结果表明，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政治关联可能抑制了工会的工资效应。计量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图1描述的结果，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的工资效应较弱。与之相对，表6中的（3）和（6）报告了非政治关联企业中工会的工资效应。结果显示，在非政治关联企业，工会企业与非工
①②
③如果假设工会建立主要来自政府要求企业建立工会，那么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外生的。
在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本地同行业其他企业中，请给下列处理劳动纠纷方式的普遍性打分（1很普遍，2一般，3不普遍）：企业管理层的决定_；企业内部工会协商_；当地劳动仲裁_；当地政府其他部门_；法院_”。姚洋和钟宁桦（2008）认为“企业内部工会协商”项的分值刻画了“工会的普遍性”，且该变量的值越小，说明当地同行业企业在调解劳资纠纷中对于工会组织的依赖程度越高，而一个企业的雇主就越有可能建立起工会组织以借此来调和与本企业工人间的关系，因此该变量与工会变量是负相关的。
此处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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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企业相比，职员小时工资和工人小时工资将分别高出48%和38%。在非政治关联企业，工会显著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我们也考虑了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Yao and Zhong（2012）文中表3类似，我们加入了人均总资产，反映企业的资本密集度，销售利润率反映企业的盈利情况、工人受教育程度、管理层受教育程度和外地员工占比。引入更多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与上述结果类似，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在非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的影响比较明显。另外，考虑到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某种天然的政治关联性且其工会与非国有企业的工会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有必要以非国有企业为考察对象进行单独分析。回归结果与表4基本相同，即工会显著提高了职员平均小时工资，而政治关联本身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工会与政治关联交互项对工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显著地抑制了工会的工资效应。
表6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
变量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全部样本
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政治关联企业
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非政治关联企业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全部样本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政治关联企业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非政治关联企业
工会0．505＊＊＊0．6220．488＊＊0．461＊＊1．0030．383＊＊（0．193）（0．818）（0．215）（0．182）（0．900）（0．192）
所有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城市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行业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常数项1．424＊＊＊1．0781．524＊＊＊1．566＊＊＊0．5242．168＊＊＊（0．270）（1．039）（0．375）（0．429）（1．160）（0．342）
观测数851325519848322519
R-squared0．5670．6930．6340．5270．5350．596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三）进一步讨论
为了证明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的工资效应被削弱是由政治关联影响工会谈判力带来的，需要理解为什么工会能够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即工会提高工资的具体机制或作用渠道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理论倾向于给定雇员和雇主可分配的蛋糕，工会提高了工人谈判力，从而导致工人在固定蛋糕中切割得更大（Zhang，2009；Lee，2009；Yao and Zhong，2012）；相对应的观点认为，工会之所以导致工资增加，原因可能在于工会能够做大企业的蛋糕。例如，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工会能够增加企业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Ge，2007；Lu et al．，2010）。本文的证据倾向于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工会提高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而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谈判力被企业的政治关联削弱了。
2013年第2期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47
首先，考虑如果工会做大了蛋糕，导致工资增加，那么工会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不应该为负值。因为，研究发现通常政治关联同样有利于企业做大蛋糕，也就是说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做大蛋糕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工会的工资效应会随着政治关联的加强而增加，或者即使不增加，政治关联也不应该对工会的工资效应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本文的研究清晰地表明，政治关联削弱了工会的工资效应。
其次，Yao and Zhong（2012）认为，工会提高工资的渠道可能来自工会提高了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谈判，促使企业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进而对工人的利益形成保护。詹宇波等（2012）也发现集体谈判提高了工人工资。那么，如果本文的工会—政治关联假设成立，则政治关联限制工会的作用可能是通过限制集体谈判和签订合同导致的，那么在政治关联企业和非政治关联企业，集体谈判和工资合同对工资的影响就应该是存在差异的。在控制工会这一变量的同时，我们把集体谈判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放入回归方程。表7报告了控制基本的固定效应后，把工会、集体协商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放入回归方程的结果。正如Yao and Zhong（2012）指出，由于并不是工会企业一定存在集体协商和订立劳动合同，所以回归结果可以反映在控制工会的基础上，集体协商和劳动合同对工资的影响。模型（1）和（3）列表明，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的效应不显著，这与前文结果一致，政治关联抑制了工会的作用。但存在集体协商会显著提高工资10%。这表明给定工会和政治关联，存在集体协商提高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进而提高了工人工资，而缺少集体协商将导致工资相对下降。反之，在非政治关联企业，集体协商的作用不显著，工会本身就显著提高了工资。这说明，在政治关联企业里，工会之外的集体协商提高了工人的谈判力，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提高非
表7集体协商与劳动合同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变量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政治关联企业
Log职员小时
平均工资
非政治关联企业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政治关联企业
Log工人小时
平均工资
非政治关联企业
工会－0．04030．121＊＊＊0．04010．110＊＊＊
（0．0898）（0．0447）（0．0654）（0．0418）是否集体0．0992*－0．02010．0975＊＊0．000621协商［是=1］（0．0551）（0．0374）（0．0469）（0．0363）是否签订－0．02710．0918*0．04870．102＊＊合同［是=1］（0．0766）（0．0526）（0．0582）（0．0491）所有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行业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城市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观测数399635396635
R-squared0．7760．6510．7740．595
482013年第2期
政治关联企业的工资，而在政治关联企业，即使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会显著提高工资①。综上，这些结果表明，谈判力是影响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政治关联与谈判力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政治关联企业工会对工资的影响较小，可能由于政治关联对工会谈判能力的约束。
最后，工会的工资效应受到政治关联的限制，也可能反映了政治关联背后的企业其他特征对工会的影响。例如，政治关联企业可能赢利能力更强，或者政治关联企业规模更大。但前文控制了上述一些变量，仍然发现工会的工资效应受到政治关联的制约。此外，通过考察政治关联和其他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规模相关程度较高，政治关联企业可能雇用更多的工人。如果政治关联反映企业就业规模，我们预期就业规模越大，工会的谈判能力可能越强，那么工会与政治关联交互项对工资的影响应该是正的。但本文的结果与上述相反，因此，进一步支持本文的假说，政治关联的作用在于削弱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对工人分得蛋糕具有负面影响。
五、结论
本文在姚洋和钟宁桦（2008）的基础上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会能够增加工人对组织租金的分享，那么企业是否可以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联来抑制工会的这种谈判力呢？对此，实证结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即虽然工会能够增加工人的工资水平，但那些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却能够显著地抑制工资水平的上涨幅度。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对企业行为和各方谈判力的重要影响。这也给我们一个警示，即在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微观主体的行为时，我们必须充分地考虑微观主体所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Abraham，F．，J．Konings and S．Vanormelingen，2009，“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Union Bargaining and Price-cost Margins of firms，”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45，13-36．
Brock，E．and S．Dobbelaere，2006，“Ha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ed Workers Bargaining Power？”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27（2）：233-266．
Budd，J．W．，W．Chi，Y．Wang and Q．Xie，2012，“What Do Unions in a Workers’Paradise Do？Provincial-Level Evi-dence on Wages，Employment，Productivity，and Economic Output in China，”http：//ssrn．com/abstract=2019551．Card，D．，T．Lemieux and W．C．Riddell，2003，“Unionis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S，the UK，and Canada，”NBER Working Paper，No．9473．
Carneiro，A．and P．Portugal，2008，“Market Power，Dismissal Threat，and Rent Sharing：The Role of Insider and Outsid-er Forces in Wage Bargai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29（1）：30-47．
Chen，F．，2003，“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China Quarterly，176，1006-1028．
①在问卷中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分为三种情况：签订、有些签订、有些不签、不签。我们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设为虚
拟变量，签订为1，其他为0。
2013年第2期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49
Chen，M．and A．Chan，2004，“Employee and Union Inputs int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in Chinese Fac-tories，”Social Science＆Medicine，58，1231-1245．
Dumont M．，G．Rayp and P．Willemé，2006，“Does Internationalization Affect Union Bargaining Power？An Empirical Study for Five EU Countries，”Oxford Economic Papers，58，77-102．
Dinlersoz，E．and J．Greenwood，2012，“The Rise and Fall of Unions in the U．S．，”Working Paper，http：//ssrn．com/ab-stract=2054957．
Freeman，R．B．and J．Medoff，1984，What Do Unions Do？New York：Basic Books．
Freeman，R．B．，2005，“What Do Unions Do？The2004M-Brane Stringtwister Ed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11410．
Gaston N．and D．Trefler，1995，“Union Wage Sensitivity and Protection：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1-25．
Ge，Y．，2007，“What Do Unions Do in China？”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Harrison，A．，2002，“Has Globalisation Eroded Labour's Share？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UC Berkeley Working Paper．
Lee，C．H．，2009，“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Working Paper，Industrial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Department，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Geneva．
Lu，Y．，Z．Tao and Y．Wang，2010，“Union Effects on Performance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21（1）：202-210．
Metcalf，D．and J．Li，2007，“Chinese Unions：An Alice in Wonderland，”Advances in Industrial＆Labor Relations，15，213-268．
Meeusen，W．，V．Stavrevska and G．Rayp，2011，“Efficiency Wages，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Union—Firm Wage Bar-gaining：The Issue of the Choice of the Outside Option，”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32，75-86．
Shleifer，A．and Robler W．V．1994，“Politicians and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9（4）：995-1025．Slaughter，M．J．，2001，“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bor-Demand Elastic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4（1）：27-56．
Teulings，C．and J．Hartog，1998，Corporatism or Competition：Labour Contracts，Institutions and Wage Structur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H．，R．P．Appelbaumb，F．Degiulib and N．Lichtenstein，2009，“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Is China Moving towards Increased Power for Workers？”，Third World Quarterly，30（3）：485-501．
Yao，Y．and N．Zhong，2012，“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Forthcoming．Zhang，X．，2009，“Trade Unions under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ernalist Rule in China，”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12（2）：193-218．
杨其静，2010，《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教学与研究》第6期38—43页。
杨其静和杨继东，2010，《政治关联、市场力量与工资差异———基于政府补贴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69—77页。
姚洋和钟宁桦，2008，《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5—29页。
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127—137页。
詹宇波、张军和徐伟，2012，《集体议价是否改善了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世界经济》第2期6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