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河南日报》记者
（1975.10.11《人民日报》转载）
回郭镇公社位于河南省巩县西部，有二十一个大队，二百一十一个生产队，五万八千口人，四万九千亩土地，丘陵坡地占一半以上。
近几年来，回郭镇公社的生产条件变化很快，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全社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实现园田化，耕作、排灌、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所有生产队都通了电，化肥自给有余。一九七四年粮食平均亩产一千零一十六斤，向国家贡献粮食五百四十二万斤。一九七四年社办工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九万元，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达到四百二十八万元，公社和大队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占当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三。今年一至九月份，公社、大队两级工业和副业总产值已达一千零八十四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社有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七年来，全社社办工业直接向农业投资六百八十八万元。
这个公社的事实，生动地回答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怎样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发展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问题。他们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不仅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逐步从三级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这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意义。虽然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但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公社要办工业
公社要不要办工业的问题，在回郭镇公社经历了多年的尖锐的斗争。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后，这里曾经办起了一些社队工业。但是不久，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利用暂时经济困难，搞什么“砍光退够”，使刚刚萌芽的社队工业受到极大的摧残，把公社、大队搞成了“清水衙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公社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制订了全面发展生产的规划。但是，在执行规划中有不少困难：缺资金，没机器，有了机器买不起，买了机器用不起、修不起，配套也成问题。有人主张等一等再说。社员们说：等到何时？等就是不干，等就要耽误时间，等就要落后！也有人主张向国家伸手。社员们说，“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这条路我们不能走。公社革委会根据当时的条件，按照毛主席关于“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的指示，有计划地办起了一批小工厂。到一九七○年，社队工业为农业提供了三百多万元资金和一千一百多件机具和设备。可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又带来了严重干扰，逼迫社队工业下马。干部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立足农业办工业，粮食年年增产，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多，集体经济日益巩固，这咋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社办工厂的老工人愤怒地说：“砍社办工业，是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把大部分社、队工业保护了下来。
回郭镇公社党委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办好人民公社、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针政策，学习大寨、昔阳、遵化等先进单位的经验，联系社队工业几起几落、农业生产几上几下的事实，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斗争经验。他们深刻认识到，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发展社队工业，不断提高公社、大队工业产值在三级所有制经济中的比重，是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的。（⑴⑶）农业实现集体化后迫切要求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形势，也要求人民
公社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工业装备农业、支援农业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芦医庙大队是全公社办工业最早的大队之一，现在每年工业和副业收入二十多万元。他们的工业和副业收入，除用于当年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外，几年中就投资打深井七眼，买大小拖拉机十二部，粮食平均亩产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一倍，达到一千一百五十四斤。西圪垱大队一九六五年还是一个穷队，连三十元的打井工具费都得向生产队摊派。他们从一九六六年起，逐步办起了机修、炸药、机瓦、滤蕊器、磨面等多项工业和副业生产，集体收入逐年增加，向农业投资逐年增多，使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改变，去年粮食亩产一千二百五十三斤。
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认识到办工业的必要性，就继续坚持发展社队工业和副业，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三年全社工业和副业总产值较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万元，水利建设进度随之加快，一年就扩大水浇地一万亩。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今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丰收，小麦平均亩产七百三十四斤，比去年增长一百零一斤，秋粮收成从已经收打的部分看，也高于去年。经验证明，社队工业的发展同粮食生产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正确处理工业、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可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公社能够办工业
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郭镇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这是发展社办工业的根本条件。随着水利化的实现，使用化肥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公社决定办一个化肥厂，消息一传出，群情振奋。为了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工人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用“蚂蚁啃骨头”等土办法，制造了一些设备，总共用了一百四十万元资金，就把一个年产两千吨合成氨的化肥厂建成了。今年春委又进行了扩建，只用了八十天时间，就使设计能力提高到五千吨，全社化肥自给有余。
公社、大队能够办工业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发展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劳力、资金、原料和市场。社、队根据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程度和农业基本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逐步把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到工业方面。目前，公社和大队的工业和副业占用的劳力，占全公社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占七。社队工业劳力实行亦工亦农，农闲做工，农忙务农，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多种经营的开展，为办工业开辟了资金来源，仅大白菜一项，全社每年即可为国家提供商品菜三千万斤，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现在，公社办的工厂有化肥、磷肥、水泥、农机修造、铸造、化工、机制砖瓦、电器材料等十多个；大队办的有机械修配、砖瓦、制钉、油封、农产品加工、镀锌等六十四个厂、组，每个大队都可以生产两种以上工业产品。生产队也都有一些副业生产。中、小学校勤工俭学生产的滤油器、砂轮、电池成了畅销货。电管所生产的互感器，早已供应外地。实践证明，公社社员可以依靠集体力量办好工业、办好副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多的财富。
公社办工业的道路
回郭镇公社党委在领导办工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社队工业办起来后，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表现形式是围绕农业转，还是脱离农业干？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搞利润挂帅？斗争的实质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曾经主张：啥厂利大办啥厂、啥产品多挣钱生产啥产品。也有人在“挣钱为集体，咋干都有理”的错误口号下，搞非法协作，高价出售产品。公社党委坚持向干部和工人进行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广大职工认识到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会越办越好；离开农业办工业，就会走偏方向。路线是非分明了，他们真正急农业之所急，干农业之所需。一九七三年全社试种水稻二千亩，稻种才落地，公社机械厂就开始研制插秧机，待秧苗长成，插秧机也做好了。稻子还没收，打稻机也做成了。
每一个工厂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从土开始，由小到大。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化工厂，就是由一口大锅熬硝起家的。现在可以制造简易车床、变压器和多种农业机械的公社农机修造厂，开始也只有七个人、一盘红炉、一个手摇石磨和三间庙房。事实说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具有自力更生办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巨大积极性和力量。没有技术力量，就派出去学，请进来教，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提高。缺少设备，就以土代洋，修旧利废，搞技术革新，自己装备自己。原料靠就地取材。缺少资金，靠勤俭精神，用“滚雪球”的办法，以厂养厂，边建厂边生产，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并且用老厂带新厂、大厂带小厂、社办厂带队办厂的办法，逐步发展。公社办工业以来，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实行等价交换，从未向大队、生产队平调过一草一木。社办工业的工人来自生产队，由贫下中农推荐。工人在厂劳动，在队记工分配，工厂除发给工人本人一定的生活补助费外，直接和生产队结算工人劳动报酬。
大队工业收入一般采用比例分成，大队积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其余按各队参加工业生产的人数分配到队，工人和同等农业劳力记一样工分。
社队工业作用巨大
回郭镇公社的社办队办工业和副业，虽然还处在发展状态，但它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社有经济在三级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公社现有公共积累九百四十万元（固定资产四百九十六万元，流动资金四百四十四万元），占三级公共积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按全社人口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大队经济力量也比较雄厚。
二，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几年来，社办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几笔大账是引人注目的：（一）从设备上装备农业：为生产队制造变压器、脱粒机、播种机、扬场机、插秧机、打稻机、氨水耧、封墒器、水泵、铲运机、打井机、高压杀虫灯、推土装置等中小型农业机具一千二百多台，小件农具三十多万件，修理各种机械四千多台次。（二）从技术上装备农业：采用厂队挂钩，厂校挂钩和巡回辅导的办法，为大队、生产队培养了三百九十名农机具手、电工和机修工，还为每个大队配备了一套包括简易车床、小台站、电焊机在内的修配工具，做到有机器有人，能开会修。（三）从资金上支援农业：文化大革命以来，公社、大队投入农业“四化”资金已达一千一百三十四万元。六年来，公社、大队两级光水利建设投资即达二百三十九万元。大队联办的大型工程和每个大队打的头一眼机井、买的第一部拖拉机、第一部发电机组，都是由公社出的钱。目前，全公社拥有汽车九部，大、小拖拉机一百四十九部，各种动力机械一千七百四十台，共二万三千二百马力。各种牵引农业机械二千八百台，发电机组三十五部，高低压输电线路二百三十九里。自产化肥平均每年每亩施氮肥二百多斤、磷肥一百斤。社员们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农业机械买得起，小型农业机械会造会修理，机械用得起。
三，进一步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公社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持穷队发展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较快地赶上较富的生产队。几年来，光是公社用来扶持穷队、受灾队的钱即达四十多万元。
四，人民公社三级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社员看到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更加热爱集体，更加热爱国家，更加向往着
共产主义未来。亦工亦农队伍的增长，农业“四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员生活的日益提高，给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创造了条件。农村“五匠”参加社队工业生产，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小生产的影响逐步克服。复员军人、回乡知识青年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全社现有工人和农机操作人员四千三百多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五五。他们会种田，会做工，会开机器，会批判资产阶级。他们热爱农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农业和社队工业生产，一代有文化、有技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茁壮成长。
大河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刊发的前前后后
新闻日期：2009年04月08日17:11:05
一篇调查让巩义回郭镇名扬天下——
《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刊发的前前后后我参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半版的篇幅，在头题的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河南省巩义市（原称巩县）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后称为乡镇企业）的长篇调查，题目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中央及各省市人民广播电台都在首要位置，转发转播了新华社关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一时间，回郭镇兴办社队企业的典型经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从此，回郭镇名扬天下，国内外来回郭镇参观者络绎不绝，被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当时有许多媒体都到回郭镇采访，传出的消息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对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批示，当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对发展农村经济的高度重视，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强烈的改革愿望，而后才有了《人民日报》的突出报道，才会在社会上产生出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
然而，毛泽东主席对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是如何批示的？《人民日报》是怎么样发出这篇文章的？对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作为见证人，我愿意把它公之于众。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从河南大学毕业后，１９７１年分配到巩义市回郭镇下放锻炼。１９７２年初又分配到回郭镇高中当教师。由于我热爱通讯报道工作，当教师期间，就经常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所以，时隔不久，就调我到回郭镇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给上级新闻单位写通讯报道。
１９７４年７月中旬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刘善安通知我，说《河南日报》驻开封地区记者站的记者杜贵宝，要来采访社队工业的典型经验，让我陪同参与采访。于是我和老杜同志一起，开始了回郭镇这篇文章的采访工作。
回郭镇公社当时有五万多口人，他们在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农业为主，积极发展工副业生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们生活改善，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喜人局面。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难能可贵，十分耀眼。
在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过程中，我和老杜顶烈日、冒酷暑，合骑一辆旧自行车，走访了公社化肥厂、芦医庙大队造纸厂等３０多个公社、队办企业，做了２０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在老杜的指导下，我们共同撰写提纲，分头行文，３易其稿，最后完成了长达一万二千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稿子写成后，由杜贵宝同志带回报社编辑部，请编辑发表。
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全书同志（现任河南省政协主席）曾随主抓经济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同志在回郭镇公社蹲点调研，总结过回郭镇大办社队企业的经验，对回郭镇的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于是，我就到省委办公厅找到王全书，把清样交给他看，请他帮忙让省委领导审阅批示。王全书看罢清样后，非常重视，认为我们抓了一个好典型、大典型。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表示要向书记作好汇报，协调各方，让《河南日报》宣传好回郭镇这个重大典型。后来得知，王维群同志对这个清样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对稿中数字进行审核，进一步修改后发表。
当时的《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同志接到清样批件后，高度重视，认为这篇报道抓住了农村发展的关键，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刘问世曾于１９５９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河南省会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毛泽东主席在这次讲话中，高瞻远瞩，英明预见，指出：农村兴办社队工业，“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刘问世总编辑让我到报社档案室找管理员赵清贵，把毛泽东主席这篇重要讲话取出送给他。我和刘问世总编辑一起共同重温了毛主席的这段著名论断，心情非常振奋，认为我们写回郭镇这篇文章，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刘总编当即表示一定要突出发表。
为了慎重起见，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旬，刘问世总编带领《河南日报》农村处的编辑刘旭、姬业成，经济处编辑毕景娴，摄影记者张世勋、周淑丽等一行数人，亲临回郭镇采访。杜贵宝同志提前到回郭镇，和我进行前期准备。刘总编一行在回郭镇进工厂、下农村，有重点地进行座谈调查，核对事实。第二天刘总编一行返回郑州，由姬业成同志集中大家的意见，对这篇调查报告进行编辑修改，最后总编辑刘问世同志亲自把关、审稿、定题，并向省委王维群同志作了专题汇报。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河南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篇幅以通栏大标题进行发表，题目是《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报纸发表新闻、通讯等文章，不署个人的真实姓名，一律署本报记者、通讯员之类。这一长篇报道推出后，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事过１０个多月，这篇报道竟迎来了出人意料的盛事。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日的深夜，时任回郭镇公社党委书记的刘志刚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特大喜讯，说《河南日报》记者姬业成同志从郑州打来长途电话，
《河南日报》发表我们合写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篇调查报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亲自批阅了；《人民日报》要转载发表。根据《人民日报》的要求，报社编辑部派他补充回郭镇发展的新情况。他本人连夜要从郑州赶到回郭镇。并要我协助姬业成，修改原文，同时和他一起立即直送北京。
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坏了。连忙四处搜集当年的最新数据资料，专等老姬的到来。将近午夜１２点，《河南日报》送姬业成的专车驶入了公社大院。早已等候多时的公社领导们把他迎到了公社会议室。在会议室里，姬业成同志正式向我们传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说，这是《人民日报》国内部直接电话通知《河南日报》的。报社立即向省委进行汇报；省委接到报告后，又向中央办公厅进行了请示、核实。随后，省委通知《河南日报》，并作了具体指示。
这天夜里，公社大院上至党委书记，下至打字员、炊事员，谁都没有睡觉，都是围着我和姬业成俩人转，找材料、核数据、打清样，我和老姬在原稿上画来改去，一点也不瞌睡。忙到第二天早上６点多，打字员将油印的一万一千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一式三份交给我。我和姬业成同志立马赶到郑州，然后坐飞机到北京交稿子。
当时的《人民日报》国内部农村组负责人李克明同志，接待了我们。她十分热情地告诉我们，要我们来送修改稿，是“上面”的意思；文章必须配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发表。同时，她再次把毛主席亲自批阅的消息告诉了我们。
１０月１１日早晨６点多，我来到《人民日报》总编室，夜班编辑徐仕荣送给我了４份当天的《人民日报》。我打开一看，头版通栏大标题：《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赫然在目，副标题：《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右边配发的是署名“郭大江”的评论：《满腔热情地扶持社队工业》。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文章的其余部分转到了二版。
我拿到这４份报纸后，乘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友谊宾馆。到宾馆门口，王全书接听了我打给河南代表团会务组的电话，并派参加会议的《河南日报》农村处处长安孚林，到门口接我。
当时是早晨７点多，会议上还没有见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大家知道回郭镇文章的突出发表，都很兴奋。
毛主席的亲笔批示
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具体内容和手迹，当时是党内最高机密。到了１９９３年，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１００周年，在中直机关工作的姬业成同志，通过努力，了解到事实原委，后来才告诉了我。
具体情况是，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河南日报》发表《光明灿烂的希望》这篇调查文章后，引起了远在浙江省金华地区的部分银行干部的思想共鸣。他们将这篇文章和《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结合起来，反复学习，认为这一信、一报道强调的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农村要发展工业企业的主旨，说到了他们的心窝里。于是，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举该地区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执笔，在１９７５年
９月５日，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党和政府切实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帮助和支持农民兴办各类企业，增加经济收入。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接到周长庚的来信后，于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以“来信摘要”
的形式，摘录了周长庚来信的主要内容，并附上原件（三件）送呈毛泽东主席批阅。当时正值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立即审阅，并写下：“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主席批示后，中办以文件形式印了毛主席的批示，并全文刊印了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即：周长庚的一封信、华国锋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８日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河南日报》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刊登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一报道）。在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发给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委书记。
事隔三十四年后的今天，每当我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这一重要批示，想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指示《人民日报》突出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前后后，总是激动不已，深受鼓舞。
同时，我也感到这篇文章来之不易，绝非少数几个人之功，而是整个团队的力量。文章写出后，如果没有省委王全书同志从中斡旋协调，没有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也不可能在《河南日报》用头版整版发表；如果没有浙江省周长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也不会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更不会有《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位置突出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强烈轰动。
正如刘问世同志后来对我讲的，这篇文章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是大家的功劳，是集体的力量，是河南人的荣耀。
来源：4月8日大河报A29版
【人民网-河南视窗】责任编辑：河南巩义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