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论“平庸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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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75年去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整个的政治哲学生涯中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六十年代初,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由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事件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因此而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由原先为《纽约客》所写的五篇报道修改而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恶”一说。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S}JG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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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她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中,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在阿伦特看来,激进的邪恶有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注1〕A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BJw 阿伦特提出的关于极端邪恶的三个特征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前两个特征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邪恶,”第三个则是关于“邪恶是什么。”前面的两个特征可以用普通人对大恶的一般看法来映证,后一特征则必须在道德哲学中才能得到说明。我们常说的“死有余辜”或“罪不可赦”指的就是大恶的前两个特征,死是惩罚邪恶的极限,大恶的不可罚不是指不可以以死罚之,而是指虽死不足以罚之。至于“大恶不可知”这个大恶的第三特征,它提出的则是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邪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5>ZN?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 )\极权专制是阿伦特思考邪恶的具体对象。在她那里,了解专制邪恶的一些现象,如灭犹行动或集中营,并不等于就知道了专制邪恶是什么。阿伦特要从哲学上来思考专制邪恶,但思考邪恶却没有一个可以借助的哲学传统。哲学对邪恶思考的贫弱似乎证实了一些人“恶不可认知”的想法。但阿伦特“邪恶不可知”却与这种“恶不可认知”论有根本的区别。恶不可认知论认为,善恶的概念所表示的不过是说话人的个人喜恶,天下并不存在人人都应视之为恶的恶。即使如纳粹、斯大林主义、红色高棉这样的大恶,也只是一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主观看法而已,未必人人都视其为恶,也未必人人都应当视其为恶。恶不可认知论自然而然地导致逃避对恶的道德判断和批判。阿伦特在极权主义邪恶问题上所持的道德批判立场正与此相左。她坚持,人们对极权主义邪恶可以形成普遍的共识和道德批判,极权主义的邪恶具有可认知的特点(尤其是它的危害程度和组织形式),只是它前所未有的本性超出了人类对恶的现有了解。极权邪恶因其史无前例性而超越了人对恶的思想极限。Gq4?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cno

阿伦特在思考专制邪恶本性的时候,提出“邪恶是什么?”这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阿伦特的“大恶不可知”其实已经包含了她对于“极权邪恶是什么”的回答。在阿伦特看来,极权邪恶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有必要将它与过去一般的专制行为(包括不民主和违反人权)区分开来。过去的专制无论怎样残暴,都只能是针对具体个人的,都没有能象极权一样,划分出“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没有以集中营或劳改营为场所对他们进行集体改造或屠杀;过去没有一个政体象极权这样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或“你不能做伪证”这样的人类道德信条,而把杀人和说谎变为公民应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毫不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如极权一般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用“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来从事人性的改造。K%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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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罪行,是由什么样的人具体执行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到阿伦特1961年以《纽约客》杂志报道员的身份见证了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才算有了答案。在她成行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中,她写道:“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报道这次审判;我没能亲眼见证纽伦堡审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些人活生生的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是我的唯一机会了。”〔注2〕阿伦特事后称参加对艾克曼的审判是一种“迟来的治疗”。在受审者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是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克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邪恶平庸的活生生的体现,“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克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注3〕5>r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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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曼的邪恶不在于他犯下了普通的罪行,而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为多余的“伟大事业”,并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最高的道德命令。从根本上说,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邪恶的艾克曼并不是另一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而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中的熟悉人物。正如凯诺文(Margret Canovan)所说的,“要表述那种在极权主义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为二脚动物,实在没有比‘平庸’二字更确切的了。”〔注4〕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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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曼事件使阿伦特改变了她原先对极权邪恶第三个特征的看法。她认识到,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邪恶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邪恶的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平庸的邪恶指的不是邪恶不凶残,而是再凶残的邪恶也是空洞的。邪恶的空洞,而不是它的深奥,使得哲学思想对邪恶的探究不能有所进展：“我的意思是指大恶虽然极端,但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象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进)原创。”〔注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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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邪恶的重大认识转变在于,她把邪恶的难以探究归结为邪恶的平庸

本质所至。在她原先的“激进的邪恶”说中,恶和善都是第一性的,我们无法了解大恶,那是因为它的第一性和原创性超乎了我们思想所能企及的极限。在阿伦特经过修正的平庸的邪恶说中,只有善才是第一性的,邪恶是第二性的,邪恶是缺乏善或是善的丧失。以平庸的邪恶说来看,魔鬼撒旦不是天生的邪恶,而是堕落的天使。当然,阿伦特注视的是极权专制,她要为邪恶提供的不是神学的解释,而是世俗的解释,尤其是政治道德的解释。)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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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道德谈平庸的邪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便是拒绝深化专制的邪恶。深化邪恶的必然结果是将邪恶道德化或者神秘化。极权专制的暴行无不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施行,纳粹的灭犹行动是为了宏扬纯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文化,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是为了在一国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它们深刻的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启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能独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世人。经过深化的邪恶显得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决非普通人可以理解。深化邪恶,拔高邪恶,贬抑普通人的认知能力,强迫普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邪恶“大智大觉”的开启和领导。邪恶所造成的苦难于是成为实现某种光辉灿烂未来的必要代价,理解的、不理解的都应该无条件地接受。x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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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报道艾克曼,着重在他的官僚心态。艾克曼是一个纳粹制度中人,也是一个纳粹制度的运作者。他成为邪恶的化身,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普通人难以启及的理想或思想能力。恰恰相反,他在邪恶当道时为虎作伥,是因为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我们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注6〕H#1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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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强调“知善”和道德自我启蒙的重要性,不是重申柏拉图的知善即为行善,而是说,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因为思想可以产生(虽然不一定总是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在她最后一部著作《思想的生命》中,她所讨论的正是不思想造成的无判断;不思想使得人不能果断地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事实也证明,专制暴政无一不是以愚民政策、思想钳制为其存在条件。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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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艾克曼这个平庸的邪恶的化身,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以谁的名义审判他?任何局部的名义(如还受害人一个公道,恢复正确路线,或纠正冤假错案等等)都只能使此类审判沦为某种政治报复。阿伦特认为,应该给艾克曼定罪的不仅是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而是全人类。她指出：“毫无疑问,无论在当时有何国籍,犹太人都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被屠杀的,”但是这一史无前例的罪行“却是一种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针对人类的罪行。”〔注7〕阿伦特早在1951年就已经在《极权主义之源》的初版序言中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她指出,极权主义的危害是针对全人类的：“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注8〕阿伦特强调,侵犯和伤害人类,这才是国际社会谴责主权国家内的极权邪恶的道义根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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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思考邪恶,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或政治哲学问题,而是实际的道德判

断问题。“对人类犯罪”只是一个区别和判断的基本原则,它并不能代替人们对每一桩对人类犯罪具体事例的判断。从德国纳粹到红色高棉,每一桩与专制暴力有关的具体事例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无论是当事人或旁观者,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具体道德判断,都不会因为有了普遍的原则而变得轻松容易。道德判断的困难是因为没有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然而,也正是因为没有现成的准绳和结论,强调道德判断才更为必要。TMW'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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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看来,没有一目了然的客观标准,并不等于没有客观标准。她坚持认为,专制邪恶“对人类犯罪”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政党和政府组织来压制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使它成为一种与一般“国家理性”不同的有组织犯罪。〔注9〕因此,“什么是邪恶”可以具体化为“什么是邪恶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抽象的,后一个问题则有具体标准可以衡量。前一个问题为道德相对论式的辩解留下了空间。专制政权在受到别国批评时总是可以反诬别国不民主、反人权,而自夸为是具有某国特色的民主和人权。后一个问题则允许由现有标准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国际社会在判断国与国之间的民主优劣时,可以根据落实公民自由、权利、政治程序的区别而达成相当的共识。g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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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从组织原则谈邪恶,除了强调人类道德共识的可能,还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邪恶究竟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体制)形式?人们又是如何深陷于这一体制而混然不觉,不能自拔?从组织原则谈极权专制的邪恶,实际上也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在阿伦特看来,不是原罪形式的人本性恶或人本质恶使人和社会陷入大恶。使人陷入专制之恶的是人自己的不思想,人自己的丧失道德判断能力和各种形式的逃避政治责任。最上层的极权主义者一方面无限夸大人的战天斗地力量,以“没有不可能的事”的态度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以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洞察者和执行者自居,以外界规律代替人自己的价值选择,造成完全丧失“政治责任”理念与承担。极权体制中各层次的体制运作者,上至各级“首长”,下至各级官员、干部、党团积极分子,皆以执行上级决定为最高行为规范。在这个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a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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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避免陷入这种集体之恶呢?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道德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重点放在前者。她一方面坚持知善行善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了解知善并不足以行善的现实。知善行善的条件是保持判断和行动的极大独立性。阿伦特在1964年发表的演说《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指出,“不参与者……是唯一能够自己作出判断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比别人优秀的价值观,也不是因为旧的是非标准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或良心之中。那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尚未进行所谓的自动运作,也就是尚未形成一套学来的或天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他们的标准不同于(一般的大多数人):他们会问自己,我干过这种事情后,究竟还怎么能心安理得?……这种判断的先决条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智力或者对道德的精细分析,而只是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自己和自己默默地对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称此为思想。”〔注10〕知善行善者面对的是自己,他对善的认知便是他拒绝恶的充足条件。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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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独自担负专制制度下个人的道德责任,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

是太高的要求,连阿伦特自己也只能想象两种人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一种是有大信仰者,另一种是有大智慧者。前者是近于顽固的执着,后者则有近于傲慢的孤独。艾克曼让阿伦特看到了在专制条件下的知善之难,也让她看到了人的道德动机和行动之间的非直接因果关系。象艾克曼这样的行恶者,他们自己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动机。行恶者可能不清楚自己针对别人的下意识的敌意,不清楚自己在推卸责任,拿别人当替罪羊。他们的动机甚至可能是为了实现某种美好的明天,而把对别人的侵犯和伤害看成是为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阿伦特基本上是从道德内因论去看待艾克曼的动机和行为关系的,因为艾克曼的情况仍然是不知真善而行恶。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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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伦特对极权邪恶行使者的分析着重于道德内因,但它却并不排除一种可以与之衔接、互相补充的道德外因思考。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之源》中已经看到,极权统治可以用它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器对一般人进行洗脑,其全能性不只在于扑杀一切异端思想,更在于封杀一切可能产生独立思想的社会空间。具有独立道德判断力的思想,即使产生了,也只能偷偷存在于个人的隐私领域中,一旦公开表现出来,必然给思想者招致杀身之祸。在这种社会中的个人道德选择已经不再是你是否辨别是非,是否说真话的问题,而是你能否公开表示独立判断,能否说真话的问题。CwZh?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qjYU 在这种情况下,阿伦特要追问的不仅是,在纳粹统治下为什么还能有人拒绝参与暴行?而且更是,人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从不说真话走到再不能说真话的地步?正如杨布路厄(Elisabeth Young-Bruehl)所指出的,阿伦特“不是在抵抗已不再可能的时候,呼吁抵抗和不合作。”阿伦特要使人们永远从犹太人的遭遇记住这样一条真理:“合作是一步一步的,很难知道究竟何时就越过了那道永远不应该逾越的界线。”逾越了这条界线,极权的邪恶也就成为日常化的恶,成为习以为常的恶。〔注11〕bk?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DA"+Y

因此,关注专制制度下个人的道德选择,光注意人们在一些极端残酷的环境时刻(如文革高潮时期)中的恶行,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使这些恶行成为可能的道德总体外因环境的恶化过程。这些一步一步演化而成的道德外因环境并不随着极端的恶行结束而消失,它们对群体和个人道德具有持久的腐蚀作用,随时在为下一个极端残酷的人类灾难做着准备。在讨论专制制度下的个人道德责任问题时,外因同内因一样重要。内因论强调的是通过增强个人辨别是非(即思想)的能力来抵抗恶,拒绝介入恶;外因论则强调要通过改善人的行为动机环境来减少作恶的可能。内因论注重在专制体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为的是不让个人有身不由己、动机善良、上当受骗等等的推诿借口;外因论则注重在环境对于个人道德选择的制约作用,以避免在道德判断问题上滑向唯意志论,把出污泥而不染或独善其身误当成解决专制制度下道德危机的主要途径。道德外因思考不是要否定内因论所说的知善行善的可能,而是要强调,由于专制制度的暴力、强制和恐惧等政治文化因素,一般人知善行善要比在民主理性政治文化制度下困难得多。这正是在强调个人道德判断的同时必须强调民主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因。!Zm&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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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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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nah Arendt,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pp. 458-59.@J?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b

2. Arendt to Thompson, Rockfeller Foundation, 20 Dec. 1960. Library of Congress. Quote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29.:U`29想、文化、艺术K 3, 6, 7. Hannah Arendt, Eichma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Viking, 1965), pp. 287; 287, 267.>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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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g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 no. 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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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 36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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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annah Arendt, "Prefac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1), p. iii. |{+o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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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ited by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p. 411.Eh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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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nnah Arend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 delivered in Boston on 15 March 1964 and broadcast over Pacifica Radio. The BBC broadcast was published in the Listener 6 August 1964, pp. 185-187. Quoted by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p. 376. '&C^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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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p. 345. ;6

浅谈“平庸之恶”

浅谈“平庸之恶” 一、我认为的“平庸之恶” 1、“平庸之恶”的概念理解。“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着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相对而言。 2、“平庸之恶”的隐密性和普遍性。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因为平庸之恶往往隐藏在大多数人身上，也是从大都数人的言行中表现和流露出来的。由于善恶的相对性，对于这种恶的普遍性人们就认为是心中的善，或者至少不是他们认为的恶行。 3、“平庸之恶”的罪恶性。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也是恶，而且更加可怕，这种恶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造成“法不责众”的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或者说在现行的国家法律、体制，道德准则的规范下，人们往往不加思考的去遵循，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就像当年纳粹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一样，在为自己恶贯满盈的罪行辩护的时候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二、如何拒绝“平庸之恶” 1、重塑道德，心有敬畏。20世纪后期以来的道德无底线，有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或可能做出的事情。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2013年江苏高考满分作文拒绝“平庸之恶”

2013年江苏高考满分作文拒绝“平庸之恶”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成效。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阻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我们纷纷埋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 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那个词，是指一般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内疚。必定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缺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不管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依旧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伙儿再熟悉只是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 看起来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如此的印象：官是恶的、贪欲的，而民是善的、无辜的。这种方法，明显有点不全面。当个人被裹挟在群体之中时，他便会认为跟随众人所做之事无可非议，甚至可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作恶，这是多麽可怕又可悲的情况！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更成了助长这种“无能之恶”的借口。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现在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因此，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我。光讲不做是没有用的，口头上“感动中国”绝对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因此，我们更应当看到期望的曙光。现在网络的进展，也使得正能量被广泛地传播﹔多少温顺感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清晨的脉息。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悟，中国正向着文明大国之梦迈着坚决的步伐。 仅仅做到“勿以恶小而不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做到“勿以善小而为之”，中国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真正的改观。拒绝“无能之恶”，养一身浩然正气，和整个国家一起走在追梦之路上，必能见到明日的辉煌朝阳。

刘瑜：恶之平庸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平庸之恶

如何能在现实中拒绝或抵抗”平庸之恶” 西方有一句谚语：“没有一滴雨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是，当我们满怀怨气的仇视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 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恶”呢？ 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这个词，是指普通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愧疚。必然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损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 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无论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 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尽管平庸的恶往往来自思想的匮乏，但对明 知违背良心却照样作恶的人来说，却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利害计算压过了恻隐和是 非之心。这种浸染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因此，救赎也很难在瞬间发生，它只能 在一事一情中，不断诉诸自己的内心，努力做出更好的判断与选择。抛开繁琐的理论 争论，可以说，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是经验事实。孺子入井的故事不用讲，齐宣王不忍 见杀牛，改杀不曾与他谋面的羊也是这样的例子。但牛羊都是生命，孔子也不是素食 主义者，恻隐之心就显现于那一瞬，很柔弱，往往要服从利害计算，让位于更实用的 生存规则。正因恻隐之心太过脆弱，生存逻辑太过强大，现实中的人，难免也就善恶参差。一旦社会的善恶激励逆转，善行得恶报，恶人却逍遥自在，日常的善良难免日 益罕见。这生存环境一旦形成，人性之善被旦旦而伐，人们对恶行习以为常，就会视 善行为例外，视规矩为迂腐视正常为作秀，于是恶无所不在。尽管平庸的恶往往来自思想的匮乏，但对明知违背良心却照样作恶的人来说，却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利害 计算压过了恻隐和是非之心。这种浸染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因此，救赎也很难 在瞬间发生，它只能在一事一情中，不断诉诸自己的内心，努力做出更好的判断与选择。苏格拉底说，“宁可遭受不义，也不主动为恶”；“宁可与他人失和，也不与自 己失和。”苏格拉底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的彻底一贯的伦理人格，即对自己交代 和负责。所以一个人必须不断与自己展开对话，省察自我，保持道德的完整性。思考 的过程是独在的，但不是孤独的和孤立的，因为它意味着敞开内心，跟自我在一起， 就如老加图所言，“不参与任何事情时，我最活跃；独自一人时，我最不孤独。”思 考因而塑造了独立的人格，即便整个世界堕落，与我为敌，我仍然坚持自我的正确性。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思考由此开启了公民不服从的先河，即这种捍卫个体和谐至善的道 德思考最终却强劲地指向着道德的不义。“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如今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 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所以，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我。 当今社会的道德底线日渐堕落，有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所以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分辨善恶的能力，懂得是非选 择的重要，维持恻隐之心于不坠，日积月累才能形成明辨是非、勇于决断的风气，才

“平庸的邪恶”与“盲从的犯罪”

“平庸的邪恶”与“盲从的犯罪” ——关于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正当性”的思考 卢建平 [摘要] 汉娜?阿伦特将纳粹战犯艾希曼的罪恶定义为“平庸的邪恶”，这一论断为当今国际刑法中“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的原则确立了法理基础，也为现代各国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正当性”思考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涵义。对于“盲从的犯罪”进行追究，是建设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平庸的邪恶；法令行为；正当性 Abstract：The Banality of Evil put forward by Hannah Arendt to analyse the behavior of Adolf Eichman under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can also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some actions ordered by laws or legitimate authorities in criminal matters. Key Words：banality of evil；superior orders；legitimacy 一、阿道夫?艾希曼案件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又译艾克曼，1906-1962）是纳粹德国战争罪犯，1932 年加入党卫军，曾先后在党卫军保安处柏林总部和奥地利、捷克等国任职，主管犹太人事务，1939年起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犹太处工作。1942年1月，德国决定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计划，即以大规模屠杀的方式消灭犹太人，而艾希曼被指定负责执行这一造成数百万犹太人死亡的计划。德国战败后，艾希曼被美军俘虏，并被关在战俘营里，但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1946年初，他逃出战俘营，在汉堡以南的一个地方当了4 年伐木工人。1950年5月，在原纳粹党卫队成员的帮助下，艾希曼经奥地利逃往意大利，并于同年7月从意大利逃往阿根廷。在阿根廷，他化名里卡多?克莱蒙特（Ricardo Klement），取得了身份证件和工作许可证。1952年，艾希曼的妻子及其3个孩子也来到阿根廷与他会合。同年，他在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公司在阿根廷的一个工厂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色列政府和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到处寻找艾希曼的下落，以便将他绳之以法。后来，以色列情报部门终于侦察到他化名藏匿在阿根廷的确切消息。1960年5月11日晚，艾希曼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绑架，同年5月20日，他被伪装成一位生病的以色列政府官员，用飞机送回了以色列。 以色列总检察长指控艾希曼犯有战争罪、反犹太人罪和反人道罪，以及参加犯罪组织罪等15项罪行，并向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艾希曼被指控的具体罪行包括：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使数百万犹太人置于可能死亡的状态下；使犹太人的生理和心理遭受严重伤害；禁止和干扰犹太妇女怀孕和生育；基于种族、宗教和政治理由迫害犹太人；与屠杀有关的对犹太人财产的抢劫；强迫数十万波兰人离开家园；从南斯拉夫驱逐1,4万名斯洛文尼亚人；将数以万计的吉普赛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参加党卫队和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等等。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于1961年4月11日开庭审理此案。艾希曼首先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他认为，第一，以色列检察机关指控他的罪行是在以色列成立之前，在该国领域以外所犯的，而且受害人也不是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法院对这种行为没有管辖权。第二，对他进行绑架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于被以非法方式带到法院的被告人，法院不能对他进行审判和处罚。第三，他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施的，属于国家行为，根据国际法，一国法院对外国的国家行为不能行使管辖权。第四，对于被指控的犯罪，他认为他只是负有“协助和唆使”的责任，他只是一个奉命行事的执行者，而从未实施过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我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恶魔，而是错误舆论的受害者” 。 对于艾希曼的辩解，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一一予以驳斥。1961年12月11日，法院对于艾希曼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裁定被告的1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被告死刑。艾希曼不服判决，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62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同日，艾希曼向以色列总统本－茨维提出赦免的请求。同年5月31日，本－茨维总统驳回艾希曼的请求。几小时后，艾希曼被执行死刑。 艾希曼案件因为其中的管辖权争议、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逮捕（绑架）的事实等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国际法学或国际刑法学上的著名案例。然而，法学界所津津乐道的多是法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如实体法上的管辖权问题、程序法上的公正问题等，这无疑限制了案件讨论的意义。对于艾希曼所犯罪行的性质、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罪行、时隔这么多年再来审判艾希曼等会有什么样的意义的探讨，似乎已经超出了法学家的研究范围。不过，当代著名

2013江苏高考优秀作文：拒绝平庸之恶-作文

2013江苏高考优秀作文：拒绝“平庸之恶”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果。 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 这个词，是指普通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愧疚。 必然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损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 无论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 似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样的印象：官是恶的、贪婪的，而民是善的、无辜的。 这种想法，显然有点不全面。 当个人被裹挟在群体之中时，他便会认为跟随众人所做之事无可非议，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作恶，这是多麽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更成了助长这种平庸之恶的借口。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如今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 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 所以，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我。 光说不做是没有用的，口头上感动中国绝对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当然，我们更应当看到希望的曙光。 如今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正能量被广泛地传播﹔多少温暖感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黎明的脉息。 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悟，中国正向着文明大国之梦迈着坚定的步伐。 仅仅做到勿以恶小而不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做到勿以善小而为之，中国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真正的改观。 拒绝平庸之恶，养一身浩然正气，和整个国家一起走在追梦之路上，必能见到明日的灿烂朝阳。

反抗平庸之恶读书笔记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反抗平庸之恶读书笔记 篇一：浅谈“平庸之恶” 浅谈“平庸之恶” 一、我认为的“平庸之恶”1、“平庸之恶”的概念理解。“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相对而言。 2、“平庸之恶”的隐密性和普遍性。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因为平庸之恶往往隐藏在大多数人身上，也是从大都数人的言行中表现和流露出来的。由于善恶的相对性，对于这种恶的普遍性人们就认为是心中的善，或者至少不是他们认为的恶行。 3、“平庸之恶”的罪恶性。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也是恶，而且更加可怕，这种恶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造

成“法不责众”的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或者说在现行的国家法律、体制，道德准则的规范下，人们往往不加思考的去遵循，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 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就像当年纳粹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一样，在为自己恶贯满盈的罪行辩护的时候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二、如何拒绝“平庸之恶” 1、重塑道德，心有敬畏。20世纪后期以来的道德无底线，有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或可能做出的事情。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2、独立判断与思考。阿伦特对纳粹艾希曼的审判提出“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讨论和引用，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

江苏高考优秀作文赏析拒绝“平庸之恶”

2013江苏高考优秀作文赏析：拒绝“平庸之恶”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果。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 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这个词，是指普通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愧疚。必然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损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无论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似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样的印象：官是恶的、贪婪的，而民是善的、无辜的。这种想法，显然有点不全面。当个人被裹挟在群体之中时，他便会认为跟随众人所做之事无可非议，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作恶，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更成了助长这种“平庸之恶”的借口。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如今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所以，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

我。光说不做是没有用的，口头上“感动中国”绝对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当然，我们更应当看到希望的曙光。如今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正能量被广泛地传播；多少温暖感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黎明的脉息。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悟，中国正向着文明大国之梦迈着坚定的步伐。 仅仅做到“勿以恶小而不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做到“勿以善小而为之”，中国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真正的改观。拒绝“平庸之恶”，养一身浩然正气，和整个国家一起走在追梦之路上，必能见到明日的灿烂朝阳。（来源：冠华作文网） 与狼谈判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我们问老先进怎么办,他小心翼翼地从狼窝抱出一只幼狼对我们说,... 向目标奔跑作者高三26班马乘龙指导老师,一路激情,但我要说她是幸福的,终会收获沉甸甸的人生,只... 回家随想作者占得都差不多了,坐在车上大人们总要对我们说上几句,打谷子的打谷子,到了最后,看着... 2013江苏高考优秀作文赏析：热爱自由呼吸的空间,可以坦荡荡背负天地,一位建筑学家在谈及古建筑的保护时曾说,最好的保... 感悟生命医药只能部分地解决人肉体层面的问题,融合了传统医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内容,归... 苦难是块料子——读《在那遥远的这是一本知青文学,别开生面

教师的“平庸之恶”

教师的“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是现代道德哲学中不断升温的一个理论议题。这一概念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并被指代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道德危机”,就在于它深刻地指出了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难题：由于道德责任的稀释和分散,普通人在毫无反思能力的情况下就可能参与不道德的行为。这一道德逻辑的后果,就是“平庸之恶”亦广泛充斥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思考教育场域中的种种不完善现象,平庸之恶有着令人渴望回避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沉重。可以说,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教育改革中所遭遇的种种执行阻力,都与千千万万一线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因而,如何分析“平庸之恶”在基层学校中的运作逻辑, 如何分析教师的日常行动与“平庸之恶”之间千丝万缕的道德联系?成为本文论证的关键。论文采用了校园民族志的方法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以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厦门市海沧学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与观察,通过与一线教师深入接触,站在教师的立场去感受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且保持对“异文化”的开放心态,利用实地搜集的资料来建构教师行动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对接,对基层学校中“平庸之恶”的出现进行了一种在地化、阐释性的分析。论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对研究缘起、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照逻辑关系又可被分为三个部分：前两章主要对教师的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进行了分析；第三章走向微观

的分析,对16名教师的日常行动进行了描述；最后两章属于理论分析,对教师行动的制度后果与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论文开篇试图阐明教师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成为一名教师是职业角色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 微观权力的规训与女性气质的塑造在偶然性中相互碰撞,并建构出了 一个新蜕体。学校通过女性气质来构建教师劳动的生产过程,女性特 有的服从、依顺、不反抗、被动、细致、勤劳作为一种气质类型则卷入进了学校制度的日常运转之中。显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 女性气质是一种特殊的支配关系。我们有必要考察女性气质的话语空间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其在职业关系中又是如何被放大、支配与利 用的?教师在权力的支配-服从关系中又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挣扎?其次,教师在劳动行动中存在着何种抗争的空间和策略?它与“责任稀释”的道德后果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联?文章认为,隐秘的、生活化的“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是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常采用的一种 反抗形式。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抗争策略。在基层学校中, 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吐槽,找借口,打折扣,钻空子,选择性应付,假装顺从,偷懒和怠工,工作-家庭的边界迁移等等。这种伪装的、低姿态的、未宣称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 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 致制度的搁浅或失灵。再次,“平庸之恶”在教师日常行动中是如何 卷入与渗透的?作为一种权力支配与日常反抗之间的博弈均衡,循规

2018年江苏高考材料作文：拒绝“平庸之恶”

2018年江苏高考材料作文：拒绝“平庸之恶” 2018-01-23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果。 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 这个词，是指普通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愧疚。 必然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损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 无论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 似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样的印象：官是恶的、贪婪的，而民是善的、无辜的。 这种想法，显然有点不全面。 当个人被裹挟在群体之中时，他便会认为跟随众人所做之事无可非议，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作恶，这是多麽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更成了助长这种平庸之恶”的借口。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如今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 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 所以，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我。 光说不做是没有用的，口头上感动中国”绝对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当然，我们更应当看到希望的曙光。 如今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正能量被广泛地传播﹔多少温暖感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黎明的脉息。 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悟，中国正向着文明大国之梦迈着坚定的步伐。 仅仅做到勿以恶小而不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做到勿以善小而为之”，中国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真正的改观。 拒绝平庸之恶”，养一身浩然正气，和整个国家一起走在追梦之路上，必能见到明日的灿烂朝阳。 文章

关于拒绝平庸的优秀范文3篇高中800字

关于拒绝平庸的优秀范文3篇高中800字 我们能拒绝平庸，但却不能拒绝平凡。因为我们注定要在这个平和的社会中，过着平静的生活，做着平常之事。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拒绝平庸的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拒绝“平庸之恶”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果。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 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这个词，是指普通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愧疚。必然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损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无论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 似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样的印象：官是恶的、贪婪的，而民是善的、无辜的。这种想法，显然有点不全面。当个人被裹挟在群体之中时，他便会认为跟随众人所做之事无可非议，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作恶，这是多麽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更成了助长这种“平庸之恶”的借口。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如今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

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所以，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我。光说不做是没有用的，口头上“感动中国”绝对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 当然，我们更应当看到希望的曙光。如今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正能量被广泛地传播﹔多少温暖感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黎明的脉息。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悟，中国正向着文明大国之梦迈着坚定的步伐。 仅仅做到“勿以恶小而不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做到“勿以善小而为之”，中国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真正的改观。拒绝“平庸之恶”，养一身浩然正气，和整个国家一起走在追梦之路上，必能见到明日的灿烂朝阳。 拒绝平庸1 海燕拒绝平庸，它不愿安享温暖的巢穴，在暴风雨中任意穿梭;雄鹰拒绝平庸，它不栖于低矮的屋檐，在青云高空中自由飞翔;腊梅拒绝平庸，它不祈求阳光的呵护，在寒冷的冬天傲雪凌霜。 苏轼拒绝平庸，才有他“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豪迈。他没有同那些平庸之辈一样，迎合皇权，讨好势贵，阿谀奉承，出卖自己的灵魂与尊严。苏轼想做真正的自己，拒绝平庸，于是他选择了反抗。在苏轼被贬之日，他依然吟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的洒脱与淡然。无独有偶，唐代李白受够了宫廷的奢华弥烂和陈词滥调，不愿与平庸之人同流合污，于是便“仰天大笑出门去”?发出了“我辈岂是蓬高人”的感叹。李白拒绝平庸，舍弃了风花雪月，抛下了富贵利禄。这一舍，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代诗仙，这一抛，铸就了自己辉煌的人生。 贝多芬拒绝平庸，纵使失聪打断了他的琴弦，他也用坚守奏出生命的绝响。

平庸之恶_高三作文

平庸之恶 在我的脑海中，汉娜还在那一个弥漫着甜腻的田野上骑着自行车向前，碎花裙随风飘扬，欢笑撒下一地。 《朗读者》让凯特夺影后，我没有去看她如何演绎的，我翻开了书，找寻心目中的汉娜。小男孩米夏因一次偶遇迷上了这个可当他母亲的汉娜，于是，他们像恋人般难舍，一起去郊游，常常幽会。汉娜还要求米夏为她朗诵文章，似乎就这么持续下去，也许不会结婚，但会保持这种情人的关系。但汉娜的不辞而别打破了一切。 若干年后，大男孩米夏在战犯庭审上再次遇到已是战犯的汉娜，这么多年又发生了什么？随着庭审的步步推进，汉娜被认定为一个小小的纳粹头目，在集中营残忍地对待无辜的人。汉娜的辩解理由是“长官规定不能让一个逃走”。那种对生命的麻木和这措手不及的一切令米夏错愕，她会帮助一个染病的男孩，又怎么可能紧闭大门让那么多妇女活活烧死。汉娜最终被判终生监禁，其实与她想隐瞒的事实有关：她是个文盲，所有的文件不可能由她来写，但为了维护米夏的尊严，她缄默不语。 朗诵贯穿全书，汉娜曾让米夏为她朗读，也让集中营的人们为她朗读，她是喜爱朗读的，但不会自己阅读。她也许只喜欢听里面的故事，但她不会判断。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头目，她的存在，正因为她好控制，她只是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她的任务是服从，而罪恶都是由一个个不起眼的部件推动着整个系统。面对火海一片，教堂里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她有恐惧，迷茫，但更多的是无————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 1

措与害怕，她畏惧着开门会使疯狂的人群将原有的秩序打破。她所想到的是，不要受到上级的处罚，于是，慌乱下，她选择了蹲下来无助地哭。规则、制度面前，她失去了最原本的判断。 看过刘瑜写的影评：“一生成了片刻的囚徒。”她想说明，再后来米夏为汉娜的辩护，对法庭的一句“为什么不从她出发去思考”，还有后来给牢中的汉娜寄去的录音带去的书籍，是一种无法割舍的爱。可我始终认为，对于米夏，那不算是爱，即使有肌肤之亲，难舍难分，但更多的是对母亲的依恋感，年少的渴望而非炽热的爱。有人评价这是一部描写二战后新一代对上代的救赎。我不希望米夏为汉娜的奔走是一种赎罪。米夏迟迟不肯去见汉娜，只是寄去了东西，此时的他早已少了一些东西在内心。爱，已消失。虽然汉娜始终保持着朗读这个习惯，也许那是她唯一与米夏的联系。 最后，汉娜上吊而死，我虽未预料到这个结局，但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汉娜的死代表着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不会是一个终点，它恰恰是一个世界的开始。 2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

解读“平庸之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45478788.html, 解读“平庸之恶” 作者：王楠单棣斌许存岳婷 来源：《科教导刊》2017年第07期 摘要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把普通人不假思索地服从邪恶命令的行为称为“平庸之恶”，这种行为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危机和伤害。“平庸之恶”从心理学解释是一种消极极端的服从行为，其产生原因可以从“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寻求答案，即个体在负面权威的影响下自我意识丧失的一种服从行为。通过这种分析，可以给我们的社会管理、维稳处突、打击违法犯罪等工作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服从平庸之恶权威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https://www.doczj.com/doc/045478788.html,ki.kjdks.2017.03.067 服从是人由于外在强制力或他人影响而做出的遵照、顺从行为。积极的服从给我们带来了秩序、规则、凝聚力和工作效率。但是社会行为中也存在一种消极的极端的甚至恐怖的服从，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服从称之为“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1 “平庸之恶”现象 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的暴徒砍人事件，造成了29人死亡的惨剧。暴徒中唯一的女性帕提古丽·托合，在羁押期间已怀有身孕，这样的情况，本应在家享受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应该是最具有爱和温情的角色，却在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下，在上级组织的命令和安排下，将刀砍向无辜的群众，去发动所谓的“圣战”行动。 9·11事件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对施行暴行的恐怖分子进行研究之后，深感不安的指出：“那些令人吃惊、引人注目的大多数自杀式恐怖分子几乎都源于普通民众。”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普通人变成了恐怖分子呢？如何解释那些极端的宗教信徒心甘情愿地为所谓“纯正伊斯兰国”献出自己的生命并戕害别人的性命呢？恐怕也应该从心理学上寻找内在的原因。对于这样一种现象，长期研究纳粹的心理学家阿伦特，把它称之为“平庸之恶”——指那种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的普通人的邪恶行为。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现象的解释，心理学上最著名的实验就是“米尔格拉姆实验”，用实验的方式研究消极的服从，特别是逾越规则和道德的服从是如何产生。 2 “平庸之恶”的实验证明

浅谈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如何看待和解决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我们或许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不思考，只盲目服从命令而将人性之善摒弃的人当然应该为所遭受的恶果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他们的境遇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另一种观点。 作家钱戈在《平庸之恶不平庸》一文中指出，“全民有罪”和“平庸之恶”是伪命题，并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是处于被暴力和恐怖所挟持为人质的状态之下，强大的权力基础将人性的弱点恶性放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暴力和恐怖的胁从犯，催化了大大小小的恐怖分子和作恶者。个人连自己渺小的生命和命运都左右不了，何谈思考呢？不去探索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的罪恶，去指责没有真正权力的民众人性的平庸之恶，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认为全民无责岂不助长了个人可以冠以集体之名作恶，而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风气？ 我觉得知乎上有一个网友说的很好：一个人的责任有大有小，下令屠杀的军官和执行命令的下属其道德责任不能等同而论，但这并不是说其下属就毫无责任。这个道理毫无任何复杂之处，它之所以成为需要反复辩论的主题，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人参与在“平庸之恶”中。 那我们该如何来减少这种恶的发生呢？我们不妨回到它的提出者汉娜.阿伦特的观点。 平庸之恶最致命的是它的无思性，要减少这种恶，即要学会思。那“思”是什么？阿伦特认为“思”的活动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无声的对话，它要进行的前提有二。一，两个对话者必须保持为朋友。这要求进行这项活动的人要保持警惕，自己不能沦为自己也不想与之做朋友和共处的人。二，“我”和“我”的对话者这两方要在对话范围之内保持一致。换言之，从外部视角来看，进行“思”的活动的人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此言右而彼言左。所以对于一个懂得“思”的活动，并且不愿意放弃它的人来说，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同伴”在保持警惕，防止“自己”干出让他无法再与之“和平共处”的事情。否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思”的活动从此就无法再开展。这种内心状态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让我们去抵抗平庸之恶。 但是阿伦特又认为，“思”是靠不住的。作为一个深受西方哲学传统影响的思想家，她与几乎所有哲学家一道都认为，不论在什么时代和国度，“思”都是一个少数群体才会专门花费时间精力去做的事情，也与列奥·施特劳斯一样（当然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哲人的理想国不可能实现。 其次，“判断”是不是解决之道？由于《心智生活》的第三卷“判断”未能完成，作者就已辞世，非常遗憾我们无法窥探晚期阿伦特关于“判断”的最终思索的全貌。根据现有的文本，可以说阿伦特认为就其本身而言，判断的确要比“思”更具有人们之间的“一般性”，无论就其本身的运作而言还是在实际情况中，都不“专属”于某一种特殊的群体或“职业”。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引用了西塞罗的话：在博学的和无知的人之间，在判断之中的差异是多么的小，虽然在制作中

艾希曼的极不平庸之恶

艾希曼极不平庸之恶 1960年5月份，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阿根廷被摩萨德(Mossad)特工劫持并秘密带到了以色列。这位前纳粹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队长随后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场庭审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一位名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德裔美国政治学者的关注。阿伦特自己就是一位犹太难民。 对于阿伦特而言，艾希曼案引发了关于“恶的本质”是否存在的问题。正如她为《纽约客》(New Yorker)所撰写的五篇文章（后来成了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所言，她本来以为自己会遇见一个恶魔。但她看到的却是一个在防弹玻璃后进行公开展示的一位不起眼老人。更让阿伦特感到不安的是，艾希曼声称他只是在执行命令，大屠杀的责任在于他的上级。他把自己描述成为系统屠杀这个大轮子上的一个小齿轮，或者像他在法庭上所言，“更强力者手中的工具”。法庭并不认同，裁定他反人类的罪名成立。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执行绞刑。 让阿伦特无法释怀的是，她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艾希曼表面上看来是个无名小卒，而在针对成百上千万人的大屠杀中，这个无名小卒却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让她感到不安。她用“恶的平庸性”来表达这种反差，后来这个说法变得广为人知。她通过这种说法来暗示，艾希曼不是一个疯狂的反犹者，而是一个不去思考的官僚。在她的笔下，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从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过思考。她写道：“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惊人的是他们极度正常。” 在《耶路撒冷审判前的艾希曼：大屠杀刽子手不为人知的生活》一书中，德国哲学家Bettina Stangneth加入了挑战阿伦特观点的阵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阵营。她的观点是，艾希曼的确是个恶人，而远非普通人。她不仅关注出现在法庭上的那个老人，同时也关注从二战结束到在阿根廷被捕期间艾希曼到底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 1950-1960年期间，艾希曼曾使用虚假身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Stangneth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这段时期艾希曼的谈话以及笔记进行的细致分析。1957年艾希曼参加了荷兰纳粹党徒、记者扎森(Willem Sassen）召集的前党卫军成员的会面。他们的谈话被录音和记录下来，扎森打算利用这些素材写一本为纳粹战争罪行辩护的书。但艾希曼的言论却起到了反作用，他的陈述表明他有意识并积极地参与了大屠杀。 在扎森的记录中，艾希曼从来没有表达过忏悔之情。正相反，他说：“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确定的这1,030万犹太人，我们全部杀光了，我会感到满意，我会说很好，我们已经摧毁了一个敌人。”有些记录被刊登在了美国和德国的报纸上，也被交到了耶路撒冷起诉艾希曼的检察官手中，但法庭只允许其中很小一部分作为呈堂证供。（实际的记录没有提供给法庭，因此它们的真伪也无从辨别。）Stangneth更像一个调查记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学者，她在追寻散落在各大洲的档案记录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在审判中，艾希曼否认了这段谈话的真实性。然而，由于他在录音稿打印文本上留下的亲笔字迹使他很难否认其真实性，他又将自己的这段话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闲聊”。阿伦特认为，当时的情景是一个怀旧的纳粹分子在喝醉后吹嘘过去的经历。但Stangneth在查阅了

平庸之恶-750字作文

平庸之恶-750字作文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间都存在着细微却不容忽视的联系，轻牵一角，或许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果。因此，每个看似无心的举动，都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西谚有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我们纷纷抱怨社会道德的滑坡时，当我们满怀怨气地仇视着各种不良行为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当之处，抑或我们有没有纵容助长过这类的“恶”呢？ 美国作家阿法特曾提出一个概念：群氓。这个词，是指普通大众集体无意识地作恶却丝毫不觉愧疚。必然的，这种行为不仅使家国蒙受损失，更会麻痹人们的心灵，须知，此词在中国是颇为适用的。无论是高速公路上货车翻车引来成百农民哄抢柑橘，还是许多居民每人拿走一块砖致使雷峰塔的倒塌，抑或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式过马路”，无一不是“群氓”品行的体现。 似乎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样的印象：官是恶的、贪婪

的，而民是善的、无辜的。这种想法，显然有点不全面。当个人被裹挟在群体之中时，他便会认为跟随众人所做之事无可非议，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作恶，这是多麽可怕又可悲的事情！而“法不责众”的观念，更成了助长这种“平庸之恶”的借口。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如今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麻木看客。然而，一些人却日渐堕入一个更加荒诞的怪圈。所以，我们必须自省，分清善恶，坚持自我。光说不做是没有用的，口头上“感动中国”绝对扶不起一个摔倒的老人。当然，我们更应当看到希望的曙光。如今网络的发展，也使得正能量被广泛地传播﹔多少温暖感人的故事，为我们带来了黎明的脉息。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觉悟，中国正向着文明大国之梦迈着坚定的步伐。 仅仅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中国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真正的改观。拒绝“平庸之恶”，养一身浩然正气，和整个国家一起走在追梦之路上，必能见到明日的灿烂朝阳。

浅谈“平庸之恶”之欧阳家百创编

浅谈“平庸之恶” 欧阳家百（2021.03.07） 一、我认为的“平庸之恶” 1、“平庸之恶”的概念理解。“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相对而言。 2、“平庸之恶”的隐密性和普遍性。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因为平庸之恶往往隐藏在大多数人身上，也是从大都数人的言行中表现和流露出来的。由于善恶的相对性，对于这种恶的普遍性人们就认为是心中的善，或者至少不是他们认为的恶行。 3、“平庸之恶”的罪恶性。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也是恶，而且更加可怕，这种恶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造成“法不责众”的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或者说在现行的国家法律、体制，道德准则的规范下，人们往往不加思考的去遵循，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就像当年纳粹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一样，在为自己恶贯满盈的罪行辩护的时候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二、如何拒绝“平庸之恶” 1、重塑道德，心有敬畏。20世纪后期以来的道德无底线，有

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或可能做出的事情。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2、独立判断与思考。阿伦特对纳粹艾希曼的审判提出“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讨论和引用，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汉娜?阿伦特也承认，基于道德的阻止作恶的前提条件，“不与自己相矛盾，即使这意味着与整个世界相矛盾”，是相当难以做到的。“不与自己相矛盾”，依赖于自我内心对善恶、良心、责任的思考，思考能力决定判断和行动能力。“由公正地判断——从尽可能多的不同观点考虑、处理意见——个别现象是否适于世界中显现而产生的那种回应能力，在行动领域把政治和道德紧密地连结起来”。平庸之恶，惟有独立人格之上的思考才可克服。而这，才是拒绝“平庸之恶”最重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