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思想与大一统趋势的内在联系
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这样一来，用“儒家文化”来概括传统文化的全部历程似乎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夫子也不能不把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这时，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以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儒家学派出自改良主义的立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坚持在保存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推行“仁政”，统一天下。而法家学派却出自激进主义的要求，坚决主张“以战去战”的暴力革命，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学派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确实是实用的，秦的统一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苟卿列传》)。
不过，人类历史却出人意料地复杂，秦王朝仅持续了短暂的十四年，始皇帝一系万世的美梦就彻底破灭了。“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的蔑弃传统文化的法家理论，何以在取得那样旷古未有的辉煌胜利之后，又如此迅速地破产了呢？这种令人吃惊的历史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认真思考。汉初的思想家陆贾最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与汉高祖刘邦讨论长治久安之术时，驳斥了刘邦“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狂谬态度。他正确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站在儒家学派的立场上，认为法家的暴力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旧制度，然而，那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却无助于巩固和发展一个新政权。这种“逆取顺守”的儒家理论确实使西汉开国之君刘邦茅塞顿开，有所领悟，可是当时客观与主观上的情况却注定要使历史再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有趣的是，在汉初选择治国安邦的政治指导思想时，入选的并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这种选择并不出人意外，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那些逃过暴秦统治之后，又经历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的劫余之人，面对残破的家园，崩溃的经济，普遍的社会心理只能是休养生息，共同去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还无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构筑地主阶级的宏伟大厦。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冷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汉初政治，经历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历时仅54年。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我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在几千年的我国文化史上，堪称黄老文化的时期仅此一次。它很象一个历史上的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从此就永远隐没在历史帷幕之后，再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是它却为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与法家文化截然相反的黄老文化何以同样短命？
众所周知，黄老思想是促成汉初社会大繁荣一一“文景之治”的根本原因。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这种社会繁荣景象在古代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然而这种不可多得的好光景为什么不能持续下去呢？关键原因仍在于黄老文化与法家文化同样严重地脱离了传统的文化背景。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即在政治上的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分权主义违背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从而由于政治上的姑息放纵态度使地方割据势力猛然抬头，成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种政治指导思想的直接恶果就是汉景帝时期七个同姓王国的旨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武装叛乱。而经济上的自由化在恢复和发展汉初国民经济时，确实曾奏奇效，但是由于违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促使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反常态的变化。孝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随意铸钱，于是拜金主义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汉王朝。“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汉书·食货志下》)，这正是当日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可是我国古代社会是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体系，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层级结构、管理系统都是封闭凝固而单一的，所以它经不起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摇撼。当时，经济上的自由化虽然活跃了商品交换，鼓励了竞争，促进了社会的全面繁荣，但是由于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不仅诱使农民弃农经商，使一家一户的封建小农经济趋于萎缩，导致了自耕农的大批破产，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商人阶级的崛起改变了昔日的阶级结构，形成了对官僚政治的潜在威胁。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历史很可能偏离传统的道路而改弦易辙。总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出现了失控现象。这种失控现象不仅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而且也使纷纷破产的小农嗷嗷待哺。历史发展到这里，出路何在？就成了当时朝野上下最为关切的大问题。面对现实，或者承认商品经济的合理性，由封闭型的社会系统向开放型的社会系统过渡，为此，就必须断然与传统文化决裂，继战国时代之后再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革命，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商品经济，或者从民族的思想武库中找出一个更为行之有效的思想武器，使社会在一种平稳的状态中沿着传统文化的大道延续下去，二者必居其。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汉景帝为帝。他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做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抉择。他继位之后，首先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被统治阶级冷落了数百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毅然废弃了推行半个多世纪的黄老政治，从此在历史上掀开了儒家文化的新篇章。儒家文化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风风雨雨，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着，无论是多次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它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内涵，相反，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它不断地吸收和容纳来自各方面的营养，充实自己，渡过—次次危机，并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这种古老的文明才逐渐式微，似乎丧失了固有的生机。
人们一定会问，我们民族的历史何以选择通过儒家思想来表现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呢？这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二千多年前的汉初，我们还没有能力选择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而且历史也没有提供为此而必备的客观条件，所以我们只能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我们民族所能够接受的东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抉择，正是迎合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通常把这种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理解为儒家思想最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才最终被确立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指导思想。但是抛开民族文化谈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法家和黄老思想为什么如此短命，而儒家思想却一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却如此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就是在今天仍然潜移默化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的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种思想哪怕对统治阶级再有利，如果它不在很大程度上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就注定不会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开花结果。法家文化和黄老文化的转瞬即逝不正说明了这点吗？
儒家思想究竟与传统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它为什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普遍心理倾向呢？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中的各级贵族和一般自由民就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六行、六艺的社会化教育。所谓六德为“智、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
从这些施教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
派不仅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而且还结合着时代的要求进一步使之深化，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不仅如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以后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及完成全社会的儒化过程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儒家学派顽固地株守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的原则，对传统文化不加甄别地盲目崇拜，不肯向前看，否定新事物，所以，它从开始时就因缺乏批判精神而被打上保守的印记。
儒家思想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就统治阶级来说，是取其如下三重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第一，讲大一统；第二，讲君臣父子；第三，讲华夷之辨。这三项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支柱。
所谓大一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即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局面。儒家讲大一统，有其文化史上的原因。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在内的幅员辽阔的政治实体——以黄、炎二帝为始祖的尧、舜、禹部落联盟。这一强大的部落联盟地域之广、力量之强，实属举世罕见，因此如何维系这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就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意义。要想再依靠那种单纯天然的血缘关系去维系它，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事了。这样就需要产生一个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力量，才能使之在敌手如林的险恶环境中保持自身的强大，才能在征服桀骜不驯的黄河水患中更有效地发挥集体力量。孔子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讴歌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浯·泰伯>)孔子之所以讴歌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尽人皆知，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局面被诸侯的争霸战争破坏殆尽。由于王纲解纽，周失其鹿，华夏族此时逐渐丧失了内聚力，内战不已，四夷交侵，华夏文化遇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危机。这时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
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儒家讲君臣父子，实际是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基本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归根结底是互相对立的，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彼此渗透，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宗法社会。儒家讲君臣关系，实际讲的就是宗法社会的政治关系，讲父子关系实际讲的就是宗法社会的血缘关系。在以父家长制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中，这两种关系不仅同时存在，而且互相制约。如何摆正和处理好两种关系是实现宗法社会统治的先决条件。因为，在我国古代会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血缘关系深深置根于社会生活之中，“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礼记·内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国家出现之后，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关系毕竟要高于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也必须服从政治关系。在这里，儒家抓住了父权社会的本质，它一方面强调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力量——“虽天子必有父”(《礼记·祭义》)，但又准确深刻地指出宗法社会中的父权具有某种特殊性，即“父尊而不亲”，就是说在传统的血缘关系中已经滋生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即超乎天伦之爱以外的强迫服从——“尊”。如此一来，父权就成了由传统的血缘关系通向新兴的政治关系的天然桥梁，成了实现君权的基础。在这里，一方面“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使血缘关系置于父权的控制之下，一方面“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把天伦关系巧妙地扩大为政治关系，从而达到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统一。那么，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如何摆正和处理这两种基本对立的关系呢？儒家提出“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引文均见（《礼记·丧服四制》)的原则，意思是说在尊重传统血缘关系的前提下，严格限定两者的实际范畴，使政治关系最后高于血缘关系，从而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特殊的宗法社会等级结构，保证了封建统治阶级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统治。这种社会结构的牢固程度已为几千年的文明史所验证。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外来力量的冲击，还是内部矛盾的困扰，都很难动摇瓦解这种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直到西方文明东渐，才使之倾圮、摇坠，有重新组合的趋势。可是由于传统的保守性，恐怕它还要作为一种潜在因素而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
儒家讲君臣父子主要讲的是社会内部关系，而讲华夷之辨讲的则是对外关系，即我们这一文化实体与其它文化实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之后，民族接触与民族斗争的必然产物。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直到进入国家之后的民族战争，始终是人类社会生
活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在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民族平等的概念。那时在各民族之间只能存在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同化与被同化的不平等关系。华夏族既然是古代东方较高文明的代表，这就必然使之从开始时就产生一种以强者自居的排外心理和排外行动。这种心理和行动在儒家学派产生之前就已普遍存在。夏，商、周三代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荆舒是惩，戎狄是膺”的民族征服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则始终强调“非我族类，其祀不歆”的民族歧视观念。儒家学说在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同时，还赋予这种传统精神以一种特殊的意义。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深重的危机，削弱了华夏族的对外防御能力。由于外族的入侵，使中国陷入“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危险处境，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古老的华夏文化遇到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当时，如果不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杰出的政治家首先高举起“尊王让夷”的大旗，把华夏族团结成一股力量，打退了周边民族的入侵，那么华夏文化是否能够延续下去亦未可知。所以孔子曾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他们保护华夏文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这样一来，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教训交织在一起，使“严华夷之辨”成为儒家学派的自觉理念。而这种理念反过来又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派生出那种直到晚清时方才彻底破产的盲目自大、傲视弱小民族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外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它又会派生出满腔热血的爱国主义，以及保卫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生存的献身精神。但是，纵观历史，这种理念的形式使我们这个大一统的社会系统形成了一条不可渗透的界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而这种情况以明清两际尤甚，那种建立在华夷观念上的封闭政策使我们无视西方工业文明的优势，因而导致了我们民族近百年的沉沦。此外，从华夷观念上派生出来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今天也完全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
最后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民族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静态平衡的态势。在这里稳定胜于发展，而这种稳定首先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但被统治阶级也能够接受这种静态的稳定，也并非出自强权的压制。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农业经济，它经不起各种社会力量的冲击和震荡，并对商品生产和竞争怀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所以广大农民也需要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只要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们就宁可交出自己的权利而接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有时，因为残暴的统治者破坏了这种社会秩序，他们也会揭竿而起，进行反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彻底破坏这
种秩序，跳出这个静态平衡的封闭圈，去寻找更光明的出路。这也许是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悲剧。
儒家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儒家思想自北宋经朱熹的推崇而发展成为中国正统思想之日起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已经过了几千个年头了，但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并没有逐渐的淡出公众的视野反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不论是在思想文化上还是伦理道德层面上，儒家思想都给予现代社会深刻的启发。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的一些思想在当今社会被奉为一种准则，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修身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求实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强调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平衡，这种思想对于现在社会的资源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借鉴意义。 现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中“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五义”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八荣八耻观”“科学发展观”等无不凝结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 2、儒家思想对促进统一、和平有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充满了统一、和平理念。孔子在那个时代就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今天，“大一统”思想逐渐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现时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分离会实现统一，和谐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一定能够实现。 3、儒家思想对选拔人才的影响 儒出身于“士”，在儒家看来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的条件和责任就是：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本文将通过对中国产同文化的概述及对现状的分析，重新解读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理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便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现状未来发展趋势应对措施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人类留下丰厚的宝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包括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穆斯林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中国民族文化,哲学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建筑园林文化,节日文化,中国性文化,中国中医药文化等,是东方整体观念、普遍联系、综合思维模式的典范。 它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它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问题。当人们站在文明转折点的立交桥上重新审视这个文化世界的时候，既会有对未来的展望，又会有对过去的眷恋；既会有欢乐的憧憬，又会有痛苦的牺牲，历史的转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近百年来，国人对以传统文化的态度可谓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 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是海纳百川的文化。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包容并融合外来文化。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都经过了也都必将经过已有的中华文化体系的熔炼，其精华被吸取之后，又将生发出全新的更加灿烂博大的中华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现状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外交流，这无疑对我国国民视野开阔和思维开放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但在此同时，国外文化及文化产品也随之进入我国，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和近年来韩流的席卷。自打美国电影进入我国境内后，一系列大片已在中国人心中打上深深烙印，而国产电影则受强烈冲击。外来文化的进入程度较高，但明显也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从儒家思想浅谈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正文：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善于启发学生甚至教者的性情与智慧。在当代的教育中，如何发扬那种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使我们“更诗意地栖居”，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我们只有更好的理解古代教育思想，了解其起源、特征，才能更好地让其为今所用。 我国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汉以后，儒家的独尊地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得到贯彻，成为正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正统和核心。 各学派教育思想的滥觞 儒家的“仁、义”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典范人物和礼制和文化，并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仁义的伦理思想也用在了教育中，他的言传身教被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收录在《论语》一书中。其中不乏“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第46页]等重要教育思想。
（二）道家的“天道” 道家创于春秋末的老子。主张“绝学”和“愚民”。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不停地在天地万物中间运行着。这体现在教育目的上，就是要求人们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道”而展开。 （三）法家的“法制教育” 法家是一个以论述社会政治观点为主的学派，在学术渊源上与儒家有关。与道家一样，法家也并非完全不要教育，只是一味提倡法治教育而已。韩非明确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钱伟;阎志英从"法制教育"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期刊论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 2001(09) 21—23．]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绝不仅限于法教，教师绝不仅限于官吏。 （四）墨家的“以求天下之利”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私学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性极强的宗派集团。墨家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家弟子不仅具有为墨家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团结的集体凝聚力。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和传承以及发展 高二（1）班张慧 提要：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 积淀而逐渐形成的，为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难以移易的心理和行为习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过去；发展；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和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是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
儒学是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过程： （1）先秦儒学：社会大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由于战争不断，在战争中衰败的诸侯大臣们，他们畜养的家庭文人乐师流落四方，促使了学术下移，形成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转变。因而形成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争辨成为可能。儒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 （2）两汉儒学：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由于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所以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前124年，汉武帝下诏，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后理学取得官方地位。 影响： 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 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引起人们对经济以外诸如政治、文化等问题的思考，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文化全球化。诚然，经济全球化会加强各个地区文化的联系，对文化交流有一定影响，但是不可能消除各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更不会导致文化全球化。每个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文化上也是独立的，各民族应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文化只有样式不同，才能更丰富。丰富多彩、百家争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于文化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今全球化越演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对待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时，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以“周易”文化为中心发展出来的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文化。更实际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当说是以“道释儒三教为中心的十多种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价值，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强不息。《易传》中提出“自强不息”，也称为“刚健”。中国从19世纪初就受到外国的侵略，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就表现出了一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同样是一种自强不息、永远向前的精神；二是“和谐”。春秋初年，史伯提倡“和”，“以他平他为和”，意思就是，对于不同事物要肯定它的不同的特点，这样事物间才能保持平衡。而“和”即“和谐”。 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的确包含一些陈腐的内容，如专制主义传统、惰性等。这些内容是为适应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内容我们不能够全盘照搬，不能够全盘继承和弘扬，我们应该通过合理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西方文化传统中讲究逻辑推理，所以，西方的逻辑学发达。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注重分析，而中国自古就缺乏分析方法。二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相对发达。例如在数学方面，虽然中西在数学方面各有特点和贡献，但尤其在几何学方面中国却不如希腊。三是西方文化的文化创新速度要比中国快。 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不同文化间的碰撞，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张岱年先生运用哲学的方法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文化综合创新论”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主义的思想来对待文化问题。文化的综合创新，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在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基础上而努力有所创造。如今，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它包括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 科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使国家、民族之间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更多了。我们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兼容并包的同时，也应该采取主动回应的策略，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优秀的文化，同时传递我们由于进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信息。加快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步伐，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单就现阶段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展的文化交流来看，我们似乎“拿来”的多，“送去”的少。近年来，国家也搞了一些对外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文化美国行、中国文化法国节等等。但这种“送去”的工作还不够。在“送去”的同时，“拿来”的工作也还要继续做。世界上各地区间在文化方面应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可以借鉴的就是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的内容，儒家追求“天下为公”，道家的“无为”都是民主的思想内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践，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对西方的民主文化进行借鉴，然后再逐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文化。 经济的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联系，但绝不会消除各民族的各种样式文化的特色。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成就，同时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是综合创新。我们必须坚持以唯物辩证主义思想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因此我们要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而它的前提是，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样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有学者曾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新的文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第一，新的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第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第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第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是创造； ——传统存于现在，我们的传统就在于我们的现实；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推动作用；而其中存有的封建内容则会严重制约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正确引导，做好保留精华，剔除糟粕的工作，才能使儒家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儒家思想、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同时，它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更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载入史册，其思想甚至为一些西方国家所借鉴，而多不胜数的孔子学院也纷纷在不同国家建立起来，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依然很深远。 一．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其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教育在儒学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家,他们也大多数既是思想家、政治家,而同时又都是杰出的教育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尊孔读经的入学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的许多积极因素,多来源于儒家人物直接的教育实践。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一)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干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