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4-05-18
作者简介:周传斌(1972—),男(回族),山东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马雪峰(1978—),男
(回族),云南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004年第3期回族研究
N o.3,2004(总第55期)
Journal of Hui Muslim Minority S tudy
(G en ,N o.55)
[博士论坛]
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
———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
周传斌1, 马雪峰2
(1.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 要:回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关于都市回族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多数都是零散的个案描述和具体问题分析,缺乏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探索。本文将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个案,探讨具有更为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即传统都市回族社区是以怎样的社会结构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这种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迁?
关键词:都市回族;社会结构;变迁;北京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4)03-0033-07
引 言
回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1000多年以来,自穆斯林进入中国开始,他们就以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结成地理和文化上的独立社区等特征而为人注目。元代以后,虽然农村人口已经占到回族人口的大多数,但回族仍然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都市少数民族群体。例如,在中国的古都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和北京,都有延续至今的古老的回族社区。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少数民族的城镇人口为1493.74万人,其中回族最多,达337万人,占全部少数民族城市人口的22.56%,占回
族总人口的39%。
由此我们将追问:在中国强势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作为少数民族的回族社会及其文化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市里实现其存在和延续的?
从这样一个问题出发,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统回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上,并试图以社会结构来解释回族社会及其文化的这种存在与延续。一旦把视线集中到社会结构上来,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必然面临的,即传统城市回族社会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伴随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城市回族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将成为本文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文涉及到以下几组社会学术语,需简要加以解释。
(1)社会与社区。社会(s ociety )与社区(communi 2ty )是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这两个概念有时候可以通用,指一群居住在一起并具有共同文化的人。但更多的时候依据规模大小、独立和自足的程度加以区分。“集中在某一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并以社会互动的日常形式为特征的人的集合叫社区。一个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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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所有社会设置的综合性、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集合被称为社会。”[1](P113)因此,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北京的回族并不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他们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北京回族的存在形式是众多互不统属的地理社区;但这些社区之间又在文化、宗教、婚姻、经济生活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使用社会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北京回族社区的整体。更多的时候,本文是在社区的层次上来进行讨论的。
(2)社会结构与社会设置。结构是指某一整体中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方式。“社会结构(s ocial struc2 ture),就是指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1](P94)正是社会结构使一个群体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性质。描述社会结构的术语包括地位、角色、社会群体和组织等容易观察的单位,也包括社会设置、社区、社会和世界体系等宏观社会结构。本文在讨论都市回族的社会结构时,实际上是在社会设置的层次上讨论都市回族社区的宏观社会结构。“社会设置(s ocial institution)是指用来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定的一簇要素。”[1](P102)社会设置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经济设置和政治设置等。本文正是使用这些设置构建了都市回族寺坊社区的三位一体式的立体结构形式,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要指标,即:地理—居住结构、宗教—教育结构、经济—职业结构和家系—婚姻结构。
(3)城市与城市化。城市(city)就是都市(urban)。确定一个地方是否为城市的最重要因素,不在乎其规模,而在于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居民不再靠种植粮食为生,而且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流动性大,社会关系复杂。城市化(urbanization)就是指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运动。城市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从事非农业生产,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2]。在美国,一个MS A(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都市统计区)是总人口不少于5万的城市及其郊区。在中国,城市根据人口规模分为四个级别: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大城市(50万—100万人),中等城市(20万—50万人),小城市(20万人以下)。中国还有众多的小城镇(town)作为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环节。小城镇就其生活方式而言与城市并无区别。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之一。一般认为,前工业时代的传统城市与工业革命后的城市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城市保持着与乡村社会更多的相似性,社会一般是等级制的,人口按照等级和职业而有明显的地理分区等。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已经成了乡村的对立面。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是: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日益支离破碎;社区组织和设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科层化;以前由家庭发挥的功能,逐渐由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代替了;社区联系越来越紧密,社区之间的文化联系也越来越紧密[1](P578)。
本文涉及的城市主要是有历史延续性并存在有古老的回族社区的城市。这些城市中包括中国的古都西安、开封、洛阳、杭州、郑州、南京和北京①,包括古老的商业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广州、泉州、扬州、济南、天津、沈阳、呼和浩特、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成都、昆明等。因此,本文所探讨的都市回族的社会结构是在前工业时代的中国传统城市里形成的;其变迁则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动荡的深刻影响。那种曾经成功延续了都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外部社会变革的强烈冲击下业已解体。都市回族社会在这变革的漩涡里曾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汗水与希望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得粉碎。今天,回族都市社区仍然没有摆脱困境。历史的回顾也许是有益的。
一、北京都市回族社区的形成
北京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商代。在辽、金、元、明、清等朝代,北京皆是各朝的重要城市。民国前期曾称京兆特别区、京都市或北京,民国17年(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日伪统治时期一度改称“北京”,属“燕京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仍称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北京,定为首都。
北京回族社会的形成是与伊斯兰教的传入和穆斯林落籍北京相伴而生的。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北京,学术界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说法,即宋辽说和元朝说②。元朝是穆斯林进入北京的重要时期。北京当时乃元朝之都城,回回官员较多;大都也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市,往来的各国穆斯林商人也很多。据彭年的研究,蒙古中统四年(1263年),大都有回回2593户,若以每户5人计,当时大都有回回12965人,占大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3]。据载,当时大都有清真寺35座,可见当时大都已形成了回回社区。
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丁德兴、冯胜、胡大海、胡德济、常遇春、沐英、冯国用、蓝玉等回回将领为明朝的建立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常遇春与北京有许多的渊源,至今在北京仍然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传说,花市清真寺相传为常遇春的官邸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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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的城关清真寺也与之有关。另外,燕王朱棣北上之时,有很多回回官兵跟随。至今华北、京津一带回族相传多是“揪着龙尾巴来的”。如朝阳区的长营、康营,顺义区的高丽营,大兴的薛营、崔指挥营等,都与明代的驻军有关。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普寿寺、安定门内法明寺系明代奉敕赐名,被称为四大官寺。可见,当时回回人口和回回社区具有一定的规模。
1644年满人入关,建立清王朝。清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强令原来居住在内城之回、汉各族一律迁居外城,内城由八旗兵驻守。关于这一点,牛街志书《冈志》有明确的记载:“明亡,大清兵入阙,驱民出城。居两边者失其所有,遂尽驱冈儿上。迩来时移事易,年久贫富变迁,向之茅舍零星者,今且烟火万家矣。”彭年认为,此次变故,改变了自元以来回回居住以内城为主的居住格局,回回在京的分布向外城、关厢和近郊扩展。
回族社区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清真寺。据王梦扬引金吉堂的调查,1930年代中期北京内外城以及近郊所存42座清真寺中,有30座清真寺建于清代,占内外城以及近郊清真寺总数的71%。今天,北京清真寺的分布仍然没有打破当时的格局。可以认为,北京回族社区的形成肇始于宋辽,发展于元明,最终定格是在清代。
表一 1930年代北京城区以及近郊清真寺建筑年代③
清真寺建筑年代
相传为宋
辽时期所建
元朝明朝清朝民国
数量144303
所占比例
(%)
21010717
资料来源:王梦扬《北平市回教概况》,载《月华》第9卷第12期。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23页。
二、寺坊制与都市回族的社会结构
考察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其名称从唐宋之“蕃客”、
“土生蕃客”到元明清之“回回”,再到后来之“回族”,名称变迁的背后是一个由外来者到本地族群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承载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制度也发生了变迁。唐宋之蕃坊,其本质是中央王朝对外来者的一种管理方式,“蕃客”并未被纳入“王朝子民”的行列。由于穆斯林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回回在元朝完成了其本地化的过程,“回回哈的司”制度是元朝廷为规约回回社会的一种尝试。其后,明清寺坊制度之形成,实际上标志了回回传统社会的定型。
回族人把自己的以清真寺(Masjid)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哲玛尔提(Jamā’t)”,这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意译为“寺坊”。寺坊是回族社会基层的宗教社区,除具有普通社区的特征外,还更多地依靠共同宗教文化的维系。回族寺坊社区(Jamā’t)是回族在“大散居、小聚居”中保持本民族群体传承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一般比较强调社区的地理边界;而对回族“寺坊”来说,文化边界是更重要和基本的。“寺坊”可以看作是由“寺”和“坊”构成的立体结构[4],“寺”是社区的核心和标志,是社区的“灵魂”;“坊”是社区的整体和构成,绕清真寺聚居的众多回族家庭构成一个地理社区。另一方面,回族寺坊社区的独特文化内涵又可能使这个社区打破地理界限,具有地理上的广延性(extensive)和文化上的内敛性(intensive),这是回族寺坊社区区别于一般社区的重要特点。
在都市社区中,寺坊社区的文化边界更为重要。在乡村社会,首先,回族社区多数与村落地理边界相吻合,地理上的隔离显然有助于回族社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其次,即使是在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各民族的人口比例也不至于过分悬殊,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十分有限的;第三,人际关系网络比较单一,血缘亲属关系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城市中,族群的地理边界往往是不存在的;人口比例可能悬殊很大,族群的多样性也是乡村无法比拟的;人际关系上的非亲属关系可能占有更加重要甚至超过血缘关系的地位。在这种环境中,少数族群的社区或团体往往只能依靠文化上的策略来维持其延续和独立性。
笔者认为,作为少数族群的都市回族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获得了群体与文化的存续,这种方式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寺坊制。寺坊制是整合整个回回社会的基本性制度。通过寺坊制,回回社会得以整合,回回社会的秩序得以建立。自宋以来,北京回回社会几经变迁,但直至1949年以前为止,回回社会的这一基础始终得以保持。如图一所示,寺坊制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一个稳定的立体结构:地理—居住结构提供了构建这一立体结构的地基,在其上竖立起了由宗教—教育结构、经济—职业结构和家系—婚姻结构组成的三位一体式的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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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居住结构(G eographical2residential Structure)
相对集中的居住格局构成了回回社会结构的基础的一个方面。民国35年(1946年),北平市政府的资料显示,当时北平内外城和近郊有回教人口75749人,占北平总人口的4.5%④,比1928年的2.76%和1935年3.25%,有所上升。当时北京大约有41座清真寺,另有5座女寺,以这些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了6个大的回民聚居区:牛街、崇东、朝外、朝内、德外和三里河[5]。此外还有几十处小的回民聚居区。相对集中的居住格局为回民间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构成了回回内婚制度的一个基础。相对集中的居住形式本身以寺坊的形式存在并通过寺坊制而得以整合。回回社会形成过程中这种以寺坊制为形式的相对集中的居住格局的出现,与穆斯林进入中国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信仰在其中的凝聚作用,即共同的伊斯兰信仰本身是造成这一居住格局的基础。
表二 1920—1940年代北平市回教人口
在内外城和近郊的分布
类别
回教人口占北平回教人口的百分比1928年1935年1946年1928年1935年1946年内城8280111802017122.5721.8626.63外城18401280282754250.1754.8136.36近郊9997119322803627.2623.3337.01 2.宗教—教育结构(Religion2education Structure)
以经堂教育为核心的回回宗教教育体系的确立构成了北京回回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经堂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发展以寺坊制为基础,以清真寺为基地,以传承伊斯兰的信仰为其根本目的。民国时期,西学东进,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回回社会文化自觉运动兴起,回回新式学校教育体系诞生。民国时期的回回新式学校教育体系,是试图改革经堂教育体系的产物,同时也试图在回回教育体系中容纳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容。其中最著名的是成达师范学校,其目的在于“教育兴教,宗教救国”[6]。民国时期的回回新式学校教育,是回回社会文化自觉的行动之一,与经堂教育体系一起构成了回回社会教育结构的基本内容。
3.经济—职业结构(Economic2occupation Struc2 ture)
北京回回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行业职业结构。传统回回社会的行业职业结构与回回伊斯兰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也与穆斯林在中国的际遇和传统有关。北京回回社会的行业结构传统上集中于以下几个行业中:与牛羊驼相关的行业(牛羊栈业、驼行、屠宰业、贩卖业等)、清真餐饮业、牙行以及珠宝玉石业等。根据1950年的统计,北京市回汉两族经营的商业总户数为8028户,回族商业户数占23.84%,回汉从事商业的户数比为1∶3.19,这远远超过了当时北京市的回汉人口比⑤。其中,牛羊业、驼业全部为回族经营,80%的骡马业、61.29%的珠宝业、40%的鸡鸭业、33.01%的饮食业和27.88%的糕点业为回族经营。从回族社会内部来看,从事牛羊业、驼业和饮食业的回族户数达到1219户,占回族总商业户的63.69%,即北京从事商业的回族有三分之二以上在从事这三个行业。这三个行业所雇用的店员数也最多,三个行业雇用店员2640人,占回族商业雇用店员总数的55.96%。
回回在从事的各主要行业中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网络,有些行业还成立了同业协会,如珠宝玉石业1935年成立了回族北京市珠宝玉石同业公会。回回社会的这种行业职业网络,构筑了回回社会生计的基础。回回社会因行业职业而形成的这种网络结构也构成了回回社会交往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为回回社会民族内婚姻制度的延续提供了保障。同时,商业带来的利润也为回回社会提供了修建清真寺、举办教育等社会事业的经费。
4.家系—婚姻结构(Lineage2marriage Structure)
家系和婚姻是编织回族社会亲属网络的经线和纬线。与汉族一样,很多回族家系有他们自己的家谱和家族组织。最著名的回族家系是福建陈埭的丁氏家族。关于北京回族家谱、家族组织的研究尚比较少见,但并不意味着家族在这里不重要。在著名回族指挥家李德伦的家里,就珍藏着一部家谱,记载着其先人征仕郎燕山经历司经历李仁美原籍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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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燕王北上,因伤落居沧县北李天穆新庄,后代又迁丰润县,至李德伦的父亲李宏春又迁居北京的家族历史[7]。显然,血统是回族民族认同中的一个重要
标志。民族内婚制度构成了回回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的又一个重要基础,也是传统回回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保证伊斯兰信仰及其文化的传承是回回社会婚姻制度的基本前提。族内婚制度在回回社会内部构建了与血亲网络并列的另一种网络:姻亲网络。马松亭阿洪将族内婚制度称之为保障回教人特性的“城堡”,“这个城堡把回教人的特性一直保障了一千年”[8]。族内婚制度的实行成为回回社会伊斯兰信仰及其文化传承的一个保障,依靠相互的通婚,回回各社区以及回回个体间得以构建某种网络。这种网络保证了回回在生计、社交等方面的联系,也为回回社会的社会舆论开拓了空间。
上述北京回回传统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1950年代。1950年代之后,这一结构基本解体。在中国的许多都市里,我们都可以发现存在这样一个包含四个方面的回族社区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这四个方面都有其物质标志,分别是:清真寺、经堂教育、行会、家谱和内婚制。通过对这些物质标志的辨认和研究,我们可以借此分析寺坊制在不同都市里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⑥
。
三、北京回族社会结构的变迁
如上所述,在北京传统回回社会社会结构中,伊斯兰信仰为其核心,而居住格局、教育结构、行业职业结构以及婚姻制度诸结构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共同组成了北京传统回回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方面。从北京回回社会自宋以来一千年的变迁来看,这一结构是随着北京回族社区的形成而逐渐成型的,其成熟时期当在清代;而影响其存续与否的关键因素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延续。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激烈变迁,都市回族的这一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以北京为例,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试依次论述如下。
1.近代以来的适应性努力(1840—1949)
前文已经论述到,北京的回族并不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他们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的一部分。
因此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和动荡,
回族社会必然发生变迁,何况都市回族又处在社会变革漩涡的中心地带———城市。面对变革的时代潮流,回族社会作出了自己的适应性努力,这就是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式教育的兴办和近代回族报刊的勃兴。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新文化运动主要发生在东部的都市,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都市回族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北京回族兴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两种类型:小学校和中等教育学校(师范及中学)。新式小学校的创办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浩然与马振五(邻翼)、孙芝山、马少衡、冯余轩、古亮臣、马瑞川等人在牛街礼拜寺创办的“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此后先后出现的新式小学校多达二三十所。新式中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浩然阿洪朝觐归国后,与王友三、达浦生等阿洪在牛街创办的回教师范学堂。民国18年(1929年),马福祥、白崇禧、马邻翼、孙绳武等在北平创立北平清真中学,1931年改名为西北公学,后以西北中学著称。同时,创建于济南的成达师范也迁到北京。这是最著名的两所中学。这些新式教育的宗旨无非是“救国兴教”。民国时期北京回族商业的兴盛则为兴办教育提供了资金支持。可以认为,近代以来都市回族社会在社会变革面前作出的自觉的回应是积极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接下来更为剧烈的社会变革打断了回族社会的这一适应性努力,使其未能按照自己的轨道发展下去。
2.在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破产(1949—1978)
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各种“运动”接踵而至,宗教被否定,教职人员受到批判。北京市除东四清真寺专门开放给外国使馆的人员做礼拜外,所有清真寺都被关闭。在20多年的“宗教真空”时期,几代人失去了接受宗教教育的机会。自1950年代以来,北京传统回族社会的宗教—教育结构已经解体。虽然回族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但宗教和民族文化教育的普遍缺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1950年代以来,伴随新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北京回族社会传统的行业职业结构已经解体。伊斯兰信仰的淡漠、教育中伊斯兰教育内容的缺失以及伴随居住格局和传统行业职业的解体而来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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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交往结构的变迁,使得民族内婚制度的坚守发生困难。族际通婚普遍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至此,传统的都市回族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已经基本不复存在。
3.改革开放后的全球化、都市化和城市重建(1978—)
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了全面的改善,各种幸存的传统获得了喘息和再生的机遇。但在接踵而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浪潮的冲击之下,各种传统仍然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北京回族社区在丧失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后,其文化和传统的存续面临明显的危机。
而今,更为严酷的危机出现了:在城市重建和拆迁的过程中,数百年来回族人赖以延续民族传统的地理社区即将消失。以作为北京回族社区象征的牛街地区为例,在1997年进行的牛街拆迁中,良警宇在论及“民族因素在拆迁中的反映”这一论题时说,“在拆迁中,牛街的回民固然对于世代生存的老牛街有深切的怀恋之感,但是在现实生存和居住空间问题面前,在城市规划建设面前,基本的观点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人们虽然希望最好能够保持回民聚居的状态,但在与开发公司面对面的直接利益之争面前,作为争执理由的问题多集中在家庭内部的矛盾问题、房产的历史遗留问题上,民族因素并没有成为回族居民与开发公司交涉时作为问题突出反映出来。在笔者亲临某小组观察被拆迁人与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的交涉、咨询的三天内,只看到一户提及民族问题,但却是询问:拆迁安置对回民住户有没有优惠?”[9]实际上,伴随旧城改造的进行,北京回族社会聚居的居住格局已基本消失。回族人口进一步分散于全城各个角落。伊斯兰信仰的淡漠和聚居的居住格局的解体实际上带来的是寺坊制的终结。
曾经兴盛一时的寺坊制社会结构在中国的都市里基本解体了。都市回族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营建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存续他们的文化,保持他们的认同?本文似乎提供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局。但正像有的人类学家所论述的,文化似乎是一个超有机体,它有自己的方向和轨迹,它会衰亡,也会复兴。
注释:
①目前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公认的全国性的古都只有8
个:安阳、长安(西安)、洛阳、开封、杭州、郑州、南京和
北京。
②彭年等人认为,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可追溯到辽
代,其以牛街礼拜寺建寺年代的传说为主要根据;另
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传入北京当在元朝。两种观
点虽有不同,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即伊斯兰教至迟
在元代已传入北京地区。
③表中只包括当时北京内外城以及近郊的清真寺,远郊
的清真寺并不包括在内,女寺也没有包括在内。
④民国35年北京内外城和近郊总人口为1684789人
(《北平市政统计:气象、人口、财政、社会、地政、警卫
合辑》,北平市政府统计室编,民国36年6月)。
⑤1950年北京市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有1766432人,回族67203人,回汉人口比为1∶26.3(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1989)。
⑥伍贻业主编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2000)中论述南京回族的社会结构至清初已经形成三个方面的组成结构:以宗教(清真寺)为核心的教坊,以经济为脉络的同业公会,以宗族血缘为脉络的祠堂。上海的有关人士也总结了民国时期上海回族社会鼎盛时期的来临得益于三种因素:高素质的阿洪(如哈德成)、有信仰的资本家(如蒋氏家族)、 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沙善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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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民族学专业博士论文,1999.
A P aradigm Discussion on Social Structure of
U rban H ui Muslim Minority:As the C ase of Beijing
ZH OU Chuan2bin M A Xue2feng
(Department of P olitics&Law,Ningxia University,Y inchuan750002;
Institute of S 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080) Abstract:Hui Muslim is one of the m ost urbanized official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China.F ormerly studies about ur2 ban Hui Muslim were m ostly seemed to be scattered descriptions and particular analysis on certain cases.The paper will take the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Beijing Hui Muslim community for exam ple,seek for a kind of general paradigm of s ocial structure of urban Hui Muslim,and discuss questions as:With what kind of s ocial structure did traditional urban Hui Muslim community exist and continue?What kind of transition was already happened or is g oing on now?
K ey w ords:Urban Hui Muslim;S ocial structure;Transition;Beijing
责任编辑:马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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