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在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之后，进入了阐释学阶段。(注：谢晖教授把这一发展过程表述为神学取向、科学取向和解释学取向三个阶段。参见谢晖：《法律的意义追问》，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页。)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接受一种新观念，即法律是一种解释活动。(注：See Douglas Lind,Free Legal Decision and the Interpretive Return in Modern Legal Theory,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1993,p.159.)这一新观念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当代法哲学，使法哲学家们在探问法律是否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法官在法律解释中是否具有创造作用、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时遵循某些抽象的自然法原则或政治道德原则是否应当、是否可行这些问题时，不得不应对阐释学法律观的挑战，以新的话语系统阐述自己的基本立场。正因如此，笔者以美国法哲学阐释学转向为对象，分析其由来，并借助于这种分析来理解法哲学的阐释学转向的意义。
一、美国法哲学阐释学转向的缘由
美国法哲学的阐释学转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德沃金的整体论法律观、法律与文学研究都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如果我们要探究其法哲学阐释学转向的缘由，就会发现，它是政治学、哲学研究、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法哲学阐释学转向的发生在政治学领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不可能以某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价值观念来加以衡量，政治行为只能以民主程序来加以规范，视其是否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接受而判定其正当性。与传统民主理论不同，多元主义认为，政治就是个人或团体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私利而发生的冲突与碰撞。立法只不过是解决问题、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手段，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因此，立法程序除多数原则之外，无其他道德和价值原则可言。立法的合法性仅仅来源于立法的程序正当性。(注：参见[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在此情况下，要坚守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只能寄希望于司法机关，让它承担起在政治统治中注入最重要社会价值的使命。然而，这一进路也有与民主理论相悖之虞：立法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它是民选立法机构的合法行为，在理论上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具有民主性；而在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非民选机关，它宣布某部议会制定法违宪将使多数人的意志遭受挫折。此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必须建立在正当理由之上，而这里所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宪法。
然而，以宪法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这一思路还面临着其他难题的挑战。宪法条款的意义并不是自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明显事实。宪法适用者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判断宪法文本的意义：是忠实于宪法文本、探究宪法起草者的原意，还是超越宪法文本探寻宪法文本背后的价值?按此标准，美国宪法学有解释论(interpretivism)与非解释论(non-interpretivism)两派之争。解释论者认为，审理宪法案件的法官应该限于适用成文宪法中明示或暗含的规范。只有宪法文本和宪法起草者的意图才能为宪法审判提供合法性依据，最高法院只有在某个立法与成文宪法中陈述或包括的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确定该立法违宪。法官在探寻宪法规范的含义时，必须依据宪法文本和宪法起草者的原意，不得把自己的偏好或主观意见渗入对宪法的理解之中。与解释论者相反，非解释论者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宪法看成是宪法文本以及它所包含的意义。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它构成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寄托了政治统治的基本价值理念，宪法适用者必须依据宪法赖以确立的基本价值而不是文本中偶然表述的价值来理解宪法的开放条款。在司法审查过程中，法官需要识别、阐明并执行社会的基本价值。总之，司法审查不是一个探求立法原意、解释宪法文本的工作，而是一个道德性的事业，它所要求于法官的是道德智慧而不是解释技能。
尽管上述两种进路都体现了以宪法来限制法官主观臆断的初衷，但是都遭到了责难。就原
意解释而言，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宪法究竟有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原意或目的。事实上，后来者可获得的立法纪录是由一些参加起草或批准宪法的人们的“不一致、模糊和草率”的意图构成的，求助于原意将会导致不一致的结果。何以能够说，这些立法者分享了共同的立法意图?(注：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第二，即使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其结果也并不是在一切案件中都是可期待的。如果依宪法原意来解释宪法，那么当代美国人就只能依照宪法起草者当初的治国蓝图治理国家，然而，他们的某些治国思想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这一点在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表现得极为充分。与学者们的理论虚构相反，美国宪法起草者或第14条修正案的起草者并非圣贤，他们也是自利的。他们之所以确立法治的原则与制度，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利受到政府的侵犯；他们在当时也希望确立奴隶制和私人财产制。“那些起草、制定和赞成第14条修正案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明知实行种族隔离教育的情况，同时显然认为他的第14条修正案乃是视此种情况为十分合法的，而且认为最高法院对普雷西一案的判决几乎是古老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先例，因此不应轻易推翻。”(注：[美]德沃金：《法律的帝国》，李常青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由此看来，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要求今天的法官遵从宪法起草者当时的意图以及他们在确立特定的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时所意图达到的目的。第三，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思想也有助于说明布朗案判决的正当性：法律文本，而不是早已作古的宪法起草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才应该享有受人尊崇的权威。作者在法律通过之后就“死了”，只剩下宪法文本，留待后来的法官理解和解释其意义。就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而言，宪法起草者的意图确实与审理布朗案的华伦大法官所示相反。因此，美国宪法理论的意图论本身也悖论式地包含着反原意论的法理。(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非解释论也受到了责难。以“根本价值”或“高级法”为依据的宪法解释将会为法官的主观恣意洞开方便之门，这是因为一切形式的自然法理论都可以同各种政治倾向和社会倾向联结在一起，用来支持任何观点。“历史已经证明，自然法的援用只受到引用者的想像力的限制。”(注：William J.Michael,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Intent:A Textual Analysis,26 Ohio N.U.L.Rev.p.209.)从表现上看，自然法从来就不是自明的，人的认识也是多样化和相对的。在建立一个有效的道德识别机制之前，我们很难推导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法规范体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避免法律解释者以个人的道德观来充当“普遍”自然法或道德价值。例如，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Roe v.Wade)一案中，多数法官坚持认为堕胎是一项基本权利，但也有不少对此持异议者。(注：有关罗伊案在美国的影响以及围绕该案的争议，参见方流芳：《罗伊判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类似的判例不胜枚举。在此类判例之中，我们同样不能依据非解释论者的观点来判断对错在持多数意见的一方还是在持少数意见的一方。因此，将法律文本置于一边转而倚重道德哲学话语，同样也不能有效地约束司法权力。把宪法解释建基于根本价值或者道德哲学之上，同样也有陷入相对与主观之虞。
传统法律解释理论一直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中：司法审查问题要求宪法审判建基于某种客观基础之上，但每种可能的基础理论似乎都蜕变成一种主观相对论，使宪法审判无所限制、难以评价。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因为有宪法文本、宪法起草者的意图或者宪法所依靠的更高级法作为基础，因而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当宪法原意论或价值论不可行或不可期待的时候，就会走向另一端，认为宪法解释是任意专断的，是相对的、主观的。解释论与非解释论相互批评，他们都力图达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可在另一方看来，却总是难免陷入主观性之中。
二、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对法哲学阐释学转向的影响
解释论与非解释论之所以都难免陷入主观与客观的两难困境，从深层次上讲，是因为解释论者和非解释论者都分享了主、客体分立的哲学观。“正确的”解释之所以被判定是正确的，是因为法律文本具有客观意义或者其背后存在着某些可以客观确定的价值；文本是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但可以为主体所接近的客体；主体的作用就是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采用“科学的”方法去揭示法律的意义或其背后的价值。解释就是探究客体的客观意义，意义是由文本或起草者的意图决定的，或者是由法律所依托的价值决定的。解释者应该发现意义，而不应该施以个人的意见和主观价值判断，否则就会使理解陷入主观任意。评价法官通过解释所获得的规范意义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它是否与先在的意义或价值相符合。主、客观的两难困境表明，需要一种新的法哲学观念来超越传统法律解释理论。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提供了这样一种进路。在哲学阐释学看来，解释不可能具有客观正确性，因为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由它的词语的平义构成的，也不是由作者的意图构成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方法，让解释者发现具有客观正确性的文本意义。与此同时，解释者也不是自由的，他不能任意地把自己的主观意见强加于社会。尽管没有什么文本的原意或作者的意图限制解释者，但是解释者所处的传统限制着解释者的理解与解释。
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影响下，美国法律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注：Robin L.West 在评价伽达默尔对美国批判法学的影响时说，批判法学奠基者那一代人的许多议题都是伽达默尔直接或间接地设定的。See Robin L.West,Are There Nothing but Texts in This Class?Interpreting the Interpreting Turns in Legal Thought,76 Chi-Kent L.Rev.p.1 125.事实上，除了批判法学之外，其他法理学派别也受到了伽达默尔的影响。例如，德沃金从其权利论法学转向其整体论法学，显然也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影响的结果。)首先，解释论者对包括布朗案在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宪法案件进行了反思，在伽达默尔的影响下转变了叙事方式。解释论与哲学阐释学的理论立足点完全不同，解释论者接受伽达默尔的理论就意味着要放弃原先所坚持的意图论或原意论。解释论者原来所坚持的观点属于科学取向的传统法哲学范畴，他们认为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者原意之中存在着某种可以得到客观确证的法律意义。法律解释者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见完全搁置在一边，以中立的态度研究文本的意义，深入到法律文本作者的内心，尽可能回到作者的观点上去解释文本，以揭示这一客观意义。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使作为方法论的解释论转变为法律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学法哲学。阐释学法哲学承认，为了正确认识法律规范的内容，解释者需要了解历史上法律的原本意义，但是解释者也不能将自己束缚在立法者原意之中，他必须承认在立法之后社会情势所发生的变化。(注：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而且，解释者也不是独立于文本意义之外的，它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创造过程。“真正地理解一个文本就是去解释它，而解释文本正好就是借助于构成读者和读者共同体的成见和传统，而不是置之于不顾——正是那些成见和传统才使读者的对话能力得以形成。”(注：Robin L.West,Are There Nothing but Texts in This Class?Interpreting the Interpreting Turns in Legal Thought ,76 Chi-Kent L.Rev.p.1 131,p.1 145.)这一新的阐释学法律观与布朗案、罗伊案中的宪法解释实践相吻合，法学家们对两个案件的反思也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非解释论者的立场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他们开始声称：“我们都是解释论者”。(注：Thomas C.Grey,The Constitution as Scripture,37 Stan.L.Rev.p.1.)非解释论者过去坚持认为宪法不是文本而是一些基本价值的集合，在采纳伽达默尔的理论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对宪法的理解符合伽达默尔对“文本”的界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属于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范畴，从而乐于接受“解释论者”这一标签。实际上，只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解释”这一术语，承认解释者在创造宪法意义中的能动作用，弹性地理解“文本”的意思，把一切从上到下的宪法实践以及宪法习惯都纳入到“宪法文本”的范围内，那么非解释论者完全可以在伽达默尔理论的框架内重新阐明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而演进到阐释学法哲学
的基本立场之上。毕竟，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意义上讲，非解释论者的所作所为实质上就是一种解释活动：阅读文本，适用文本，在解释和适用文本时承认解释者的成见及其所处传统的作用，承认解释者的创造性。
阐释学转向使作为解释方法论的法律解释变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学法哲学。法律解释不是一个发现或宣示法律意义的活动，而是法律的意义由此产生的本体论事件。文本、作者意图以及任何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客观数据的形式存在，不是以作为不需要解释的意义之源先于解释而存在，一切理解都是阐释性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从事解释活动。解释是解释者利用其成见和传统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活动，是解释者的传统视域与文本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
美国法学的阐释学转向发端于宪法领域，但由于宪法本身就是法律，因而上文所述在宪法学领域发生的阐释学转向在其他法律领域具有普适性。一方面宪法是法律，但不是普通的法律，与议会制定法、判例法有重要差别。宪法涉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根本法地位。也正因如此，宪法解释活动比制定法解释活动要求更大程度的公众参与，以保证宪法解释获得主体间性。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华伦大法官在布朗案中的所作所为，都表明美国宪法在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这也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正是由于宪法的独特地位，法官才能判决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的制定法规则无效。另一方面，尽管宪法作为根本法与普通法律在效力层次上有差别，但宪法与普通法律在以下三种意义上讲具有共同性：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可以被视为文本；宪法文本和其他法律文本一样，都是由法律规范构成的，而法律规范由命令、禁止和授权构成；这些法律规范本身都具有开放性，其意义有待解释。(注：Robin L.West,Are There Nothing but Texts in This Class?Interpreting the Interpreting Turns in Legal Thought,76 Chi-Kent L.Rev .p.1 131,p.1 145.)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文本，因而宪法解释中所适用的方法与观念在其他法律文本之中同样也可以适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适用于宪法解释领域的条件并不是宪法在法律地位上的特殊性，而是解释者把它看成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文本”。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可以同等地适用于宪法、议会制定法、判例法和其他法律渊源。如果说伽达默尔的理论与宪法解释实践相吻合，那么它同样也应该可以与其他法律文本的解释相吻合。
三、对法哲学阐释学转向的反思
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影响下所发生的法哲学阐释学转向，引起了法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同时也引起了法学家们的质疑。
阐释学转向是否会使法理学陷入相对论?具体地讲就是，如果法律文本不再被认为具有独立于解释者而存在的客观意义，解释是一种创造意义的活动，那么解释者在从事意义创造的活动时，不同解释者提出的各种解释有无正确与错误之分?与此相关的是，基于法律解释所作出的法律决定是否有正确答案与错误答案之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以传统法理观念来看，阐释学转向就使法理学陷入了相对论的泥潭。
在阐释学法哲学看来，法律并不是一个解释者能够不置身于其中就可以加以客观研究的对象，不是法律解释者重新发现或复制的东西。理解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理解者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所以无所谓本来面目。同时，解释者理解历史的同时已经参与了历史，不存在作为客观对象的历史。“一切流传物、艺术以及一切往日的其他精神创造物，法律、宗教、哲学等等，都是异于其原始意义的。”(注：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rporation,p.157.转引自郭贵春、刘俊香：《伽达默尔的真理语境观》，《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不仅文本作者的意图难以确定，即使可以确定，读者的解读或许根本不是作者所要倾诉或表达的东西，不是作者原意的再现，具体解释者对对象的理解总是受自己成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法消解的。我国也有学者担心，
法律阐释学“强调解释方法对解决法律的原意不清和法律的不确定性的无能，也会消磨人们对法律的确定性的探索精神，特别是在法律者普遍未掌握基本的解释方法的情势(语境)下，副作用更大，‘怎么都行’、指鹿为马的造法可能被完全正当化了，司法专横任意有了合理的借口”。(注：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在传统法学思维下，弃守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原则确实对人类的法治理想构成了威胁，也使人们对阐释学法哲学持相对论的看法。然而，阐释学法哲学所抛弃的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它也反对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法律的意义既不是法律解释的客观对象，也不是解释者任意创造的产物。法律的意义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一方面，成见与传统是理解与解释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因而成见与传统的加入是解释所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正是传统限制了对法律文本意义理解的可能性。法律意义的开放性“是一种基于历史基础的开放，而不是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臆想，它是在坚持作品意义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之上的多样性”。(注：郭贵春、刘俊香：《伽达默尔的真理语境观》，《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解释者之所以能达致连续性和一贯性，是因为其解释活动并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他受到解释传统以及他所在的职业共同体的限制。具体地讲，任何时候，只要一个人转向一个文本，开始探询其意义，他就期待着某种回答：一个力求理解一个文本的人已经预备着让文本告诉他某个东西。解释者总是位于一个历史语境下，生活在某种传统之中。
法律解释的结果是主体与客体间的视域融合所产生的一个新世界。这既不是原作者或原立法者所持的原始意义，也不是解释者一己的看法，而是创造性解释所构建的法律意义世界。在这里，解释既不会依循反映论的轨迹，也不是随意的，真正的解释是没有随意性的。坚持作品意义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德沃金那里，则体现为他对“作为整体的法律”的执著。阐释学转向是否使法哲学失去了批判力量?法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反思与批判能力，自然法学以法律批判为己任，而分析法学也产生于对法律的反思与批判。(注：分析法学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强调法律并不必然符合正义原则，为对实在法的评价与批判留下了空间。边沁与奥斯丁所信奉的功利主义是他们进行法律批判的工具，凯尔森的价值相对论和宽容原则、拉兹的文化多元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也担负着这一功能。)因此，学者们同样关注阐释学转向是否会使法哲学丧失批判力量。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能更合理地说明法律解释的性质，但是在其批评者看来，这一理论削弱了法理学的批判力量。伽达默尔理论中有关解释性质的核心在于，我们通过把我们所处的共同体以及时代的成见和信仰结构加诸有待解释的文本之上，借此来解释文本。在此过程中，解释者参与了意义的创造过程。然而，这将会不利于法律批判。假如文本的解释只有透过解释者的透镜才有可能，只有透过解释共同体、成见、传统、信念等透镜才有可能，那么法律批判像其他法律活动一样也是一种解释活动。问题是，在缺少一个外在于文本的批判平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持对我们所创造的意义的批判力量? 我们怎么能够批判我们身处其中的传统以及成见?为了批判，我们必须解释，而为了解释，我们必须引入我们的成见和传统。就此而论，解释者就难以跳出自己所处的传统来对依传统所产生的文本意义进行反思性评判。这一针对解释转向的批判，是中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阐释学转向使我们从传统与共同体之中寻求到解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依据，这同时限制了法哲学的批判力量。韦恩·莫里森在评价德沃金的诠释学法律观时，也提出了这一点。德沃金认为，最好的解释要能够最好地整合过去的材料，把它们阐释为一个连贯的叙事，在这里，传统以及解释共同体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与传统保持一致与连贯的叙事，难免陷入传统和共同体的自我观念的怪圈之中。(注：参见[美]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页。)
与自然法学相比，阐释学法哲学较缺乏反思与批判精神，但不能说它完全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的能力。理解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活动。如果说法律文本的作者赋予文本以历史特殊性，那么解释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也使他具有历史特殊性，传统始终是每一代人的一部分，传统本身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法律阐释学主张，法律的意义是通过读者与文本的解释性“遭遇”而产生的，解释者由成见与传统所生成的视域必须通过解释循环的相互交融与对话而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这样，在当下的视域随时间而变的过程中，法律的意义就总是潜在地具有新意，出现变化。理解的双方，即解释者与文本在解释循环中产生共鸣。一方面浸润于一个人视域中的传统总会限制他关于法律的视域，指导和限制他的理解和解释；另一方面，传统也随着法律意义的产生而不断地被创造和再创造，传统随着一个全新的文本意义的产生而被创造出来。
以布朗案为例。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华伦大法官(Chief Justice Warren)在布朗案的判决书中陈述其判决理由时，他是在其视域的范围内求助于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华伦大法官的视域反映了他的成见，而这一视域是由构成传统的诸多渊源形成的，其中包括美国宪法审判的传统和平等保护的法理。这些传统指导着他，向他开放意义，使他能解读平等保护条款的意义。例如，华伦大法官会考虑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雷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Fergson)中的判决，然而这一先例所形成的“隔离但平等”论并不是有关平等保护条款传统的惟一来源。在普雷西案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隔离制度的新共识：种族隔离制度是奴隶制的衣钵传承者，是维持白人优势地位的一项制度。这种共识已经成为华伦大法官所在时代的美国法律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华伦大法官在布朗案中对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理解，是基于美国的宪法传统而作出的，而这一传统是渐进式变化的，凝聚着社会共识。再进一步讲，华伦大法官在布朗案中的判决也构成了宪法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平等保护条款的意义进一步展开，传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视域发生了变化，导致同一文本在以后的时间里包含着新的意义。
总之，对于阐释学转向之后的法哲学，人们可能会存在各种疑虑乃至责难。这是因为它对传统法哲学的法律确定性和法律客观性观念构成了实质性挑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哲学关于法律和法治的思维方式。尽管阐释学转向存在着某些不足，但是，“阐释学转向是向好的方向的转变，而不是向坏的方向的转变。哲学阐释学并不是把法学引向一条死胡同，相反，它把法理学转向了一个开放的、未竟的道路上，尽管我们对该道路还很陌生。”(注：Stephen
M.Feldman,The New Metaphysics: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Jurisprudence,76 Iowa L.Rev.p.698.)
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其政策包括：1、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提升贸易壁垒；3、通过税收政策使得企业回流美国。 贸易保护的直接效应会使消费品价格上升，从而引发通胀，并且会使经济整体效率下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和中国等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将受损。 对于中国来说，对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初级品制造业和机械产品出口将受到冲击 主要将会影响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和中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加拿大进口的商品有60%来自于美国。墨西哥进口商品的80%以上来自于美国。 ? 贸易保护对美国的影响？ ? 美国自身而言，贸易保护的直接效应可能使得关税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进口产成消费品价格上升侵蚀消费者剩余，美国国内供给不足或价格更高导致消费者面临的产品价格上升，而消均衡的费数量则减少，这对美国低收入者影响较大；进口半成品和投资品价格上升可能带来通胀，半成品和投资品价格上升可能会通过成本加成定价反映到最终消费品上，从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可能引发通胀；进
口数量减少会导致低效率和寻租，美国国内效率较低的企业受贸易保护也得以存活，经济整体的效率下降。 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18贸易政策日程和2017年报告》，明确提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有五大支柱：一是通过维护经济安全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巩固美国经济，惠及所有美国人；三是达成让更多美国人受益的贸易协定；四是加强执法力度，让不遵守规则者不再获利（占美国便宜）；五是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有效市场间推广规则，推动国际贸易，为世界创造更大福祉。 美国公布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 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消息称，已向国会提交特朗普政府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议程主要内容为：第一， 制定支持国家安全政策的贸易政策；第二，巩固美国经济发展；第 三，推进利于全民的贸易谈判；第四，实施并捍卫美国贸易法律法 规；第五，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 ??????????????????????????????????????. 1. ???????????????????????? 2. ????????????????????????????????????????? 3. ?????????????????????????, ??????????????? [??]???????, ???????|?????
现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重点及启示(一) 摘要：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既是其总体对外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独特性。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即将结束，现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又出现新的特点。本文从讨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展的历史入手，重点分析现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目标和主要手段及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目标 2005年，中美双方的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增长24.8%。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分别增长9.1%和30.4%，中美贸易顺差为1141.97亿美元。如果按美方的统计，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2020亿美元。美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许多低成本的消费品和工业品，从而使美国在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得以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国的制造业者、服务提供者和农场主继续认为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新增的商业机会能为美国商品提供潜在的商机。实际上，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增长的5倍，中国已经从美国的第9大出口市场跃升到第4大出口市场。尽管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美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却使中国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重点关注的国家。本文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入手，研究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及给我们的启示。 一、美国总体贸易政策的演变 在美国的战后贸易政策变化中，一直贯穿着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斗争，其基本理念由强调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转变为“互惠”基础上的公平贸易。具体看，二战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可根据政策理念和贸易政策基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自由贸易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以自由贸易为主线，贸易政策主要依托多边框架进行。当然，这种自由贸易是对盟国的自由贸易，而对社会主义阵营则采取了禁运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贸易政策过渡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贸易政策出现由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或“管理贸易”的转变。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恢复，美国同日、欧之间的贸易冲突有所上升。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了贸易摩擦和国际间协调的难度，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日趋保守。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到克林顿政府执政时的公平贸易或管理贸易时期。这一阶段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扩大，国内保护主义势力上升，克林顿政府开始把经济利益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把“公平贸易”和对等原则作为贸易政策的基调，强调贸易伙伴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必须对等地向美国开放市场。第四阶段是小布什上任以来贸易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由于国内经济衰退、失业和“双赤字”问题严峻，美国的贸易政策出现了以“公平贸易”为借口的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单边主义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含义是，只要美国认为其贸易伙伴进行不公正、不合理的活动，美国就可以单方面采取行动.迫使其贸易伙伴改变其贸易政策，甚至迫使其修改有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美国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贸易逆差。 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 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其总体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还有其具体的特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6年，这阶段主要是中美恢复政治接触和经济往来，美国对华贸易主要服从于美国政治外交战略，中美贸易关系更多的是政治关系的“显示器”。该阶段中美政治关系发展平稳顺利，小摩擦不影响大的发展势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总体比较宽松。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2001年，这阶段是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申请阶段。美国在这个阶段的对华贸易政策主要是关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性谈判，由于中国还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正式成员，美国在这个阶段并没有着重要求中国全面履行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在这
淮南师范学院课程论文论文题目：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学生姓名：廖梦丹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07075106 指导教师：侯俊华
摘要 中美两国一直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完成，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因中国加入WTO而得到缓解，相反却向更深层、更宏观、更关键的层面发展。这表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并不受具体事件或外在机制的影响。美国贸易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三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美国即时地调整了对华贸易政策，以此来试图解决中美贸易关系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缓解双边贸易的紧张，确保双方良性互动发展。 关键词：中美贸易，对华政策，趋势分析，中国威胁论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ace of time and people’s ever-changed aesthetic outlook, the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ity and improvement of life quality are being better emphasized. The era changes of aesthetic taste re-awakened our beautiful memorie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kind of millennium traditional culture, Blue-and-white Art re-embarked on a new stage of history. The Blue-and-white Element proposed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features shown by the traditional blue-and-white porcelain, which include Blue-and-white Decoration, Blue-white Color, Inscription, Decorative Form, Decorative Craft Techniques, Artistic Style and some other elements. Blue-and-white Element is a unique feature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t is widely used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Ceramic Key words: Blue-and-white Element, fashion, application.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新特点及我国对策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姓名：郑雪楠 班级：2010级英语国际贸易三班 学号：20101115040026（31）
【摘要】当前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新特点是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这种改变有许多原因，如经济，政治，制度等。面对这样的改变，中国政府和各企业应该提出适当的政策并且积极应对，为中国对外贸易良好顺利的发展。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贸易保护主义，对策 Abstract：International trade protection is the new characteristic about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As this was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ole of some of the old measures gradually weakened, but the new and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especially in this financial crisis a special tim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about it, while the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put out some suit policy to make the trade environment more smoothly.. Key words: Trading, Protectionism, Influence. 引言 尽管各国都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对本国的影响，但进入2009年以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上升，美国对华的新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中国的轮胎、钢管、铜版纸等多种产品实行惩罚关税，年初，美国国会在美元刺激经济法案当中，继续保留“购买美国货”条款，意为，所有需要使用的钢铁产品和所有制成品，都必须为美国制造。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积极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将劣势化为优势。 一，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新贸易政策。 （1）贸易保护主义定义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定义，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传统上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1]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较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达国家则多提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用来作对付危机的临时措施。到了垄断阶段，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互博中媒体人需要的几点反思 ———以媒体对“李刚门”事件的报道为例 摘要：互联网通过让强大的传统媒体更难控制公众事件的解释的方式，现有的传播体系提出了挑战。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博中，许多媒体人迷失了方向，导致非理性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在误导公众。怎样让理性回归受众。本文对媒体和媒体人提出了几点建议：1、对信息的解读。2、对真相的追求。3、对媒体公信力的重视。4、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李刚门”媒介批评 2010年10月16日晚，一辆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一死一伤，司机态度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而最初将事件公布是在10月20日，在天涯杂谈上。网友“河大义工”的一篇帖子，该帖子将事件描述为一起校园车祸。而一时间“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语。到帖子发出的当天傍晚，相关评论帖子超过36万条，该帖子点击超过47万。随着微博帖子的不断更新“李刚门”不断升级，首先通过强大的互联网络进行人肉搜索，李刚的职业、家庭背景、家庭收入、房产等信息不断刷新，同时也不断挑动着公众愤怒的神经。但要求在新闻报道中做到真实、公正、客观、全面、准确的媒体工作者却选择了沉默，或者是附和着公众的愤怒（详细报道情况见表一），其原因大多是不敢引起所谓之“公愤”，这一点在央视对李刚进行采访后观众的负面评价就得到了充分证明。“10月21日下午，河北大学校园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人李启铭（又名李一帆）的父亲李刚接受中央电视台独家采访，向受害人及其家属白哦是诚恳道歉，并且深深鞠躬，采访中李刚多次哽咽，不能自己。”而针对这一采访报道，公众所谓反映多为愤慨，甚至有人说“央视收黑钱了”、“央视太丢人，对不起全国人民”等等言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公众非理性情绪的爆发。 表一传统媒体对“李刚门”的报道情况表 一、影响 由于传统媒体在公众事件中的沉默导致报道失衡，进而使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进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对于受众来说，互联网络的信息来源多而杂，他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只能人云亦云，这样也极易导致公众理性的迷失产生的情绪激化。第二，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作为社会公器，他们有责任从公众利益出发，客观而公正地报道和评述新闻。【1】此次事件中多媒体的失聪和部分偏颇的报道都会使其本身在受众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损。第三，对于社会来说，当公民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群众非理性情绪不断被激化，会导致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从而引发社会危机。 二、建议 在传媒责任理论中，社会责任从来都是与自由报道同时存在。从社会责任角度看来，新闻报道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然权利”，而是以承担相应义务为基础的“道德权利”，要求传媒在对社会负责的前提下开展活动。【2】据此，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互博中，对传统媒体及媒体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自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交替、多边自由贸易和多轨并进自由贸易政策(简称多轨公平贸易政策)。其中保护主义始终贯穿于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之中，虽然自由贸易有时偶占上风，但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美国打着“互惠、公平、非歧视”的幌子，欲抢占别国市场。为了实现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总是将贸易保护政策奉为圭臬，这一政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一 从1776-1940年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变迁的轨迹来看，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呈现出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往复的规律。 独立战争后，在汉密尔顿精明的领导下，建立了一项财政政策，使新政府建立在稳固的财政基础之上。宪法禁止向出口货物征税，这当然就转而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作为国库正当的和最易得到的收入来源。1789年7月4日新政府首次颁布的“关税法令”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增加国库的收入，但是它也具有保护性质的特点。在八十一种列举征税的物品中，有三十种以上征收特种关税，其余的征收7.5%到15%的计价税。对于许多没有被列举的进口物品则征收5%的计价税。虽然税率很低，平均都没有超过8.5%，但是已经起了保护的作用。可是，不久就发现1789年的关税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政府收入，因此便在1790，1792和1794年提高了税率。 华盛顿总统就职后不到两个月就通过了美国的第一个关税法令，1816年以前的各种关税，主要仍然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只起了偶然性的保护作用。从1816年到1833年，保护关税运动在稳步发展着。1832年到“南北战争”时的关税，一般是趋于下降的，虽然保护的原则从来没有被放弃过。美国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度的时期，可以说是从“南北战争”时开始的。当然，在那个时期以前已经有过保护关税，但是税率并不太高，而且在战争刚要开始的前几年，一直有降低的趋势。1861年通过了莫里尔法令，这个法令从开始生效以后就实行了高额的关税制度。“南北战争”开始以后，不仅保留了“莫里尔法令”，而且没有一次国会的会议不把税率提高的。 此后，美国的关税税率有升有降，随需要而变动。早期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为保护国内产业服务的，因而是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1934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建立，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该法案宣布通过互惠贸易协定减让关税，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家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地适用于其他与美国订有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而降低关税壁垒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日后成为了关税总协定的基石。 从1776年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主要实行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促进了农产品的生产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的贸易政策由保护主义向自由主义演化，这促成了一次完全成熟的工业革命，促进了农业机器的发明和科技耕种方法的日益推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段时间，对外贸易政策促进了美国进出口的增长。 二 美国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主论调是自由贸易，它一方面加强本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利益交流，另一方面也对冷战对立国实行经济渗透。 战后至7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以自由贸易为主线，贸易政策主要依托多边框架进行，当然，这种自由贸易是对盟国的自由贸易，而对社会主义阵营则采取了禁运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服务与冷战的需要。在美国的强烈主张下，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GATT），成为战后半个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基石。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外关税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20世纪30年代美国工业品进口平均关税率43.6%，40年代下降至24.1%，50年代又下降了一半，低至12%，70年代降为7.4%。当然，该阶段内也有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之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会修订了1934年以自由贸易为精神的“互惠贸易协定法”，增列了用以保护农产品的国家安全条款和可以因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而提起申诉的免责条款等，且禁止总统将关税税率减至严重损害国内产业和生产的程度。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以自由贸易为主，且这些自由贸易政策只是相对于美国的同盟国而言的。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是美国贸易政策转变时期，主要特征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以非关税措施为主，新贸易保护主义并行，贸易政策出现由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或“管理贸易”的转变。 三 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恢复，美同日、欧之间的贸易冲突有所上升，浮动汇率制度加大了贸易摩擦和国际间协调的难度，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日趋保守；另一方面，苏联解
第28卷 第6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11月 Vol .28 No .6Journal of S outhw 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v .,2002 教学方法阐释 徐继存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10081) 摘 要:教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教师指导和帮助学生学习的方法,它不是教师教的方法与学生学的方法的简单相加。教学方法具有个体性、过程性、伦理性和文化制约性的特点。当前,教学理论研究者应努力的不是对已有教学方法进行不断地分类,不是所谓根据教学方法分类去制定什么选择程序,而是进行思想创新,并以创新的教学思想去不断启迪教师的教学智慧;教师应当自觉地克服教学方法上的实用工具主义倾向,将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教学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教学方法;特点;分类;选择;观念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6-0058-05 教学方法是教学论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一直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参与教学方法研究的人数之多,著述之丰,有目共睹。可是,透视教学方法的众多研究,我们发现,人 们在教学方法上依然存在着诸多模糊的认识,正是这些认识妨碍着教学方法研究的深入,直接影响着现实教学方法改革的发展。 一 教学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总是有既定的为人的目的。教学要达到既定目的,完成所肩负的任务,显然离不开方法。所以,不管人们对教学方法有多么重视,都不足为过。问题是,对于教学方法的理解,很长时期以来见仁见智,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概念纷呈于教学论界,造成了彼此无法有效沟通的混乱局面。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曾想用教学模式一词来取代教学方法[1] ,这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教学方法使用混乱又似乎无法摆脱的无奈。事实上,直到今天教学模式也没有取代教学方法,人们还是交替地使用着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尽管新的教学方法概念已很 少出现,但这并不说明问题已经解决。最近一些年来,教学方法包括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的观点似乎很为教学论界所认可,颇为盛行,更有传统教学论是“教”论,现代教学论应是“学”论的观点泛滥。在我看来,教学论就是教学论,教学论是无法分为教论或学论的,无论是传统教学论还是现代教学论都是如此,决不是所谓的传统教学论重教,而现代教学论重学,因为教学论本来就是一体的。如果现代教学论以研究学习为主要任务,是否有侵占学习论领域之嫌呢?我们又何以区分教学论与学习论呢?相应地,教学方法也不是教法和学法的简单组合或相加,而且,在教学活动中,教法和学法也是无法分割的,它们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 对教学方法的割裂分解,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人们对教学的割裂分解所致。在最通常的意义上,人们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就很容易想当然地将教学方法区分为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于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似乎是没有多少必然联系的,而这恰恰符合了对实际教学中出现的无视学生学的教的现象的表层认识。既 58 收稿日期:2002-06-18作者简介:徐继存(1967-),男,山东沂南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 学基本原理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01JC880007);课题名称:“现代教学理论应用模式的生 成及其实验研究”。
美国2018年的外贸政策重点是：中国！ 摘要：白宫官员称，未来一年，特朗普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美国优先”的原则将更多地将焦点放在对中国的抵制方面。*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微信ID：wallstreetcn），更多精彩资讯请登陆https://www.doczj.com/doc/015679615.html,，或下载华尔街见闻APP。*贸易大战的火药味儿越来越浓。《华尔街日报》引述白宫官员称，“过去一年美国与北美、欧洲、亚洲的贸易伙伴都有过分歧和对抗，未来一年，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美国优先”的原则将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中国。”该官员还表示，“中国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显著问题，关于把对外贸易策略的焦点放在中国，是有很多共识的。”上述白宫官员在强调将焦点集中在中国之后，还提及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Nafta、与韩国的贸易协定Korus，此前特朗普曾威胁终结这些贸易协定，但该官员表示，虽然不会轻视这两个贸易协定带来的问题，但这些都只是美国担忧的一小部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这一年中，与北美、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针对贸易问题发生过摩擦或争论。关于何时开始对中国采取怎样的贸易行动，该官员并未透露，但他表示对于直接或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决定，白宫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华尔街见闻文章《特朗普的刀有多狠？这是美国最可能发动贸易战的时间点》曾梳理了近期美国贸易决策的时间
表：1月15日、22日，美国美国商务部针对钢铁和铝产品进口的调查结果将分别出炉，特朗普针对两项调查结果都有90天的时间进行回应，回应后15天就会付诸实施。1月26日，针对太阳能设备的进口，特朗普也将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定。此外，针对中国知识产权议题的调查或将在本月月底有初步成果。此外，在北美自贸区的存废问题上，美、加墨三国或将在今年早些时候达成一致，但由于7月墨西哥将举行大选，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相关谈判可能会拖延一整年。最终美国是否会撕毁该协定，尚不得而知。目前市场预期，特朗普有50%的概率退出该协定。而对华贸易战的第一战场，特朗普很可能会选择太阳能电池板领域。华尔街见闻文章《读要闻| 2018年“真正”的特朗普要来了，市场准备好中美贸易战了吗？》曾介绍，过去十年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工厂的产量从几乎可以忽略的份额到占世界 产量的2/3以上，同期全球太阳能电池板价格下降了近90%；相比之下，美国过去的六年间有十多家太阳能电池公司关闭了自己的工厂。过去五年中，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导致许多中国制造商开始向东南亚工厂转移。如今，特朗普政府称可能会加大对中国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抵制，包括那些将工厂向东南亚转移的制造商。早在竞选总统之时，特朗普就一再强调强硬的外贸立场，但是还曾有过对中国进口商品全面实行45%关税的言论。但上任之后，特
媒介批评 一、定义：，媒介批评是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础，按照一定社会阶级和利益的理想，根据一定的批评标准，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等问题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狭义的媒介批评，指人们对大众传播活动的负面影响展开的否定性批判，其批评主体是从事媒介批评的团体、组织、个人。 二、对象、标准、类别 1、对象：广义：对一切与媒介有关的问题的批判，包括三个层面，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层面：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科学、人类的关系；本体层面：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媒介批评的基本范畴，包括传者和受众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产品、传播的内容研究、传播的效果研究；现象场面：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产品、传播给受众的给受众的各种信息，——新闻节目、广告、天气等 狭义：针对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各种产品 2、标准：媒介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的价值判断 以评判作为求知的方法；以解释作为求真的方法；以批判作为求善的方法；以祛魅最为求美的方法 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差别 （1）对于求知、求真、求求美等价值标准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差别 资产阶级的新闻媒介理论，为受众提供的所谓知的评判认识标准，是以抽象的客观、中立这些概念作为依据的。这种客观主义的新闻传媒标准，刻意标榜超阶级、无党性，主张对社会现实进行纯客观的报道和评述，用抽象的人性和社会受众等概念来掩饰资本主义新闻制度下只有少数人享有新闻自由的事实，用客观、中立的概念来攻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在遵守客观、公正、真实的传播原则的同时，不忌讳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性质，公开宣称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并将是否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服务作为衡量新闻事业的最根本的标准 （2）在对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标准的实践上，存在着根本差别。 资产阶级新闻媒介在打着自由、客观、公正的旗帜，对公众进行传播的时候，为达到宣传其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往往在大众传播实践中出现了内容与形式、真与美的分离与脱节。为了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隐埋不张，不易察觉，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产品的表层，往往制造了精美的包装。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根本宗旨是为社会注意服务、为人民服务，自觉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公开、鲜明、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只是存在着对真和善的反映程度和手段的问题，只存在美是如何去表达真和善的问题，不存在真与美脱节的问题。 （3）对于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价值标准的道德判断上，存在着根本差别。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事物、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矛盾面前，人的本质和人的劳动被异化。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整个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一部分，被看作异化劳动的延伸。 在社会制度下，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是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情况、提供知识、教育、文化娱乐的手段和工具。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以实现其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社会主义的大众传媒及传媒产品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目的是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重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 3、类别
解释学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许被描述作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 “文本”的概念“文本”的概念被扩展为书面文件。例如：讲话、表现、艺术作品和事件。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在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 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它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释义学" 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hermes就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之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A.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解释学”一词于1954年首次出于J.丹豪色的著作中。但在18世纪以前，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文意内容的研究往往被称作"释义学"。这类研究往往从实用性出发，实际上是一些零散解释规则的汇集。亦泽“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思潮。狭义指局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分支、学派。局部解释学泛指任何本文注释(包括备往今来的法律、《圣经》、文学、梦和其他形式的本文解释的规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一般解释学是对本文的理解和解释的—般方法论研究。它不同于各种局部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在于建立以连贯—致的理解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代表人物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意人利哲学家埃米里奥·贝蒂。埃米里奥贝蒂为了响应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发表《作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的释义学》和《普遍解释是人文科学的方法》(1967)两书，试图建立以考察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的标准。哲学解释学泛指对理解和解释的现象的各个层次和各种情况的研究，它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对方法沦、对理解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形式的解释的范围和假定等的哲学“反思”。哲学解释学有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均一般解释学不问，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入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休论只存在于解
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政策比较研究 摘要:贸易政策是一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贸易活动的指导原则,对一国的贸易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是有差异的。本文从政策演变、政策类型、政策内容以及政策趋势几个角度对中美对外贸易政策的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完善和促进我国贸易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贸易;政府管制;贸易政策 一、引言 对外贸易政策是各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的而对进出口贸易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它是一国总的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该国对外贸易活动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众所周知,美国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贸易强国,其对外贸易政策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一个从贸易保护到自由贸易,又从自由贸易回到贸易保护的过程。无论是哪种政策,其根本出发点是美国本国的利益,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而我国对外开放时间较短,对外贸易政策还有待完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通过比较研究中美对外贸易政策,从中予以借鉴,对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不无裨益。 二、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政策比较 对外贸易政策是各国在一定时期内对进出口贸易所实行的政策。各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其政策演变过程、政策类型、政策具体内容以及政策趋势是不同的。 (一) 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过程比较 贸易政策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中国、美国两国的贸易政策的差异影响了两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先后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 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经过了3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阶段(1783～1934 年),从1783 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到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出台,这一期间美国实行的是保护贸易政策。第二阶段是多边自由贸易政策阶段(1934～1974 年),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一个明显的转折点,美国关税率从此降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也终于在1934 年得以彻底扭转,从此美国走向自由贸易的新时期。第三阶段是多轨制的公平贸易政策阶段(1974 年至今)1974 年至今,美国逐渐从多边自由贸易政策转变为多轨并进的公平贸易政策。1988 年之后多轨制的公平贸易政策体系全面形成。然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经过了4个阶段的演变:封闭条件下对外贸易保护发展战略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Ｏ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 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张 睿，韩 虔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 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 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 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 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 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10-03-11
《媒介批评》教学大纲 《媒介批评》教学大纲 目的与要求 本课程以批评的眼光分析*新闻*媒介的实践及其产品. 围绕*新闻*专业理念与规范,本课程重点介绍国内外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并 集中讨论近年来我国*新闻*分析与媒介批评中的热门话题. 学生要求掌握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实 践及作品.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教学. 本课程的最终成绩以期末论文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讨论情况. 主要内容 上篇:媒介批评的理论 媒介批评的含义与作用 本章主要阐述媒介批评兴起的主要背景和相关概念.1,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批评来 源于英文的media criticism或press criticism.2,我们将媒介批评定义为依据
一 套*价值*体系,对大众传媒的*新闻*实践的诠释与评价.3,进行媒介批评的必要性: 媒介批评在我国兴起有着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也与媒介批评所能承担的职责和 功能密切相关.4,我国媒介批评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西方*的媒介批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章集中介绍*西方*的媒介批评,评介其成败得失.1,*西方*媒 介批评的缘起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1)早期哲人与文学家的批评;2)19 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专业评论家;3)50,60年代专业批评刊物――*新闻*学评论;4)网 络媒介批评.2,媒介批评的主体(来源)主要有:媒介自身,学术界和公众.3, *西方*媒介批评的主要内容.4,作为*新闻*专业自律的媒介批评制度,主要有以下形 式:*新闻*评议会,专业协会及其章程,内部督察员和专业批评性期刊.5, 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范式交互发展的历史:1)专业主义:对抗商业主义;2)基本范 式:客观性原则;3)范式修补:社会责任论;4)改革萌芽:公共*新闻*学. 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 分析与批评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1,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分析,批评媒介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WTO规则的关系分析与启示 战后，以GATT／WTO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各国贸易政策的
制定。可以说，这个多边贸易政策的框架是由美国倡导发 起的。本文试从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入手，探讨它对WTO规则的历史性影响，同时也研究在世界贸易体系建立之后，美国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其贸易政策在同WTO保持一致的同时，也出现了同WTO规
则的背离。 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 无论是在GATT的建立上，还是在GATT 的前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中，甚至是没有获得成功的“千年回合”，美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为保护国内 产业服务的，因而是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1934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建立，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该法案宣布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 通过互惠贸易协定减让关税，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地适用于其他与美国订
有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而降低关税壁垒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日后成为了关贸总协定 的基石。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称霸世界，积极策划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中建立霸权地位，从国际金融、投资和贸易各方面进行对外扩张。为此，美国提出“贸易自由化”口号，首先
倡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简称ITO），把它 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重的，专门协调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贸易关 系的国际性组织。1946年2月，经美国提议召开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始筹建 该组织，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起草的同时，同样是在美国的提议下，1947年4月至10月举行了由23个国家参加的关税减让谈判，达成了关税减让协议及制订了减让表，共涉及45000项商品。为了尽快获得关税减让的好处，参加国把这些协议与国际贸易宪章草案中有关贸易政策． 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 从GATT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