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刘凤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要：“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
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关键词：“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治国理念；用人选官作者简介：刘凤云，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清代政治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3-0155-11
□明清史研究
2014年5月求是学刊May,2014第41卷第3期
SEEKING TRUTH
Vol.41No.3
“有治人无治法”，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重要统治思想，它被最大限度地诠释为高度君主集权政治下的重人治轻法制的治国理念。但是，正如对历史的认识需要还原历史本相一样，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同样也应该回归其最初的语义与语境。而拂开一些影响判断的翳蔽，不难发现，我们对古人所言“有治人无治法”的理解是存有一些偏差和误解的。重新解读这一概念，不仅可以令我们接近古人立意的初衷，而且可以对古代国家政治做出符合历史客观性的认识。
理论上讲，“有治人无治法”从儒家思想演变成统治者治国的理念，影响中国政治达数千年之久，其自身的政治能量是不容置疑的，它所强调
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它既是国家以及社会秩序正常化的保障，也是为了规范握有权力的各级行政官僚，甚至皇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成文法典的制约。
所以，“治人”与“治法”的关系，何为“治人”，以及“有治人无治法”的价值判断，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的解读。本文试从清朝康雍乾三帝选官用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论说一二，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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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治人无治法”：对权力主体中“治人”的认同
“有治人无治法”一语，出自先秦思想家荀子。《荀子》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通观这段论述可知，荀子“治人”与“治法”这一对范畴的提出，是针对“人”与“法”的辩证关系进行的讨论，荀子是说，“法”是治国的根本，“治法”是由“治人”创建，且只有得到“治人”的执行，才能在治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与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讲的是一个道理。可见，“有治人无治法”出自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古人的认识中，“治人”与“治法”共同构成了权力主体中的两个要素，在二者的关系中，“治人”是第一位的，无论任何“治法”，最终都要通过人来贯彻和落实。
但这里并不打算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讨论构成儒家学说的纲维，只想从这一概念衍生出的理论在古代国家中的政治价值开始梳理相关论点。
从理学的角度讲，“治人”属于“内圣”，“治法”当为“外王”，理学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修为，从因果递进的关系说明了“内圣”是转为“外王”的先决条件，“外王”的“欲明明德于天下”的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必须建立在“内圣”基础之上的，这应该可以看作宋代理学对“有治人无治法”这一思想赋予的新内涵。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治人”的重要“地位”当是不容撼动的，“治法”不但需要由“治人”去贯彻落实，而且若非“治人”执法，反而会贻害国家，诚如朱熹所言，“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1］（卷127，神宗朝）。这应该就是被统治者奉为经典的治国理论的基本含义。对此，清人也有自己的解读。
首先，从对“有治人无治法”这一理论的认
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都强调治人与治法是治国的双重法宝。如王夫之说：“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齐之？故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习其事，未尝悬黜陟以拟其后。盖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必使与科条相应，非是者罚也。”在充分肯定“治人”与“治法”缺一不可之后，王夫之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法诚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废矣。而有过于法之所期者焉，有适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上之所求于公卿百执郡邑之长者，有其纲也，安民也，裕国也，兴贤而远恶也，固本而待变也，此大纲也。大纲圮而民怨于下，事废于官，虚誉虽腾，莫能掩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举矣。故曰择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课人也。”［2］（P736）王夫之的结论是：“语曰：‘有治人，无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开治，而法则以制乱。”［2］（P1276）黄宗羲则认为：“世人谓有治人无治法，吾所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3］（原法）但他在强调“治法”当先于“治人”制定时，却并没有否定“治人”的重要作用，更没有质疑“治人”与“治法”双重治国的重要性。
官僚们的认识，多是来自对执政过程中治人与治法各自作用程度的感受。例如，雍正朝官至总督的李绂说：“有治人无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仓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与荆公青苗之法无异。荆公治鄞，尝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尸祝之，荆公以其为身所尝试者，他日执政，遂欲施诸天下，亦犹朱子请行社仓于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尽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则青苗亦社仓矣。奉行而非其人，则社仓即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后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仓之法，后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独利之所在，任事者难其人。”［4］（卷40）这段话，李绂以朱熹倡导的社仓与王安石实施的青苗法相比，说明青苗法虽为时人诟病，但若得其人却可以行之，朱熹的社仓虽有“后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原因是“任事者难其人”。所以，他认为“奉行而得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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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青苗亦社仓矣。奉行而非其人，则社仓即青苗矣”。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绂将“有治人无治法”说成是“古今通病”，表达的是对“治人”重要性的充分认可。
其次，官僚们从执法者的角度谈道，任何“治法”在执行中都会产生弊症，只有“治人”才能解决“治法”本身的弊病。如乾隆年间出身于官僚的史学家赵翼说：“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5］（卷26，青苗不始于王安石）官僚汪志伊则认为：“臣思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因一弊即立一法，而法卒不能周。立一法又生一弊，而弊终莫能除，且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弛愈甚。由此观之，与其详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人正而弊自除也。”［6］（卷16）理学名臣陈宏谋讲到人与法的关系时说：“为治虽有德礼，不废政刑。”“大抵法立弊生，必须人存政举。”［7］（卷上，陈宏谋按及王文成公告谕）此外，晚清官僚兼外交使节郭嵩焘也有同样的论述，他说：“法尽于一时，而求人之效，可以持至数十百年之久。诚得其人而任之，一切之政，皆可举而行也。不得其人而任之，已成之功，已安之民，亦无与善其后，殆未可持此以建非常之业者也。”［8］（卷83）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治法”虽为行政的规则或约定，却因容易滋生弊端，并未在行政运行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故而不为官员们所推重。
再次，除了讨论“治人”与“治法”的关系外，清人还从守土效应的角度强调贤能官员（治人）在地方管理方面的作用。如嘉庆朝的直隶总督颜检说：“臣愚以为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立政贵持大体，无事纷更，守土重在得人，自臻治理。”［9］（卷33）嘉道时官僚程含章从白莲教反清的事件中认识到：“欲禁教匪，在乎择贤能之吏，而使州县皆得其人。州县者亲民之官也，风俗之醇漓，宜所深知，民气之静躁，宜所素讲。吏果贤也能也，则防维之道，教化之方，皆可随地见效。彼教匪者何自而起，即有一二倡乱之徒，亦无难立就诛灭，而军需可以不作矣。……则贤能者出而事治矣。一县得其人则一县治，一省皆得其人则一省治，天下皆得其人则天下治，安有教匪哉！安有军需哉！”［10］（卷26）咸同年间，为官浙江金华、衢州的道员
刘汝璆也以社仓为例谈到清朝地方上因办理社仓不得其人反成民害的问题。他说：“夫社仓为朱子之善政，必须得贤以理，则知古来仁政存乎其人。乾隆嘉庆间，疆吏关心民瘼者亦屡上章言之，廷议亦每以民食为询，然办理不得其人，则墨吏苛派猾胥扰民，欲以利民，反为民害。”［11］（卷40）他们是说，当社会在超越法制力量可控的情况下，更需要“治人”去发挥作用。
士大夫官僚们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思想界的认识，而一旦“有治人无治法”的认识为统治者所接受，就必然会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作用。严格说来，清朝皇帝对这一理论的认同并高度重视是从康熙帝开始的。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清廷在恢复经筵进讲制度后不久，康熙帝就向进讲官员询问：“有治人无治法，何谓也？”理学家内阁学士熊赐履等对曰：“从来无无弊之法，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谟官礼，亦难尽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则政事理，不易之道也。”［12］（第1册，康熙十二年三月癸酉，P85）这些说教对于崇尚理学并决心“以儒治世”的青年帝王而言，不无拨云见日之效，很快就被康熙帝纳入其治天下的帝王之道中。他有谕旨说：“有治人，始有治法，行实政，必有实心。”［13］（卷41，康熙十二年三月庚寅）又称：“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尔。”［13］（卷83，康熙十八年八月戊子）他从治道的角度强调了“治人”的作用，并将这一理论直接贯彻到他对官员的认识上。
康熙帝常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13］（卷83，康熙十八年八月辛卯）因此，地方行政的问题，在于有无好的官僚，而不在法的好坏。他对福建巡抚金鋐说过：地方情事在于官僚“奉行之善不善耳。苟善于奉行，则地方自然受福。若不善奉行，虽有良法岂能有济”［13］（卷109，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壬辰）。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表示：“朕惟敷政之道，用人为先。……然知人则哲，自古为难。”［14］（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戌）他从“有治人无治法”的理念出发，处理制定法律和选拔人才的关系。雍正元年（1723）七月，御史汤之旭奏请画一律例款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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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认为：“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文弄法正自不少，虽条例画一，弊终难免。”［14］（卷9，雍正元年七月乙未）他还说：凡立法行政不能历久无弊，“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朕谓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时制宜者”［14］（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未）。他在“治人”与“治法”的关系上，阐述的是“治人”的重要性。
比起他的父祖来，乾隆帝在强调“国家用人行政，二者并重”的时候，同样认为：“从来朝廷立政，有治人无治法，必须办理得宜，方为有利无弊。”［15］（第1册，乾隆三年四月初十日，P266）“政事必得人而理，则先务尤在人才。”［16］（卷3，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他不仅要求官员在地方行政过程中发挥人的作用，而且凡有督抚等大吏赴任，他都要告诫说：“有治人，无治法，惟在汝因时制宜行之。”［16］（卷155，乾隆六年十一月辛卯）“有治人，无治法，尚在实力行之。”［16］（卷265，乾隆十一年四月甲午）而且，乾隆帝特别强调国家治才的重要性，他说：“治人概不多得，譬如知县贤，则一县受其福。知府贤，则一府受其福。督抚贤，则一省爱其福。然而十三省之督抚，已不能尽得贤能而用之，况府县哉！”［16］（卷19，乾隆元年五月癸亥）所以，他的认识是，“任法不如任人者，但人才自昔为难”［15］（第2册，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一日，P167）。而若无治人，“不以实力，虽百定法何益”［16］（卷319，乾隆十三年七月甲子）。而且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他处理地方事务的一个原则。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户部议覆给事中初彭龄条奏清查各省州县钱粮、仓谷，乾隆帝在批复中说：“清查之事朕素不欲为，但各省州县经管仓库钱粮，该管各上司衙门层层稽核，立法不为不周。各督抚如果实心经理，随时查察，即有不肖之员何敢侵那影射，致滋弊端？倘督抚不能洁己率属，致属员持其短长，遂尔心存回护，概置不办，即多设科条，亦属有名无实。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15］（第16册，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六日，P668）所以，乾隆帝强调清查钱粮的要旨在各级官员是否实心实力，而非有无清查的制度与规矩。
从上述康雍乾三帝的阐述，可知他们一致的观点，即“有治人无治法”的定义是，为政在人，有了“治人”方能行使“治法”，而并非不要“治法”。“治法”的结果最终要由“治人”的作为来决定，即所谓“与其详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用人尤为行政首务。”［16］（卷239，乾隆十年四月庚申）这是其一。其二，我
们今天在阐发这一概念时，要注意到，“治人”与“人治”是有区别的。“治人”是强调有治理才能的人，“人治”是强调单纯依靠人的力量去治理，其背后的寓意是不要法制。因此，“治人”与“人治”二者是有着本质的差异的。同样，“治法”与“法治”也并非完全同义。“治法”强调的是治理的方式和途径，是行政法律，而法治则是运用、运行法律去治理，有动的意思。古代君主用以统治臣民的“治法”也绝非我们通常意义下的“法律”概念。总之，“有治人无治法”追求的是“王道政治”，却并非与依法治国相对立。
政治史历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的状况上，而权力的让渡与分割又是发生在皇帝与官僚以及官僚系统的层级之间的，所以，皇帝与众多的官僚都应该是作为“治人”参与政治权力的运行的。儒家道统的中心关怀是“治天下”，因此，“有治人无治法”的核心思想正是表达了“治人”在权力运行中的关键作用。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国家而言，它强调要有一个好皇帝。诚如孟子所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而对于君主而言，它意味着需要一支精明强干而有为的官僚队伍。因此，康雍乾三帝在秉承儒家治国理念的同时，将选拔“治人”的政治诉求视为永固家国天下之大端，并将其作为祖宗家法传承下去，所谓“帝王之道，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17］（卷2）。
康熙皇帝明确指出：“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大官廉则小官守，不必多虑，只宜得人为要。”［18］（第1册，安徽巡抚刘光美奏闻地方情形折，P113）雍正帝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一政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19］（第7册，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奏陈所知滇黔大小文武各官情形以备採择折，P841）乾隆皇帝更是强调：“用人乃政治之大端，朕于中外大小臣僚，凡有简任，罔不衡量审慎。”［16］（卷444，乾隆十八年八月丙戌）可见，“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在清朝皇帝的执政理念中成为奉行不悖的信条，对用人选官有了指导性的意义。
然自古以来“帝王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历史的经验是，“治法”易立，“治人”难得。而何
二、清帝的“治人”标准：在理想与政治需求中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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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治人”？儒家也按照其政治抱负进行了理想式的塑造。诸如《尚书·洪范》曰：居官者，当“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荀子》称：“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宋人吕本中有所谓当官三法：“曰清、曰慎、曰勤。”这些标准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后人衡量官员的官常。如明末清初王夫之曾就当官三法有过讨论，他说：“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诎于繁而可以居要，充其至可以为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见，而为恶也浅。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规利而避害，夫乃为天下之巨奸。考课以黜陟之，即其得而多得之于勤慎以堕其清，况其所谓勤者非勤，而慎者非慎乎？是所谓孳孳为利，蹠之徒矣。”［2］（卷10，P738）王夫之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士大夫群体，他对“清慎勤”的解读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操守为其根本，只要操守清廉即便无所为也可成为社稷之臣，二是清慎勤皆不得者虽属大恶，但易被察觉为害为小，三是操守不清，但却既勤又慎者为官僚中之巨奸。
总的说来，对治人的要求无外乎“操守”与“才能”两项。用人重操守还是重才能，康雍乾三帝的认识在理论上是没有区别的，而用人首重品德，又是儒家理学的重要主张。康熙帝曾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2］（第1册，康熙十二年三月癸酉，P85）他多次在诏谕中强调：“吏治以操守为本”，“督抚为一省之大吏，惟以奉公守法、洁己爱民为要”。①雍正帝说：“要之操守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操守素优，则实心实政，皆能力行而有余。否则大本已亏，虽欲竭蹶矫饰，而势有不能。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勉为良吏。”［14］（卷67，雍正六年三月己未）乾隆帝即位之后，“令廷臣保举理学清廉如（康熙朝的清官）汤斌、陆陇其等辈”［15］（第1册，乾隆六年三月初三日，P705）。可见，清朝皇帝对“治人”的基本要求都将道德操守放在了首位，而雍乾二帝也都以绍圣祖制为治政之本。
但是在执行上，他们仍会因执政风格与行为方式的不同、面临问题的各异，形成独具个性特征的统治方式，康雍乾三帝在用人上，即对“治
人”的选用标准就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性。
如康熙帝选官，以“清慎勤”为本，而首重“治人”操守，表现为对清官廉吏的大力拔擢。所以，康熙朝以清官辈出为主要特征，如两位于成龙、汤斌、范承勋、傅拉塔、彭鹏、陈鹏年、郭琇、张鹏翮、李光地、张伯行、赵申乔、陈瑸、施世伦等，皆为著称一时的清官。他们大多操守清廉、为政勤慎，由知县等中下级官僚而荐历部院封疆。其中，不乏皇帝钦选钦点之人。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九卿推选江宁巡抚，正拟为翰林院学士孙在丰，陪拟为浙江布政使石琳，而康熙帝却钦点内阁学士汤斌，理由是汤斌师从理学大师孙奇逢，“操守甚善”，令补江苏巡抚。又如，康熙帝听说江宁知府于成龙“居官廉洁”，南巡至江宁亲自咨访，“与前所闻无异”，即破格超擢安徽按察使。次年二月，又升授直隶巡抚。并颁谕旨说：“居官清廉如于成龙者甚少，世间全才未易得。”［13］（卷126，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戊午）直到晚年，康熙帝对操守清廉的官僚仍是关爱有加。康熙四十六年（1707）三月，他南巡至苏州，令督抚荐举贤能，张伯行之名不与，康熙竞特召张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20］（卷265，张伯行传）于是擢为福建巡抚。康熙帝倡导选官以操守第一，并非他不重视官员的才能。他说：“真能办事的也难多得。”［12］（第1册，康熙十二年三月癸丑，P85）又说：“用人则随才器使，无求全责备之心，盖以人材有不齐也。……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尔。”［13］（卷83，康熙十八年八月戊子）
客观地说，康熙朝不乏干练的督抚，如慕天颜、王新命、丁思孔、靳辅、蔡毓荣、佛伦、噶礼等，他们多得康熙帝的信用。而当一旦有人劣迹败露，康熙帝便立即惩治，决不姑息。也就是说，康熙帝对“治人”的德与才，即清官与能吏的取舍上，在执政前期坚持“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12］（第2册，康熙二十六年三月戊戌，P1607）。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九卿会推漕运总督人选时，吏部侍郎马世济虽“拟正”，却以“自顾一身”的官评，败给“有才”且巡抚江苏、湖广，集誉“居官亦优”的慕天颜。可见，凡操守官评不闻者，康熙帝在任用时都十分谨慎。
①《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壬辰，第1258页；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戊辰，第10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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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如此强调“治人”的操守，与他面临的政治形势有直接关系。他幼年登基时清朝入主中原不过18年，执政12年便爆发了波及全国的三藩反清战争，清朝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八年的战争生灵涂炭，康熙帝不仅要休养生息，而且认识到，“各省军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13］（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于是，下令布宣德化，澄清吏治。为此，他需要建立一支有道德操守的“治人”队伍，以赢得百姓对清朝统治的认同。
但是到了执政末年，“居官安静”成了康熙帝对“治人”的又一要求。康熙帝常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13］（卷245，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朔）强调为官不可刻意苛求。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月，他在阐述对官员操守的看法时说：“朕观外省督抚，不贪便为善，清乃居官分内之事，苟于地方生事，虽清亦属无益。……或官虽清，一味生事，更病于民。”［12］（第3册，康熙五十四年十月丙寅，P2203）又说：“现今山西巡抚苏克济、直隶巡抚赵弘燮、山东巡抚蒋陈锡历任俱久，未闻清名，亦无贪迹，而地方安静，年岁丰稔，此等便是好官。”而且，他指责自己一手拔擢的清官张伯行“偏执任性”，“每苛刻富民”。［12］（第3册，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庚子，P2217）可见，老年皇帝需要的是保持盛世社会的稳定，而非政治上的进取。
相比乃父，雍正帝选用“治人”的标准则更多看重官员的才能，这是基于他要扫清康熙末年积弊，刷新政治的现实要求。为此，他需要一支振奋有为的官僚队伍。雍正帝有言：“朕从来用人，只论人才，原未科定条例。若材优合例者，上也；材优不合例者，中也；若人劣而不合例，岂可乎？不但用非其人，乃开汝等督抚自作威福之权矣，更不可也。”［19］（第23册，山西巡抚石麟奏报各属秋成分数折朱批，P336）对于所谓“人才”，雍正帝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举例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他以此评价湖南巡抚王国栋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①故革其巡抚职，召回京师用为侍郎。所以，在雍正一朝，有德而无“治才”的官员是很难得到皇帝的重用与欣赏的。尽管官场舆论对雍正帝的做法颇有訾议，但此举却起到了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震慑与激励作用。
雍正帝对于自己用人方式的解释是：“吏治以操守为本，而非谋虑施设，无以济之。朕慎简大吏，下逮守令，皆务得人，诚欲其兴事慎宪，有裨地方，匪直洁己自好而已。”［14］（卷25，雍正二年十月壬申）又说：“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封疆大吏职任甚巨，洪范所称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并重，则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傥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14］（卷46，雍正四年七月戊戌）他在鄂尔泰的奏折中有这样的朱批：“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成之人。”［21］（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朱批）
可见，在雍正帝看来，只知博取名誉之清官，反不如操守平常的老成忠厚之人，庸碌安分之清官更容易误事，而老成者似能常怀畏惧之心，勤于整顿经理，于地方事务不致旷废。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雍正帝对“治人”的要求，并非不考虑操守，而是在操守尚可的前提下更注重“治人”的才干。这从他对张坦麟的一路提拔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据记载，张坦麟任通仓监督时，“所管廒座整齐坚固，米石无亏”。用为两淮盐运使，“伊剔除弊端，一尘不染，则其操守又可知矣！”因此，雍正帝以其“实心为国家办事”用为苏州藩司。［14］（卷69，雍正六年五月壬申）对田文镜的超擢，雍正帝也有自己的一番表述。他说，康熙朝田文镜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现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
①《雍正朱批谕旨》王国栋奏折，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折朱批；赵弘恩奏折，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折朱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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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深加信任。”［14］（卷82，雍正七年六月辛丑）
如果将雍正帝的选用“治人”原则概括为两点的话，那么，一是其才可担负国计民生之责；二是必须实心办实事。所谓“必期有禆于国计民生。故凡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疏远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坏法乱政者，虽亲近之人而必黜”［14］（卷74，雍正六年十月癸未）。“封疆大臣，能为朝廷实心任事，即为国之栋梁，朕之股肱。”［22］（第1册，雍正四年十一月乙丑，P877）从政治效应看，雍正帝的用人方式在激励人才上是有作用的，而他对“治人”的思考与选择也直接影响到乾隆帝，这或许还因为他们父子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
进入18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盛世经济的繁荣，都迫切需要政府提供有治才的官员。诚如雍正帝所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以蕃滋，而地亩止有此数。非讲求农政，竭人力以尽地利，何以家给而户足耶！朕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多方劝课，俾惰农尽力于作劳，旷土悉成为膏壤。何道而可！”［14］（卷25，雍正二年十月壬申）迄乾隆帝即位，摆在他面前的仍是人口剧增所带来的物价、民生等诸多问题。所以，在用人行政上，乾隆帝表示要绍圣祖宗之法。他说：“凡用人行政，兢兢以皇考诚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16］（卷23，乾隆元年七月辛酉）
学界常将乾隆朝政治喻为“宽猛相济”，但乾隆朝的政治很难用宽严来表述与评价，他反对沽名钓誉的官僚，其选拔“治人”时惜才爱才、用人不守常规的作风酷似其父雍正帝。乾隆初政，便着力训励官员要勇于任事。他说：“近日九卿风气论之，大抵谨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朕之所望于诸臣者，实不止此。嗣后当实体公忠，扩充器识，视国事如己事，以古大臣自期许，佐朕孜孜图治之心，方为无忝擢用栋梁舟楫之任也！”［16］（卷138，乾隆六年三月戊辰）他在用人时，强调量才器使，并时时留心人才。所谓“朕于总镇等之是否相宜，一经召见，无不密记，以备考核，文职道府以上亦然。总因人材难得，故时刻留心，冀备任使。朕于用人之道，慎重若此”［16］（卷1012，乾隆四十一年七月甲戌）。
乾隆帝对“治人”的基本要求，尤其体现在他对督抚选用上，所谓“务得有猷有为，悃愊爱民
者”［16］（卷536，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乙丑）。特别是在乾隆朝的督抚中不乏干练经世之才。有记载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尹继善莅官五年即任封疆，年不过三十余，但其“莅政明敏，遇纠纷盘错，纡徐料理，靡不妥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在江南前后三十年，最久，民德之亦最深”。陈宏谋也是少有的资深督抚，他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凡在官，无论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革者，分条钩考，次第举行。诸州县村庄河道，绘图悬于壁，环复审视，兴作皆就理。察吏甚严，然所劾必择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使足怵众而止”①。乾隆帝将其由江西布政使用为巡抚时就曾告诫陈宏谋说：“汝不患无材，惟患恃材，其勉力以诚实二字服膺毋失，则不负任使之意矣。”［16］（卷151，乾隆六年九月辛卯）乾隆帝晚年曾作“怀旧诗”，其中有“五督臣”［23］（第13册，《乾隆御制诗四集》卷59，P112-118）之颂，“五督臣”中除尹继善外，还有方观承、黄廷桂、高斌、高晋，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经世官僚。如方观承“办事才具颇优，于整饬地方，厘剔积弊，及海塘工程，清查钱粮，诸皆力所能胜”［16］（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壬子），于民生大有裨益。高斌、高晋叔侄皆以治河有名，乾隆帝称其在清朝河臣中的贡献仅次于靳辅。而黄廷桂所以位居五督臣之首，用乾隆帝的话说：“廷桂于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20］（卷323，黄廷桂传）
但18世纪的中国是个近4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事务和各级官僚的行政责任也会在无形中增长，对“治人”无论在素质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更高的要求，尤其需要更多的经世之才。而现实是，“得人甚难，大抵中才多，贤者少，不肖者亦少”［24］（卷16）。所以，乾隆帝强调，“任事当求忠实勇往之大臣耳”［16］（卷542，乾隆二十二年七月癸卯）。他对两广总督硕色的评价是，“汝忠厚自守则有余，而振作剔弊实不足，宜加意勉之”［16］（卷331，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己酉）。也即，在同样的“治法”下，因康雍乾时期
①《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尹继善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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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重心与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皇帝在“治人”的选用上是存在差异的。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国家选举人才，量能器使，随时制宜。自古
立贤无方，乃帝王用人之要道”［16］（卷184，乾隆八年二月癸巳）。
清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代王朝，其法制
不可谓不繁复缜密，所谓“大纲小纪，无法不修，
畿甸遐荒，无微不烛”［12］（第3册，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壬戌，P1948），就
是对清朝所建法制法规的描述。但清朝又是一
个高度集权的王朝，皇权的独断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对君主而言，专制权力如何有效地任用并掌控官僚群体而又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正常秩序，历来考验着帝王的执政能力、权衡着国家政治的状况。如果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清朝统治者最具政治特质的一项治国理念的话，那么，从对“治人”重要性的认识出发，康雍乾三帝都将选官用人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这需要在相当程度上符合“治法”的要求而又可以不时地超越“治法”的限制。那么，皇权与“治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由于清代皇权至上，其绝对性更多地表现在他们对用人权力的掌控上，所以有必要从这个角度进行讨论。
康熙帝曾与理学名臣熊赐履讨论如何选用“治人”。熊赐履建言曰：“为政端在得人，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人大权，最当审量者也。”康熙帝表示认同，曰：“知人难，用人不易，至治之道，全
关于人。朕即欲不尽心不可得也。”
［25］（卷1，论君道第一）雍正帝的认识更是直截了当，他说：“为君为臣之
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即在敬天
勤民之内。”［14］（卷88，雍正七年十一月癸酉）
又说：“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
“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
［14］
（卷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乾隆帝比起他的父祖康雍二帝，尤其强调君权至上。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御史周礼奏请将户部侍郎李元亮开缺守制，乾隆帝在指斥其为
他人图开缺之官位的同时，强调说：“国家用人，其权断不可下移。或仿照定例，或偶尔变通，朕
心自有权衡，总期得人任事耳。岂臣下所可意为
进退者！”
［15］（第2册，乾隆十一年八月初八日，P119）
他十分自得地说：“朕何如主？岂委用人之权于臣下者哉！”［16］（卷
277，乾隆十一年十月癸未）
针对州县府道等行贿嘱托地方督抚
大员的现象，乾隆帝明确说：“乾纲独断，乃本朝
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
人者。”［15］（第2册，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P232）并多次宣称：“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16］（卷1051，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庚戌）
“用人之柄操之于朕”，“用人行政事事
躬亲裁度，一切是非情伪莫不洞悉周知”，“朕乾
刚独揽，洞悉无遗……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
旁落”①。
康雍乾三帝在用人行政上都主张大权独揽，凸显了清朝政治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特征。今人往往据此认为清代中国是个人治大于法制的社会，但需要分辨的是，皇权至上是被规定在古代“治法”的范畴之内的，尊君卑臣是古代社会立法的根本原则。国家的法律法规针对的是包括官僚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百姓，数万条的处分条例针对的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在清朝不断增加的制度和法律中，没有一条是直接针对皇帝个人的，这就是传统社会的“治法”。这意味着皇权产生的任何决策都是正确的，皇帝的过错源于皇帝的自觉，通常由“罪己诏”体现。如果说皇帝也要受到约束的话，那么，他除了要按照儒家的礼制生活在既定的秩序内，还需要按照国家已有的行政制度处理国政。从这一角度上说，古代国家的“治法”理所当然地赋予君主以选官用人的特权。
诸如清代皇帝在选官上有“特简”之权，即由皇帝直接简用官僚，其特简的范围包括一、二、三品大员中的所有官缺，京官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左都御史等，外官有督抚、藩臬，即道府各官也有需要向皇帝“请旨简放”的官缺，“俱
不准改为在外题调”［26］（卷63，吏部47，汉员遴选·顺天府属会衔题调）
。在形式上，每逢各部院及地方衙门出缺，大学士即与吏部、九卿等会推候选官员，他们往往会按照出身、资历，以及治绩、官评等提出一至两个人
①《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第280页；乾隆四年八月初二日，第439页；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第5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三、清帝与“治法”：权力系统中的力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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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而最终的裁决权仍为皇帝莫属。此外，皇帝还经常有破格提拔、钦点钦选的情况，这些都应该属于“治法”的范畴。
在清前期，康熙帝对官员的任用，虽牢牢把握着“特简”，但大多遵循着常规的铨制，很少有越过“治法”的行为。所以，康熙朝的官僚队伍相对稳定。无论是“清官”还是“好官”的任官标准，最终都贯彻了康熙帝“政尚宽大”的治国方针，是康熙帝个性化的体现。
相比之下，雍正朝人事变动频繁，微员骤升大吏、大吏突然降革的现象屡见不鲜。显然，这并不符合国家铨制的常规方式，是君权超越“治法”的行为。例如，雍正帝曾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为模范督抚，三人在仕途上不仅都以超擢跻身于封疆大吏，而且莅任之官缺也是雍正帝为其量身打造的。如鄂尔泰，在雍正元年由内务府员外郎被超擢为江苏布政使，三年升授广西巡抚，赴任途中调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四年实授云贵总督。田文镜在雍正元年由内阁侍读学士授命署理山西布政使，两年任河南布政使，旋升河南巡抚，五年晋河南总督，而河南原不设总督，乃雍正帝为田文镜专设之缺。李卫于雍正二年（1724）以捐纳员外郎用为布政使，三年擢浙江巡抚，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而浙江总督之缺也系为李卫而专。①
对于三人被特殊任用的原因，时人有这样的评论，田文镜“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27］（卷13，田文镜传）。李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大改浙省人心风俗。特别是在清理各省仓库亏空和钱粮逋欠的政治风暴中，李卫屡当重任，吏事民政皆无扰。而后在直隶六年，莅政一如在浙江。②而西南改土归流的开疆拓土之功绩则是经鄂尔泰亲力亲为完成的。所以，雍正帝有言：“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14］（卷69，雍正六年五月乙亥）而他树立的“治人”典范，自然是以“实心任事”、执政风力而有政绩为首要标准。
换一个角度可以说，雍正帝在致力于整饬腐败、刷新吏治的政治过程中，需要“实心实力”的官僚。为达目的，他必须超常使用手中的专制权力，不拘常格地选人用人，这必然破坏了那些已经程式化的常规和成例，也即超越了“治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21］（石麟奏折，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折朱批）“鉴别属员，不可尽以科甲为人材，而视他途为市井小人，自古用人无方，贤愚岂宜如此区别。”［14］（卷43，雍正四年四月庚午）对此，雍正帝也有过自己的解释。他说：“朕自莅政以来，兢兢业业，事事知其至难，用一人必晓谕以用之之故，去一人必晓谕以去之之故，似乎不胜其繁。然亦有所甚不得已者，且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22］（第1册，雍正三年四月癸未，P481）而后，他又对这种非常之举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咸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易有裁处之道。”“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21］（田文镜奏折，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虽然雍正帝在统治后期对其严猛的执政风格作了一些调整，乾隆帝即位之初也表现出政尚宽大的倾向，但随着他执政的成熟，反而开始更多效法乃父的非常手段。自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就意识到：“今日内外臣工，见朕以宽大为治，未免渐有放纵之心。”［16］（卷86，乾隆四年二月丙戌）于是他开始收紧政治，表现在用人上，乾隆帝更加重视对官员的掌控。乾隆帝认为：“从来人君敷治，用人为最要，而知人为最难。”③为最大可能做到“知人”而又能“量才器使”，乾隆帝或破格选人，颇为率意；或罚不当罪，使用各种权术，在以才干取人的手段上似更甚于雍正帝。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典型例子要算乾隆帝一再宽纵的“才臣”李侍尧。
李侍尧出身汉军，为额驸李永芳之后。乾隆
①参见《清史列传》卷14，鄂尔泰传；卷13，田文镜传、李卫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清世宗实录》卷81，雍正七年五月乙丑；《清史稿》卷294，李卫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第269页；乾隆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第2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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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李侍尧由军机章京受知乾隆帝，累迁至封疆大吏，素“号才臣”。据《清史稿》记载：“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20］（卷323，李侍尧传）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任云贵总督的李侍尧又被云南粮储道海宁以贪纵营私参劾，坐实后，大学士九卿核议斩决。乾隆帝欲宽之，在谕旨中称：“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其贪污“实朕意想所不到”［16］（卷1106，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乙酉）。他并没有批准朝臣的“斩决”之议，而是令各直省督抚再议，希冀能在地方大吏那得到宽释的奏请。果然，有江苏巡抚闵鹗元洞悉了乾隆帝的心态，上“议勤、议能之例”。乾隆帝遂借此下诏改李侍尧为斩监候。时逢甘肃省爆发苏四十三起义，乾隆帝遂以甘肃事务纷繁，急需大臣料理，而李侍尧之“才实能理繁治剧”，用为陕甘总督。他说：“此时需人之际，不能复拘常格。已传旨免其（李侍尧）前罪，赏给三品顶戴花翎，令前往甘肃。”（《清高宗实录》卷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庚午；卷1128，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乙巳）而后又用为湖广总督。对此，乾隆帝的解释是：李侍尧历任封疆三十余年，“才具干练，素能办事”，在陕甘总督任上，“地方诸事尚能整饬”，署理湖广总督又将该省积年未结盗案等查明，而“现在各省巡抚内，非资格尚浅，即系才具难胜总督之任者，一时乏人，所有湖广总督员缺即着李侍尧补授。李侍尧屡获重愆，今又破格弃瑕录用，此朕不得已用人之苦心”［15］（第13册，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七日，P519-520）。
除了论才用人之外，“公忠体国”也是乾隆帝破格权人的又一标准。所谓“公忠体国”者，即“居官者以忠厚正直为心，而身家利禄之念胥泯”［16］（卷146，乾隆六年七月辛未）。早年乾隆帝树立的“公忠体国”的典型傅恒，在短短数年之间由侍卫、内务府总管、军机大臣用为经略，平定金川，“克成大勋”后，再擢为大学士。乾隆帝多次在上谕中强调：“若人人似此（如傅恒）公忠体国，不辞劳瘁，方无忝股肱心膂之寄。”［16］（卷329，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甲戌）并谆谆告诫，“封疆大臣，理宜公忠体国，实心任事，不得稍存欺饰”［16］（卷114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壬申）。而乾隆帝所以欣赏黄廷桂，就在于他能“遇事无所徇隐，悉核实入告，诚笃有足嘉者”［23］（第13册，《乾隆御制诗四集》卷59，P112）。进入晚年，乾隆帝开始提倡“忠贞”。乾隆四十年（1775），他命对明季殉节诸臣谥典。［16］（卷996，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次年，再以“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之名，将降清的明朝官员统命为“贰臣”。［16］（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说明“公忠体国”又有了更多的含义，“忠君”进而“逢迎”似也在其中，而这期间恰是和珅得到超擢与重用，这不能不说是乾隆晚年政治中最大的败笔。
所以，乾隆帝在用人上与其父一样不拘常格，但对吏治的影响却与雍正朝大不相同。对此，乾隆帝曾有过反思。他说，其父雍正帝执政十三年，纲纪肃清，内外官僚大臣俱小心惕励，以奸贪犯法者，只年羹尧一人。“朕御极五十余年，未尝不时时以整饬官方为务，而贪纵骩法如恒文、蒋洲、良卿、方世俊、王亶望、国泰、陈辉祖、郝硕诸人接踵败露。此皆朕水懦民玩，而用人不当。”［16］（卷1267，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庚申）表示嗣后必执法重惩。但乾隆帝对贪污者如李侍尧之类的一味放纵，并未制止住官僚中的贪污之风，而后因贪污被处死的仍有伍拉纳、浦霖等督抚。这不能不说是乾隆帝在超越“治法”上存在着用人的重大失误。
总之，“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但是，他们虽然都以“治法”为普遍原则，却又都接受皇权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其专制政治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往往致“有治人无治法”体现出的是“君道”。它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国家的民主与公正需要法制的巨大力量，法制公正的保障当得益于有效的“治人”，而“治人”既需要自身的不断修省，更需要法制的严格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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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清高宗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
［17］《程氏经说》，同治求我斋本．
［1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19］《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0］《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
［21］《雍正朱批谕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22］《雍正朝起居注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23］《清高宗御制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24］汪志伊：《敬陈吏治三事疏》，载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
［25］章梫：《康熙政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2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原刻本.
［27］《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王雪萍］“With Rule-by-People and without Rule-by-Law”:Use of Tal?ented People and Concept of Governing a State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Yongzheng and Qianlong
LIU Feng-yun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Qing Dynast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With Rule-by-People and without Rule-by-Law”contains the highest level of political ideal of Confucians,which emphasizes the role of“rule-by-people”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and shows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of ancient thinkers and rulers.Emperor Kangxi,Yongzheng and Qianlong adopt this principle to the system of election of officials,which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ubject of right and governing strategy.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in ancient coun?try,regulations and systems are still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it is the dictatorial style of these three emperors that“destroy”established“rules”sometimes,resulting in the“way of sovereign”of the con?cept“With Rule-by-People and without Rule-by-Law”.Nevertheless the importance of“rule-by-peo?ple”is worthy of our reflection.
Key words:“With Rule-by-People and without Rule-by-Law”；Emperor Kangxi，Yongzheng and Qian?long；concept of governing a state；selection of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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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考80分，其实并不难！ 大家看一看历年考过的真题的直接间接重复率，你就会明白，考80分，其实不难！！！说明：174（曾考年份）2-11（章节页码） 绝密★考试结束前 全国2017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中国法律思想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46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第一部分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l分，共3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_选出并将“答题卡”的相应代码涂黑。未涂、错涂或多涂均无分。 1.《礼记》云“公族无宫刑” ，与此思想一致的表述是（ A ）174 2-11 A.刑不上大夫 C.礼不下庶人 B.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D.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31.下列符合“刑不上大夫”礼治精神的有( CDE ) 107 2-11 A.放弑其君 B.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C.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D.公族无宫刑 E.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2.下列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思想较为一致的表述是（ D ）174 3-19 A.礼不下庶人 B.刑不上大夫 C.作内政而寄军令 D.尊王攘夷 41．简述管子改良周礼的主要内容。 管仲在继承周礼的同时，又对周礼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造： 一是打着“尊王”即维护周天子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和维护周礼为名，建立齐国的君主集权制和霸主地位。…… 057 064 3-19
相由心生读曾国藩冰鉴有感 2008/11/12 21:27[未分类 ] 读曾国藩《冰鉴》有感 暑假我读的是书是曾国藩的《冰鉴》，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但就在那个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时代，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有史书评价说，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他能以待籍侍郎的身份镇压勃然兴起的太平军，挽狂澜于既倒，成大清之柱石，多得益于其观人之术，鉴人之略。 毛泽东曾三次这样评价曾国藩，第一次在1917年8月25日《致黎锦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第二次是在34岁，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 第三次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说道：“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从毛泽东的对他的高度评价中我们更加相信曾国藩真的是非常擅长识人用人。更有清史稿曾国藩传为证：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就是说曾国藩识人用人从未出过差错。 《冰鉴》一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冰鉴的意思就是取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它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因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关于识人，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就借古人的口表
示过人最大的智慧在于能识人，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刘邵也说：圣贤之所美，莫美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中国也有一句意思相同的通俗的老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些都表明了识人对于领导者也好，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的，曾国藩的《冰鉴》就是一本教人识人的书。 《冰鉴》总共分为七章:神骨鉴、刚柔鉴、容貌鉴、情态鉴、须眉鉴、声音鉴、气色鉴，就是从一个人的气质，眼神，表情，为人处世，言辞语音，行为动作，性格来阐述识人用人之道，曾国藩摒弃传统相术之习俗，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取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 比如其中的：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者贱，意思是所发之声雄浑刚健，像钟声一样激越洪亮，充满阳刚之气为最佳；如果发出的声像敲锣一样浮泛无力，则显得卑贱。在容貌篇中曾国藩认为形象敦厚，神态安定，气质清高，声音响亮，耳朵厚实贴脑，鼻梁正直，面孔呈方形，背丰厚，牙口整齐的人会是很有才华，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有富贵相的人，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怪不得我们周校长这么厉害，长相就不一般了啊。在神骨鉴中认为一个眼神坚定清澈的人是内心超凡脱俗，品德高尚的人，我就想起了我第一天来四十八中时看见史秀辉大姐，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感觉是这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气质的知性的人，在后来的接触中发现果真如此。 归纳起来就是说一个人的精力·智力·品德·性格·心态·能力·相貌和气质决定成败，而成败写在脸上，因为精力写在脸上·智力写
尪痹的治则与治法 1．尪痹的治则 补肾祛寒，化湿散风，活瘀通络，强壮筋骨。 2．尪痹的治法 （1）补肾祛寒，散风化湿，活瘀壮筋骨； （2）补肾祛寒，佐以清热； （3）补肾清热，散风化湿，活络强筋骨； （4）补肾清热，化湿祛风，强筋骨，通经络。 补肾祛寒治尪汤 本汤主治尪痹·肾虚寒盛证：药方以熟地、川断、补骨脂、淫羊藿、制附片、桂枝、赤白芍、知母、骨碎补、独活等20味药组成。水煎分两次服。每日上午9～10时服一次，晚上睡前服一次。 方解：本方以熟地、川断、补骨脂、制附片补肾祛寒，养肝肾，壮筋骨为主药。以淫羊藿、桂枝、白芍、独活、骨碎补温补肾阳、和营卫、散风寒、壮筋强骨为辅药。以知母、赤芍、防风等为佐药。以牛膝引药入肾为使药。全方共成补肾祛寒、化湿散风、活瘀通络、强壮筋骨、补肾治尪之功效。 加减法：上肢病情重者，可去牛膝，加片姜黄、羌活。瘀血证明显者，可加红花、桃仁、苏木、制乳没。肢体变形，弯曲挛缩，不能屈伸者，可去防风、苍术、松节等，加生苡米、白僵蚕、木瓜、伸筋草。 加减补肾治尪汤 主治肾虚标热轻证。本方以生地、川断、桂枝、白芍、知母、酒炒黄柏等19味药组成。煎服法同补肾祛寒治尪汤。 方解：本方是仍以补肾祛寒治尪汤减去温燥之品，加入苦以坚肾，活络疏清之品，以治轻度之标热，但不能完全去掉羌活、独活、桂枝、附片等祛寒散风除湿之品（只可减量）。因标热尚轻，不可因防治标热，而舍掉治本。 加减法：如标热明显者，可参考补肾清热治尪汤进行加减。因本证为肾虚标热轻证，减少一些温燥之品（或去掉，或减量）即可，不可太多加入凉药，以防碍治本（补肾祛寒）。 补肾清热治尪汤 主治肾虚标热重证。药方以生地、川断、地骨皮、桑枝、秦艽、黄柏等21味药组成。 煎服法同上。 方解：本方在我国北方地区，比补肾祛寒治尪汤使用情况较少。只有在青壮年人或又过于服用热药；或久久未能得到治疗，而郁而化热之证。所以方中采用一些生地、地骨皮、桑枝、黄柏、秦艽等坚肾清热祛风之品。但仍配用羌、独活等辛温祛风之品。注意治疗痹证不可采用一派寒凉之品去治疗，以免“治热而伤阴”、“血凝而生痹”等不良影响。 加减法：经过本方治疗一段时间后，如热象已不明显，或出现了“痛处喜热”、“得热则舒”等象，则可仍用补肾祛寒治尪汤治疗。如果服用本方后，标热之证虽有一些，但已不明显，则可改用加减补肾治尪汤。 补肾清化治尪汤 本汤主治“湿热伤肾”证。药方以怀牛膝、川断、黄柏、骨碎补、秦艽等22味药组成。
《中国法律思想史》网上模拟作业练习（1） 一、判断正误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1、夏商、西周的法律思想主要是奴隶主贵族的神权法实现和以宗法为核心礼治思想。（√） 2、“祀”与“戎”是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 ×） 3、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形成于夏朝、盛行于商朝、动摇于西周。（√） 4、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制。（√） 5、“明德慎罚”的思想是纣王提出的。（ ×） 6、我国古代先民的法律观念主要从“刑”、“法”、“律”、“礼”四个字上得到反映。（√） 7、儒家是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8、”民贵君轻论”是孔子提出的。（ ×） 9、礼法关系是研究、把握儒家法律思想的前提和基点。（√） 10、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 11、韩非是先秦法家特别是晋法家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 12、秦始皇是以儒家的法律思想为指导，以武力统一六国的。（×） 13、“缘法而治”即“依法治国”是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核心。（√） 14、“刑不至君子”是贾谊的主张。（√） 1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的建议。（√） 16、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框架是以新儒学法律思想为基础的。（√） 17、春秋时期的革新家中，子产代表了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新封建贵族。（√） 18、荀况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 19、法家中法、术、势的集大成者是慎到（ ×） 20、《唐律疏议》阐述德刑关系的言论是刑、礼、道迭相为用。（ ×） 21、朱熹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 ×） 22、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家是荀况。（ ×） 23、宗法等级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继承制。（√） 24、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论断的是管仲。（√） 25、．首次将“刑书”铸在鼎上，公布成文法的是子产。（√） 26、子产和孔丘都主张宽猛结合，但是子产强调以猛为主，孔丘则以宽为主。（√） 27、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以“法治”充实“礼治”的思想家是孔子。（ ×） 28、第一个提出系统的礼治理论的思想家是孟子。（ ×） 29．提出“法义”、“法数”、“类”三个概念的是荀况。（√） 30、墨翟认为法源于人性，它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 ×） 二、单项选择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1、根据史料记载，五刑已完备的是在（ B） A. 朝B．西周C．夏朝D．尧 2、神权法得到巨大发展的是在（B ） A. 朝B．殷商C．西周D．春秋 3、 "以德配天"说的意义在于（A ） A. 意味着神权的某种动摇，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力量的强大及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B. 统治者的伟大 C.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D. 劳动人民思想水平的提高 4、 "以德配天"说是（A ）提出的思想。 A. 周公 B. 孔子 C. 孟子 D. 商鞅
第一篇培植根本之诀 1 志字诀：做人要做第一等人 “志”是追求人生目标的决心和信念，它决定着人生和事业的目的性，支配着实现目标的坚定性。人生由立志而始。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若能立志，圣贤豪杰，无事不可为。曾国藩坚信，人人可以为圣贤，给自己立下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宏愿大志。“志”为他一生提供了精神源动力，其声名事业，便由一“志”字开始。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志向越高，成就越大 ◆慎择师友，结交有志之人 2 恒字诀：有恒断无不成之事 恒为作圣之基，便是圣贤豪杰，绝大事业，也得从此字作出。恒有三大要素：一为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二为专注，认准一件事，如终如一，全力以赴；三为渐进，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守此三者，必有功成之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做大事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事有定程，彻始彻终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 3 专字诀：力气用到点子上 曾国藩说，西方人的技艺所以精绝，是因为他们每办一事，都集中精力，越钻越深，逐渐达到极致。他认为，要赶超西方，必须有“专”字工夫。他自己的一生，
大事小事，无不专心为之。求师专，求友专，用情专，做事专，因而总结出“凡事皆贵专”的硬道理。人之精力有限，而世事无穷，要想有所作为，只有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略，才能成功。 ◆专权：事权专一，乃能成功 ◆专心：心有二用，则不能成 ◆专攻：用功如掘井，凡事皆贵专 ◆专精：西洋之长在于专 4 熟字诀：笨功夫也有大收获 “熟”是一种笨功夫。曾国藩学作诗，每日熟读苏轼、陆游诗作，终生不厌，最后口舌生津，妙句随出。“熟”功虽笨，却能生巧。曾国藩为官治军，无不验证了“熟”字之功。须知世间各种本事，如果不是由“熟”而精，则终不可恃。 ◆熟极生巧，妙来无过熟 ◆万事贵熟，熟则能强 ◆先立规模，后求精熟 第二篇修炼身心之诀 5 裕字诀：让自己的心胸开阔起来 宦海风波，仕途通塞，不可能全由个人自主。其间坎坷遭际，在所难免。如果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仅无益于事，反易致祸伤身。此时便离不开“裕”字。“裕”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曾国藩认为，胸怀宽广，气量宏大，是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决定性品格。裕则无咎，裕则无争。为人处世，居之以裕，守之以贞，则无难不解，无往不利。 ◆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1. 清末礼法之争的导火线是修订（）。（0.6分） A.《大清律例》 B.《暂行新刑律》 C.《大清新刑律》 D.《大清现行刑律》 2. 主张“冲破一切封建网罗“的人是（）。（0.6分） A.康有为 B.梁启超 C.谭嗣同 D.严复 3.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以丰富的历史事实阐发"法贵得人"的思想主张并辅助实践的是( ) （0.6分） A.洪仁轩 B.沈家本 C.康有为 D.严复 4. 被近代法学家杨鸿烈称为“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的是（）。（0.6分） A.严复 B.孙中山 C.沈家本 D.康有为 5. 太平天国时期，具有资本主义民主与科学因素的著作是（）。（0.6分）
A.《天朝田亩制》 B.《资政新篇》 C.《十款天条》 D.《太平刑律》 6. 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是（）。（0.6分） A.曾国藩 B.左宗棠 C.张之洞 D.李鸿章 7. 康有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是( ) （0.6分） A.不法古,不修今 B.法与时变,礼与俗化 C.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D.公羊三世说 8. 在先秦时期，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说的思想家是（）。（0.6分） A.孟子 B.荀子 C.老子 D.曾子 9. 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思想家是（）（0.6分） A.孔子 B.韩非子 C.荀子
D.董仲舒 10. 明确提出中国"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的人物是( ) （0.6分） A.朱熹 B.张之洞 C.魏源 D.王夫之 （共10题,共8分） 1.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法贵得人”的思想主张的是（）。（0.8分） 2. 沈家本认为:"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如何得其用法之人,沈家本主张( ) （0.8分） 3. 启超认为法律起源于( ) （0.8分）
曾国藩用人4个漏斗 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素质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以及他做事的成败，所以曾国藩看重这些方面的观察，也就是看一个人是否符合人才的选拔条件。究其本质，曾国藩还是着眼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素质，而这些其实是就是曾国藩识人时的重心所在，曾国藩识人的本质就是选拔人才。曾国藩所谓的人才论相比较于“唯才是举”这种说法，还是相当独特的，也就是说，确实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事实上，所有成功的人基本上都很会发现并使用人才，这基本上也是作为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像刘邦，相比较于项羽，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要长相没长相，甚至出身也远不如项羽，但刘邦只有一点比项羽强，就凭这仅有的一点优势赢得了天下。刘邦唯一的一点优势，就是他肯用人，他会用人，他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甚至连陈平这种据说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他也不管，也照样重用，这才叫真正的唯才是举！ 总的来说，曾国藩在他的家训里认为用人要分为四个漏斗来进行，层层筛选，最终聚拢各路精英。 第一步“广收人才” 曾国藩也主张首先要尽可能地网罗人才，选人、用人的标准不要太严苛。这是说大家都要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但到哪儿去找那么多德才兼备的人才啊！人都是有私心、有私欲的，有德或者有才，有一样就不简单了，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那么求全责备。他在家书里曾经批评他弟弟曾国荃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曾国藩全集?家书》）是说你平常老说手下没人可用，那是你自己眼孔太高，发现不了人才。然后他又现身说法，说兄长我平常用人啊，“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曾国藩全集?家书》）
那意思虽然有点自吹自擂，但也确实符合实情，所以当时人就评价，当世最擅于用人的就是曾国藩，以至于一向不喜欢的王闿运在《湘军志》里也评价说，曾国藩身边人才济济，“几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是说当时全国的人才都围绕在他身边。这还得了，所以曾国藩想要不成事都难。 但曾国藩用人也不是完全没条件，所以他这个“广收人才”论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官气、乡气”说。他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也就是把人才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官气的人，一类是有乡气的人。那什么叫官气呢？曾国藩解释说：“有官气的人，就是有官僚气的气，曾国藩认为这种人最死气沉沉，最没有活力，所以虽然这种人可能也有小才，也有些个人专长，但一个团队，一个组织，要想成事，一定要摒弃这种人。”那什么叫乡气呢？曾国藩说：“有乡气的人好逞能，个性鲜明，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但也确实有本事。” 曾国藩开始招湘军的时候，据说他坐镇招兵处，看到油滑的人，他就不吭声，意思就不要。看到朴实的人，他就“唔”一声，那就认可了。这一招说起来还是跟戚继光学的，当年戚继光招戚家军的时候，也是这个选人的标准。 所以，虽然说面对人才，要广收，要唯才是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甄别。所谓的唯才是举。 第二步“慎用”
第三章推拿治则与治法 第一节推拿治疗原则 治则, 即治疗原则, 又称治疗法则, 就是在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精神指导下制定得,对临床治疗立法、处方、用药,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治则与治法不同, 治则就是用以指导治疗方法得总则, 治疗方法就是治则得具体化。因此, 任何具体得治疗方法, 总就是从属于一定得治疗法则得。比如, 各种病证从邪正关系统来说,离不开邪正斗争、消长、盛衰得变化, 因此, 扶正祛邪即为治疗总则。在总则指导下得益气、养血、滋阴、补阳等方法,就就是扶正得具体方法; 而发汗、涌吐、攻下等方法,则就是祛邪得具体方法。 由于疾病得证候表现多种多样, 病理变化极为复杂, 病变过程有轻重缓急, 不同得时间、地点与个体对病情变化也会产生不同得影响。因此, 必须善于从复杂多变得疾病现象中, 抓住病变得本质, 治病求本; 根据邪正斗争所产生得虚实变化, 扶正祛邪; 按阴阳失调得病理变化, 调整阴阳;按脏腑、气血失调得病机, 调整脏腑功能、调理气血关系; 按发病得不同得时间、地点与不同得病人,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一、治病求本 治病求本,就就是寻找出疾病得根本原因,并针对根本原因进行治疗。这就是推拿辩证论治得一个基本原则,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 “本”就是与“标”相对而言得。标与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多种含义,可用以说明病变过程中各种矛盾得主次关系。如从邪正双方来说,正气就是本,邪气就是标;从病因与症状来说,病因就是本,症状就是标;从疾病先后来说,旧病、原发病就是本,新病、继发病就是标。 任何疾病得发生发展,总就是通过若干症状显示出来得,而疾病得症状只就是现象,并不时时反映疾病得本质,有些甚或就是假象,只有透过症状表现,进行深入得综合分析,才能探求疾病得本质,找出病之所起,从而确定相应得治疗方法。坐骨神经痛就是推拿临床常见病症之一,但它由多种原因引起,诸如腰椎间盘突出症、梨状肌综合征、骶髂关节炎、盆腔内肿瘤、髋关节炎、臀部外伤、臀肌注射位置不当、糖尿病、椎关节炎、腰骶部筋膜炎、腰椎管狭窄症、腰椎结核、椎体转移癌、椎管内肿瘤等,推拿治疗时就不能简单以推拿止痛为方法,而应明确诊断,结合患者得临床表现与相应得理化检查,找出疾病发生得真正原因。如属推拿疗法
高二历史学案 第5课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 【课标要点】 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1）列举李贽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 （2）列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 【自主学习】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完成以下问题： 1、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这一时期有哪几位进步思想家？ 2、列举李贽的主要思想主张，分析其影响 3、明末清初有哪些著名儒学思想家？他们共同的思想主张有哪些？这些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4、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又各有何侧重？他们思想共同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5、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是如何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 6、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主张田地制宜、振兴工商业，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王夫之进面鼓吹“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掌握国家命脉)也”。 上述思潮与传统本末观相比发生了什么交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有何历史意义? 【知识梳理】 一、主要思想家 1、离经叛道的李贽：明朝晚期福建人，号卓吾，有《焚书》和《藏书》等多种著作， 主张：①鞭鞑程朱理学，批判纲常伦理，反对绝对权威，②追求物质享受和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平等；③思想：万物的本原是阴阳二气，根本否定天理是万物本原，摇撼了理学的理论基础。 2、唯物思想家王夫之：明末清初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著作《船山遗书》， 思想要点：①天地万物的规律在物质世界中，②正确认识要通过考查客观事物③肯定情感欲望和私利是合理的人性本能 3、批判君主专制的黄宗羲：明末清初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著有《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 思想要点：①君主是天下之大害；②提出限制君权的设想③工商皆本。
曾国藩修身的十二条铁规戒律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译?持神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注?所谓“主敬”，是要求内心恭敬而不是外表恭敬。心中无我才能做到真正谦虚。《菜根谭》说：“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做到一时的恭敬并不难，而所谓“有礼”是指内心长久的恭敬，这只有“无事时心（常）在腔子里”的功夫才能做得到，处理日常事务时才能不被杂事儿所干扰。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译?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任何时间，必须静坐一小时以上，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仁心，使思虑不出本位，以使性命凝结，就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 ?注?“不拘何时”就是不去刻意的追求功夫和境界。所谓“来复之仁心”，也就是《易经》的“一阳来复〖〗”或道家的“玄而又
玄（静极生动）”的境界。“正位凝命”四字，就是《大学》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意。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三教觉迷录》中“正念”的概念。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译?起床要早。天色刚亮就赶紧起身，醒了以后一定不要有留恋安逸甚至淫邪的念头。 ?注?黎明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也是人身真阳生发的时候，极容易发生性交或手淫的情况。马上起床，可以使无念的真精不会落于淫念的浊精，真精可以使人神清身健，浊精必然使人神昏羸弱，天长日久，就能显出效应。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译?读书要专一：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一定不去看其它的书籍。东翻西阅地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没有一点益处，不过就是一个只求知识而没有道德的人。每天必须圈点十页。 ?注?常人做不到“无事时心在腔子里”，而这个方法却是训练“应事时专一不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所谓的“开卷有益”则是在能够做到“专心致志”以后的事。
河北省定州市2016-2017学年高二历史下学期周练试题（承智班，4.9） 一、选择题 1．黄宗羲认为：“然则其(封建国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黄宗羲思想的核心是（） A．由人治转向法治B．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 C．建立君主立宪制D．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法制 2．《荀子·王制》：“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农书·粪田之宜》：“用粪犹用药也。”《吕氏春秋·上农》：“时至而作，竭时而止。”《齐民要术》：“麦黄种麻，麻黄种麦。”以上四则材料均反映了（） A．中国古代农业根据节气安排生产 B．中国古代农业注重因地制宜 C．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特点 D．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尊重自然规律 3．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以专家组调解为中心，以争端解决机构审议、批准专家组建议或裁定为常规，以在特殊情况下争端解决机构授权和监控的贸易报复为强制实施的最后手段，日益取得了发展中国家的信赖。这表明争端解决机制 A．推崇贸易报复，不具建设性 B．其宗旨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C．重程序建设，忽视法津功能 D．有助于国际经济秩序有序发展 4．据《山东东吕府馆陶县志》载：清中叶“本邑男耕妇织，各务本业，大布（俗称粗布）一种输出境外，远销晋省。夏麦秋粮，每值丰收，水路可由卫河运至天津销售，尔时布缕粟麦鸡子等皆为输出物之大宗。”此记载反映出当地（） ①自然经济占主导②农业结构发生变化③商品经济发展④对外贸易发达 A．①③ B．②③ C．①② D．①④ 5．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从西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到大秦帝国时代的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对材料中“现代化”的内涵理解准确是（）A．郡县制度取代分封制度
曾国藩的做人36字诀 一、局面做大之法： 曾国藩怎么由一介书生而成为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如何把局面越做越大，最后连朝廷都怕他三分? 1、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 2、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3、避人耳目，走为上计； 4、患难与共，才可以赢得人心； 5、局面狭小时，以属下自立门户为大忌； 6、事关成败时，敢于抗上； 7、功不可以一人独享； 8、鼓励下属独立发展； 9、自己立功业与别人立功业； 10、待价而沽，为集团争待遇； 11、荣誉相关，相得益彰； 12、投桃报李，互为所用；
13、集纵人之长，补一己之短； 14、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15、薪火相传，不找掘墓人； 16、多山头时的应对之策 二、广结关系网: 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他说提炼的“未发迹时善交人”和“识人于未发迹之时”等，足为后世所效法。 1、见多才能识广； 2、未发迹时善交人； 3、联姻自固，多得贤人帮助； 4、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5、药食之有，催人向上； 6、一生之成败，关乎朋友之贤否 7、深交之人，宁缺勿滥；
8、择友如同择师； 9、相交不成，勿使为仇； 10、“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11、用“六不”主义，对待以怨报德的人； 12、宽能得众， 三、居官不败之道 曾国藩的仕途虽然屡经坎坷，可为什么官越做越大？ 1、做官宜公而忘私； 2、息事宁人，委屈做官； 3、人言可畏，省察舆论； 4、居官四败：昏、傲、贪、诈； 5、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 6、久居高位的三大法宝：不参与、没有结局、不胜任； 7、不让快乐的性情妨碍做大事；
曾国藩三千步里识人，中国最智慧的识人秘诀! 晚清名臣曾国藩颇有用人之明，曾提拔了左宗棠、李鸿章等名臣。 某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刚吃饱饭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所以那三人就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惊讶，曾国藩说道：“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低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人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他的功名，将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开发台湾有功的刘铭传。 缓行三千步，不过一小时的光景。就这一小时的光景，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有人也许要说，这曾国藩，也太绝对了吧。其实，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看出来的。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他在缓
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因此，三个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用兵之策的文弱书生，曾因兵败走投无路，两次投水、多次以剑自刎未遂，还给儿子写绝命信，叮嘱子孙后代永不再带兵征战——而正是这样一个人，最终成为驾驭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传奇，并被朝廷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 曾文正公这段历史相信不少人耳熟能详，也经常有后人好奇：一介书生凭什么立下千古武功?追根究底，不外乎7个字——得人才者得天下!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多人，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无不受曾举荐，“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中国人素来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人对曾国藩怀有知遇之恩、师授之恩、举荐之恩，岂能不尽忠卖命?!人才已备，人心已得，何城不摧?何业不成?! 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在识人和用人这一块，对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而作为曾之正宗传人的李鸿章，则不止一次向别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工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专门研究曾氏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那么，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到底有何非凡之处，而令这些顶尖人物折服呢? 其一、求贤若渴 曾国藩桃李满天下，左宗棠门下却无一人出名，为何?左宗棠自负甚高，傲气凌人，到他手下做事往往难得有出头之日;而曾国藩宽容大量、求贤若渴，有本事的人一般都能得到重用，所以天下人才都愿意跟着他走。
法家，法治 1为了推行“法治”，法家认为必须使法令成为君主治国、官吏尽职和判断所有人言行是非、行赏施罚的惟一准则，从而提出了明法、任法、壹法、从法的主张。 2明法：要求立法明确和万民遵守。主张以成文形式将新法布之于百姓 3任法：要求远贤智、弃私议、有法必依，执法以信。 4壹法：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 5从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主要包括君臣共守和刑无等级两个方面。 6. 事断于法 即严格的按照法令规定办事，是治理国家的唯一的正确途径，也是实现君主制的无为而治、事不亲躬的最好方法。这是慎到提出的立公弃私的具体方法之一。 儒家，德治及其现代意义 其一, 传统德治首先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 把君主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看作是实施德治的基础与前提。孔子提出, 君主必须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 指出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是治国安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基础和前提, 统治者只有经过修身、齐家的伦理实践, 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意义：用道德善恶规约了统治者的思想行为, 弘扬了道德正气,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无道行为。
其二, 传统德治主张以三纲之礼、忠孝之德对广大民众实施道德教化, 力主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另外, 德治思想明确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民可载舟, 亦可覆舟的原理, 从巩固封建政治统治的根本目的出发, 提出了仁政爱民的主张, 要求统治阶级对人民施仁政、除苛政, 轻徭役、薄赋税,利民惠民、体恤百姓。 意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疾苦, 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从而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三, 传统德治认为各级官吏的道德品行和道德操守是实施德治的重要保证, 主张尚贤弃奸,以德选官的人才标准。传统德治十分重视各级官吏的政德、官德, 大力提倡贤人政治,主张尚贤弃奸的选官标准, 要求举纳忠良英才, 惩处贪官污吏; 实施德政德治, 革除暴政流弊。 意义：崇德尚贤、以德行政的为官标准和实践, 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利益和好处, 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培育出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政德和官德传统。 黄宗羲思想： (一)立“天下之法”，去‘一家之法” 黄宗羲认为，三代以前的法是天下之法，三代之后的法则是一家之法。 一家之法弊端：法令密集，成为君主满足私欲的工具。 因此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与儒家有治人，无治法观点不同。要求要从根本上变革法律的私法性，使之成为天下之公法。
曾国藩教你观眼识人 曾国藩指出，眼神是我们判断人心地的重要依据。古人通过不断的研究和观察，把眼神区别为清与浊两种，清与浊是比较容易区别的，但邪与正却不容易区分，因为邪与正都是托身于清之中的。考察一个人眼神的邪正，要从动静两种状态入手。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安详沉稳而有光，宛如晶莹玉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运动观物状态时，眼中光华生辉，精气闪动，犹如春水之荡清波。或者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清莹明澄，静若无人；处于运动状态时，锋芒内蕴，精光闪射，犹如飞射而出的箭，直中靶心。以上两种表现，澄澈明亮，一清到底，属神正的状态。 眼睛处于安静状态时，目光像萤火虫的光，一点柔弱却又闪烁不定；处于运动状态时，目光又像流动的水，虽然清澈，但游移不定，没有归宿。以上两种目光，一种属于奸巧和伪善的神情，一种属于奸心内萌的神情。处于安静状态时，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运动状态时，又像受惊吓的鹿，总是惶恐不安的样子。以上两种神态，一是聪明而不行正道的表现，一是深谋内藏、又怕别人窥探的表现。前一组神情多是品德欠高尚、行为欠端正的表现，后一组神情多是奸心内萌、深藏不露的表现。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奸邪神情，由于
二者都混迹在清莹之中，因此必须仔细、正确地区分。按照曾国藩的经验，一个愚笨的人，在不断的训练中，如果大脑升华了，人也聪明起来了，眼神也会由浊而清。也许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由浊到清的人。 曾国藩7岁时，他父亲因多次童试未果。愤而设立私塾，起名叫“利见斋”，曾国藩就开始随他读书，前后共八年。他父亲自信心连遭重创，因此自卑，自认天分有限，教书的秘诀就是不厌其烦，重复是记忆之母。父子俩同睡一床，同行一路，时时不忘考曾国藩功课。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弟子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并不聪明（至少在童年时没有表现出聪明），才思也欠敏捷。一天，他与妹妹随父亲外出，一路上学习作对联。父亲随景出上联“狗尾草”，妹妹立刻接口说出“凤冠花”，父亲点头说：“也还工整。”曾国藩却答不上来。过一座桥时，父亲又命上联：“观风桥。”兄妹俩都未对出佳联。一天，曾国藩跑去对父亲说：“对‘听月楼’。”父亲一时间竟没想过来，继而点头赞许他的倔强。并说他的这种性格深受母亲的影响。他自己也讲道：“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19岁时，他与弟弟曾国潢去衡阳，师从汪觉庵。弟弟聪明伶俐，深得汪觉庵的欢心，常受夸奖，而曾国藩却默不好言，
中国法律思想史答案 出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释义∶用礼法来管束百姓 1、以德配天 这是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意思是说周公的权力是“天”授予的，这是“天命”。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 2、宗法 即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 3、周公制礼 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补充、整理，制定出一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4、明德慎罚 这是西周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而提出的思想。“明德”就是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政。“慎罚”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 5、律学 即法律注释学。它原是经学的一个学支，用儒家经书中的经义研究、解释法律，属于正统儒学。律学始于汉，晋代达到鼎盛。 6、理学 产生于宋，完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哲理化的官方学术。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流。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先天地而生，忠孝仁义、三纲五常千古不变。理学弥补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理论形式上粗浅直观的缺欠。 7、铸刑书 这是春秋失去子产的一项法律改革。即将刑法铸造在金属器物上，予以公布。它开创了世界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打破；“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8、《春秋》决狱
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实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这是董仲舒最先提出的。其实质是一种“原心论罪”说。 9、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主张。即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10、神权法 这是夏、商、西周三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它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夏、商时期神权法的主要内容是“天命”、“天罚”，到了西周就演变成“以德配天”的君权神受说。 11、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12、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这是邓析思想的主要倾向，也是他主张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意思是说：“先王”极其“礼义”并非不能改变的圣物，“先王”的所作所为、“礼义”的宗法原则也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先王的礼义法令是可以批评，可以否定，可以废弃的。既然“先王”不值得效法，“礼义”不见得正确，那么从现实出发制定新法便是必然的、正当的。 13、《竹刑》 邓析私自编定的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刑法。因为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为“竹刑”。《左传》曾记载“郑四喘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的说法。 14、为国以礼 这是儒家礼治论的主张，儒家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要求恢复和加强以贵族政体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复礼”。“ 为国以礼”的具体内容有：礼是根本的国家制度；礼的范围扩大到民间，突破了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原则；“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礼是“五伦”原则的条文化、制度化 15、为政以德
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对企业人事管理工作的启示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在于重视人才的道德品行，以“广收、慎用、勤教、 严绳”形式最大化发挥每个人才的优点，做到人尽其才。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对今天企业人事管理工作的启示主要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健全选人用人机制;充分发挥人才培养教育机制。 标签：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企业人事管理;启示 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自道光二十年初（1838）會试中名列三甲，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迁为兼属五部的侍郎，位居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曾国藩以用人三策向咸丰皇帝进言，认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推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咸丰帝心服而纳谏，并对其加以褒奖。 比起他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他选人用人的本领，曾国藩一生举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曾国藩的成功和他善于选人用人密切相关，他的部下人才济济，助推他事业的成功。曾国藩的选人用人思想对当今人事部门具有积极借鉴作用。 一、曾国藩识人用人智慧的体现 1、德才兼备的识人选人思想 （1）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比才能更为重要，他在选拔任命人才时始终把道德操守放在首位，他认为如果人的品德有问题，无论其才华有多么的出众都不会有长久的发展和伟大的建树，正所谓“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能用”。曾国藩自身也有着自虐般的自律，严于律己、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为他赢得所有人的尊重。曾国藩的选人用人之道即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并进行不断的磨炼和培养，调动和激发人才的潜力，将个人的优点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充分利用人才的优势和长处，做到人尽其才。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识、学、才。他对于那些投机取巧、官僚习气重、不切实际之人不予使用，二是重用能够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之人，在此观念的主导下，在曾国藩的麾下实现了“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 （2）终身学习，立志有恒。曾国藩出身平凡、才智中等，正是这种平凡人蜕变的过程，才对大多数人都有借鉴意义。他并非天才式的人物，他的成功，是逐步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是从理想主义到实干家的蜕变。有人说曾国藩的成就不是取决其兵法，而是取决于他的学识，他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于人于己都要求立志有恒，从自身做起做到终身学习。 梁启超对曾国藩是这样评价的：“并时诸贤中最称钝拙，其一生得力在立志，
2017年4月自考中国法律思想史考试真 题 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2017年4月中国法律思想史 考试真题，各位小伙伴们可以自行参考练习。 2017年4月高等教育自考中国法律思想史真题 课程代码：00264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1、《礼记》云“公族无宫刑”，与此思想一致的 表述是() A、刑不上大夫 B、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C、礼不下庶人 D、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下列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思想较为一致的表 述是() A、礼不下庶人 B、刑不上大夫 C、作内政而寄军令 D、尊王攘夷 3、孔子儒家思想体系的目的，可简单归结为() A、复利 B、兴礼
C、废礼 D、复礼 4、孟子认为暴君、昏君可以放逐，甚至诛杀，下列对此概括正确的是() A、唯仁者宜在高位 B、圣君治民之产 C、克己复礼为仁 D、暴君放伐 5、荀子主张“隆礼而亡”，其人性论根据在于() A、性善 B、性恶 C、无为 D、不可知 6、“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这种说法出自()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7、被《汉书·艺文志》称为“君人南面之术”的先秦思想流派是() A、墨家 B、儒家 C、兵家 D、道家 8、《老子》哲学中，被视为宇宙主体的是() A、德 B、道 C、法 D、名 9、战国中期明显受到道家影响的齐国思想流派是( ) A、杨朱学派 B、墨家学派
C、黄老学派 D、阴阳学派 10、商鞅强调“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其思想本质是主张( ) A、君主立宪 B、君主共和 C、君主专制 D、君权神授 11、曾经对慎到法律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先秦思想流派是( ) A、墨家思想 B、杨朱学术 C、黄老之术 D、孔孟之学 12、在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过程中，将法家理论付诸实践的是( ) A、商鞅 B、李斯 C、甘龙 D、秦孝公 13、“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这一主张出自( ) A、陆贾 B、王充 C、仲长统 D、董仲舒 14、自汉以来，将封建法律纳入儒家正统思想轨道的一个重要步骤是( )
《中国法律思想史》选择题 1．周公制礼的基本原则是（）。AC A．亲亲B．仁C．尊尊D．爱 2．宗法等级制的核心内容是（）。C A．男尊女卑 B．氏族同婚C．嫡长继承 制 D．分封制 3．明德慎罚”中“慎罚”的主要内容有（）。ABCD A．针对不同的罪犯区别对待 B．反对株连，主张罪止一身 C．反对乱罚无罪，杀无辜 D．刑罚适中 4．商王专门豢养了一批向上帝请示的人，叫做（）。ABC A．卜B．巫 C．祝D．士 5．夏、商的法律思想是（）。Ａ A．“天命”、“天罚”B．“以德配天” C．“明德慎罚” D．仁、义、礼、智、信 6．管仲把（）视为“国之四维”。ABCD A．礼B．义C．廉D．耻 7．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论断的是（）。B A．孔子B．管仲C．章太炎D．沈家本8．管仲与儒家的“礼义”区别在（）。AD A．管仲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B．管仲强调礼义的教化作用 C．儒家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D．儒家强调礼义的教化作用9．春秋时期，突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批判“刑不可知”，并提倡任用贤能的人是（）。B A．鲍叔牙B．管仲C．子产D．邓析 10．在以礼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子产提出五项“国之大节”，除了“听其政”之外，还包括（）。ABCD A．畏君之威B．尊其贵C．事其长D．养其亲 11．首次将“刑书”铸在鼎上，公布成文法的是（）。C A．邓析 B．孔子 C．子产 D．荀子 12．“竹刑”的作者是（）。C A．子产 B．墨翟 C．邓析 D．庄子 13．子产和孔丘都主张宽猛结合，但是（）。B A．子产强调以宽为主，孔丘则以猛为主B．子产强调以猛为主，孔丘则以宽为主 C．子产宽“少数”，猛“少数” D．孔丘宽“众人”，猛“众人” 14．子产认为礼（）。ABCD A．与仪有本质区别B．是最高的自然法则 C．主要表现为人们的行为规范D．要顺民心，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 15、子产铸刑书及其产生的争论的历史意义在于（）。ABCD A．冲破了秘密刑思想的束缚B．使过去的礼、刑分立走向礼、刑统一 C．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D．否定和限制了贵族的法定特权 16、管仲与儒家的“礼义”区别在（）。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