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半月谈》第1期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这应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看一看股市：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看一看钱市：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
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2012年《半月谈》第2期
深化改革：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中求进”作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强调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可以看出，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至关重要。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10%，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始终能抓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坚持渐次深入的改革，不断释放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大幅度滑坡的压力。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一方面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在经过了1998年至2001年的调整后迅速回升，新世纪的头10年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此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当前，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国内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阶段，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的竞争优势。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就其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简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就是要建设消费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经济。
建设消费型经济，需要改革现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以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建设服务型经济，需要在文化、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领域加快改革，彻底解决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面临的“玻璃墙”“弹簧门”等问题；需要建立更加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需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为中小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
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其充分反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需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深化改革；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心，凝聚多方共识，破除各种阻力，建立新的改革推进机制。深化改革，既要强调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基层积极探索；既要遵循试点、总结、推广的渐进式改革原则，又需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2年《半月谈》第3期
留住消费力
展望全球欲振乏力、水波不兴的市场，正有一种力量在聚集，一种消费在涌动，它就是中国人的奢侈品购买热。媒体多有报道：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境外奢侈品消费高达7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世界奢侈品协会又有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不散、产能过剩更见严峻之际，在中国经济增幅明显回落、扩大内需亟待升温之时，中国人向市场传达的信息，无疑，是一个灼人的亮点，是一缕耀眼的希望。
只是，我们如何引导这消费力、留住这消费力呢？
长期以比较优势形成的出口依赖，以政府强势主导的投资驱动，都已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启动新型消费力量，实现以消费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型，这是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再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改革30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等收入群体崭露头角，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另一番情景：一是先富者投资转移，二是奢侈品消费转移。出境采购火热一时，给众多国外商家带来一片惊叹和欢呼，纷纷兴起针对庞大中国游客消费群的特别服务。这两个转移，两头在外，无可厚非，自是全球化背景中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也应清醒思考，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转型和社会融合，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
如何留住民间消费力，社会已有各种各样的求解：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增开免税商店，
减少流通环节，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市场监管，等等。应当有效，但也有限。全球化，地球村，这样的市场启蒙已有多年。人员流动，疆界已经突破，出国旅游购物，已是寻常百姓之事；网上交易，也已畅通无阻，城市白领中青睐海外网站购物的“海淘族”已越来越多；文化辐射，更是无远弗届，各种消费时尚、消费新潮，正以令人艳羡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被推销到世界各地。刚刚从温饱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眼界大开，正带着热望放开脚步争相搭上消费时尚的特快列车。
换一种视角，从消费理念、价值取向和社会意识去寻找吸引回流民间消费力之道，如何？估计有效，但也很慢。放眼世界，韩国人一直保持发扬民族“身土不二”的传统，“韩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身体”。日本的农产品保护堪称严密，大米作为日本“国米”“政治米”的象征，更有政府精心构筑的贸易壁垒，而日本国民高价食用国产大米，也已成为一种消费习惯。就连自诩是“最为开放”的美国人，也未能免俗，对其国内的就业岗位倍加呵护。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新年国情咨文，特别呼吁美国企业应该停止将就业机会转移国外。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近日也纷纷跟进，指责苹果公司“将大量就业机会输出中国”。我们呢？既要有全球视野，更要有中国视角，不可头脑晕眩，先自做起世界公民的美梦。
市场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资本是有旗帜的，经济是有竞争的，国家是有利益的，民生是有指向的。
扩大内需，既要提高居民收入，也要开拓市场空间，既要开掘潜在消费力，也要留住现实消费力。在市场规律、国际规则的约束中，在民生权益、消费自由的保障中，更为现实的应对，更为有力的引领，还是靠中国制造的创新和升级，靠中国企业的转型和进步。
升级消费是其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跃升和现代消费文化的传播，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在转换，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费鸿沟在跨越，农村消费城市化，城市消费现代化，已是大势所趋。麦肯锡所做的中国消费者调研报告中称，2008年到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增长中有一半来自消费升级。这是对中国企业产品创新最有力的倒逼和激励。绿色消费是其二。为什么洋奶粉在中国市场能够横行无忌迅猛扩张、能够连番涨价攫取暴利？为什么一些国际资本大鳄紧紧盯住中国的现代农业不放，争相把食品全产业链作为他们的下一个投资金矿？本土企业的市场伦理建设、社会责任提升，亟应摆上重要议程。文化消费是其三。从实用消费，到品牌消费，价值消费，这是一个趋势。从文化历史中不断探寻品牌价值，并结合精致的做工，是欧美国家奢侈品遵循的创新之道，却也是中国奢侈品牌的软肋所在。苹果前CEO 乔布斯曾将他的经营哲学描述为试图生产出处于“艺术和科技交汇点”的产品。正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把苹果转变为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还有长期为世人称道的瑞士钟表业的“工匠精神”。员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对待每一款产品，专注于手表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其中凝聚了设计师与制作者的灵魂和思想。这种“艺术思维”和“工匠精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学习和进步的。
时下，在全球资本的凝望中，在政府战略的蓝图中，中国不仅是活力四射的“世界工厂”，还将是魅力无限的“世界市场”。世界将中国看好，向往着并追逐着。中国本土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更当奋起直追，去深耕这一片肥沃的土地，去征服这一方辽阔的疆场。
2012年《半月谈》第4期
呼唤“实业精神”
稳中求进，发展转型，亟须活跃实体经济，重振实业精神。
民间资本热钱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给正在崛起的中国制造敲响了声声警钟。坚决抑制
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现象，防止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和过度膨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广泛共识。
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真实源泉，是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鉴于我们人口总量巨大、就业矛盾突出、经济起点偏低的国情，更不应该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主线。
我们不必一味地叹息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太弱。短缺经济时代的低成本、低风险、高增长、高赢利状况已不复存在，人口资源丰厚、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已呈衰减之势。微利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企业进入创新驱动的成长阶段。这是经济常态的回归，市场竞争的本真。
我们不可悲观地断言实体经济发展空间不大。即使是传统制造业，也并非无利可图，它的盈利瓶颈也并非不可打破。关键看能不能用现代工业装备去改造它，用现代科技成果去转化它，用现代服务体系去支持它。
现实的路径，一是提升附加值，向科技提升，向文化提升。二是拉长产业链，向市场深层拉长，向曲线两端拉长。三是抢占制高点，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高新技术产业。时下，传统产业业态的创新已成潮流，正为众多企业催生出更为强劲的竞争能力和更为多样的发展机遇。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判断实体经济发展高峰已过。一些投资专家习惯性地拿出美国的文本来解读中国，认定从工业制造到金融主导、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是经济规律，是发展历程，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潮将由实体化转向金融化。
确实，金融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不可误读美国文本，这金融化并非是对实体化的挤出和背离，而应是对实体化的支持和提升。审视眼下这场令全世界都痛苦不堪的金融风暴，正是从美国的过度金融化中埋下祸根、从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中骤然引发。
美国人正是在痛定思痛中，开始思考增长模式，举起再工业化的旗帜。奥巴马总统有言：“我们不能在沙上重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我们的房屋”。美国的深刻教训，应当成为我们的宝贵教益。
如何去全力增创中国制造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去源源催生实体经济永远年轻的生命活力？
企业需要锻造“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这就是德国企业家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表述的“就算做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的精神，就是瑞士钟表匠们在他们行销世界的机械表中洋溢着的一丝不苟、如痴如醉的专业素养和艺术气质。
这才有当下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才有全球实体经济潮涨潮落中瑞士钟表的国家象征和永恒经典。微利时代，最为宝贵、最当珍惜的，就是这种工匠精神，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稳得住根基。
一当选择，便以心相许，不离不弃，精益求精，做到极致，做出境界。环顾当下生存艰难的企业，依然在低端市场恶性竞争中等待观望一筹莫展、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一无所有得过且过，正是缺乏对工匠精神的坚持、追求和积累。
员工需要培育“爱企如家”的融入文化。有最新社会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短工化”趋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转换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城市。他们在劳动压力承受、劳动报酬期待、精神文化需求、职业发展空间和城市社会融入等方面，与他们的上辈有着明显不同的诉求。
缺少劳资和谐的联系纽带，缺少爱企敬业的企业文化，怎么可能稳定他们的就业心态、激发普遍的蓝领创新、保障企业的基业长青？显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劳动收入，健全培训制度，拓宽成长空间，建设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敬业文化，增强农民工的尊严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努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和“企业主体”，应当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取向。
全社会需要立定“实业为本”的发展理念。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企业的发展引领。提升
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必先强化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近来高层接连出台重大举措：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中小企业困苦不堪的税费负担过重问题；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深化金融体系创新，探索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
阵阵暖风吹来，令人欣喜，也引人期盼。社会的舆论环境，也深深地影响着企业的抉择取向。提升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还当强化实体经济的自信力。我们应当少一些浮躁情绪，多一份从容心态，少一些投机思维，多一份实干精神，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氛围，真诚地尊重每一个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和创新的潜力，尊重每一个企业家坚守的品格和创造的梦想。
金融危机尚未终结，发展转型难关重重，中国经济再实体化正面临更大挑战。最要紧的，不是重走传统老路，也不是单一的技术进步或市场开发，而是一种执著于发展实体经济的精神的锻造和文化的培育。
2012年《半月谈》第5期
切实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2012年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努力实现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关系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再次明确了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即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2005年，中央提出“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2010年，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强调，“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2011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促进就业规划时进一步明确，“要切实把就业作为
民生之本，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近年来，我国各地“用工荒”愈演愈烈，为何中央对就业工作却越来越重视？
实际上，当前及今后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据研究，“十二五”时期，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平均每年为1500万以上，加上每年结转的近1000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500万以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十分突出，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现象将并存。上述复杂情况的存在，决定了我们促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
另外从经济发展看，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已经减弱，促进国内消费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途径。而促进消费的根本出路，就是促进劳动者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
所以，中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是要将促进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将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依靠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以扩大就业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证。
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注重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成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在总体布局上，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和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更加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切实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转变为就业拉动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转变为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形成促进就业的综合性经济政策体系。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https://www.doczj.com/doc/06439103.html,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劳动者创业和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中的作用：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劳动者创业和自己组织就业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金融服务；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对外贸易政策。
三是根据实现更加充分就业目标的要求合理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评估对就业的影响。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予以考虑；在确定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以及对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进行重大调整时，都要重点考虑对就业的影响，确保更加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
四是持续加大对就业的资金投入，形成公共财政保障、社会各方面多元化投入的机制。促进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公共财政投入的重要方向。各级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在财政预算和支出中重点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建立起政府财政投入的保障机制。同时，鼓励社会各方面对就业的投入，形成公共财政保障、社会各方面多元化投入的机制。
五是要把就业效应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确保就业各项目标任务得到落实。要按照前不久发布的“十二五”促进就业规划的要求，把城镇新增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重点指标纳入政府综合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依据，并层层分解落实责任。
2012年《半月谈》第6期
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天地宽
实体经济的价值在回归，民间投资的路径在转向，求解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局已是全社会持续升温的话题——
或两眼向外：热盼银行贷款给予更多的倾斜支持，有效化解员工工资涨幅超过企业利润增幅压力，寻求突破外贸订单流失和内销市场开拓难关;或两眼向上：呼吁加大中小企业减税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平台。
我以为最要紧的，也是最核心的，还是两眼向内：增强体质，提升实力，超越自我，加快转型。
这转型，自然需要科技的自主创新，需要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更需要的，应是发展思维、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深刻转换。
这些年来，“用工荒”是大批企业老板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可以从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中寻找深奥的理由，但也应该从企业的“粗放型管理”中总结深刻的教训。在不少管理者眼中，员工就是打工的，就是劳动力，甚至就是“赚钱机器”，他们推崇的所谓管理奇迹，就是把生产链拉长到极限，把每个工人的动作简化到极限，以致员工的劳动成就感被降低到极限。
企业最可宝贵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而是员工。他们是人力资源，也是人力资本。一支稳定的、熟练的员工队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深厚基础;一线蓝领在岗的自主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竭泉源;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源的开发，是企业升级转型的强大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日益多元化，他们更加关注工资增长和福利保障，看重工作环境和上升空间。今天的企业，更加需要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同舟共济的发展理念，更加需要创造温暖宽松的工作氛围，和谐合作的劳资关系，在简单雇佣关系的超越中，在新型企业伦理的建设中，让每一个员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中成就企业的发展目标。
草根经济，乡土情怀，是民营企业的特质和本色。他们以血缘、地缘为紧密的纽带，依靠家族经营的低成本、高效率、亲和力，闯过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圆就创业梦想，从草莽英雄走向商界精英。今天，亲缘治理的优势渐已褪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提上日程。企业产权不清导致家族不和，管理水平滞后阻碍企业发展，排斥外来人才导致企业难以转型升级，这样的事例多有发生。当一种体制已经成为充分释放其容纳的生产力的阻碍之时，也就迎来了它的变革契机。
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应该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不断展开自己、书写自己、扬弃自己的变革历程。凡是有志于在市场化中闯荡在全球化中驰骋的企业，都应有更为开阔的胸襟和更为高远的境界——
社会化。破除封闭性的“沾亲带故”的家族治理、代际传承模式，面向社会广开门户，招引天下英才为己所用，在社会信用环境的完善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设中，实现向现代公司治理的转型。
组织化。发育民间组织，组建商会协会，规范经营活动，维护企业权益，协调利益矛盾，并接轨各类社会化服务平台，充分释放信息传递、融资担保、管理培训、市场开拓和中介服务等项功能。
体系化。从单打独斗到块状经济再到产业集群，企业在社会资源的整合中，不断壮大力量。从生产基地到研发机构再到服务网络，在产业链的运作协同中，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战略联盟，实现共建、共享、共赢。
在市场经济的不同时期，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企业家们彰显着不同的经营取向、路径选择，也发育着不同的企业形态、竞争特性。跨越了民营经济的草创时期，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企业的生存状态，重新审视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当年从改革开放的初潮中率先崛起的第一批民营企业，敢闯敢试，敢先天下，勇于突破种种禁区;别具智慧，灵活变通，善于摸着石头过河;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开拓出一片片市场竞争的蓝海。今天看来，这种企业家精神依然弥足珍贵。在市场经济深化中，在全球经济融合中，民营企业还当发扬传统，忧勤惕厉，提高素质，升华境界，登高望远，整装再发。一个具有良知和信念的企业，不仅追求利润的增长，更应追求发展目标与社会、个人的协同。要让现代商业文明的契约文化、法治精神、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诚信商德、人文情怀，在每一个企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民营企业的创造精神，不断汲取新的营养，丰富新的内涵，焕发新的生机。温州人在民间借贷的风潮中，痛切反思要从“熟人温州”走向“规则温州”，浙江人在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大声疾呼要从“草根浙商”转型“文化浙商”，这，就是新的觉醒，新的跨越。
历史的进步，总是少不了艰难曲折。民营企业当下最重要的，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妄自菲薄，而应自尊自强，不屈不挠，在新一轮市场竞争的洗礼中实现新的转型、新的超越。而且，其间的优胜劣汰，本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也是民间投资健康持续发展的沧桑正道。
2012年《半月谈》第7期
第一代农民工的新梦想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步入人生的一个转折性时刻。
2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农民勇敢地从土地上走出来，更多地从西部涌向沿海，从乡村涌向城市，开始了新一波历史大迁徙，汇聚起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蔚为壮观的潮流，后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怀揣着与贫穷抗争的渴求，开始了对新的生活的追寻，同时以自己粗糙的双手和坚挺的脊梁，举撑起“中国制造”的奇迹。他们依靠自己的奋斗，赢得了举世钦敬的尊严和光荣。
20多年后，成千上万的第一代农民工重新背起行囊，挥挥手，告别朝夕相处的城市、车间和工友，告别人生中一段最沧桑的经历，毅然踏上西行的列车，与他们的后辈新生代农民工擦肩而过，开始了又一波历史大迁徙。
这不是完全的退出，也不是简单的回归。第一代农民工为生活、为梦想而打拼的人生大幕，并没有就此落下。城市是他们的坐标，市场是他们的学校，磨难是他们的财富，坚韧是他们的品牌。烈士壮年，雄心不已，他们还要行进，还要播种，还要耕耘新的天地。
他们的返乡，为乡村社会建设、乡土文明振兴，撬动起坚实的支点。历史当会记住第一代农民工。所在城市每一天茁壮的成长中，都有他们身心的投入；所在城市每一样幸福的民生中，都有他们默默的奉献。
他们努力融入城市的视野和襟怀，把自己的根深深扎下，但最后还是回到天地更为博大的乡土。他们真切感受城市的包容和友爱，但毕竟与土地还有着更多的千丝万缕的纠结，村庄留守的亲人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心中牵挂。
如今，他们回来了。赡养老人，教育子女，成为他们眼下的一个生活重心。“我们宁可回来之后收入低点，也要把娃娃的教育抓好。今后的社会肯定不会像我们当初那样有把力气就能找到活干，多学点知识才有出路。”
同时，他们也为乡村社会带回了不一样的生活理念和发展方式。他们的城市体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穿越之旅——从乡村文明进入都市文明。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筑起一座座高楼大厦，那是城市形象最朴实厚重的底色；他们用满腔的激情，喷涌出一首首打工诗歌，那是城市文化最真挚深沉的心声；他们用全部的才智，书写着一篇篇创业传奇，那是城市精神最鲜活清澈的滋润。
当他们再次回到故土家园，除了家庭生活的充实和修复，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其对乡土文化、草根道德的坚守和传承，以其对工业理念、都市文明的濡染和传播，成为乡村的新型主体力量。
在村庄日益显露的原子化、空心化、边缘化演变中，在村落社区、公共空间的重构和基层民主、乡村治理的推进中，他们将为新农村建设夯实更为坚固的发展基础，为新乡村文明平添生动活跃的现代元素。
他们的转岗，为传统产业转移、草根经济升级，催生着巨大的动力。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西进，推进新一轮工业化的追赶式加速，西部地区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能力日益增强，第一代农民工也在回归中找到了新的平台。他们是西部的优势性资源，是西部的基础性人才。他们的眼界更高了，头脑更活了，底气也更足了，立志要建设一种跟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
“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同样的工资，干嘛要跑那么远？”他们的忠诚敬业、吃苦耐劳，依然是就业竞争的本钱。他们还想更进一步，依靠自己初步的观念、技术、经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自谋职业，自己创业，开自己的店，办自己的厂。
地方政府也是慧眼识才，相关的扶持政策接连出台，劳动力技能培训普惠制度不断完善，一个个“农民工创业园”应运而生。即使再回到土地上，他们也要尝试做一回新型农民，职业化农民。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激励，科技创新和专业合作展示出来的现代农业光明前景，吸引着他们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
他们的梦想，为西部城镇勃兴、县域加速发展，蓄积了深厚的能量。这些返乡农民工心底都沉淀着浓浓的城市情结。毕竟，他们已经打开了窗子，领略了别一样风光，他们曾经流连在城市，拼搏过另一种人生。这种情结的释放，也是西部城镇化不可忽略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我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误区：竞相走大都市道路。城市化绝不等于都市化。发展大城市固然更有利于节约用地，也具有比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我们不可掉入单一经济思维的陷阱，还得有社会、民生的考量。小城镇，尤其是西部的小城镇，对于西部工业化的推进、三农问题的破解，都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而且，第一代农民工旧时的城市梦想，正是从家乡的小镇酝酿、发酵、升腾的。毕竟，家乡的城镇门槛更低，抬起脚跟就可轻轻跨过；血缘、地缘、亲缘，家乡的亲友关系更多，熟人社会的传统网络资源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家乡的田地庄稼更近，创业打工务农持家都不耽误。
西部一些城市在招工与招商同等重要的竞争中，已经鲜明地亮出了“身份留人”的重要砝码，明确提出，农民工转户进城可享受与本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农村权益依然可以保留，继续享受，在户籍改革中为第一代农民工打开了更为明亮、宽敞的机会之门。
岁月终将流逝，青春终将交替。但是，在第一代农民工的眼中，生活不会老去，梦想不会老去。
祝福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成就新的梦想！
2012年《半月谈》第8期
深化改革离不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化改革离不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改革是在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一场深刻革命，理论自觉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和辨证发展，成为改革的鲜明特征。当代中国一切改革的理论、政策与措施，归根结底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并需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改革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着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攻坚的进程更加顺利、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民所享。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对于改革本身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继续深化改革将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国情是“顶层设计”的基本依据，人民群众的实践则是“顶层设计”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认识来源。科学的“顶层设计”，是需要科学的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认识前提和理论指导的。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必须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照搬和移植别国经验，更是行不通。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当代中国改革最牢固的政治基础；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改革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这也是“顶层设计”的源泉、灵魂与基石。
群众路线是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从改革的决策来说，需要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汇集经验和智慧，又到群众中去发展完善，以形成正确的改革政策、策略与方法。从群众中来，是发现、提出问题，吸收群众智慧，并进行改革政策调研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是实施和检验改革政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相互割裂，或一次性就能完成的，而是辩证统一、循环上升的。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总是从群众中来。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到社会体制改革，无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特别是基层探索起步。这种探索往往由群众自发进行，来源于群众在实践中的需求。在改革中贯彻群众路线，会使改革的认识与实践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也使改革的办法与途径更符合客观实际，更具创新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蓝本。干全新的事业，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最需要的就是不断地探索，让群众的创造成为改革重要的经验来源。
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改革的所有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同时兼顾不同群体、不同方面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才能使各项决策既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又代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在改革中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就需要把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运用到深化改革之中，促进改革的决策、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
改革中的“顶层设计”，不是“另起炉灶”，也不应是“空中楼阁”，而是应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相适应，与群众的创造相联系。“顶层设计”不是从上而下硬推一套东西，而是要跟基层的创造性和群众诉求联系起来。脱离这些方面，撇开这些内容，是不可能有改革所需要的“顶层设计”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改革必须依靠群众。
总之，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注重“顶层设计”。要注重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性、连续性，避免决策之间出现矛盾、牵制，最大限度减少改革阻力。同时，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把基层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作为改革的原动力。
当代中国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停滞就意味着倒退。改革也不可能超越或脱离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改革的源头活水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改革的动力蕴涵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实质上是一种群众工作，深化改革需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的必由之路。
2012年《半月谈》第9期
青春在公益中闪亮
青春，是一种生机勃发、激情飞扬的人生，一种天下为怀、担当奉献的精神。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伟大时代，年轻一代的青春，应该赋予什么样的内涵，展示什么样的风采，沉淀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看到了“寻梦人生”：每一个青年，每一个梦想。他们不想重复父辈的经历，不甘接受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人生，从乡村到城市，从西部到沿海，从中国到世界，不断开拓多元发展的空间；我们看到了“创业精神”：在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和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中，他们自主地选择，创造，自主地把握发展的方式，实现人生的价值；更可宝贵的，我们还看到了“公益情怀”：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投身公益事业作为人生成长必修的课程，将爱心、责任，投入于每一项平凡、细微的社会服务之中，让青春在公益中生成着、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公益是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歌声浑厚雄壮。公益是新青年的成才之路，道路条条宽广。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开展10多年来，全国的志愿者们脚踏泥土，倾注心血，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推动合作化进程。每个假期，全国数以千计的大学生饱含着点燃梦想的激情，到边疆，到乡村，在一所所简陋的教室里书写朴素无华的支教故事。还有无数的义工，自愿、无偿地以自己的时间、技能和资源，关怀困难群体，建设爱心社区，成为许多城市引领风尚的一座座精神地标。还有广州等地青年的公民行动，保护城市文化景观特色和畅通城市建设民意表达的“口罩男”“举牌哥”“拇指姑娘”，展示了新一代青年对公共事务主动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他们用自己积极的行动和不懈的努力，生动地诠释着新时代青春的精神特质，塑造着新一代青年的崭新形象。
青年一代从公益中更深入地走进了大众生活。他们更多地执著前瞻取向，总是将目光憧憬着前方，把人生锁定在未来。他们更多地开拓世界视野，地球村的概念就是他们的生活界定，由此构建着人生镜像中的一幕幕宏大叙事。他们更多地彰显精英意识，一路走来，熏陶、期待的都是“望子成龙”的教育思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谆谆告诫。在社会层化、利益多元的时代，他们的心态是开放的，他们生活的经历却显得过于扁平甚至有些自闭。公益活动给他们敞开了一扇扇大门，从这里可以更便捷地沉到社会的深层，沉到平民的日常。在城市的边缘，在大山的深处，在辽阔的乡野，原来还有那样一种更生动、更真切的生活，原来还有那么一个更博大、更深厚的中国，令他们惊奇、惶惑和震撼。鲜活的中国国情不是书写在理论中，它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当你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体验，才能真正地感悟它，把握它，拥有它。认知了中国国情，你也就能够更自觉地认知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
在社会变迁中，青年一代也面临着诸多的诱惑和挑战。公益实践，为他们成长提供了另一方丰厚的沃土和宽广的课堂。青年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社会，同时也从社会收获了更多的成熟，汲取着更大的力量。底层生活中有生存的艰辛，也有生存的智慧。岁月的沧桑、风雨
的磨练给了人们必须的生存能力和丰饶的经验积累。平凡岁月中有人生的苦难，也有人生的坚韧。苦难标示的是生活的厚度，坚韧支撑的是心底的希望。人们从未停息对幸福的向往，在苦难的抗争中将希望的薪火代代相传。普通民众中有默默的承受，也有默默的创造。从家庭承包的改革，到中国制造的崛起，历史一再见证了这种创造的活力和能量。草根群体中有人性的芜杂，也有人性的闪光。这些年，正是在乡土，在民间，社会拥有了更多人性的真诚、淳朴和善良，感动着更多道德的自觉、坚守和传递。它拓展着青年的心胸，滋润着青年的灵魂。正是在公益实践中，青年的阅历在拓展，能力在增强，意志在砥砺，这是人生何等宝贵的财富？
做一个优秀的公益青年，不仅要崇尚文明，而且要播撒文明，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改造社会。从五四时期起，一代又一代青年就是这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感召中，推进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最积极、最有生气也最少保守思想的社会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够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一束束灯火，照亮他们童年的梦想，帮助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有爱心，有关怀，能够为处于各种困境中的人们施以心灵的抚慰，提供切实的援助，跨过生活的道道沟坎。他们又科学理念的武装，有现代文明的熏陶，能够为大众为社会增进民主法治的素养，传递公平正义的价值，维护公民的尊严和体面，张扬民众的权利和利益。相信青年蓬勃的力量，相信青春坚定的信念，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从自身的一言一行做起，他们必将赢得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必将创造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给我一片土壤，我就会用年轻的生命去努力耕耘。”公益事业中，有青年施展抱负的宏大平台，有青年改造社会的精神泉源。
青年一代要与广大民众相结合，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进步青年一路走来的传统，也是当今中国有为青年成长成才的必然。更具自主性、引领性和现代性的乡建、支教、义工、公民行动，种种公益活动，为这种结合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
仰望星空，寻梦星空，这是理想主义的召唤。脚踏大地，扎根大地，这是青春精神的根基。公益情怀，当是理想主义的自我实现，当是青春精神的永远聚焦。
2012年《半月谈》第10期
食品向何处寻找安全
涂药黄瓜，有毒豇豆，问题猪肉……如今又添上甲醛白菜，蓝矾韭菜。百姓从日常生活中一再品尝出“风险社会”的真切滋味。
人们急切地追问着：谁在颠覆食品安全？如何堵住污染源头？社会同声谴责那些黑心企业、不法商贩和被不断闯关的监管部门，舆论锋芒所向，还直指产地农民，呼吁对问题农产品开展原产地追溯，实施更严格的“身份认证”和市场准入。
这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些问题食品被一再生产出来？
我们没有依据把农产品都想象成是有毒食品，因为药物残留不等于药物超标；没有理由把农业生产都想象成是“一家两田”，因为农民很难保留不受病虫害侵袭的“飞地”和“特区”；也没有权利把农民都想象成是问题制造者，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同样承受着食品安全的巨大威胁，由于城乡公共安全服务的不平衡，他们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能不能转换视角，站到生产者方面，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去多想一想？
现在的城市消费者，眼光越来越高远，口味越来越多样。明明知道蔬菜基地早已跨市跨省，但市民们还是追求品相优先。可如何保鲜？对农民的确成了个大问题。明明知道当令蔬菜品质更有保障，市民们还是对反季节的分外偏爱。改变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或靠大棚种植，或靠药物催熟。猪肉仍是中国百姓的大宗消费。明明知道猪肉肥瘦比例最好顺其自然，市民们还是挑肥拣瘦，逼得生产者为提高瘦肉率寻找有害无益的瘦肉精，引进水土难服的外来猪。还有种养业都要遭遇的疫病和虫害，随着气候变暖、生态紊乱，防治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令人不免生出“华佗无奈”之叹，以致假药、禁药横行无忌
农民缺乏安全常识，无力辨认真假，难以抗衡商家，他们由衷欢迎政府部门的严格监管同时，农民更热切地期盼着：能不能尽快发明、生产出高效、低毒的新品农药，无害、廉价的保鲜药液，营养、健康的配方饲料，有效、安全的畜禽药物和种种神奇的生物技术？他们向农业科研院所、农资生产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发出了声声呼唤，让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更多地贴近农民、服务农民、造福农民！
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大力提倡发展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可成效如何？世人皆知绿色食品好，不知土地污染有多少。工业化突飞猛进，城市化跨越发展，我们也在吞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苦果。在城市产业“退二进三”的结构调整和城市居民权益意识的日益高涨中，众多污染企业纷纷夺路下乡，农村成了蓄污池，重灾区。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有2000万公顷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
农民已经从自身的生产效益、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中日益深切地感悟到科学发展的道理，政府也由此感受到日益强烈的转型压力。原先奉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应当彻底摈弃，那种不顾资源和环境后果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生产方式应当彻底转换。农民渴望从绿色、健康、安全的现代农业进步中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获取更多的幸福感受。
同时，治理重金属污染已是迫在眉睫。推进土壤修复，在“刮土疗毒”中恢复土地生机，从食品安全看，自是一项治本之策。从拉动内需看，也是前景诱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实，农民中也蕴藏着对食品安全、绿色价值的强烈向往。“有机大米，至少20元一斤，还要VIP客户直接向公司订购才能买到。”可是，农民在绿色推销中，发现到处都有真真假假的认证和标志，谁相信你卖的就是“有机”？无情、错乱的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劣币驱逐良币”的活剧。即使有“教授”帮你“卖大米”，也难免遭受市场冷遇。
分散的个体农民很难在市场上建立起与城市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怎么办？认养农地，开辟为城市家庭订单式代种、代养的“自然农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这种思路受到市场范围、经济区域的制约，不易做大做远，很难成为未来食品供
应的主流。资本下乡，让具有全产业链运营实力的企业投入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这也是一种思路。只是，资本主导、行政推动的大规模圈地，能不能让农民分享开发高品质农业“金矿”的财富效应，会不会剥夺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历史机遇，还须慎重。
我们不能忽略农民绿色经营理念的启蒙和提升，不能忽略农民面向组织化、标准化、专业化绿色食品供给保障体系的参与和引导。这就需要在农业生产方式、经营规模、产业链接和组织形态诸方面来一场深刻的变革。显然，从合作化突破，是一个科学、便捷的抉择。
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已经形成潮流。我们还应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疑虑，放开脚步，从专业合作到整体合作，从生产环节到产业全程，从一村一社到区域联合，不断拓宽合作组织参与农超对接的渠道，健全社会化服务的体系，培育产品形象品牌经营的文化，给合作经济以更广阔的天地，给绿色发展以更坚实的支撑。
道德的义愤代替不了科学分析，媒体的责任还在于引导建设。
如何保卫食品安全？还得向源头探索，从潜心关切农民需要、深入求解“三农”问题着力。
2012年《半月谈》第11期
文化发展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庄严宣示，距离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近70个年头。
从文化唤醒民众、文化发动民众到文化服务民众，从革命文艺的雄壮乐曲到文化强国的伟大纲领，“以人民为中心”，是7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始终求索和追寻的主题。
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才能切实反映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只有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有效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中国文化事业不断发展：1700余家展览机构免费向公众开放，乡镇综合文化站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广播电视村村通覆盖全部已通电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这是一个人民文化权益彰显、公共文化勃兴的时代。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壮大：2002年至2011年．我国电影年产量和票房分别飙升7倍和13倍，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大国，我国还相继成为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和第一大图书出版国，与此同时，5.13亿人走进网络生活……这是一个文化产品极大丰富、文化生活日益多彩的时代。文化走向市场，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旅游结
合，形式不断发展，业态不断丰富，这一切让亿万人民有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选择。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文化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一些文化产品内容脱离百姓生活、背离群众关切；百姓参与文化创造、文化建设的程度还不够高；低俗、媚俗和庸俗的现象仍然存在，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有待增强。
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创作者更多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用心体会，才能深刻领悟现实变革和社会进步；深入群众，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真正获知群众的所思所盼。但是目前少数创作者不愿意贴近现实，不能走近百姓，他们对资料和网络的依赖性远大于对田野和现实的关注度。
以一时间充斥荧屏的“宫斗剧”为例，无论是人物、故事、叙事都有同质化问题。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缺少人间气息、人性温度的玄幻与仙侠、惊悚与悬疑类作品，被一些人看重，被改编成影视、动漫、游戏等延伸产品，甚至以“全媒体”方式流传。
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让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沃土。我们需要关注诸如城市化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变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还有哪些期待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关注诸如“蚁族”和“大学生农民工”这样的新群体，关注他们的奋斗，也关注他们的速茫。只有这些才能承栽当下，启示未来。
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需要让人民真正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但现在一些地方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上，长官意志多于百姓意愿，指令计划多于群众创造。如何更好地让人民参与到文化建设和创造中来，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更需要尊重群众的文化创造，发扬群众的文化创新精神。
我们看到，在重庆巫溪县，农民与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牵手，创办乐和书院，建设“乐和家园”，对于巫溪农民来说，这是改变自身生活的一场社会实验，也是他们参与重塑自身生活生产方式的一场文化变革；在江苏如皋，不同于别的地方的送戏下乡，这儿是送戏进城，而且所送之戏全都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自己排练、自己演出的，来自农村生活，反映百姓心声……这些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让群众唱主角，这样的文化才是有根的文化，有活力的文化。
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还需要发挥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不得不指出，当前文艺界仍然存在“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的现象，“码洋至上”“收视率至上～上座率至上”，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哪怕庸俗、低俗、媚俗，一些人也会不遗余力地炒作、跟风。更应警惕的是，现在有一些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名，行迎合低俗、媚俗之实。
抵制“三俗”，我们看到了相关部门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还应该用更好的激励和评价机制调动创作者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去占领阵地，发挥主流
价值的引领作用，让“三俗”没有立足之地。
文化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文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文化发展的成果应该由人民共享。7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文明与中国历史纵横交汇的坐标上，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历经盛衰荣辱的中华文明满怀自信，扬帆起航。
2012年《半月谈》第12期
迎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春天
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在国际金融危机未见好转、国内市场需求不振、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毫无疑问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稳增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举措。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很大不同，有其独有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比如，相对于传统产业，其发展程度不够成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技术更新换代快，存在较高的风险，如果一味追求发展规模或速度，很容易陷入“技术陷阱”，即庞大的产能都是建立在逐渐淘汰的技术上，投资越多，损失越大。那么，发展的路径是什么？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注重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决策层的冷静和审慎，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更强调新兴产业发展的“健康”而非规模或速度。
作为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近两年在国家和地方经济部署中，“出镜率”非常高。虽然产业发展刚刚起步，但同质化发展苗头已经有所显现，而这极易引发价格战、地方保护主义乃至市场的人为分割等恶性竞争行为，导致有限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和利用。
从战略全局来看，新兴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必须实现各方力量的有效互补，形成一定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应，才能不断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因此新兴产业的发展绝不能一味依赖政府力量，搞低水平重复布局。
各地政府应改变以往过度关注规模扩张的做法，转而更加重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产业技术体系的完善，帮助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克服市场化瓶颈，搭建共性技术的公共供给平台。毕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市场的充分竞争性行业，理应属于市场驱动而非政策拉动型领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亟需的还是良性市场秩序下的市场竞争自由。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抓手是技术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对比“技术发明→成果转化→产业兴起”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可以看出创新不足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新兴产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谈及新兴产业发展，目前各界热衷的话题是其未来的美好前景，而对其研究基础薄弱的
事实则相对忽视。事实是，目前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建设投资增长较快，研发投入不足，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许多行业仍处于低端制造层面。显然，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仅依靠要素投入和政策引导得以解决。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理念应该进一步强化，进而充分调动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和行业发展的论证阶段，也应该给予企业更多的话语权，多倾听企业的呼声和要求；此外，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也应被视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只有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真正被调动起来，基础研究的整体实力才可能稳步增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才能加速。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最终落脚点是培育拓展下游市场。
市场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再好的技术都只有通过市场检验、获得市场认可，才能最终为整个产业壮大带来强劲的动力。我国绿色发展的市场潜力巨大，仅节能环保领域全国每年就有上万亿元的需求，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能够为相关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但市场潜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需求。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仍处于市场培育阶段，很多行业都面临市场化瓶颈。与出台产业规划相比，利用相关政策刺激下游的市场需求，可能是更加有效的手段，通过需求拉动产业发展，从而将竞争和行业格局交由市场去解决。如果某些领域的技术瓶颈得以突破，但下游产品市场却未打开，技术的应用和效果也无法得到体现。某些地方政府封锁本地市场的行为，实际上是削弱了我们自身的优势。
我们要谨记经济发展规律，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看待，切忌短期行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产业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一个系统性的管理变革。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心，更要有耐心，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不能猛踩油门、猛踩刹车、猛转方向。
2012年《半月谈》第13期
多为民生谋创新
总是不断地有一些民生话题在社会舆论中激起层层波澜。譬如时下由保鲜蔬菜、药袋苹果引发的食品安全，便令国人满腹忧虑，火上心头。或批评政府监管失灵，或指责商家丧尽天良，或埋怨农户祸起源头。何不拓宽一下思路，尝试从科技创新的视角去寻根求解？
多从民生需求开发课题，多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自主创新，让社会的科技进步成果更多地造福大众，让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健康、更舒适、更安全、更幸福。这是我们应当坚守的科技伦理和发展价值。
科教兴国，早已成为国家坚定不移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日益坚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战略基点。在当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波波冲击中，世界各国倾心竭虑，在轮番推出紧缩与刺激治理新政的同时，把希望寄予未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再造，纷纷出台新增长战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声已经隐约可闻。中国发展也正穿越重重风险急速迈入崭新的转型时代，从“中国制造”力推“中国创造”，把自主创新的重心转向更具引领性、更有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标志性重点工程。这是国家发展大计，自应戮力以赴。但是，我们亦应清醒，国计与民生，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既要集中力量办攸关国计的大事，也当全心全意办造福民生的实事，坚持创新为民，坚持把以人为本贯穿科技工作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就以倍受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为例。水系污染、土壤毒化，已经极大地侵蚀了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根基，如何去加快实施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大量剧毒农药，盲目过量施用，给食品安全留下无穷隐患，如何加快研发、推广可以降低残留、提高作物品质的生物防治？今
天的城市消费者菜篮子越拎越俏，追求品相，口感第一，于是，“甲醛白菜”“药袋苹果”趁隙而生，有禁难止，如何为菜农果农生产出安全、廉价的保鲜药液和无害、有效的生态套袋？
民生科技，牵涉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生产安全、生命健康、生态环保和生活富裕。跨越二元社会鸿沟，实现民生科技创新的城乡统筹，也应纳入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化的整体架构和建设进程。正在新兴中的“智慧城市”工程．充分借助物联网优势，全面创新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和城市管理系统，打造智能楼宁、智能家居，数字卫生、数字交通，电子政务、电子菜箱……这一切，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社会的管理行为，城市民生在现代科技之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焕发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无穷魅力。如何实现从“智慧城市”向“数字乡村”的跨越，让现代民生科技创新更加便捷地向乡村延伸、辐射、推广，用城市文明嫁接、改造、提升乡村文明，实践“乡村，让人们更向往”的梦想，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令人欣喜的是，“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在一些地方破题。他们把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作为重要载体，提供整合型、体系化涉农信息服务。“信息田园”通过短信、语音等方式方便快捷地提供农业气象、农业资讯的综合信息；“平安联防”用户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借助话机，轻松实现邻里乡亲的报警互助；“乡镇黄页”一户一册，为农村居民生活提供各类信息指引；“智能农业”让农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通过手机、PC机获取农作物温湿度等相关信息，实现农业工程的全程智能化。“数字乡村”为广大农民描绘出一幅全新的新乡村文明美好蓝图，给万千农户带来了一种共同参与、创造、享受的“乡村版”幸福生活。
民生的内涵是丰富的，民生的需求是多元的。在社会收入分化、消费水平分层的背景中，在政府扩大内需、商家开拓市场的取向中，一部分先富人群，因其有更为强劲的消费能力、更为旺盛的消费欲望和更具个性的消费选择，很自然地赢得民生科技创新服务的特别眷顾。由此，也引发了种种“为富人服务”的社会争议。其实，努力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也是为民生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这不能构成我们可以有意漠视、侵夺弱势群体、贫困家庭消费权益和生存资源的理由和借口。而且，单从经济拉动和发展转型看，草根群体中同样蕴藏着不可忽略的消费潜力。只是我们过去更多地在遭遇发展困境、经济下滑之际，才猛然醒悟，才高调出台相关政策“拉动农村消费”，推动“工业品下乡”。但是，这些下乡的产品中，有多少是专为农民量身定做、设计创新的呢？
我们不妨放开眼界去借鉴一下印度的经验。“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们忙于解决富豪的问题”，而印度的许多科技人员、商家企业却执著于别样思维，致力于中低收入市场产品创新。一部手机20美元，一个净水器43美元，一台冰箱70美元，还有号称“为穷人设计生产”的“全球最便宜汽车”，一辆2200美元……它销售的不是廉价的复制品，而是实用诱人的新发明。它认定即便再贫困的人群，仍有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印度总理辛格表示，技术最终要服务于贫困阶层．这一款“印度革新”不仅能扶贫济困，还能靠大量低收入者消费刺激内需，拯救经济，既拓宽了民生科技路径，也转换了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治国理念。
为民生创新．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创新，这一科技伦理和发展价值的践行，需要响亮的宣示，更需要政策的跟进和扎实的作为。
2012年《半月谈》第14期
以改革促进民间投资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同时谈到了“稳增长”与“新36条”这两个热门话题，富有深意。
温家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
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今年年初，中央审时度势定下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今年稳增长的压力会是如此之大。欧债危机仍在蔓延，美国经济不见好转，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问题，全球几个主要的经济体需求不振，中国出口滑坡是必然的。消费提升在短期内难有“灵丹妙药”，剩下来的就只有投资了。
时下促进投资增长的动力应向何处寻找？民间资本。我国现在的银行资产超过110万亿，银行存款80万亿，其中民间积蓄有多少？根据央行报表，到2012年5月底，不算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单位存款，我国光个人存款就有38万亿元。温州有一项统计显示，沉淀在民间的资本为4500亿元到6000亿元，如果按温州民间资本占浙江1/4到1/3来估算，浙江省的民间资本规模应有2万亿元左右。
由于民间偏好等因素，我国储蓄率长期畸高是事实，但是我国民间资本由于出路不畅而呈现诸多“投资乱象”也是事实。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去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认为，活跃在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量达1100亿元。还有就是炒房。在股市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楼市成为有投资意向的民间资本的主要去处，如果这类购房“刚需”得不到消解的话，楼市价格非理性上涨的压力将难以消除。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为破解社会反映强烈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确保“新36奈”得到落实，国务院各部委赶在2012年7月份之前发布了“新36务”实施细则。
其实就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来说，“非公36条”的内容已经涵盖了。所以“新36条”也好，“新36条”实施细则也好，起到的更多是细化、深化的作用。相关精神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路径，搭建有效的平台。
许多民营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有些领域民企是无法与国企竞争的，即便有竞争也是在不公平条件下进行的。全国工商联曾对民间投资的困难和障碍进行专门调研，归纳出了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四方面问题，一是行业准入存在不少障碍，二是融资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三是民间投资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四是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需要不断改进，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仔细分析民间资本进入某些垄断领域的障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政企不分形成了相关垄断行业的天然“保护伞”；其次，一些央企的规模优势与经营历史使其形成垄断，民资很难有对等的话语权；第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出于对民间投资经营能力的不放心，不敢放手让民资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稳增长还要与改革结合起来，用改革的办法，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这些话说到了促进投资合理增长的点子上。当前要想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稳增长中来，光靠政府发文件表态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加快改革，用改革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信心。
这些改革措施应包括，坚决推进机构改革，改变一些部门政企不分的现状；清除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在某些领域对民资进入设置的种种障碍，保障民企与央企竞争、合作中的平等权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创新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的形式，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快实施债券融资等资金筹集方式改革，为方便民资进入搭建有效平台。